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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1913年1月—2004年6月8日），别名浦帆，四川万县（今属重庆市）人，历史学家，宋史、西夏史专家。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留任助教。其后历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研究员、原西康省政府秘书兼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川大历史系讲师，成都理学院副教授；齐鲁大学、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东方文教学院及川北大学教授。建国后长期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还任四川师范大学及宁夏大学兼职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职。吴天墀学问该洽，上自先秦，下迄明清，多所涉猎，尤长于西夏史、宋史和巴蜀文化史研究，成就斐然，学术影响遍及两岸三地及海外汉学界。专著《西夏史稿》1980年出版，《吴天墀文史存稿》由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吴天墀先生生平简介（刘复生撰写）
吴天墀先生于1913年1月出生于四川万县（今属重庆市），万县古时曾名南浦郡，中学时即寄寓异乡求学，故以“浦帆”为别名，寄寓怀乡之情。1934年在四川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38年6月毕业，成为川大历史系第一个助教。1940年秋起，先后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任研究员、西康省政府秘书兼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芦山县县长兼县立中学校长等职。1945年底返蓉在齐鲁大学哲史系任教。次年夏天，赴上海市在原川大历史系主任何鲁之创办的中国人文研究所任研究员。1947年回到成都市，除在川大历史系作专任讲师外，还先后在成都理学院、成都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东方文教学院、川北大学等校任副教授或教授。50年代前期以体力劳动为生。吴天墀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学术论文，是中国宋史的早期研究者，撰有《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和《张咏治蜀事辑》《烛影斧声传疑》等名篇。1955年，在徐中舒、蒙文通等先生的创议下，吴先生开始了西夏史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1956年秋，先生回到四川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任高级资料员。1978年重返教职，由讲师而副教授，1982年再任教授。贯注了先生长期心血的《西夏史稿》于1980年12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获得高度评价。徐中舒先生为之作序，称赞“这样一部文笔通畅、组织严密的新著，给荒芜寂寥的的西夏史园地带来了春天的气息”。1981年3月，与吴先生本不相识的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先生在初阅该著后的致信吴先生表示“特别致敬”说：“您的这部新著，我认为是近来出版物中少有的上乘之作，叙事之详尽，考证之精审，参考资料之广博，以至每条附注所体现的功力之深厚，均使我不胜佩服。所以，您这部著作之出版，不止是填补了西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在历史科学研究领域中增添了异彩。”1994年版《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是这样评价近几十年来西夏史研究的：“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亦重兴西夏和党项研究，充满活力的语言和历史研究论著不断出版。中国最重要的成果是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于1980年，后来又增补和修订再版。这部著作是当前最有价值的党项史的综合论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蔡美彪先生评论该书，“考订周详而不流于烦琐，叙事简明而不流于空疏”（《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西夏史稿读后》）。
《西夏史稿》问世一年半后，即得再版机会。因时间迫促，约二万字的新论只得以“订正和补充”形式按照页数行数列附于后。80年代初受《中国大百科全书》之邀，先生撰写了“西夏史”长条和一些短条。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先生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发表了好些引人注目的论文。例如《厮啰与河湟吐蕃》《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发生》《水神崇奉与王小波、李顺起义》《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夏称“邦泥定”即“白上国”新解》等。1998年9月，《吴天墀文史存稿》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有32篇文章，内容涉及宋史、西夏和西北史，有多篇书评予以高度评价（张邦炜《读吴天墀文史存稿》，载《西南民院学报》2000年增刊。刘复生《吴天墀文史存稿读后》，载《中国史研究》1999年4期）。
吴天墀先生长期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还任四川师范大学及宁夏大学兼职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职。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教育生涯中，笔耕不辍，诲人不倦，培养了多名硕士生和博士生，推动了四川大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吴先生在长期的逆境中，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治史”（王曾瑜先生语），为我国学术事业所作之卓越贡献，赢得学界同仁和师生们的广泛赞誉和敬重。
吴天墀先生因病于2004年6月8日在成都逝世，终年92岁。
吴天墀从大学时期就确立了以宋史和四川省地方史作为自己学术的主要研究方向。吴天墀一直希望能够增补傅增湘的《宋代蜀文辑存》，所以广泛搜集宋代四川地区的文献。早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吴天墀就发表了《宋代四川藏书考》一文，而在1984年又增补修订再刊。吴天墀通过宋代四川地区藏书丰富这个事实，来展现巴蜀地区在宋代的文化史、宋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吴天墀的很多文章都是涉及宋代四川社会的认识的，从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论述。
吴天墀在建国以前发表的宋史文章较少，一共四篇。而且这几篇文章都写于从四川大学毕业之后，吴天墀辗转于邓锡侯的绥靖公署、刘文辉的秘书处、雅安市县长等几处为官从政，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此时吴天墀的宋史研究专文也多是宋代巴蜀地区为官为政之事。《王安石的性格及其变法的是非》一文，彼时因时代潮流的影响，对王安石的评价一直没有定论。吴天墀从王安石的性格等枝枝节节的琐事，去分析王安石的思想及其行为。“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与其习性常常相互影响，知道这些，便能帮助我们容易了解王安石的为人。”《张治蜀事辑》一文，张詠两知益州，前后在蜀七载，善政行事足述者颇多。但在此之前，并没有学者关注到其识其学。吴天墀此文，对于巴蜀、张詠的研究都有积极作用。《烛影斧声传疑》一文通过考证与赵匡胤之死及其帝位之传授相关的各方面情形，来显露这一疑案最原来的状态。例如文中所说：“如李世民即位的情形，他的个性与行为，及他后来对于太祖子孙与其弟赵廷美的态度；又如太祖子孙曾有过的复位的企图，与当代社会心理的一般趋向。”
吴天墀在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宋史方面的研究专文较多。一是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尤其是历史学发展环境良好，二是吴天墀从1956年重返四川大学之后，进行学术研究的工作环境良好和资料来源较为丰富。这一时期的宋史研究专文收录在《吴天墀文史存稿》中的有八篇。吴天墀也一直紧跟中国史学界的发展，关注到一些重大问题。比如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研究者积极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对历朝历代的农民战争进行应有的历史评价，充分的肯定农民起义与战争对封建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吴天墀便通过研究王小波、李顺起义的相关问题，从而来考证农民起义对川蜀地区封建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王、李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发生》主要分析了起义在川西地区爆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从广大农民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尖锐矛盾和广大川峡人民和北宋政府尖锐的矛盾两个方面考证，最后推出王李起义对于巴蜀地区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王安石的相关研究再度成为历史学研究的热点，吴天墀紧跟史学研究的潮流，整理出《王安石生活散记》一文，主要是补充之前旧作《王安石的性格及其变法的是非》，进一步从王安石的生活实践来论述王安石的性格。同时吴天墀也在关注一些之前研究过的老问题，比如《宋代四川藏书考述》，吴天墀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就已经发表过宋代四川藏书的相关文章，经过四十年的收集再整理。
西夏史的研究，历来是中国史学领域中十分薄弱的环节。西夏建国几乎与辽、金、宋相始终，元人修辽、金、宋三史，而独未给西夏修专史。吴天墀除了有多篇西夏史以及西北史地的文章外，还有一部著作《西夏史稿》，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有影响的西夏历史著作，它在翔实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构建起中国西夏史框架，迄今的西夏史研究基本上是以《西夏史稿》的框架为基础的，只是随着文物考古资料和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出版，对资料和内容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一部30多万字的《西夏史稿》荣获教育部一等奖，并成为全国高等学校的教材。这部史料详实、丰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撰修的西夏史，是新中国第一部西夏史方向的专著。一经出版，立刻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台湾还翻印了这部专著。且还曾于2011年入选商务印书馆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该丛书中“四川省学者的入选著作有蒙文通先生所著《佛道散论》及吴天墀此书，仅两种而已。”
全书按照西夏的时代发展分为四个章节，分别介绍了西夏王朝的形成、前期与北宋对立、后期与金、南宋对立，最后一个章节介绍了西夏的社会各方面，在书的附录还分别介绍了西夏皇族的世系表、西夏各州名表、西夏大事年表和文献目录。据统计，本书的相关注释共有280条，约9万字，不少注释援引了大量的史料原文，并做了鉴别与考证，徐中舒曾在本书的序言时评价该书“史料充实，引据可信”，是西夏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吴天墀除了订正初版本的一些讹误外，又新写了《再版后记》及《西夏史文献目录续补》。《西夏史稿》出版之后，吴天墀在新的历史理念的导引下，继续以其扎实的学问功力，积极解决西夏史研究中的诸多学术难题：《唃厮啰与河湟吐蕃》《关于李继迁的卒年问题——对\u003c李继迁卒年辩证\u003e一文的商》《雄踞西北的党项族》《西夏称“邦泥定”即“白上国”的新解》《论党项拓跋氏族属西夏国名》等论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西夏史稿》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族源问题：族源包括党项民族的起源、演变和形成等问题。是研究民族史的一个基本课题。由于族源问题比较复杂，素来众说纷纭。吴天墀在《西夏史稿》中考证了西夏民族的族源问题。书中第一章西夏王国的形成从三个方面叙述了往夏王国的形成，分别是“生息在祖国西北的党项羌”、“在党项羌中成长起来的拓跋姓政权”和“西夏王国的出现”。这其中第一小节“生息在祖国西北地区的党项羌”中，就曾考证了党项羌的族源问题，还有西夏统治阶级拓跋氏出自鲜卑族系理由是否充足等。（2）民族关系研究：民族关系的研究涉及到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民族和民族政权等问题。《西夏史稿》中用了两个章节来叙述和考证西夏与其他政权的民族关系问题。主要从“前期西夏王国的政治概况”、“西夏建国初期的对宋战争”、“夏、宋和约的成立”、“夏、宋战争的再起”和“西夏的对辽关系”等五个方面考证了前期西夏王国的民族关系问题。第三章与金、南宋鼎力的后期西夏王国。主要是从“后期西夏王国的政治概况”、“西夏对金和南宋的关系”和“蒙古的进攻和西夏的灭亡”三个方面考证西夏与金和南宋的关系。（3）关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史：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也是史学界的一个重要方向。吴天墀在《西夏史稿》中的第四章西夏的社会形态中具体叙述了西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概况。分别是“西夏的社会性质”、“西夏的经济状况”、“西夏的政治军事制度”。
《西夏史稿》的刊出，成功的弥补了中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夏历史研究的空白。宏观上，《西夏史稿》中运用积极进步的民族观，这对后世历史学工作者尤其是西夏历史工作者产生深远影响。
邓广铭：（吴天墀的《西夏史稿》）我认为是近来出版物中少有的上乘之作，叙事之详尽，考证之精审，参考资料之广博，以至每条附注所体现的功力之深厚，均使我不胜佩服。
蔡美彪：（吴天墀的《西夏史稿》）考订周详而不流于烦琐，叙事简明而不流于空疏。
刘复生：在先生的治史生涯中，西夏史并不是最主要内容。以先生的学力，若治学环境稍顺，不知会写出多少超过《西夏史稿》的鸿篇巨制。
罗志田：先生之学，早年睿智，中年厚重，晚年博大，彰显出大师风范。天墀先生是胸怀天下的士人，又有明显的四川省地方特色。他素负经世之志，在国难时曾投笔从政，服务乡邦。这些经历给他带来很多生活的坎坷，也使他的学问更为通透。其论著的共性在于，既重视广土众民的国家里各区域、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及其独自特性，更强调基层社会构建，以及民间的文化、经济网络对维系国家的重要作用。这众多面相的关联互动，凸显出多民族中国那多元丰富的内涵。
1994年版《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是这样评价近几十年来西夏史研究的：“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亦重兴西夏和党项研究，充满活力的语言和历史研究论著不断出版。中国最重要的成果是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于1980年，后来又增补和修订再版。这部著作是当前最有价值的党项史的综合论著。”
2012年11月24日至25日，由四川大学主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举行。会议聚集了西夏学、宋史、元史和其他学科的众多专家和中青年学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台北故宫博物院等40多个研究、教学单位的专家学者及吴天墀亲属及生前友好共120余人参加了大会。
吴天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2024-04-02
“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国学网.2024-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