更新时间：2023-11-10 15:47
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С.М.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1887年6月19日－1939年10月19日），俄罗斯人类学奠基者，现代人类学先驱之一，通古斯研究权威。
史禄国生于帝俄世家，接受了西方传统的古典教育，通晓多种语言，包括许多通古斯语言。
1906年，他前往巴黎大学（索邦大学）和人类学学校学习，后返回俄罗斯，进入圣彼得堡大学自然科学系，但后来转向考古学和人类学。在拉德洛夫的指导下，他开始研究通古斯人的民族志，并参加了东北中国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考察。
1912年，他开始研究满族的民族志。1915年前往中原地区偏远地区——黑龙江省上的黑河市地区（今黑河市）进行田野调查，研究保留了独特语言和生活方式的满族人。
1917年至1918年，他在北京对在中国环境中生活了近300年的满族人进行了研究。
1910年毕业于巴黎大学人类学院，在当时西欧文化中心，受资本主义上升期实证主义、进化论熏陶，把人和人所构成的社会和所创造的文化看作自然的一部分，用科学方法来探讨其规律，研究通古斯；回国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帝国科学院做研究，26岁（或28岁）成为帝国科学院人类学学部委员（1915年）。
1912-1913年在俄国后贝加尔，1915-1917年在我国东北地区多次就通古斯人和满族，做民族志学、考古学和语言学调查。
这些工作因1917年俄罗斯政权崩溃而中断，研究性质被改变，再也没机会继续通古斯人研究和满人研究，流亡中原地区，1922-1930年先后在上海、厦门市、广东省等地的大学任教和做研究。
1930年以后在北平台湾辅仁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到福建省、广东、云南省和东北等地进行过学术调查。
随着苏俄内战的爆发，什罗科戈罗夫一开始留在了远东大学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分校。1922年，他前往上海市出差，打算将他的一些作品（包括《满族社会组织》）印刷出来，但由于海参崴在1922年沦陷给了共产党，他留在了上海，成为了该市的俄罗斯社区的一员。
1928年，什罗科戈罗夫加入了中国科学院的民族学部，由蔡元培领导，并与妻子和杨庆坤一起在云南对彝族进行了田野调查。他还在后来搬到台北市的台湾辅仁大学任教。此后，他成为清华大学的第一位（也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唯一的）人类学教授。在最初的几年里，人类学的地位在行政上一直在变动；该系最初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后来改为“社会学”，但它是“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是费孝通的硕士论文导师，费孝通于1933年到达该大学。费孝通以与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关联而闻名，但费孝通本人表示，什罗科戈罗夫在他的学术发展中更有影响力。什罗科戈罗夫在清华的另一位学生是许富文，后来许富文对他的评价不太好，多年后抱怨他的“专制”和“威胁人的”个人风格。什罗科戈罗夫与其他外国侨民威廉·施密特和布朗的关系也相当糟糕。
史禄国，世界级人类学家，有些方面超过马林诺夫斯基。史禄国被认为ethnicity(民族性)概念之定义的首创者。他认为“ethnos是人们的群体，说同一语言，自认为出于同一来源，具有完整的一套风俗和生活方式，用来维护和崇敬传统，并用这些来和其他群体作出区别。这是民族志的单位——民族志科学研究的对象。”这和近几十年来在中国背得烂熟的“约瑟夫·斯大林”民族定义基本上相同，只少了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这两要素。史禄国在世时，这种话在苏联没人敢说，更不会见诸文字。
史禄国强调心态研究原是出于他研究通古斯社会文化中特别发达的Shamanism，一种被通古斯人认为是人神媒体的巫师。过去许多人把它看作迷信或原始宗教，史禄国则取实证主义立场，把它作为一种在社会生活里积累形成的生理、心理的文化现象来研究，并认为它具有使群体持续和适应一定客观环境的作用。这是功能学派的基本观点。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分析也取此看法，也把文化看成是人类为了满足人的生物需要的手段，但是不像史禄国那样深入到生理基础去阐明这种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而是局限于以生物基础的“食色性也”为研究社会文化的出发点，去说明各种社会制度的功能和结构，在理论上没有史禄国那样深入。史禄国的生物学基本训练似乎比较深透些，把人类学的出发点深植于人体的本身。他更把人体结构和生理机制看作是生物演化的一个阶段，尽管人类比前阶段的生物种类发生了许多质的变化，但这些变化的基层还是生物的机制。他甚至在他的Ethnos理论中说“在这些单位(Ethnos)里进行着文化适应的过程，遗传的因素在其中传袭和改变，在最广义的理解上，生物适应过程即在这单位中进行的。” 他和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人类学的差别也许就在这里。
他的Ethnos论最精采的分析是可以用算术公式来表示的一个可视作Ethnos单位，即民族认同的群体，在和同类单位接触中所表现出各自的能量。这能量是这单位的地、人、文三个变量相生相克的综合。地包括生存的空间和资源，人包括成员的数和质即生物基础，文是人造的环境，包括社会结构和文化积累。三个变量相生相克的关系中表现向心力和离心力的消长。在相接触的各单位间能量上平衡的取得或失却即导致各单位的兴衰存亡的变化。所以他的理论的最后一句话是“Ethnos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人类学就是研究Ethnos的变化过程，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民族的兴衰消长，是一种动态的研究。
史禄国把体质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基础训练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他所讲的体质人类学决不限于体形学(人体测量学)，而深入到生理现象、从人体形态的类型发掘其生理上的差异，一直到人体各部分生长过程的区别。如果停止在这里，还是生物学的范围。他在理论上的贡献也许就在把生物现象接上社会和文化现象，突破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从宗教信仰进入所谓意识形态和精神境界。这样一以贯之地把人之所以为人，全部放进自然现象之中，作为理性思考的对象，建立一门名符其实的人类学。
正因为他把人类作为自然界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他的眼光一直看到后人类时期。宇宙的发展不会停止在出现了人类的阶段上。我们如果把人类视作宇宙发展的最高阶段，或是最后阶段，那么等于说宇宙业已发展到了尽头。这似乎是一种人的自大狂。在读了史禄国的理论后，油然而生的一种感觉是宇宙本身发生了有“智力”的这种人类，因而产生了社会文化现象，其后不可能不在生物基础上又冒出一种新的突破而出现一种后人类的物体。这种物体所创造的世界将是宇宙演化的新阶段。当前的一切世态不过是向这方向演化积累过程中的一些表现罢了，EthnoS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此深的目光、宽阔的视野，广博而深奥的理论，表明，他比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思路上高出一筹。而又不幸受制于文字表达的种种困扰，他之不为人所知是不足为奇的。
他1922年后在上海、广州市、北京期间，由于不熟悉汉语，无法进行社会调查，但还是利用他在体质人类学的基础训练，在各地进行人体测量。1924-1925年间发表了三本有关华东、广东省、华北地区的中国人体质研究的科学报告。他还应用他在体质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中原地区古代史上人口流动作出过富有启发性的推测(见《北方通古斯》中译本228页附图)。这三本有关中国人的体质研究至今还是空谷足音，并无后继。
史禄国对人类学的主要贡献是通古斯研究。他所著有关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和心态研究这两大巨册现已得到高度的声誉，是举世公认的权威著作。他以深厚的语言根底，不仅能掌握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字去接触和理解各族人民生活，而且用以分析各民族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的发展。史禄国不仅能纯熟地说通古斯各种语言，而且对语言本身进行深入研究，最后完成了《通古斯字典》，用俄语对译，1944-1954年在东京出版。史禄国坎坷的一生，终于抵达了他向往的目标，从人类的体质、语言、社会和文化所进行的系统研究环环都作出了传世成果。他没有辜负历史给他的使命，为开拓人类学作出了先行的榜样。
正在学术旭日初升之际，史禄国在无情的历史转变中遭严厉打击。他的学术旺季仅1910-1917年约7年，从1917年起就陷入坎坷。他在《北方通古斯》自序里透露过，1917年前在各地调查时，一路受官方殷勤协助，其后一下变成处处跟他为难的旅行。他在自己祖国被划入“反动学术权威”，名搞臭，书被禁。从1917-1920年他仆仆道上，行旅匆匆，甚至行李遗失，资料被窃。最后不得不远走符拉迪沃斯托克，仅一年就开始告别祖国，流亡异乡。
他在中国大学虽取得一职位，但他所讲的那一套理论，在中国不可能为同辈学者所理解。何况他又不能用他母语作媒体来表达他的学术思想，只能借助于他自认驾驭尚欠自如的英语来发表他的著作，传播面狭且不够透彻。甚至没有人身安全。有一次费孝通先生在他家坐谈，突然看见他神色异常，因为隔窗见到了几个外国人走向他家门。接着又见他夫人匆匆出门去把来人打发开了。他当时那种紧张的表情，给费孝通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才明白苏联克格勃是无孔不入的，模糊感觉到老师当时真有点大祸临头。
他在清华园里是个孤僻的隐士。生活十分简单，除一周在教室里讲一两堂课外，整天关在书斋里翻书写作。闲下来就听夫人弹钢琴。傍晚两人携手散步，绕清华园一周，每日如此。他这种遗世独立的生活，养成了他那种孤僻的性格，使人觉得他是个很难接近和相处的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