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恰科夫斯基完成于1975年的5卷本长篇历史小说，1978年有叶雯、江峨的中译本出版。

简介

《围困》反映的是苏德战争期间，列宁格勒围城战为主要内容，展示围困的惨酷与反围困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在德军兵临圣彼得堡城下的900个日日夜夜中，该城军民团结一致，坚守岗位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并最终粉碎敌人妄图攻陷这座英雄城市的阴谋的故事。以“卢加防线”、“普尔科沃子午线”、“列宁格勒节拍器”和“火花”四个城市保卫战的高潮为圆心，真实而又艺术地刻画了众多不同身份、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物的英雄形象。《围困》并不单纯表现列宁格勒保卫战，它还与其他的主要战役联系起来，从战略的高度上表现该战役的作用和意义。再现了约瑟夫·斯大林、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安德烈·日丹诺夫、格奥尔基·朱可夫以及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大本营的众多高级将领的形象，以及他们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评价

论恰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围困》

作者：陈敬咏

(摘自《当代苏联战争文学评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版；原文载于《文艺百家》1979年第1期，成书时有修改)

1975年，苏联热烈庆祝苏德战争胜利30周年。此时，恰科夫斯基在《旗》杂志上发表了长篇小说《围困》的最后一部分——第五卷第四部。小说最初问世于l968年。杂志每刊出一卷，苏联评论界就发表大量文章进行评论，全书出齐后，更是获得一片赞赏之声。《文学问题》杂志主编В·奥泽洛夫认为它是近几年苏联战争文学的3部优秀作品之一(另两部是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的第三部《最后一个夏天》和尤里·邦达列夫的《热的雪》)。《围困》全书尚未完稿，苏联电影界已为它赶拍了多集影片。最初两部片子《卢加防线》和《普尔科沃子午线》，终于在1975年5月初苏德战争胜利30周年前夕，与小说全书同时问世。 1978年，《围困》荣获苏联最高文艺奖“列宁奖金”。

这部小说之所以特受苏联党政各界的赞许，并立即成为畅销书，是有其政治、历史背景的。60年代苏联领导大力号召文艺作品写“爱国主义题材”。苏联军界领导人也亲自出场宣传动员。如1964年，苏联组织了苏联红军领导人同文艺界人士的会见。当时，苏联国防部长Р·马利诺夫斯基和苏军总政治部主任А·叶皮谢夫声称，艺术创作“应当特别注意反映战斗功勋，武装力量战斗史”，“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题材是如此迫切和重要，它应当在书籍和歌曲中，在电影和绘画上，得到更鲜明的、令人信服的和更有成效的反映。” 1970年，苏联元帅И·科涅夫、В·崔可夫等10名军人在《消息报》上联名发表呼吁书，明确要求文艺作品写苏德战争。在这之后，苏联作协、影协等协会召开了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创作“军事爱国主义”题材作品的问题；共青团中央和俄罗斯联邦作协，联合召开“军事爱国主义文学会议”，苏联作协响应伊万·科涅夫等人的呼吁，召开各加盟共和国、莫斯科、圣彼得堡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主席会议，进行动员组织。他们设置军事文学作品奖金和奖章；组织作家访问中亚、远东等边防地区；访问驻东欧各国的苏联部队；大量出版宣传“军事爱国主义”的文集和歌曲集。正是在这样的大力宣传和组织下，出现了一大批军事题材的作品。

军事题材作品之所以大量出现，这里还有个前因。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上半期，苏联出现了一批全盘否定约瑟夫·斯大林的文艺作品，这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迫使苏联领导对斯大林的功过作出新的评价。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前夕，一批高级军官联名写信给苏联当局，要求“部分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同年，苏联元帅К·罗科索夫斯基等4名高级将领联名发表公开信，指责一些作家“过分醉心于描写个人迷信”，“企图怀疑苏联历史”，“混淆视听”。[《红星报》，1966年4月21日》。] l967年初，《真理报》发表评论战争回忆录的文章，批评“不久前的某些回忆录”，“片面化评价统帅部和最高统帅约瑟夫·斯大林的活动”。[《真理报》，l967年1月4日。] 接着，苏联将帅一个个连篇累地发表战争回忆录，如С·М·什捷缅科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1968）、Г·К·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1969)、А·М·华西列夫斯基的《毕生的事业》（1973）等。短短几年内，几乎没有一个苏德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不发表自己的回忆录。这种势头至今犹未衰退。甚至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本人(当初只是个不知名的旅政委)，也于1978年发表了一本战争回忆录《小地》。有些回忆录描写了一批卫国战争期间的党政军领导人物，包括后来被赫鲁晓夫全盘否定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卫国战争的真实进程，以及苏联红军统帅部、各方面军、集团军的战略战役活动。在描写约瑟夫·斯大林的活动时，部分地肯定了他在战争中的功绩。这些回忆录，对苏联六七十年代的战争文学(包括恰科夫斯基的《围困》的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它们既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又对关于苏德战争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突然袭击和战争初期苏军败退的责任问题，斯大林在战争中的功过问题，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定下了基调。

六七十年代在苏联出现的一大批战争小说，这些作品都力图从各个方面来再现卫国战争的历史画面，越写篇幅越长、人物越多、场面也越大，苏联评论界给了这类作品一个新的名称：“全景文学”。这是继50年代后半期出现在苏联文坛上的以写“战壕真实”为标帜的“新浪潮”之后，又一个战争文学“新浪潮”。长篇小说《围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写成，并成为六七十年代苏联“全景文学”的代表作。

《围困》全书近200万字，其故事情节，从苏德战争的前一年——1940年春苏芬战争结束后不久开始，到1943年初圣彼得堡围困被突破为止。作品描写了列宁格勒被围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表现了列宁格勒围城战的一些实况。作者在描写这次保卫战时，还把该战役和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联系起来写；并且把战场上的军事斗争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外交斗争交错纵横、上下穿插起来写。这样既突出表现了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历史过程，又描绘了整个苏德战场上双方决斗的广阔画面；既叙述了苏联最高统帅部和希特勒大本营各自的战略思想和谋划，又表现了苏联外交斗争的某些断面。所以，小说的地点，时而从圣彼得堡转移到莫斯科，移到克里姆林宫最高统帅部，时而又从最高统帅部移到希特勒的大本营——“狼穴”。作品中除了许多虚构人物之外，还出现了几十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反法西斯战争中敌我友3方面的代表人物——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安德烈·日丹诺夫、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格奥尔基·朱可夫、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沙波什尼科夫、拉夫连季·贝利亚、米高扬等，以及一大批苏联红军将领；法西斯营垒中的头目：阿道夫·希特勒、赫尔曼·戈林、海因里希·希姆莱、鲁道夫·冯·里宾特洛甫、约瑟夫·戈培尔、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以及在苏德战场上的德军其他高级将领；同盟国的代表和使节：富兰克林·罗斯福特使哈里·霍普金斯、哈里曼，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以及英美驻莫斯科大使等。《围困》是苏联“全景文学”中第一部描写如此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作品。这是它成为苏联近年畅销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描写广阔的历史画面和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兼而有之这两个方面来看，在“全景文学”的几部代表作中，《围困》最为典型。《最后一个夏天》只写一个白俄罗斯战役，《热的雪》只写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大战中的一个外围阻击战。这两部作品所写的历史人物，除约瑟夫·斯大林外，都不高于集团军司令员一级。对斯大林的描写，也只是穿插在个别章节之中而已。而《围困》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则占有很大的比重。与《围困》相近的，只有苏联影片《解放》和美国小说《战争风云》。虽然《围困》、《解放》与《战争风云》在描写对象的侧重点上和评价人物的观点上都不一样，但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历史画面广阔、历史人物众多，在结构上也比较相似。这3部作品都是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同的是，苏联作家只写苏德战争，突出苏联红军威力和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的功绩；而美国作家则为美国与苏联抗衡、争夺霸权的斗争服务，因而着重写欧洲战场，突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活动，以宣扬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业绩。

列宁格勒围城战，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上堪称光辉的一页。在英勇的保卫战中，圣彼得堡人民在以约瑟夫·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击了阿道夫·希特勒侵略军在苏德战场上的三大主力之一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在被围困的日子里，几十万居民死于炮火或饥饿。但是列宁格勒人民发扬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坚持了斗争。亚历山大·恰科夫斯基，作为列宁格勒前线的军事记者和列宁格勒城被围情景的亲历者，在《围困》一书中，对列宁格勒人民的斗争事迹作了真实的反映，描写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其1944-194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

《围困》一书中有不少关于工人、知识分子、党政干部舍生忘死坚持生产、工作和战斗的动人场面。基洛夫工厂在大部分职工东迁内地、缺乏电力的情况下，仍坚持生产，修复坦克和大炮。在离工厂4公里的敌前沿阵地上，德国军官通过望远镜看到一辆辆坦克从工厂大门口开出，不禁失惊；圣彼得堡广播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饥寒交迫，步履维艰，刚登上3层楼，就晕倒在地，但是广播大厦的7层楼上却继续播送着战报和节目；在冰冷昏暗的列宁格勒音乐厅里，管弦乐队的乐师们，冒着随时都会遭到轰炸和炮击的危险，戴着剪去指头的手套，奏起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风雪弥漫，严寒刺骨的拉多加湖上，勘测队踩着薄冰，冒着没顶之灾的危险，为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列宁格勒人开辟“生命之路”而日夜奋战……

在描写列宁格勒人民英勇斗争的背景上，作者突出描写了工程兵少校兹维亚金采夫、基洛夫工厂老工人科罗廖夫、科学院院士瓦利茨基等人的形象。

兹维亚金采夫是小说的主人公。作者力图通过这个形象表现红军指挥员的优秀品质：高度的思想觉悟、忠于职责、精于业务、善于在任何艰难条件下完成任务……总之，兹维亚金采夫是作者刻意塑造的正面人物。遗憾的是，这个形象在艺术性的完整上还是稍有欠缺。需要指出的是，“全景文学”作品在人物塑造上有个突出的特点，即虚构的中心人物或主要人物往往起着串联和评价历史真实人物的作用。例如，在尤里·邦达列夫的《热的雪》里，中心人物炮兵排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3次会见集团军司令员的场面，把别宋诺夫这个人物与情节主线联系起来；别宋诺夫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的情节，又引出约瑟夫·斯大林接见别宋诺夫的场面，并通过别宋诺夫的眼光和感受来描写斯大林。在《围困》中，兹维亚金采夫的活动则串联着一系列历史真实人物：斯大林、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安德烈·日丹诺夫等等。可是兹维亚金采夫不过是个工程兵少校，作者却安排他到克里姆林宫，在伏罗希洛夫主持、斯大林亲自参加的总结冬季战争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出场表演。他在会上慷慨陈词，指责某些高级将领只谈对芬战争的胜利，不谈为胜利所付出的重大代价，指责部队因缺乏足够的技术和装备而遭到无谓的牺牲。正如苏联读者所指出的，一个少校军官在这样的会议上发言根本就不可能。但恰科夫斯基本人直言不讳地说：“我需要让能够讲出我们备战中的缺点的人在会上发言。”[《文学问题》，1973年，第8期，第142页。] 可见，兹维亚金采夫在这样的军事会议上出场，以及作者把他写成令人注目的英雄人物，是不完全符合现实逻辑的。再看作者为突出这个人物而设计这样一些情节。他笔下的少校，不仅在中央高级军事会议上敢于面对现实，直言不讳，而且在圣彼得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发出关于战争即将爆发的正确预见，接着他又到斯莫尔尼宫会见安德烈·日丹诺夫，发表对战区形势的看法，如此等等。兹维亚金采夫的活动贯穿于5大卷小说的始终，这个青年军官经历了将近两年的战斗历程。可是，我们只看到他在军阶上的陡升，却看不到他在思想上一步步的成长。正是由于作者通篇布局的主观“需要”，使兹维亚金采夫形象的艺术完整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

相反，作品中有些次要的虚构人物，由于跟历史人物在情节结构上不发生直接的联系；或者他们虽与历史人物同时出现，但作者并不赋予其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这样读者就可以从这些虚构人物形象中，看到恰科夫斯基在约瑟夫·斯大林时代创作的作品（如《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等）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写实主义。在《围困》中，对自觉坚持斗争的老工人谢尔盖·科罗廖夫形象的描写，对经过战火和围困的考验，终于转变了思想和生活态度的老知识分子瓦利茨基形象的描写，都能给人以更深刻的真实感。

作者在基洛夫工厂老工人科罗廖夫的身上，体现出经历过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的圣彼得堡老一代工人的某些优秀品质。科罗廖夫言语不多，处处以身作则。他“对自已也从来没有说过像‘职责’啦、‘神圣的义务’啦这—类响亮动听的话，而只用简单的两个字在心里称之为‘事情’，但是在他的一生中，交给他办的‘事情’却从来没有不完成的”。在列宁格勒围城战的紧急关头，他拿起武器，组织民兵师的队伍，开赴城郊构筑工事。在被围困的艰难岁月里，饥饿威胁着列宁格勒人民，他首先想到的不是病饿交迫的亲人，而是要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书中对科罗廖夫回家探视妻子的场面写得颇有感染力：他迈着艰难的步子走访好几天没有上班的老工人戈巴廖夫，以通过对往昔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的回忆，来唤醒精力衰竭、准备卧床等死的老战友。在这之后，他才带着节余下来的一部分口粮回家看老伴。到家时老伴已经死去，邻居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告诉他，是两小时前死去的。小说中写道：

突然，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十分清晰的念头；“她是在6点10分死的，那时我正在戈巴廖夫家。要是我不到他那里去，直接到这里来，那就……”

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好像看出他心里在想什么似的，说：

“要是你早点来……嗯，早一点儿……”

“不行”，谢尔盖·科罗廖夫厉声回答，“有事情”，而且像在说服自己似的更严峻地重复一句：“不行！”……

他攥紧了拳头，听到面包干的碎裂声。他用被子把妻子的脸盖了起来，走到桌边，张开手掌，把面包干的碎屑倒在桌土。然后他轻声叫道：“克秀莎！”

等她从黑洞洞的走廊里进来，他说道：

“喏……一点面包干……拿着吧。你吃吧。我明天来下葬。”

在《围困》里，作者描写了苏德战争中苏联党政军数十个历史真实人物。其中有些是被放在突出的地位上的。他们的活动与列宁格勒围城战密切相联。他们是约瑟夫·斯大林、安德烈·日丹诺夫、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格奥尔基·朱可夫、伊万·费久宁斯基、霍津、戈沃洛夫、华斯涅佐夫(库兹涅佐夫)。这些人又可分为两组，相互对照。一组是斯大林、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等人，中心人物是斯大林；另一组是朱可夫，霍津、费久宁斯基、戈沃洛夫等人，中心人物是朱可夫。斯大林和朱可夫是被放在整个苏德战场的大背景上加以对比刻画的，他们是作者的主要描写对象。

我们都知道自50年代末期以来，苏联人民领袖、苏联红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在苏德战争中的作用，一直是赫鲁夫当权时期一些苏联史学家和文艺家“重新评价”的主要对象。这是因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约瑟夫·斯大林的重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要全盘否定斯大林，当然就得抹杀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但这样一来，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势必也被贬低。而所谓“部分恢复斯大林名誉”，这首先表现于再次“重新评价”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对赫鲁晓夫的全盘否定斯大林作了“修正”。这一变化，从60年代中叶开始大量出版的苏联军界人物的回忆录里普遍地反映出来。其中，1968年出版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回忆录《回忆与思考》影响最大，观点也最有代表性。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肯定约瑟夫·斯大林在整个战争中“实行了坚强的领导”，说斯大林是“人民的真正领导者”，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朱可夫还指出斯大林工作作风上的一系列特点：斯大林“善于听取那些有真知灼见的报告”，也能“倾听争辩者的意见”，“完全不是那种不允许别人提出尖锐问题，不允许别人同他争论以至坚持己见的人”。斯大林本人说话“中肯扼要”，“思维明确”，“语言简洁”，也要求别人发言简单明确，“他从不装腔作势”而是“平易近人”，[Г ·К·格奥尔基·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l972年版，第497、471、496、490、466、493页。]等等。但是回忆录作者朱可夫在谈到具体事件时，揭示了约瑟夫·斯大林在一系列重大决策上的失误，以及斯大林为人方面的不足。朱可夫这部回忆录为苏联“重新评价”斯大林，定了一个基调。这一时期出现在苏联文坛上的“全景文学”，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态度，与朱可夫书里的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围困》也是如此。在恰科夫斯基笔下，苏德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并没有“高枕无忧”，苏联并不是“没有准备”，相反地，在克里姆林宫的军事会议上，正是斯大林发出了苏德战争不可避免的警告，正是斯大林提出应该更好地为未来的战争作充分准备。战争爆发后，约瑟夫·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也并不是关在屋子里“靠地球仪来指挥作战”的 [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说：“...要知道斯大林是按地球仪计划战役的”]，而是充分估计敌我友三方力量，在外交上坚持原则，进行斗争，建立了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在军事指挥方面，在组织后方生产方面，都进行了巨大的工作。恰可夫斯基在描写苏德战争的胜利时，也指出“在赢得这个胜利中，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围困》不像五六十年代一些作品那样指桑骂槐污蔑或是指名道姓地谩骂约瑟夫·斯大林。恰科夫斯基是按照《回忆与思考》等一批回忆录的基调来给斯大林画像的，当然，其中不乏艺术虚构的成份。格奥尔基·朱可夫在回忆录里谈到斯大林在战争初期的“错误”时说：斯大林“在判断德国法西斯主义军队可能发起进攻的时间上”犯了错误，在战争中，“只有一次，我见他有点泄气。这就是指l941年6月22日凌晨(指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对苏联发动进攻那天——本书作者注)”。[Г ·К·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l972年版，第467页。]《围困》中关于6月22日凌晨的事件是这样描写的：当约瑟夫·斯大林在床上被叫醒，在电话中得悉德机轰炸苏联城市挑起战争的时候，他一反常态，几乎经不起这个打击，他“扑在电话桌上，衣服只穿好一半，觉得好像有一个巨大的重担，压得他越来越往下缩”。斯大林受挫了，被压倒了”，最后，“低了头，弓了背”回到孔策沃的房子里去。接下去，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只好”凭“猜测”去写了。他详细地描写了斯大林在别墅家中痛苦的反省，以及后来接见自己的老友巴卡尼泽时的悔过。

在描述战争进程中约瑟夫·斯大林的活动时，作者把斯大林摆在格奥尔基·朱可夫的对立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描写朱可夫与斯大林在战争形势分析、战略指导思想、战役计划和作战部署等等方面的分歧。战争爆发前夕，从投诚的德国士兵口中得到关于法西斯主义德国将在拂晓发动战争的情报，总参谋长(即朱可夫)肯定“投诚的士兵说的不是假话”，斯大林对这一情报却持半信半疑态度。直到12小时后，德军发动了进攻，斯大林还认为“这可能是一次挑衅”，总参谋长就再次断然否定了这个推测。最后，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接见德国大使，证实了约瑟夫·斯大林的错误。基辅之战开始，格奥尔基·朱可夫因建议放弃该城而被斯大林撤掉总参谋长职务，可是最后基辅还是放弃了。列宁格勒围城战中，朱可夫估计德军将从西北方面采取迂回战术进行新的冲击，而斯大林怀疑朱可夫的判断，只是在安德烈·日丹诺夫的敦促下，才勉强同意。仗打响后，朱可夫的预见得到证实，斯大林错了。莫斯科保卫战中，朱可夫认为西线宜守不宜攻，而斯大林则主张主动出击，作者以讽刺的笔调写道：“现在，当敌人已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斯大林不能像基辅之战那样“用命令来解决问题”，而是以“既有命令的口气又有祈求的语气”来说服朱可夫，然而战役结果证明，斯大林又错了。这样，作者似乎把约瑟夫·斯大林描绘成了一个在重大战役的重要时刻总犯错误的统帅。

此外，他还指出斯大林的“矛盾性格”，即“创造性的因素和教条式的因素相结合的性格”，以及斯大林“经常打击自己人的残忍行为”和对待部下的粗暴无礼，等等。

《围困》曾不止一次地描写了斯大林的外交活动。值得注意的悬，作者写斯大林军事指挥活动时，常常强调斯大林的主观、固执、多疑、缺乏远见等等。这些个性特点往往使红军陷于被动。可是在写斯大林的外交活动时，却又强调斯大林的深谋远虑、英明果断、目标明确、坚持原则。作者告诉人们：“虽然约瑟夫·斯大林在判断战争可能爆发的时间上无疑犯了错误，因而使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在国际事务上，他显然是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表现出他在达到既定目标中素有的果敢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作品描述斯大林在接见英美代表时，虽然苏联在战场上处境困难，而斯大林却充满信心，镇定自若，反应敏锐，洞察一切。他的一举一动几乎是无懈可击的。这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特使哈里·霍普金斯“不觉肃然起敬”。在苏英谈判时，斯大林识破温斯顿·丘吉尔政府的狡诈，提出签订承认战前苏联边界的议定书。英国老练的外交大臣艾登因而“张皇失措”，“感到无力应付这个场面”，最后终于被迫表态说：“我们不会反对确认1939年的苏联边界”，如此等等。在作者的笔下，约瑟夫·斯大林作为军事家与外交家判若两人，斯大林的性格被写成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表现的矛盾的性格。

小说把格奥尔基·朱可夫完全作为“正面人物”加以描写。这个形象的刻画，在全书中虽然所占篇幅远远不如描写斯大林的篇幅，但是作者总是在关键时刻让这个人物出现。哪个战场形势危急，朱可夫一到立刻就化险为夷。这样，朱可夫被写成一个在统帅部里一贯正确，在战场上从不吃败仗的传奇式的将帅。比如：l941年9月，列宁格勒濒临失陷的时候，朱可夫亲临前线，在3周之内扭转局面，迫使德军改变战略，从夺取列宁格勒转为封锁包围圣彼得堡。1941年冬，莫斯科吃紧，约瑟夫·斯大林又把格奥尔基·朱可夫从列宁格勒调回，使莫斯科保卫战取得了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朱可夫又被派往前线协调各方面军。列宁格勒突围战开始前，斯大林又把朱可夫从斯大林格勒战线调往列宁格勒。果然，朱可夫马到成功，突破了德寇对该城的围困。作者以颂扬的笔调说：“不管最高统帅把朱可夫派到哪里，伴随着他的总是胜利。”应该指出，朱可夫参加过这些战役的确是历史事实，但从战争开始到列宁格勒突围历时一年半之久，朱可夫参加过的军事活动远不止于小说中提到的这些。格奥尔基·朱可夫的军事活动，有成功的，同样也有失败的。以基辅战役为例，极力美化朱可夫的奥·普·钱尼在《朱可失》一书中也曾指出：“朱可夫帮助计划的墓辅战役是在9月份上半个月进行的，最后以红军惨败告终。[奥·普·钱尼:《朱可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l32页。] 而1942年冬天由朱可夫亲自制定和指挥的一场代号为“火星”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其结果是苏联红军付出了惨重伤亡代价却没能达到战役的目标。可见朱可夫根本不是一贯正确、常胜不败。

在小说中，作者还把格奥尔基·朱可夫与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进行对比。这主要表现在对朱可夫接替伏罗希洛夫的北方方面军司令员职务一事的描述上。1941年德军兵临列宁格勒城下，伏罗希洛夫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成员，负责圣彼得堡战线的指挥。这时德寇利用突然袭击造成的暂时有利条件，驱兵北上，妄图一举攻占列宁格勒。最高统帅部为了防止列宁格勒陷落，对整个北方战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措施之一，是对某些军事领导人做了调整。这原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何况伏罗希洛夫与朱可夫在苏德战争间都是最高统帅部的成员，经常受约瑟夫·斯大林的委托，到各战线担任领导或协调工作。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他们指挥的战线都不是长久不变的。关于这次调动，格奥尔基·朱可夫本人在回忆录中以记事的笔调一带而过：“9月10日我正式就职接管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К·Е·伏罗希洛夫则于9月11日飞往Г·И·库利克元帅的第54集团军，执行斯大林赋予的任务。” [Г ·К·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548页。] 而恰科夫斯基为突出朱可夫，贬低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却精心设计了一个交接职务的场面。朱可夫接受了委任立即飞向列宁格勒，一小时后，他已在斯莫尔尼宫出现在由伏罗希洛夫主持、安德烈·日丹诺夫参加的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他把约瑟夫·斯大林写来的便条转交给伏罗希洛夫，两人在地图上签了字，格奥尔基·朱可夫已是北方方面军司令员了。作者接着就写他怎么改变军事委员会的议程，怎么对形势“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怎么坚决果断地下达命令，“明确”、“绝对地”部署工作，新司令员所表现的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人赞叹”。从表面上看，朱可夫和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的做法截然不同。但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在场的方面军工程处处长Б·В·比切夫斯基在回忆录《城市——前线》中写道；“新方面军司令员纯属作战性质的决定和命令，跟过去的那些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差别，显然也不可能不同。主要的要求还是和过去一样，‘不间断地进行反击’——从敌人手上收复头一天丢失的村落、车站或是高地。”[转引自奥·普·钱尼：《朱可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l43页。] 比切夫斯基的回忆说明关于这些判断、部署的描写与历史事实还是有些出入的。接着，恰科夫斯基笔锋一转，以对比的手法描写格奥尔基·朱可夫突然出现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时，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的尴尬姿态和内心世界。一贯对部属真挚平易的伏罗希洛夫，为了掩饰自己的软弱无能，居然以横声恶气的口吻叫喊：“端椅子给司令员！”吓得“司令部的一个干部一跃而起，冲到墙旁的空椅子那里，端起一张连忙送给朱可夫”。但事实也并非如此，这是作者的虚构。连苏联的一些评论家也不得不指出：“这些扬面，这些言谈，事实上都不曾有过。”[И·科兹洛夫：《倾听时代之音》，苏联《十月》杂志，l974年，第11期，第210页。] 恰恰相反，对下属蛮横无礼，对同事盛气凌人的，倒是格奥尔基·朱可夫。可是恰科夫斯基把朱可夫写成一个完美的，为人“爽直”，办事“坚决”、“果断”，具有“精确作风”的“富有极大统帅才能”的人。

[关于朱可夫的粗暴，Б·В·比切夫斯基有一段回忆：一次，比切夫斯基本人因把一条防线的透明图误交到集团军参谋长手里而没有交给集团军司令员伊万·费久宁斯基，朱可夫就大发雷霆，用拳头敲桌子，威胁说，“要像对叛徒一样在斯莫尔尼宫前枪毙”比切夫斯基。这场歇斯底里大发作，只是由于安德烈·日丹诺夫出面讲话才算了结。回忆录作者写道：

“日丹诺夫皱了皱眉头。他显然不赞成司令员的这种口吻。日丹诺夫不会骂人，也不爱听骂人话。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冲淡格奥尔基·朱可夫的粗暴无礼，日丹诺夫对我说：

‘比切夫斯基同志，你不会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费久宁斯基，他刚刚接管集团军。应进入到防线的安东诺夫的那个师最近才组成。如果德国人在白天发现他们在哪儿，就会轰炸这个师。这问题你现在明白了吗？’

很明显，我确实是愣住了，到现在我才明白他们召我的意图。”

(转引自奥·普·钱尼所著《朱可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49—150页。)]

列宁格勒保卫战是小说《围困》的中心内容。因此，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英勇的列宁格勒围城战的直接领导者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形象，在小说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作者一开始就通过一系列的细节描写，突出了日丹诺夫与约瑟夫·斯大林的特殊关系。在兹维亚金采夫应召到斯莫尔尼宫时，日丹诺夫初次登场。当兹维亚金采夫走进军事委员办公室时，日丹诺夫给兹维亚金采夫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多么像斯大林的打扮”。日丹诺夫说话“声调平稳，从容不迫”也使人想起他像斯大林。日丹诺夫第二次出场是在列宁格勒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作者不无讽刺地这样概括日丹诺夫与斯大林的关系：“日丹诺夫与斯大林的关系是友好的，甚至是亲密的，斯大林的意见和决定，日丹诺夫总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对斯大林的消极一面，或者没有发觉，或者从来不认为这是消极的。安德烈·日丹诺夫永远以约瑟夫·斯大林为榜样。一切都以斯大林为榜样。”显而易见，作者是把日丹诺夫作为斯大林的陪衬加以刻画的。

日丹诺夫是列宁格勒围城战的直接领导者，所以作品以相当的篇幅描写了他领导列宁格勒军民抗击法西斯主义德寇的繁重而紧张的活动：动员成千上万党员和群众构筑工事，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定量供应粮食，研究圣彼得堡保卫战的重大决策，组织敌后游击队等等。日丹诺夫与斯大林的亲密关系这一事实，又决定了这一人物被刻画成具有斯大林那样矛盾的性格。作者一面写他怎样带病坚持工作，说他“对己对人的要求都是极端严格的”，甚至当约瑟夫·斯大林关心他的身体健康，主动建议他留在莫斯科党中央工作时，安德烈·日丹诺夫想到列宁宁格勒人民的斗争，就一口拒绝说：“要这么做岂不也是背叛……对牺牲在列宁格勒的人是背叛……对目前还在保卫列宁格勒的人也是背叛。另一面，又把日丹诺夫与列宁格勒战线的一系列指挥员(伊万·费久宁斯基、霍津等人)，进行对比，写他在许多重大的军事决策上，无视现实，主观片面，固执己见，而费久宁斯基等人则能深入部队，了解军事形势，坚决果断地做出决策。

[И·И·费久宁斯基(1900—1977)曾任勃良斯克方面军副司令、列宁格勒方面军第二突击集团军司令等职。曾策划1962年的“新疆边境大逃亡”。苏联把《围困》搬上银幕时，费久宁斯基当上了摄影组的顾问。]

不仅如此，作者还把他与市委书记华斯涅佐夫进行对比，写他谨小慎微，老于世故，缺乏党性，而华斯涅佐夫则能深入群众，克服偏见，积极主动地做好工作。市委书记华斯涅佐夫与安德烈·日丹诺夫一样，也是作为党的工作者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但他却是作为日丹诺夫的对立面出现的。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描写华斯涅佐夫在圣彼得堡被围期间进行的军事、生产、宣传等各方面工作。在列宁格勒前沿阵地、在基洛夫工厂、在区军事委员部、在医院、在广播电台、在科学院院士瓦利茨基的家里，到处可以见到这个消瘦不堪但因精力充沛被人们称为“弹簧人”的华斯涅佐夫。华斯涅佐夫是日丹诺夫一手培养的，他从团市委书记被提拔成为市委书记。但是作者对这个形象的刻画还是另有意图的。当时在党内，上下级关系有严格的界限，下级不能过问“最高领导职权范围内的事务”。而这与华斯涅佐夫的整个性格是相冲突的，这种冲突就使华斯涅佐夫不同于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唯唯诺诺。比如战争年代约瑟夫·斯大林的错误，丝毫不能改变日丹诺夫对斯大林的看法，他“仍然无限信任”斯大林。而华斯涅佐夫则不同，他对斯大林的信任动摇了，法西斯主义德寇对苏联的进攻，打破了华斯涅佐夫关于“战争不会突然爆发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是由于华斯涅佐夫的潜在意识里“历来就有一个斯大林万能的想法”。苏联红军溃退，斯大林没有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法”，于是华斯涅佐夫也就对斯大林的“科学预见的才能”产生了怀疑。华斯涅佐夫与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对比，在等待收听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实况的场面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当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华斯涅佐夫猜想约瑟夫·斯大林将作报告，他脱口对日丹诺夫说，只能由斯大林作报告。日丹诺夫虽有同感，但是不敢说出来，因为“他具有担任领导工作的丰富经验，非常了解发表关于斯大林个人的任何意见，应当如何小心谨慎”。日丹诺夫一再回避华斯涅佐夫关于斯大林的话题。当抵挡不住华斯涅佐夫的执拗，而被迫表示自己的看法时，立即“心里却在责备自己还是加入这场谈话了”。华斯涅佐夫的坦率、无畏，安德烈·日丹诺夫的拘谨、世故，形成鲜明的对照。

[华斯涅佐夫是虚构姓名，其原型是А·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恰科夫斯基在《文献、虚构、形象》—文中说：起个虚构姓名是为了在刻画这个人物时，能够自由地处理，但是写到后头，发现根本不需要“偏离”，小说中华斯涅佐夫即现实生活中的库兹涅佐夫。战后，库兹涅佐夫与阿列克谢·柯西金、当时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合称为“圣彼得堡三驾马车”。l948年日丹诺夫突然死亡后，柯西金被降职，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被枪决。1988年苏共中央为库兹涅佐夫等3人全面平反。]

综上所述，作者对日丹诺关与伊万·费久宁斯基、华斯涅佐夫等人的态度是泾渭分明的。格奥尔基·朱可夫的副手费久宁斯基、霍津等人以及库兹涅佐夫(华斯涅佐夫)，都被写成联系群众、大公无私、英勇善战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安德烈·日丹诺夫作为联共(布)领导人之一、约瑟夫·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列宁格勒围城战的总负责人，与他们相比，则相形见绌。在作者的笔下，他在军事斗争上毫无创见，对朱可夫、费久宁斯基的战略思想，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加以反对。目丹诺夫被写成一个迟钝、顽固，对上级唯命是从、缺乏生气的党的领导干部。

作者这样处理历史人物，其用意是很清楚的。写费久宁斯基、华斯涅佐夫等人的干练，是为了反衬日丹诺夫的无能，而写日丹诺夫又是为了从反面烘托斯大林，并进而以此达到抬高格奥尔基·朱可夫，贬低斯大林的目的。小说里对其他苏联将帅和党政工作人员的描写，也多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围困》对上述这些真实人物的描写，基本上反映出六七十年代苏联领导和舆论界对这些人物的评价。

在当前苏联文学中，恰科夫斯基的《围困》比“全景文学”的所有其他作品都更为引人注目。原因是除了它具备“全景文学”篇幅长、场面大、人物多等一般特征外，“全景文学”艺术手段上的某些特点在这部作品中也比较突出：

一、真实人物和虚构人物相结合

五六十年代盛行于苏联的写“战壕真实”的作品，一般是写一个连或一个排控制的无名高地或桥头堡，即描绘所谓“一寸土”上战火纷飞，尸横堑壕的血淋淋场面。但10年前兴起的“全景文学”，却是着重描写在广阔的战场上集团军、方面军，甚至几个方面军联合作战的历史画面，因此小说的人物不再限于连长、排长和列兵(“战壕真实”作品偶尔也有师长、团长)，而是从列兵、连排长直到集团军司令、方面军司令，甚至最高统帅。出现了真实人物描写与虚构人物塑造相结合的特点。“全景文学”的这个特征在《围困》中表现得最为鲜明。西蒙诺夫的《最后一个夏天》中，主要人物是虚构的集团军司令谢尔皮林和他的副官辛佐夫，同时也写到约瑟夫·斯大林，但是斯大林没有直接出场。尤里·邦达列夫的《热的雪》的主要人物，是炮兵排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和集团军司令别宋诺夫。别宋诺夫这个人物的塑造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近卫坦克第二集团军司令、赫鲁晓夫时期的国防部长Р·Я·马利诺夫斯基有关。但是小说中主要还是把他作为虚构人物加以刻画。《围困》里虚构人物多，历史人物也多，仅直接出场的历史人物就有100多个。它是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批历史人物的作品。所以它对苏联读者，尤其对青少年（占全苏人口一半)读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曾有评论家这写道：“我所询问过的大学生们则回答说：书里描写了约瑟夫·斯大林、格奥尔基·朱可夫、沙波什尼柯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安德烈·日丹诺夫，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以及我国广大官兵；还描写了敌人，上至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同僚。这一切都是叫人感兴趣的。”[А·奥夫恰连柯：《70年代现代艺术散文》，《莫斯科》杂志，1975年，第2期，第203页。] 这些众多的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思想斗争的广阔舞台上，展开活动，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作品中联结虚构人物的纽带是两个家庭，一个是工人之家：老工人谢尔盖·科罗廖夫，科罗廖夫的女儿——助理军医薇拉·科罗廖娃，上校科罗廖夫；另一个是知识分子之家：建筑科学院院士瓦利茨基和他的儿子阿纳托利·瓦利茨基。历史人物则聚集在克里姆林宫、斯莫尔尼宫以及希特勒的大本营。借华斯涅佐夫、兹维亚金采夫和法西斯主义军官丹维茨这几个人物，把两个营垒中的历史人物及虚构人物联结起来，形成比较完整的形象体系。作者把以约瑟夫·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一方，与以希特勒为头目的法西斯一方进行对比，着重描写一系列著名历史人物的思想、心理和活动，表现了反法西斯战争中广阔的社会图景，表现出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生死斗争，从而突出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牺牲和光辉业绩。这一点是《热的雪》和《最后一个夏天》所不及的。

二、文献性与臆测虚构结合

《围困》的文献性表现在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严格按照历史进程的顺序进行，事件的发生往往都标以明确的地点和准确的日期，作者为加强作品的历史真实性还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如：演说、命令、电文、手条、外交信函等等。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相结合，本是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普遍原则，其成败关键在于艺术虚构是否合乎历史规律。假如艺术虚构、艺术加工不违背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不违背人物性格的逻辑，史实与虚构相得益彰，则可以收到应有的艺术效果。如《围困》关于约瑟夫·斯大林的外交活动，作了多方面的描写，这种描写基本是真实可信的。例如斯大林接见富兰克林·罗斯福全权代表哈里曼和温斯顿·丘吉尔全权代表比威尔布鲁克的场面：1941年9月29日下午，英美代表早就会集在英国大使馆，准备傍晚6时前到克里姆林宫去。预先约定6时整接见。当时，莫斯科形势危急，他们等到5时多，话题就转到能否按照预约受到斯大林的接见。两个特使、两个大使，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了怀疑。因为按常理，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在这样的危急时刻，除了“指挥军队外，未必会做别的什么事情”。接见、谈判，完全可以委托莫洛托夫夫进行。但是，“傍晚5点40分，两辆黑色‘吉斯—l01’型小汽车开到英国大使馆……9月29日约瑟夫·斯大林接见两国代表可见之于历史文献。这样文献性与艺术虚构相结合，既表现了斯大林临危不惧、从容镇定的非凡气度和苏联政府不为暂时失利所困扰、说话算数的外交信用，也为急转直下的情节，增添了历史事件叙述的生动性。

也有些描写斯大林活动的实例则说明，虚构的意图更多地在于“既肯定又否定”中的“否定”一面，如书中有这样一个场面：1941年9月9日列宁格勒形势危急，斯大林派格奥尔基·朱可夫到圣彼得堡去的同时，召见了海军人民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商讨一旦不能根本扭转局势，就要炸毁红旗波罗的海舰队。这一场面的描写，完全是以Н·Г·库兹涅佐夫本人的回忆录《舰队闻警》一书中的叙述为依据的。回忆录关于约瑟夫·斯大林与库兹涅佐夫之间的对话这样写道：

“拟一封电报，命令做好一切准备，必要时炸毁军舰。”

“我不能签发这样的电报”，我出人意料地脱口而出。

斯大林对这样的回答显然感到意外，停住脚步，惊异地瞧了瞧我。

“为什么?”

“斯大林同志!……”我一如往常地开了口，报告说：“舰队在作战方面是归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指挥的。因此给它下达指示只能由您签字。”接着我又补充说：“下达这样重大的任务，需要特殊的权威，光有海军人民委员的指示是不够的。”

小说中这一段描写(参见第三卷第二章)与回忆录相去无几，有的地方甚至一字不差。这可谓“忠实”于文献吧？但是作者并不就此搁笔。作者接着描写约瑟夫·斯大林叫库兹涅佐夫与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拟定命令并签字。库兹涅佐夫驱车到总参，沙波什尼科夫与库兹涅佐夫为斯大林的命令是否正确和签字的责任问题纠缠了半天，最后他们拟定了命令，两人又到斯大林那里，说服斯大林，要斯大林本人签名。

斯大林听完沙波什尼科夫的话，好一阵子没有作声。接着只讲了一个字：

“好。”

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兹涅佐夫都等待着斯大林马上在电报上签字。可是斯大林又向放在桌上的纸扫了一眼，看了看时钟，接着在室内踱了几步，又走回来，走过正站在那里紧张地等待的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兹涅佐夫身旁，低声说：

“把电文留在我这儿。”

经过作者这么一番臆测虚构与描绘，最高统帅似乎变成一个只会下命令，不敢负责任的人了。

三、政论和写实相结合

苏联评论家也把长篇小说《围困》界定为“政论性小说”，作者对此表示同意，并进而声称，他的小说“具有论战的性质”，“应该承认，我在本书中不仅想以编年史家的面目出现，而且想以士兵的面目出现。正因如此，在作品的许多章节里回荡着公开论战的音调、政论的音调”。[А·恰科夫斯基：《文献、虚构、形象》，《文学问题》杂志，l973年，第8期，第l30、127页。] 这种“论战的音调、政论的音调”主要表现在小说中举不胜举的作者的议论上。作者常用的手法是，先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生动的细节描写，并且着意渲染一番，以便唤起读者的真实感，然后，借题发挥，开始政治论战。《围困》中政治论战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除了作为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争议的历史问题的论争手段外，还可用以评价、褒贬苏联上的一些人物，又可作为讽刺、丑化法西斯主义头目的手段。

恰科夫斯基写《围困》，最初只是想写一卷本的长篇小说。由于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尤其是在战争初期苏联红军暂时失利和约瑟夫·斯大林的责任问题上，大费周章，在安排情节时枝节旁生，评价历史人物时进行大段的褒贬，致使小说越写越长，写完第三卷，才写到围困的开始(1941年9月)。写完第四卷，这部编年史小说也才记叙到l941年ll月，即列宁格勒被围困的900天刚刚写完1/7。余下的6/7只好急急收场。第五卷把1941年ll月到l943 年1月的许多历史事件都囊括在内。全书结尾也只写到列宁格勒围困被突破，这时离900天围困被彻底打破、围城德军被完全击退还相隔一年。因此，这部全景战争文学作品在内容上过于庞杂、在结构上前松后紧也就不足为怪了。

（完）

——摘自“俄苏风情论坛”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