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11 16:56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俄语：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英语：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1894年4月17日—1971年9月11日），苏联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1953年—1964年，是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任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1958年至196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
1894年4月17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出生于俄罗斯西部库尔斯克省（今库尔斯克州）卡利诺夫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世贫苦，他未接受过正规教育。青年时代，他曾当过牧童，并在顿巴斯的工厂和矿山做工，后成了一名钳工。赫鲁晓夫于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于顿巴斯的矿井工作。在完成了顿涅茨克州工学院工人专修班的学习后，在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的帮助下，赫鲁晓夫逐步进入到苏联党内高层，并于1939年8月的联共（布）十八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支持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的大清洗，批准逮捕了数千人，并于1938年被斯大林派去管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继续在那里进行清洗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赫鲁晓夫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是他一生引以为豪的事情。战争结束后，赫鲁晓夫回到乌克兰，并在1944年至1949年12月担任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被召回莫斯科后，成为斯大林的亲密顾问之一。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去世引发了一场权力斗争，赫鲁晓夫迫使格奥尔吉·马林科夫下台，成功巩固了他作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权威。1956年2月25日晚，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结束后，赫鲁晓夫向代表们发表了“秘密演讲”，大肆谴责约瑟夫·斯大林的清洗运动并极力反对个人崇拜。之后，他又与他的主要盟友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开始了去斯大林化的政策。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等新观点。
赫鲁晓夫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普通公民生活的经济改革政策及农业改革政策，例如扩大企业供应自主权、大力开垦荒地、强制农民种植玉米。然而，这些政策并未促进苏联经济和农业的发展。他赞助了苏联早期的太空计划，并因第二次中东战争、人造卫星发射、1957年叙利亚危机和1960年U2等事件的胜利而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军事方面，赫鲁晓夫下令大幅削减常规力量并希望依靠导弹来进行国防。尽管削减了国防开支，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仍被看做是美苏冷战最紧张的时期，并以古巴导弹危机达到高潮。古巴导弹危机后，赫鲁晓夫成功地与美国进行了谈判，缓解了冷战的紧张局势。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剥夺了他的权力，他被安排在莫斯科的一处乡间别墅养老。他在此期间完成了他的的长篇回忆录，该回忆录被偷运到西方，部分内容于1970年出版。赫鲁晓夫于1971年死于心脏病发作，并被葬于新圣女公墓。
苏联原宣传部部长、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Я́ковлев）评价赫鲁晓夫“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献身者，他清算了约瑟夫·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坚定不挠的用他的盲目、冒进的改革政策指挥苏联向共产主义大步前进，但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种玉米、开荒地、搞农业现代化，这些都将他推离目的地”。
1894年4月17日（也有15日一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出生在俄罗斯西部库尔斯克省（今库尔斯克州）卡利诺夫卡的一户农民家庭，他的母亲克萨尼亚·伊万诺芙娜和父亲谢尔盖·赫鲁晓夫都是贫苦农民，他下面还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伊琳娜。由于顿巴斯地区的工资比库尔斯克地区高得多，谢尔盖·赫鲁晓夫通常把家人留在卡利诺夫卡，而自己前往顿巴斯地区。赫鲁晓夫从小就是个牧童，他总共接受了四年的教育，分别在乡村学校和卡利诺夫卡的国立学校就读。在国立学校就读期间，他的老师丽季娅·谢夫钦科的无神论理念和自由主义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了赫鲁晓夫，使他对东正教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在此阶段，赫鲁晓夫萌发了初步的政治意识。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还指出丽季娅·谢夫钦科曾多次敦促他继续接受教育，但赫鲁晓夫父母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继续求学。
1902年，谢尔盖·赫鲁晓夫带着全家来到乌克兰顿巴斯矿区。为了替家人分担负担，尼基塔·赫鲁晓夫做过铁路工人、矿工，还在一家砖厂工作过。后来，在父母的安排下，赫鲁晓夫进入了一家德国工厂当金属钳工学徒。在这家工厂里，赫鲁晓夫认识了潘捷列伊·马希尼亚，并与他成为知己。受潘捷列伊·马希尼亚的影响，赫鲁晓夫开始接触政治和文学。从马希尼亚那里借来的书籍中，赫鲁晓夫知道了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并熟读了《共产党宣言》及爱弥尔·左拉的代表作《萌芽》，这些信息的摄入对赫鲁晓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2年，沙皇军警镇压了西伯利亚勒拿公司的矿坑工人大罢工，造成了500余人死伤。惨案发生后，赫鲁晓夫不仅参与到了罢工运动中，还为惨案的受害者发起了募捐。为此，赫鲁晓夫被开除。在朋友的介绍下，赫鲁晓夫进入到法国人开办的鲁钦科夫矿，并在31号矿井做钳工。随着1912年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的问世，赫鲁晓夫逐渐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拥护者。鲁钦科夫矿中的工人人数多，工人运动极其活跃。赫鲁晓夫的父亲是工会的组织者，赫鲁晓夫不仅主动帮助父亲分发《真理报》的副本，还组织了多次公开阅读《真理报》的活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赫鲁晓夫因为已是一名熟练的金属装配工被免除了兵役。他受雇于一个为10个矿山提供服务的车间，在那里，赫鲁晓夫参与并领导了多次旨在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和结束战争的罢工运动。同年，他与第一任妻子，煤矿电梯操作员的女儿叶芙罗辛娅·伊万诺夫娜比萨列娃（Ефросинья Ивановна Писарева）结婚。1915年3月，赫鲁晓夫领导鲁钦科夫矿工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活动，在集会中，赫鲁晓夫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反资产阶级剥削的演讲。罢工期间，赫鲁晓夫接触到了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等地的战俘，通过与战俘的接触，赫鲁晓夫接触到了强调大国争霸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并对此理论非常迷恋。1916年，戈尔洛夫卡——谢比诺夫卡地区及顿巴斯地区接连爆发了矿工罢工事件，赫鲁晓夫也参与其中。191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后，圣彼得堡新成立的俄国临时政府对乌克兰的影响力逐渐变弱。在此背景下，赫鲁晓夫被工友们先后推选进鲁钦科夫工人临时执行委员会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在其中担任要职。1917年12月，由于赫鲁晓夫在帮助尤索夫卡地区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雅科夫·扎马尔耶夫当选苏维埃主席一事中起到了积极的的作用，他被推选为采矿工业五金工人工会矿场工厂委员会苏维埃主席。
1918年，赫鲁晓夫因为参加抗击卡列金的战斗被通缉，他逃往库尔斯克省。这一年，布尔什维克和反对派联盟白军之间的苏俄内战正式爆发。赫鲁晓夫先后加入红军步兵师政治部、第九步兵师第七十四团第二营，并在其中任职政治委员一职。由于布尔什维克逐渐减少了对工人积极分子的依赖而更多地依靠于新兵的力量，任职政治委员一职才开始设立，其职能是向新兵灌输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信条，提高部队士气和战备状态。在这一年，赫鲁晓夫正式宣布入党。1920年，赫鲁晓夫参加了前线作战，他所在的第九步兵师迫使邓尼金部队投降。他的传记作者威廉·陶布曼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迟迟不肯进入到布尔什维克党，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与孟什维克党员更亲近，孟什维克优先考虑经济发展，而布尔什维克则追求政治权力。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则表示，他之所以等待，是因为他很难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组织都了解清楚。
在朋友的帮助下，赫鲁晓夫于1921年被任命为顿巴斯地区鲁钦科沃煤矿的副经理。虽然赫鲁晓夫的责任在于政治事务，但他亲身参与了该矿区的战后全面恢复工作。由于外国矿主走时带走了可参照使用的设计蓝图和关键的部件，许多工程师又对革命充满敌意，赫鲁晓夫只能带人寻找老工人，拆卸炼炉去弄清楚焦炭生产的流程。最后，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顿巴斯地区的生产得到了可观的发展。鉴于赫鲁晓夫在鲁钦科沃煤矿工作中的出色表现，1922年年中，他被任命为帕斯图霍夫煤矿的董事。然而，他拒绝了这个提议，并弃掉党内的一切职务，前往尤索夫卡工人专科学校读书。在他的坚持下，党委书记阿布拉姆·帕夫洛维奇·扎维尼亚金同意了他的请求。因为他只有四年的正规学校教育经历，赫鲁晓夫最后申请了专为低文化水平学生设立的工人系。由于表现优异，赫鲁晓夫成为了系干部。在此期间，他认识了他的第二位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Нина Петровна Хрущёва)。
赫鲁晓夫在校期间依旧继续鲁钦科沃矿区的工作。1922年8月，他被任命为尤索夫卡工人专科学校的党委书记。1925年，苏联全国的行政管理机构进行了改组，赫鲁晓夫被任命为新的行政管理区——顿巴斯彼得罗夫斯克·马林斯克区的党委书记。第一批集体农庄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建立了起来，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由于成绩斐然，赫鲁晓夫被调到州委部门工作。1925年年末，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作为无表决权的代表，赫鲁晓夫前往了莫斯科，并第一次见到约瑟夫·斯大林本人。1927年赫鲁晓夫作为正式代表积极的支持斯大林、阿列克谢·李可夫并投赞成票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开除出党。
赫鲁晓夫早在1917年就会见了拉扎尔·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Кагано́вич）。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在1926年底晋升为斯大林党内的二把手，晋升不到9个月的时间后，他的上司康斯坦丁·莫伊谢延科就被赶下台。据陶布曼说，这是赫鲁晓夫指使的。1928年，为了巩固自己在乌克兰的领导地位，卡冈诺维奇将赫鲁晓夫调往乌克兰的首都哈尔科夫，希望赫鲁晓夫可以帮他加强组织部中工人阶级的成分。赫鲁晓夫接受了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建议，但提出了想要在合适的机会调到另一个工业区的要求。1928年赫鲁晓夫又被调往基辅，担任组织部部长，成为当地党组织的二把手。在基辅，他对居民傲慢与偏见的态度非常反感。1929年，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接受了赫鲁晓夫前往苏联工业学院学习的要求，并免去了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所有职务。
当学校的党支部选举了一些右派分子参加即将召开的地区党代会时，党支部在《真理报》上遭到了攻击。赫鲁晓夫和来自于顿巴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地的学员们联合起来，反对以阿列克谢·李可夫、尼古拉·布哈林、乌格兰诺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左”“右”倾集团，并取得了胜利。不久后，赫鲁晓夫被推举为学校的党委书记，并被提名为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他支持约瑟夫·斯大林反对李可夫和布哈林。1931年，赫鲁晓夫先是在鲍曼区的党代表会议上被选为党委书记，后又被调任为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区委第一书记。最后，赫鲁晓夫于1932年成功当选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成为仅次于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莫斯科市委第二号人物。1934年，他成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和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赫鲁晓夫在担任莫斯科城市组织的负责人期间，监督了包括莫斯科地铁在内的交通、工厂、住宅、学校、文化宫、电影院等工程的建设。莫斯科地铁是一项非常昂贵的工程，超过7万余人参加了地铁站工程的建设。为了按照预期于1934年11月7日正式开通地铁，赫鲁晓夫在建设中冒了相当大的风险。当“不可避免”的事故发生时，那些牺牲的人被他描绘成伟大事业的英雄。地铁直到1935年5月1日才开通，赫鲁晓夫因其在地铁建设中的贡献和努力获得了列宁勋章。同年晚些时候，在约瑟夫·斯大林的首肯下，赫鲁晓夫被选为莫斯科地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负责管理拥有1100万人口的莫斯科州。
根据斯大林办公室记录显示，赫鲁晓夫早在1932年就出席了斯大林主持的会议。赫鲁晓夫非常钦佩斯大林，并珍惜与他的非正式会面和私人邀约，而斯大林对赫鲁晓夫也极为看中。1934年，斯大林的忠实拥护者谢·米·基洛夫被谋杀，在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命令下，赫鲁晓夫带着代表团赶到圣彼得堡参加守灵。谢·米·基洛夫的谋杀触发了一场被称为“大清洗”的政治镇压运动，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一直是莫斯科党组织的负责人。在“大清洗”期间，许多人被处决或被送往古拉格劳改营。这场运动的高潮是莫斯科审判，是一系列针对被清洗的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的公审。1936年，随着审判的进行，赫鲁晓夫表达了他的强烈支持，他指出凡是为苏联取得的成就、为党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人，都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托洛茨基分子、格列高利·季诺维耶夫分子、及法西斯主义走狗，这个词就是执行。
在“大清洗”中，赫鲁晓夫协助清洗了许多朋友和同事。在莫斯科市和省的38名高级党员中，有35人被杀，三名幸存者被转移到苏联其他地区。在莫斯科市以外的146个城市和地区的党委书记中，只有10人在清洗中幸存下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指出，几乎所有与他共事的人都在“大清洗”中被逮捕了。按照党的规定，赫鲁晓夫必须批准这些逮捕行动，而他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拯救他的朋友和同事。1937年6月，政治局制定了在莫斯科省逮捕35，000名敌人的配额，其中包括对5000人的处决，赫鲁晓夫被要求杀死2000名居住在莫斯科的富农以完成配额。仅仅在接到政治局命令两周后，赫鲁晓夫就向约瑟夫·斯大林报告了41305名“罪犯和富农分子”被逮捕的消息。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在被捕者中，有8500人应该被处决。
在1937年，他向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承认了自己在1923年接触过托洛茨基主义。据赫鲁晓夫说，卡冈诺维奇听闻后“脸色发白”，惧怕此事会影响到他的地位。卡冈诺维奇起初建议赫鲁晓夫保守秘密，后来又建议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党代会上讲述自己的经历。赫鲁晓夫听从了卡冈诺维奇的建议，在莫斯科党代会上讲述自己的经历，他不仅没有受到牵连，还赢得了代表们的热烈的掌声，并于1938年1月14日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于1939年3月成为正式委员。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约瑟夫·斯大林当面告诉赫鲁晓夫这一指控，看着他的眼睛，等待他的回应。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推测，如果斯大林怀疑他的反应，他就会当场被列为人民公敌。
1937年底，斯大林任命赫鲁晓夫为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于1938年1月正式离开莫斯科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一直是大规模清洗的场所，党的高层也不能幸免。在赫鲁晓夫抵达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几乎所有被捕的人都被判处死刑。1939年，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国家的同胞们必须揭露并无情地消灭一切人民的敌人，并同诽谤者进行斗争。在赫鲁晓夫的请求下，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将其副手之一的布尔米斯坚科派给赫鲁晓夫做他的第二书记。在乌克兰的执政期间，赫鲁晓夫重新整顿了乌克兰党组织、查清了“马匹意外死亡”案，获得了百姓的信任。乌克兰的农业上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工业生产也出现了复苏。
1939年9月17日，苏联军队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入侵波兰东部时，赫鲁晓夫在约瑟夫·斯大林的指示下随军前往。由于大量的乌克兰人生活在被入侵的地区，许多居民最初欢迎入侵，尽管他们也希望他们最终能够获得独立。赫鲁晓夫的职责是确保占领区的民众赞成与苏联合并。10月，赫鲁晓夫与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一起参加了旨在将西乌克兰并入乌克兰版图的有关会议。通过宣传、对投票结果的欺骗和彻底的欺诈，新领土与苏联合并的请愿被一致通过。1941年6月，当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时任全联盟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及基辅特别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赫鲁晓夫向莫斯科汇报了德军的入侵，约瑟夫·斯大林在晚些时候同意了国防人民委员会第三号命令，转入反攻。27日，德军突破杜布诺，直指基辅，赫鲁晓夫仍留在捷尔诺波尔协助米哈伊尔·基尔波诺斯。随着德军的推进，赫鲁晓夫与军队一起保卫并拯救了基辅。
由于斯大林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这座城市，红军很快就被德国人包围了。虽然德国人声称他们俘虏了655，000人，但根据苏联人的说法，677，085人中有150，541人逃脱了围攻。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曾指出赫鲁晓夫曾说服约瑟夫·斯大林不要从基辅撤军。然而，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却写道指出，在谢米扬·季莫申科元帅从莫斯科带着斯大林命令部队坚守阵地的命令抵达前，他和谢米扬·布多尼元帅都认为应该重新部署苏联红军以避免被包围。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还对没有在战争中撤回部队表示惋惜。他指出随着包括第37集团军及第5集团军在内的多数集团军的毁灭，不撤退是毫无意义的，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是无知、无能的表现。
1942年，赫鲁晓夫在西南战线作战，他和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提议在哈尔科夫地区发动大规模反攻。约瑟夫·斯大林只批准了计划的一部分，但仍有64万红军士兵参与到了此次大反攻战役中。然而，德国人已经推断出苏联可能会在哈尔科夫发起进攻。最初，从1942年5月12日开始，苏联红军的进攻看起来很成功。但在5天内，德军就已深入到了苏军的侧翼，红军部队处于被切断的危险之中。斯大林拒绝停止进攻，红军师很快就被德国人包围了。苏联损失了大约26.7万名士兵，其中包括被俘的20多万人，斯大林将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降级，并将赫鲁晓夫召回莫斯科。虽然约瑟夫·斯大林暗示要逮捕并处决赫鲁晓夫，但斯大林还是接受了赫鲁晓夫回到前线的要求，并把赫鲁晓夫送到了斯大林格勒战场上。
1942年8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后不久，赫鲁晓夫便进入到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他并未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场保卫战的领导者是第62军司令瓦西里·崔科夫将军。但直到赫鲁晓夫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为自己的角色感到自豪。虽然赫鲁晓夫偶尔会去莫斯科看望斯大林，但在战斗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呆在斯大林格勒。在战争中，他曾险些死在战场上。赫鲁晓夫提出了反攻的计划，却发现格奥尔基·朱可夫和其他将军已经策划了旨在从苏联红军阵地突围歼灭德军的“天王星行动”计划。在实施“天王星计划”之前，赫鲁晓夫花了很长的时间检查部队的战备情况、审问纳粹囚犯，并招募一些用于宣传的人员。在“天王星计划”迫使德国人撤退后，赫鲁晓夫又前往其他地区的前线。1943年7月，他参加了库尔斯克会战，该战役成功击退了德军在苏联领土上的最后一次主要进攻。赫鲁晓夫自称曾审问了一名党卫军叛逃者，并从其口中得到了德国人打算发动突袭的秘密计划。但他的传记作者陶布曼却认为这种说法“几乎肯定是夸大其词”。
1943年11月，苏联军队占领了基辅，在苏联军队驱逐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时候，赫鲁晓夫和苏联军队一起进入了这座满目疮，工业被摧毁、农业发展停滞的城市。尽管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作为工人或战俘被带到德国，但留下的人却仍没有足够的住房。在视察完一些重要的工业城市后，赫鲁晓夫起草了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建议，并通过报纸形式将这些建议告知国内民众。他还面见约瑟夫·斯大林并向斯大林保证将尽快重建乌克兰。1944年2月6日，赫鲁晓夫被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并依旧保留其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
为了增加农业生产，赫鲁晓夫下令集体农庄可以驱逐那些他们认为不尽职的农户。集体农场的领导人常以此为借口，驱逐他们个人的敌人、残疾人和老人，并把他们强行送到苏联东部。赫鲁晓夫认为这一政策非常有效，并建议斯大林在其他地方采用。然而，由于缺乏人力、机械，数万顷的谷物和玉蜀黍属直到11月份还没有收割。为了补救，赫鲁晓夫要求加强春播。但是，由于缺乏机器、马匹和耕牛，农民们只能使用奶牛播种，这就导致了牛奶产量的下降。1944年和1945年，战争导致粮食歉收。1946年，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遭遇了严重干旱。尽管如此，苏联政府为了收集尽可能多的粮食供应给东欧的共产主义盟友仍要求集体和国营农场将收成的52%上缴政府。赫鲁晓夫把粮食配额定得很高，致使约瑟夫·斯大林萌生了从乌克兰获得大量粮食的不现实的想法，导致了饥荒现象愈发严重。1946年年末，赫鲁晓夫意识到形势危急后，多次致信斯大林求助，但都遭到了斯大林抵制。无奈之下，赫鲁晓夫飞到莫斯科，亲自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赫鲁晓夫的请求下，斯大林最终给了乌克兰有限的粮食援助，并拨款在乌克兰建立免费的施粥所。
赫鲁晓夫致力于在乌克兰西部推行集体化。由于缺乏资源和游击队的武装抵抗，赫鲁晓夫原定于1947年之前完成这一目标的计划被推迟。为了抵抗赫鲁晓夫的统治，许多人作为乌克兰起义军与赫鲁晓夫作战，但抵抗势力皆被击败。根据苏联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1944年至1946年期间，赫鲁晓夫授意杀死的“土匪”共110，825名，抓获的“反政府”人群近25万人。1944年至1952年间，约有60万西乌克兰人被捕，其中三分之一被处决，其余的被监禁或被流放到东部。
乌克兰共产党游击队司令别格马告知赫鲁晓夫乌克兰境内的以乌克兰起义军、乌克兰人民革命军、斯捷潘·班德拉分子、麦尔努克分子及布尔巴分子为代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在乌克兰西部的活动极为频繁。为了消灭这些民族主义运动，赫鲁晓夫强迫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数百个村庄的军民全数迁移至西伯利亚地区。在严酷的宗教镇压活动下，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有所收敛。随后，东正教被恢复，赫鲁晓夫邀请了基辅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代表前往乌克兰进行座谈活动。
赫鲁晓夫试图重建乌克兰，但也希望完成被中断的将苏联制度强加在乌克兰国土上的工作。随着战争的结束，征兵制度被强制执行，75万名年龄在19岁到50岁之间的男子接受了最低限度的军事训练，并被派去加入红军。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各地奔走，敦促枯竭的劳动力付出更大的努力。他对自己的出生地加里诺夫卡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发现那里的人都在挨饿，加入红军的人只有三分之一后尽其所能帮助家乡。尽管赫鲁晓夫做出了种种努力，但1945年，乌克兰的工业水平仅为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且收成实际上比1944年下降了，当时乌克兰尚未收复全部领土。
赫鲁晓夫在乌克兰最后几年的管理总体上是有收获的。在赫鲁晓夫的管理下，乌克兰工业得到复苏，1947年和1948年的农业收成好于预期。据官方数据显示，1948年乌克兰向国家提供的粮食较1947年多了1.5亿普特（普特是俄国的传统计量单位，1普特≈16.38千克）。在各国之间的竞赛中，赫鲁晓夫管理下的乌克兰超过了白俄罗斯和苏联的其他盟国。此外，集体化在乌克兰西部取得了进展，赫鲁晓夫实施了更多鼓励集体化和阻止私人农场的政策，苏联军队也最终战胜了游击队。然而，这些措施有时会适得其反。对私人牲畜征税导致农民屠杀他们的牲畜。另外，赫鲁晓夫抱着消除城乡差异、把农民转变为“农村无产阶级”的思想，提出了“农业城”的构想。然而这一政策直接导致大量农民不再住在靠近农场的村庄，而是住在更远的有市政服务的大城镇里。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高度评价了他统治乌克兰的这段日子。他写道他在乌克兰的这段时期是一段充满责任的时期、是令人愉快的时期，因为它带来了他极大的满足感。
1945年3月，赫鲁晓夫奉约瑟夫·斯大林之命带着数名市政管理方面的专家和电气工程师前往华沙。在华沙，他会见了波兰临时政府的总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波兰共产党书记贝鲁特和华沙市长比哈尔斯基。在参观了华沙城后，赫鲁晓夫将苏联工程师及波兰工程师拆分成发电小组、供水小组和下水道系统小组，并任命电气专家斯特拉缅托夫全权负责华沙城内的基础设施修复工作。最终，赫鲁晓夫顺利的完成了重建华沙基础设施的工作。
在乌克兰的一连串政策失误导致赫鲁晓夫的政治地位受损，1947年2月，约瑟夫·斯大林建议将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派往乌克兰“帮助”赫鲁晓夫。1947年3月3日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决定拆分人民委员会主席与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二职，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乌克兰中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则继续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次月，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免去了赫鲁晓夫的政党领袖职务，但保留了他的总理职位。几日后，在赫鲁晓夫的请求下，乌克兰中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免去了他的基辅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抵达基辅后不久，赫鲁晓夫就病倒了，直到1947年9月才露面。1947年12月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被约瑟夫·斯大林召回，赫鲁晓夫重新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写道他患有肺炎。学者威廉·汤普森表示完全赫鲁晓夫的病是政治借口，因为赫鲁晓夫担心失去职位是自己走向垮台和死亡的第一步。然而，赫鲁晓夫的孩子们则指出他们的父亲病得很重。到1947年底，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被召回莫斯科，康复后的赫鲁晓夫也被重新任命为第一书记。
1949年12月21日，赫鲁晓夫离开乌克兰前往莫斯科，重新担任了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第一书记，并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要求下，兼顾乌克兰党的活动。赫鲁晓夫的传记作者陶布曼认为，约瑟夫·斯大林将赫鲁晓夫召回莫斯科，很可能是为了平衡被广泛视为斯大林继承人的格奥尔吉·马林科夫(Гео́ргий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Маленко́в)和安全部长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Берия)的党内影响力。斯大林很少召开政治局会议，许多政府高层工作都是在斯大林为他的核心集团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和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улганин)等人举办的晚宴上进行的。赫鲁晓夫为了不在约瑟夫·斯大林面前睡着总会睡午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在斯大林桌前打瞌睡的人的情况很糟糕。
1950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住房计划。赫鲁晓夫提出的有关使用预制钢筋混凝土建造房屋的建议大大加快了房屋的建设速度。从1946年到1950年，赫鲁晓夫指导下的新房完工速度是莫斯科正常住宅建设的三倍，由于这些房屋工艺低劣又没有设置电梯或阳台，这些房屋后被公众戏称为“赫鲁晓夫楼”或“贫民窟”。截至1995年，近6000万的前苏联居民仍然住在这些建筑里。
在莫斯科，赫鲁晓夫继续推行集体农庄合并计划，并将莫斯科省的集体农庄数量减少了约70%。赫鲁晓夫的这一改革措施导致农场规模太大，一个主席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赫鲁晓夫也试图实施他的农业小镇建议，但他所提出的有关农业小镇改革的长篇演讲于1951年3月在《真理报》上发表后，遭到约瑟夫·斯大林的强烈反对。该杂志很快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赫鲁晓夫的演讲只是一项建议，而不是政策。赫鲁晓夫担心斯大林会把他赶下台，但斯大林只是嘲笑了赫鲁晓夫，就让这件事过去了。
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包括将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更名为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此次会议山，赫鲁晓夫入选“五名”主席团委员，正式进入到了包括斯大林、马林科夫、拉夫连季·贝利亚和尼古拉·布尔加宁在内的五人核心圈。1953年3月1日，约瑟夫·斯大林严重中风，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就新政府的人员安排展开了激烈的讨论。3月4日，斯大林病逝的前一日，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进行了会谈，二人一致决定阻止贝利亚谋取对国家安全部的直接控制。
1953年3月6日，斯大林去世的消息被宣布，同时宣布的还有新的领导层。马林科夫是部长会议的新主席，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前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四人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赫鲁晓夫被解除了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职务，被任命为苏共中央主席团之一。《纽约时报》将马林科夫和拉夫连季·贝利亚分别列为十人主席团的第一和第二名，赫鲁晓夫被排在最后一名。赫鲁晓夫并未对此结果发表任何公开意见，不过他提议由尼古拉·布尔加宁兼任国防部长，并任命原部长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和格·康·朱可夫元帅为布尔加宁的副手。赫鲁晓夫的这一安排对事后贝利亚被清除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结盟后阻止了贝利亚的提出的许多提议，包括解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换取西方的赔偿。赫鲁晓夫认为这个建议是反共的。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慢慢地获得了主席团其他成员的支持。他们之所以反对拉夫连季·贝利亚，是因为担心贝利亚正在策划一场军事政变，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指出，主席团的委员们确信贝利亚正在为铲除异己做准备。为了清除贝利亚，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引诱贝利亚下面最有权势的两位副部长谢尔盖·克鲁格洛夫和伊万·谢罗夫背叛了贝利亚。
由于担心权力太大遭来他人的妒忌，马林科夫于3月14日辞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职务。马林科夫的辞职导致赫鲁晓夫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赫鲁晓夫的名字出现在修改后的书记名单上，这表明他现在是该党的负责人。1953年6月26日，在赫鲁晓夫及其盟友进行了广泛的军事准备之后，“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上赫鲁晓夫提及卡明斯基因揭发拉夫连季·贝利亚而下落不明一事，并指出贝利亚早在1919年就曾为英国间谍。赫鲁晓夫不仅提出了贝利亚应该为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承担主要责任的观点，还炮轰贝利亚的一系列政治活动破坏了民族团结、干扰了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共和国党组织的党内活动。贝利亚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内政部部队和克里姆林宫卫队的控制，在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人的一致谴责下，朱可夫领兵进入会议厅，逮捕了贝利亚。贝利亚被秘密审判，并于1953年12月与他的五名亲信一起被处决。
1953年的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报告批评了农业发展的现状，提出了终止对集体农庄庄员耕种自留地所强加的错误压制、重新安置农业专家、缩减农业相关政府机构的人员编制等发展农业的政策。1954年2月23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的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报告》，提出开垦新地的计划。1954年，基于赫鲁晓夫的提议，苏共中央正式提出“垦荒运动”计划，并规定至少开垦1300万公顷的新耕地。1954年4月20日至27日举行的第四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马林科夫虽然任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但他的影响力已被赫鲁晓夫分走。
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马林科夫在1954年12月21日发表了一篇名为《列宁的永垂不朽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的文章为自己的工作正名。作为回应，赫鲁晓夫于1955年1月5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规律》。1月25日，在苏共中央召开的全会上，赫鲁晓夫抨击了马林科夫的执政举措，彻底否定了马林科夫在内政外交上的施政纲领。赫鲁晓夫掌握了从拉夫连季·贝利亚的秘密档案中获取的有关马林科夫的罪证。当苏联检察官调查包括列宁格勒事件在内的约瑟夫·斯大林最后几年的暴行时，他们发现了马林科夫参与其中的证据。1955年2月8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马林科夫宣布正式辞职，为了用马林科夫与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抗衡，赫鲁晓夫保留了马林科夫的主席团位置。
在马林科夫被降职后，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最初合作得很好。莫洛托夫甚至提议由赫鲁晓夫而不是尼古拉·布尔加宁取代马林科夫担任总理。然而，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在政策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农业政策方面，彼尔姆反对“垦荒运动”政策，建议通过大量投资以提高发达农业区的产量，而赫鲁晓夫认为由于缺乏资源和缺乏成熟的农业劳动力，莫洛托夫的提议是不可行的。外交政策方面，赫鲁晓夫掌权后不久，他与奥地利签订和平条约，允许当时占领该国部分地区的苏联军队撤离。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反对。虽然赫鲁晓夫和其他主席团成员在1955年年中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攻击了莫洛托夫，指责了他实施的外交政策导致苏联被世界抵制，但莫洛托夫仍然留任。
到1955年底，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向世人揭露了他们在古拉格集中营的经历。对这些暴行的持续调查，让斯大林的继任者明白了他犯下的全部罪行。赫鲁晓夫认为只要斯大林主义的污点被清除，党就会激发人民的忠诚。为此，赫鲁晓夫先是安排新任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彻查“大清洗”运动的内情，后又命令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率领专案组彻查那些被斯大林清洗的“人民公敌”出现的原因。从1955年10月开始，赫鲁晓夫便开始向即将参加第二十届党代会的代表委员们讲述约瑟夫·斯大林的罪行。包括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在内的大部分委员听到赫鲁晓夫的讲述后都反对赫鲁晓夫意图向外披露斯大林的罪行的行动，并设法说服他封存或毁掉所有相关资料。赫鲁晓夫不仅拒绝了委员们回避斯大林罪行的要求，还派波斯佩洛夫继续进入集中营取证。苏共二十大前，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颁布了《苏联检察机关条例》，决定重审所有政治犯案件。
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对苏联的国际形势进行了分析后，提出了与约瑟夫·斯大林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不同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三个理论，主张以缓和代替对抗，用协商方式解决争端。随后，赫鲁晓夫又对苏联的国内状况进行了分析。他指责了马林科夫意图将轻、重工业对立起来的观点，并表示苏联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国防产业及农业。最后，赫鲁晓夫公开抨击了斯大林，将斯大林与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和德田球一（とくだ きゅういち，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相提并论，并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此外，他还要求代表们起立悼念自上次大会以来逝去的所有共产党领导人。2月24日，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全面肯定了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理论，并将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及反对个人崇拜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2月24日晚11时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授意举行了一次未列入议程的内部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由赫鲁晓夫亲自审定，成员当中有100名成员曾遭受过“大清洗”的迫害。在会议中，赫鲁晓夫以第一书记的身份做了名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后果》的报告，此报告后被称为“秘密报告”或“秘密演讲”。在此报告中，赫鲁晓夫抨击了约瑟夫·斯大林破坏了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指责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提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仅破坏了革命法制、迫害了无辜的人民，还使苏联在苏德战争中受到不应有的严重损失，严重阻碍了苏维埃社会的发展进程。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代表大会的委员们沉默地听他讲完了近四个小时的话，他甚至可以听到针掉下来的声音。
此次“秘密演讲”的内容先是被刊登在《真理报》上，“秘密演讲”报告很快就在共青团会上被宣读，一千八百万听众将这报告转述给他们的亲戚、朋友和熟人，近700万党员读到了赫鲁晓夫对约瑟夫·斯大林的抨击。而后，报告突破了党内传阅，流传到国外。波兰在一个月内就出版了官方译本，波兰人额外印刷了1.2万份。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后来表示父亲试图确保这份报告可以被更多人知道。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讲”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在国内，从1956年3月开始苏联全国举行了上万次集会。1956年3年，第比利斯人民群众为了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举行了集会。6月，斯大林的捍卫者在他的家乡格鲁吉亚领导了为期四天的骚乱，呼吁赫鲁晓夫辞职并由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接任。苏联国内的共产党人更是严厉地谴责约瑟夫·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甚至呼吁举行多党选举。在国外，该演讲直接引发了1956年波兰骚乱，并成为了匈牙利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面对从各方而来的压力，赫鲁晓夫不得不收敛了对斯大林的批判，甚至转而歌颂斯大林。
美、苏两国的紧张关系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达到顶峰。赫鲁晓夫说服了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并在距离美国海岸约90英里的古巴安装中程核导弹。10月22日，约翰·肯尼迪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讲话，披露了苏联正在古巴安装导弹的事实，并宣布封锁古巴。赫鲁晓夫和他的顾问们事先得知了这次演讲的内容，在肯尼迪发表演讲之前，赫鲁晓夫便命令驻古巴的苏联指挥官使用除了原子武器之外的所有武器来对付美国的攻击。随着危机的展开，美国国内局势高度紧张;而赫鲁晓夫则多次公开露面，还去莫斯科大剧院欣赏了当时正在莫斯科演出的美国歌剧演唱家杰罗姆·汉涅斯的演出。
自10月22日起，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每天都保持着通讯来往，以阐明本国对古巴危机的立场。到10月25日，由于苏联不清楚约翰·肯尼迪的全部意图，赫鲁晓夫决定从古巴撤出导弹。两天后，他向肯尼迪提出了撤出核弹的两个先决条件，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并承诺美国将从靠近苏联心脏地带的土耳其撤出导弹。最后一个条件在美国的要求下没有公开宣布，直到1971年赫鲁晓夫去世之前才为人所知。赫鲁晓夫的这一决定被视为苏联的一次巨大失败，并在不到两年后直接导致了赫鲁晓夫的垮台。卡斯特罗曾敦促赫鲁晓夫在美国入侵古巴前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他对赫鲁晓夫的此次决定表示非常不满。
古巴危机过后，赫鲁晓夫与约翰·肯尼迪的关系有所改善，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了和解演讲，承认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苦难，并对他们的成就表示敬意。赫鲁晓夫则称肯尼迪的此次演是继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美国总统发表的最好的讲话。赫鲁晓夫于7月与美国谈判代表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和英国的海尔什勋爵就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了谈判。1963年11月，美国总统赫肯尼迪遇刺，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会晤计划泡汤。美国新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向赫鲁晓夫表示，希望两国关系继续改善。但在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前，林登·约翰逊几乎没有机会与赫鲁晓夫发展关系。
从1964年3月开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Бре́жнев)就和他的同事们开始策划促使赫鲁晓夫下台的计划。勃列日涅夫曾希望在赫鲁晓夫6月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回苏时逮捕他，但最后他放弃了这个计划改为花时间说服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支持罢免赫鲁晓夫。在说服了委员会的委员后，由勃列日涅夫、第一副总理亚历山大·谢列平(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Шеле́пин)和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Владимир Ефимович Семичастный)为首的政变策划者决定于1964年10月向赫鲁晓夫发难。10月12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赫鲁晓夫，通知他参加次日举办的旨在讨论农业问题的主席团特别会议。当时赫鲁晓夫正和他的朋友米高扬在阿布哈兹的皮松达度假。尽管赫鲁晓夫怀疑这次会面的真正原因，但他还是在格鲁吉亚克格勃首脑阿列克谢·伊纳乌里将军的陪同下飞往莫斯科，除此之外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赫鲁晓夫抵达伏努科沃机场贵宾厅时，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色米查斯特涅已在那里等着他，色米查斯特涅两侧站着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保安。色米查斯特涅通知了赫鲁晓夫已被罢免的消息，并让他不要反抗。赫鲁晓夫没有反抗，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政变顺利进行。赫鲁晓夫觉得自己被色米查斯特涅出卖了，因为他从没怀疑过色米查斯特涅的身份，直到那一刻，赫鲁晓夫还一直把色米查斯特涅视为朋友和盟友。赫鲁晓夫随后被带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赫鲁晓夫接受了勃列日涅夫、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和亚历山大·谢列平的口头攻击，他没有任何反抗的欲望。赫鲁晓夫被罢黜后的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米高扬。他说自己已经完成了他想要做的大部分事情。
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各自投票接受了赫鲁晓夫以“高龄和健康不佳”为由提出的“自愿”退职的要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被选为第一书记（后来的总书记），阿列克谢·柯西金接替赫鲁晓夫成为总理。
卸任后，赫鲁晓夫得到了每月500俄罗斯卢布的养老金、一所房子、一座别墅和一辆汽车。被免职后，他陷入到了深深的沮丧之中。赫鲁晓夫很少接待访客，特别是在他的保安跟踪所有客人的前提下。一段时间后，赫鲁晓夫的退休金减少到每月400卢布，但按照苏联当时的生活标准，他的退休生活仍然很舒适。有人问赫鲁晓夫的孙子赫鲁晓夫退休后做什么，他回答说爷爷哭了。赫鲁晓夫被打上了罪人的标签，以至于30卷本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把他的名字从卫国战争期间著名政委的名单上删除了。他于1966年开始口授他的著作《赫鲁晓夫回忆录》，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得知后对其行为百般阻拦。该著作草稿后被运往国外，并成功出版。赫鲁晓夫卸任开始受到艺术家和作家的青睐，其中一些人还拜访了他。还没有当选总统的尼克松来莫斯科时也拜访了赫鲁晓夫。在赫鲁晓夫最后的日子里，赫鲁晓夫拜访了他的女婿和前助手。赫鲁晓夫对他的助手说永远不要后悔在风雨交加的年代和他一起在中央委员会工作。
1971年9月11日中午时分，赫鲁晓夫于克里姆林宫医院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77岁。当局拒绝在克里姆林宫围墙内为其举行国葬，赫鲁晓夫的遗体最后被葬在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由于担心示威游行活动的出现，当局直到为赫鲁晓夫守丧时才宣布他的死讯。守丧在莫斯科南郊的一个停尸房举行，为了防止骚乱事件出现，当局在墓地周围部署了军队。即便如此，一些艺术家和作家也和家人们一起来到墓地参加葬礼。《真理报》仅仅用一句话宣布了赫鲁晓夫的死讯。然而，西方报纸却对赫鲁晓夫的逝世进行了大量报道。
自赫鲁晓夫正式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总书记后，他便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首先，他改革了党组织机构，成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党政监督机构，并划分州和边境区的党组织和党委会为独立系统。为了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赫鲁晓夫组建了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党政监察委员会，对党组织的活动进行监督。为了防止个人集权，赫鲁晓夫恢复集体领导制、恢复了政治局和党代表大会定期会议。
其次，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由安全机构运作的特别法庭被废除。这些被称为“三驾马车”的法庭经常无视法律和程序。根据赫鲁晓夫的改革要求，除非得到当地党委的批准，否则任何法院都不能对政治犯罪提起诉讼。事实上，赫鲁晓夫任内并没有太多重大的政治审判，最多也只有几百起政治起诉。此外，赫鲁晓夫对持有不同政见者实施了较为较温和的制裁，例如令其失去工作或大学职位，或开除党籍。在赫鲁晓夫统治期间，对“社会危险分子”实行了强制住院治疗的管理手段。作家罗易·梅德韦杰夫指出以往作为政府日常政治手段的政治恐怖手段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被行政手段所取代。
1958年，赫鲁晓夫召开了一场由数百名苏联官员参与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一些人甚至被允许在会议上发言。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第一次以书面的形式公开，这一改革在以后的会议上继续施行。由于持不同政见者必须在一大群不赞成自己的人面前陈述自己的观点，这种开放性也让赫鲁晓夫对委员会有了更大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施行实行党政分开政策，并将州一级的党委进行了拆分，拆分为两个平行的机构，一个负责工业，一个负责农业。此举在党内官员中并不受欢迎，由于两个委员会的书记都没有优先权，此举更是在后期导致了指挥系统的混乱。由于每个州的中央委员会席位的数量有限，这种划分还为后期派系之间的竞争提供了可能，极有可能出现“两党制”。最后，赫鲁晓夫还精简机关人员，并建立了干部更新制度，要求每次选举中都将更换三分之一的成员。这一法令造成了赫鲁晓夫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并使支持赫鲁晓夫上台的党的领导人感到不安。
赫鲁晓夫面对落后、低效的农业体系提出了用美国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来改革苏联的农业的改革计划。在改革的过程中，他特别关注于集体主义、国营农场、机器牵引（车）站、权力下放、经济激励、增加劳动力、资本投资、新作物及新的生产计划。在赫鲁晓夫的努力下，20世纪30年代，美国向苏联转移技术的核心人物亨利·福特向苏联送来了工厂设计理念、工程师和熟练的工匠、以及数万辆福特拖拉机。在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派了几个代表团前往美国，参观了美国的农场和赠地大学，考察了那些在现代农业技术指导下采用高产种子、新型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的农场。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建立了一个玉蜀黍属研究所，下令在荒地种植了数千公顷玉米，并获得了较好的收成。1955年，赫鲁晓夫主张在苏联建立美国爱荷华式的玉米带。美国爱荷华种子推销员罗斯威尔·加斯特后来访问了苏联，向苏联出售了4500公吨的玉米种子。加斯特警告苏联人在该国南部种植玉米，并确保有足够的肥料、杀虫剂和除草剂储备。然而，这并没有实现，因为赫鲁晓夫甚至试图在西伯利亚地区种植玉米。玉米试验并不成功，赫鲁晓夫后来抱怨指出，过于热情的官员们为了取悦他在没有确定土地是否适宜种植玉米的情况下诱使他相信了玉米种植的好处，最后导致了苏联玉米的产量跌入谷底，他本人也一样跌入谷底。
赫鲁晓夫试图废除拥有包括联合收割机和拖拉机在内的大量大型农业机械的机器牵引（车）站，并将其设备和功能转移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机器牵引（车）站的成功测试后，赫鲁晓夫下令逐步过渡，但随后又下令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变革。在三个月内，超过一半的机器牵引（车）站设施被关闭，集体农庄被迫去购买高价的设备。一方面机器牵引（车）站的失业员工们纷纷逃到城市，造成了熟练操作员的短缺。另一方面，由于购买机器的成本、为设备建造储存棚和燃料箱的成本过高，许多集体农庄陷入贫困，苏联农业设备的市场出现崩溃。
特罗菲姆·李森科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延续了他在农业方面的影响力，并成功阻止了赫鲁晓夫采用美国的技术对苏联的农业进行改革。地方官员用不切实际的生产承诺来取悦赫鲁晓夫，强迫农民屠宰了他们的种畜，并在国有商店购买肉类，然后再转卖给政府，人为地增加了记录的产量。1959年，赫鲁晓夫对外宣布，苏联牛奶、肉类和黄油产量超过美国。1962年6月，食品价格的上涨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在南部城市新切尔卡斯克地区爆发了暴乱起义，起义人员纷纷罢工以表对赫鲁晓夫和当局的反抗。根据苏联官方的说法，起义活动最终被军队镇压了下去，并引发了22人死亡、87人受伤的大屠杀事件。关于此次起义的资料和数据被赫鲁晓夫当局严密封锁了起来，但一些内幕还是通过地下刊物传播开来。这些内幕的传播严重影响了赫鲁晓夫在西方的声誉。1963年，苏联遭遇了旱灾，粮食收成低至97，500，000吨。面对广泛的饥饿，赫鲁晓夫耗尽了国家的硬通货储备，最后将部分黄金储备用于购买粮食和其他食品。
此外，赫鲁晓夫在1957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的报告，在此次报告的基础上，赫鲁晓夫对苏联的工业做出了一系列改革。首先，在赫鲁晓夫的指示下，苏联境内建立了105个经济行政区，每个经济行政区下设一个统管区域内计划管理、基本建设、财政信贷、物资技术供应、劳动工资等工作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另外，除了中央继续控制国防和其他关键重工业部门外，以消费品生产部门为代表其他部门的管理权全部下放到各州建立的专门地方经济委员会。其次，为了使工业改革与建筑业改革相适应，赫鲁晓夫同时降低了国家计划指标和控制数字、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进行改组，并调整了国家管理机构。此外，赫鲁晓夫只吃了经济学博士叶·利别尔曼加强利润刺激，以利润量和盈利率评价企业的观点，并在苏联的一些企业中推行了以利别尔曼思想为核心的改革试验。
赫鲁晓夫试图大幅削减常规武器的数量，转而用导弹保卫苏联。他笃信如果没有这种转变，苏联庞大的军费开支将消耗更多资源并阻碍改善苏联人民生活目标的实现。1955年，赫鲁晓夫放弃了约瑟夫·斯大林制定的大型海军计划，因为他认为新军舰太脆弱，无法承受常规攻击及核攻击。1960年1月，他利用与美国关系的改善的契机下令将苏联武装部队的规模削减三分之一。赫鲁晓夫虽然还在苏联征兵，但免除兵役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
赫鲁晓夫认为，像“相互保证毁灭”这样的政策对苏联来说太危险了，故而他选择将战争风险降至最低。苏联几乎没有可操作的洲际弹道导弹，但为了对西方施加心理压力、迫使西方做出必要的政治让步，赫鲁晓夫还是公开吹嘘苏联的导弹计划，并表示苏联的武器种类繁多。赫鲁晓夫坚决支持苏联的太空计划。在他的支持下，苏联成功将自主研制的卫星一号斯普特尼克1号送入轨道，这一壮举震惊了世界。为了让西方确信苏联的航天实力，赫鲁晓夫在1957年10月的一次采访中指出苏联拥有所需的所有火箭，无论容量大小。多年来，赫鲁晓夫在进行重要的外国访问之前都会发射火箭，他认为此举会起到震慑的作用。
从1950年到1953年，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核心圈子里，评估了约瑟夫·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他认为从长远来看，斯大林的冷战政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造成了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化斗争。赫鲁晓夫认为这场斗争完全没有必要的，且对苏联来说代价非常高昂。在赫鲁晓夫看来，斯大林的冷战政策转移了人们对中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注意力，并削弱了莫斯科与其东欧附属国的关系。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在外交活动上犯了一系列错误，比如1945年和1946年对土耳其和伊朗施加高压及对柏林施加高压。他认为斯大林对柏林施压直接导致了1948年封锁柏林活动的失败。赫鲁晓夫希望与西方建立更好的关系，并与欧洲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共产党运动建立联系。
赫鲁晓夫曾在一次关于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演讲中发表了被人们铭记的言论“我们将埋葬你”（俄语:Мы вас похороним!），许多西方人把这句话当成了字面上的威胁。当赫鲁晓夫在1959年访问美国期间被问及这一言论时，赫鲁晓夫指出他的意思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将某人埋葬，而是指通过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埋葬”它。
赫鲁晓夫试图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德国问题。他将西柏林称为“恶性肿瘤”，并于1958年11月表示将给美国、英国和法国六个月的时间与德国和苏联签订和平条约。赫鲁晓夫说，如果美、英、法三国任何一国不签署和平条约，那么苏联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和平条约。赫鲁晓夫提议让柏林成为没有外部军队驻扎的自由市。西德、美国和法国强烈反对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但英国却表示希望将赫鲁晓夫的提议作为谈判的起点。最后，在英国的要求下，赫鲁晓夫延长并最终放弃了最后通牒，柏林问题最终成为高级别首脑会议复杂议程的一部分。
为了改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赫鲁晓夫先是建立了由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兼《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等专家组成的研究南斯拉夫问题的委员会，并于1955年5月26日率代表团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在那里，赫鲁晓夫受到了由约瑟普·铁托总统率领的南斯拉夫代表团的热烈欢迎。赫鲁晓夫在铁托总理讲话后发言，他回顾了两国“血浓于水”的友谊，并将两国关系的破裂归咎于拉夫连季·贝利亚和维克托·阿巴库莫夫等人的挑唆。南斯拉夫方表示同意双方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谅解。除了与铁托会面，赫鲁晓夫同南斯拉夫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也进行了会谈。6月2日，赫鲁晓夫与铁托达成协议，双方发表了《贝尔格莱德》宣言，该宣言的签署标志着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近7年的冲突暂时结束。
与约瑟夫·斯大林不同的是，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以和平共处为核心。在与南斯拉夫和解后，赫鲁晓夫参与的外交事务显著增加。1955年夏天，赫鲁晓夫在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帮助下顶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的头衔和布加宁飞往日内瓦参加了7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会后赫鲁晓夫与包括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及法国总理富尔在内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日内瓦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又飞往柏林，会见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在那里，赫鲁晓夫与民主德国签署了重申苏联支持该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文件后率领代表团回国。9月8日，西德首相阿登纳抵达莫斯科会见了赫鲁晓夫，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11月18日至12月18日，赫鲁晓夫在尼古拉·布尔加宁的陪同下访问了印度、阿富汗、缅甸三国。
1959年9月15，应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赫鲁晓夫带着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和子女第一次访问美国。赫鲁晓夫的出访是苏联总理对美国的首次访问，此事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赫鲁晓夫参观了纽约市、洛杉矶、旧金山、艾奥瓦州、匹兹堡和华盛顿。赫鲁晓夫在纽约市出席了华格纳为其准备的午宴，并参观了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在洛杉矶，由于有反苏联代表团的分子闹事，赫鲁晓夫取消了迪士尼+之行，参观了好莱坞。洛杉矶市长在宴席上抨击苏联制度的行为遭到了赫鲁晓夫的反击，赫鲁晓夫表示拒绝次日前往旧金山的行程。在总统代表洛奇的道歉恳求下，赫鲁晓夫如约前往旧金山。在旧金山，赫鲁晓夫会见了汽车工人工会领袖沃尔特·鲁瑟、国际码头和仓库工人工会主席哈里·布里奇斯。在代理市长托马斯·加拉格尔的带领下，赫鲁晓夫参观了当地的工厂、企业。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进行了会晤。这次访问后，苏美两国共同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声明表示苏方取消让其他占领国限期就德国问题达成协议的要求，美方同意与苏联、英国、法国在巴黎举行四国首脑会议并讨论裁军与和平共处问题。此外，艾森豪威尔表示接受赫鲁晓夫的邀请，于1960年6月10日至19日访问苏联。
1960年5月1日，一架美国U2型侦察机被击落。5月5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报告了此事，并称此事是旨在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侵略挑衅行为。在艾森豪威尔承认了此次U2事件由他个人全权负责后，赫鲁晓夫宣布自己将不参加四国首脑会议，除非美国停止一切U2型飞机在苏联的飞行活动，并承办相关责任人员。在晚些时候，赫鲁晓夫又亲自宣布了飞行员鲍尔斯被捕的消息，并将飞越领空的行为归咎于“帝国主义集团和军国主义者”，并暗示飞机是在艾森豪威尔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出的。作为回应，艾森豪威尔承认该架飞机是在他的命令下飞行的。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的承认表示震惊，对他来说，他对U2事件的处置彻底从一个可能的胜利变成了一场灾难，他甚至向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寻求帮助。
在巴黎召开的四国首脑会议上，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道歉，并要求美方保证今后不再派飞机飞越苏联领土。艾森豪威尔没有道歉，但表示飞行已经暂停并不会恢复。艾斯豪威尔在会上重申了关于允许相互飞越领空权利的“开放天空”提议，这引发了赫鲁晓夫的强烈不满，他离开了峰会，并取消了艾森豪威尔的访苏之行。
1956年，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时曾与约翰·肯尼迪有过接触，肯尼迪高度评价了赫鲁晓夫为苏联做出的贡献，批评了U2事件，并多次表示美国”不希望进行核战争”。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更有可能成为苏联的合作伙伴，并向肯尼迪发出了贺电。但随后发生的古巴问题彻底消除了赫鲁晓夫的幻想。赫鲁晓夫为了支持卡斯特罗下令加速向古巴提供轻武器、坦克、火炮、飞行员，并口授了一封给肯尼迪的信。赫鲁晓夫在信中表示苏方希望美国停止对古巴共和国的入侵，并表示苏联将同古巴人民一道反击武装入侵人员。1961年4月，赫鲁晓夫凭借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胜利获得了大量的支持，而约翰·肯尼迪则因猪湾入侵的失败而遭受非议。由于赫鲁晓夫威胁要用苏联的导弹保卫古巴，肯尼迪决定在1961年6月3日举行的维也纳首脑会议上不作任何让步。赫鲁晓夫于6月3日会见了肯尼迪，会议议程主要包括德国问题、柏林问题、古巴问题、互惠经济问题、裁军问题以及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在会上，赫鲁晓夫交给肯尼迪一份苏联关于德国问题的备忘录，其主要问题集中在两个德国条约的签订、在6个月的期限内解决柏林西部地区等问题，而肯尼迪却表示坚决维护西方在西柏林的权益。无限期推迟对柏林的行动会导致受过高等教育的东德人通过柏林逃往西德，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赫鲁晓夫授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建造了后来被称为柏林墙的防御工事。在谈话中，赫鲁晓夫还两次提到他为红色中国讲话并未受到任何人的委托，他认为红色中国应是联合国的一员，台湾则是中国的一部分。
总体来说，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对东欧的控制较为宽松，但他仍在个别地区实施了严格的控制。1955年，西欧有关国家批准了支持德国加入西欧联盟的《巴黎协定》，赫鲁晓夫认为此举将会让联邦德国加入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阵营。故而，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苏联联合了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55年5月举行了华沙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旨在组织集体防卫武装部队的联合组织，华沙条约组织。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后进行的“秘密演讲”的影响，波兰和匈牙利引发了相当大骚乱。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罢工演变成骚乱，造成50多人死亡。随着反苏示威游行在波兰越来越普遍以及波兰领导人选举的即将到来，赫鲁晓夫和主席团其他成员于10月19日飞往华沙会见了波兰主席团。赫鲁晓夫对新任波兰领导人的上台表示欢迎，但前提是波方必须保证苏波关系不会改变。
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一次大规模示威演变成一场民众起义。苏联军队在该市与匈牙利人发生冲突后向示威者开枪，此举导致数百名匈牙利人和苏联人丧生。作为对起义的回应，匈牙利党的领导人任命了改革派总理纳吉·伊姆雷为总理。纳吉·伊姆雷致电赫鲁晓夫，呼吁苏联红军停火并撤出匈牙利城中的苏联军队。赫鲁晓夫领导的主席团多数同意纳吉的建议，赫鲁晓夫本人也认为，如果莫斯科在对待盟国的方式上宣布自由化，那么纳吉就会坚持与苏联的联盟。10月30日，纳吉宣布举行多党选举，并于次日上午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11月3日，纳吉政府的两名成员以临时政府首脑的身份出现在乌克兰，并请求赫鲁晓夫对匈牙利进行干预。第二天，赫鲁晓夫派苏联军队镇压了匈牙利起义，并造成了4000名匈牙利人和数百名苏联军人的死亡。纳吉·阿都拉萨被捕后被处决。此次外交事件严重影响了苏联的外交形象，赫鲁晓夫终其一生都在为此次行为辩护。
随着赫鲁晓夫控制了苏联，他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甚至派遣了一小批专家来帮助发展这个新兴的共产主义国家。1953年5月15日，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苏、中两方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个工业企业的协定。1954年至1959年间，苏联将其国民收入的7%用于对中国的援助。1954年9月末，赫鲁晓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并与中方签订了一系列新协议，包括苏军自旅顺及大连撤出、有偿移交苏中四个合营股份公司的苏联股份、提供5.2亿卢布的贷款、增加对华援建项目。
1958年12月，苏联的第一艘核潜艇试航成功。为了解决外出潜艇与基地的通信联络难问题，赫鲁晓夫希望在中国建立长波发射台。面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中、苏两国共建共用1000千瓦大功率长波发射电台和远程接收中心的提议，中方对在中国建设此项设施表示赞成，但强调指出此项设施的建设费用中国会全权承担，此项设施的所有权应归中方所有。7月31日下午5时至9时，赫鲁晓夫与中方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赫鲁晓夫一再强调此项设施的所有权在中国，苏联可以向中国贷款，此建议被中方拒绝。赫鲁晓夫于9月8日表示同意向中国海军提供技术援助。
1959年，西藏风波导致中印冲突愈演愈烈，印度武装部队频频越过国界线并于8月9日侵占朗久地区，中、印双方发生枪战。10月初，在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期间，赫鲁晓夫将西藏事件的错误归咎到中方，并与中方领导人进行了进行了激烈的争吵。赫鲁晓夫取消了在中国各地的访问计划，提前离开中国，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了影射中国的发言。10月20日至21日，中印双方再次发生武装冲突，事情发生后莫斯科采取偏袒态度，赫鲁晓夫在1960年1月14日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赞扬了印度在加强中印关系的贡献。1962年春，“伊塔事件”的爆发，中、苏两国关系趋向恶化。
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向新独立的西非国家加纳和几内亚提供了大量援助。这些国家被赫鲁晓夫视为测试“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理想场所，因为这些国家与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等较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同的，它们严重依赖于同苏联的经济合作。此外，赫鲁晓夫在处理刚果危机时既未能阻止新独立的刚果陷入混乱，也未能阻止西方列强的大规模入侵。
掌权后，赫鲁晓夫允许艺术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然而，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在国外出版后，赫鲁晓夫下令对他进行猛烈的抨击，并拒绝其在苏联出版。《真理报》将这部小说描述为“低级反动的文章”，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被作家联盟开除。帕斯捷尔纳克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巨大压力他拒绝了。赫鲁晓夫下台后，他得到了这本小说的副本并读了它（他之前只读了一些摘录），赫鲁晓夫后悔的表示之前不应封禁它。
与约瑟夫·斯大林限制民众出境旅游的政策截然不同，赫鲁晓夫相信苏联可以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并且不害怕让苏联公民看到西方的成就。赫鲁晓夫允许苏联人出境旅行。据悉在1957年至1961年间，超过200万名苏联公民进行过出国旅行，其中有70万人游访过西方国家。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也允许外国人访问苏联。1957年，在赫鲁晓夫的授权下，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学生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在赫鲁晓夫创建的开自由的环境下，“社会主义狂欢”吸引了超过300多万莫斯科人的参与，他们与3万名年轻的外国游客一起参加了各种活动，从全市的讨论小组到克里姆林宫。
赫鲁晓夫时代的反宗教运动始于1959年，该运动通过关闭大量教堂、修道院和仍然存在的神学院来实现。以教堂为例，据官方数据显示，1960年苏联国内教堂的教堂数量为13，008个，较1959减少了超过8900余个。到1965年，教堂的数量减少到7，873个。为了限制宗教的发展，赫鲁晓夫限制了父母向子女传授宗教教义的权利、叫停了儿童参加教堂礼拜的权利、并禁止为四岁以上的儿童举行圣餐仪式。此外，赫鲁晓夫还要求重新执行1929年禁止朝圣的相关法律，叫停了所有在教堂外举行的仪式，并记录了所有要求在教堂进行洗礼、婚礼或葬礼的成年人的个人身份。从5月到10月底，赫鲁晓夫以工作需要为借口，叫停了一些农村地区的敲钟仪式和礼拜仪式。依照赫鲁晓夫的规定，若神职人员不履行这些规定将不被国家所认可。赫鲁晓夫的一系列反宗教运动直接导致了苏联境内的神职人员不能在苏联境内从事任何牧师或礼拜工作。
在位期间，赫鲁晓夫致力于在各个领域追赶及超越美国。在苏联国家无线电电子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亚历山大·肖金的怂下，赫鲁晓夫批准了在莫斯科郊区建设半导体城的计划。此外，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苏联成功将自主研制的卫星一号斯普特尼克1号送入轨道，这一壮举震惊了世界。赫鲁晓夫在1957年10月的一次采访中指出苏联拥有所有所需的火箭，无论容量大小。此外，为了支持苏联的基础科学的发展，赫鲁晓夫还采取了打破地区、部门界限，集中各方力量合作攻关等一系列科技改革举措。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苏联科技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1959年访问美国时，赫鲁晓夫对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农业教育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苏联主要的农业学院在莫斯科，依照校规，学生们不必从事与农业相关的体力劳动。为了效仿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农业教育项目，赫鲁晓夫建议将这些项目转移到农业学院中。由于教授和学生们的抵制，赫鲁晓夫的建议最终没有正式施行。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莫斯科国立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并不渴望在集体农场工作，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必须住在乡下。
为了效仿以牛津大学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模式，赫鲁晓夫建立了几个学术城镇，如科学城。他试图在苏联复制西方教学模式中的远离大城市的干扰、生活条件舒适、收入丰厚等模式。由于年长的科学家不愿离开莫斯科或圣彼得堡，赫鲁晓夫的新城镇和科学中心只吸引了年轻科学家的关注，赫鲁晓夫在此方面的尝试总体上是成功的。此外，赫鲁晓夫还提议重组苏联高中，他希望将中学的重点转向职业培训和课外实践上，学生只需花费一小部分时间在学校里。赫鲁晓夫的计划在执行上出了很大的问题，在实践中，学校往往与附近的企业建立了私下的联系。由于这些企业不喜欢教学生，所以学生每周只去工作一到两天。学生和他们的家人都表示学生在选择什么行业实践上几乎没有选择。
此外，赫鲁晓夫还为有天赋的学生或希望学习特定学科的学生建立了专科高中。这些学校是以1949年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建立的外语学校为蓝本的。1962年，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新西伯利亚州建立起了一所特殊的暑期学校，该学校是专为学生准备西伯利亚数学和科学国际奥林匹克竞赛所建。第二年，新西伯利亚数学和科学寄宿学校建立，该学校成为苏联第一所专门从事数学和科学教育的永久性寄宿学校。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其他类似的学校也很快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建立了起来。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已有100多所专科学校被建立。最后，作为赫鲁晓夫改革的一部分，学前教育也得到了加强，到他卸任时，大约22%的苏联儿童参加了学前教育，人数约占城市儿童的一半。然而，只有约12%的农村儿童参加了学前教育。
赫鲁晓夫倒台后，以党内选举必须更换三分之一官员、工农业部门的党内结构划分、高中职业教育计划为代表的由赫鲁晓夫提出的改革政策创新都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推翻。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提出的将现有的农业机构送到土地上的计划也终止了。赫鲁晓夫卸任后，新住宅大部分都是高层建筑，而不是没有电梯或阳台的赫鲁晓夫式低层建筑。赫鲁晓夫的一些农业项目在他死后也被推翻。1965年，玉米变得非常不受欢迎，即使是在曾经成功种植过玉米的乌克兰及苏联南部地区，那里的集体农庄也都拒绝种植玉米，玉米的种植量降到了战后时期的最低水平。虽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赫鲁晓夫倒台后的十年里大幅提高，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工业的进步，农业继续远远落后，这导致农业危机经常爆发。为了应对农业危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他的继任者延续了赫鲁晓夫从西方购买粮食的先例。
俄罗斯公众对赫鲁晓夫的看法褒贬不一。根据主流的俄罗斯民意调查显示，21世纪俄罗斯人对20世纪所有统治者都给于了消极的评价，除了尼古拉二世和赫鲁晓夫。
约瑟夫·斯大林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实践者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极高的声望，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提出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直接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斯大林形象及历史地位的激烈讨论。在华沙条约组织武装部队驻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军人的讨论中，人们的争论重点在于“斯大林是否有资格继续代表卡尔·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继续以《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斯大林的其他代表作为指导”；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的争论重点在于“是否拆除刚建成的约瑟夫·斯大林纪念碑”“如何处理斯大林的肖像”“是否将斯大林的著作从图书馆撤走”等；在波兰，工程中的斯大林肖像被撤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有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街道、公园被更名；在南斯拉夫王国，媒体大肆抨击斯大林，称斯大林是造成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原因。媒体还指出斯大林不仅要对苏联国内发展的停滞负责，还要对国际上反社会主义趋势负责。
除此之外，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直接导致1956 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危机的出现，直接引发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事件，并引发了大规模的退党潮。赫鲁晓夫发表的秘密报告带来的极为严重的负面后果，遭到了包括阿尔巴尼亚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社会主义阵营在内的所有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致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出对于约瑟夫·斯大林的评价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不是赫鲁晓夫个人能决定的。它称赫鲁晓夫所做的“秘密报告”是一个阻止各国人民革命和解放运动的蛊惑人心的阴谋。南斯拉夫王国总理约瑟普·铁托则表示赫鲁晓夫把整个事件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错误的。
当然，也有人支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指出，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氛围，赫鲁晓夫带着苏联迈出了摆脱集权主义的第一步。学者陆南泉指出赫鲁晓夫想要发展苏联经济并推行自己的改革，揭开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弊端是绕不过去的一步。他指出要使约瑟夫·斯大林时期混乱无序的法制得到恢复，摆脱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消极影响对是非常必要的。
戈尔巴乔夫曾指出作为改革的先驱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全面否定使得苏联摆脱了集权主义。戈尔巴乔夫认为只有让苏联摆脱集体主义，苏联的改革才可以展开。学者斯蒂芬·科恩在《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指出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是苏联真正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时期，他的政治改革使千百万囚禁在集中营的政治犯被释放、知识分子大量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他所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使百姓真实享受到了改革的福利。学者陆南泉指出赫鲁晓夫作为苏联历史上的第一个改革者，在各个领域的改革对苏联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作用。赫鲁晓夫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引发了经济大讨论，为苏联后期的经济改革作了一定的舆论和理论的准备。在政治方面，赫鲁晓夫提出的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走不同的道路的行为结束了样板体制模式，有利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
当然，赫鲁晓夫的改革也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学者陆南泉指出，赫鲁晓夫批判的是斯大林本人，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模式，以至于苏联内部的包括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仍然沿用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架，致使改革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效果。
从1966年开始，赫鲁晓夫便开始写回忆录。起初，为了避免被窃听，他试图在户外用录音机口述这些内容。但由于背景噪音太大，这些尝试都失败了，所以他改在室内录音。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知道此事后派人与赫鲁晓夫协商，要求赫鲁晓夫停止回忆录的创作，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拒绝。当赫鲁晓夫因心脏病住院时，克格勃于1970年7月找到他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并告诉他外国特工正在策划窃取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谢尔盖知道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无论如何都可以窃取到盒式录音磁带，此时，他已制作了副本，并将其中一些副本转交给了一名出入境自由地英国报纸驻莫斯科的记者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路易。然后，谢尔盖便将这些材料交给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1970年，苏联当局当得知《赫鲁晓夫回忆录》即将在美国出版时立刻命令赫鲁晓夫前往党的监察委员会进行协商。协商过后，赫鲁晓夫发表声明称自己并未交付回忆录性质的资料给任何人也并未授权任何人印制《赫鲁晓夫回忆录》，他表示即将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是纯属捏造的与他本人无关的书籍。1970年，赫鲁晓夫创作的回忆录以《赫鲁晓夫回忆录》为题出版，1971年1月，赫鲁晓夫终于见到了英文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1974年，由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亲自编辑整理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二卷问世。
苏共最高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俄语：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指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后终结了对约瑟夫·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权利收回，这一切都没有任何问题。这些不仅对经济、精神、政治等领域的良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带来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然而，赫鲁晓夫做的这些做法也确实对国家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他的行为带来了大规模的迫害。赫鲁晓夫虽然对党内进行了改革，却并未撼动党的根基，党的垄断权，党内的权力依旧属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少数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表示赫鲁晓夫想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赫鲁晓夫指定的体制却不接受新事物的生长。
苏联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指出赫鲁晓夫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充满悲剧色彩色、双重意识的人物。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关于揭露约瑟夫·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演说直接左右了他执政后期事态发展的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划清界限，但又不抵制这种制度。他虽同斯大林决裂，可是他尤其向往斯大林所创造的世界。他是一个坚定地社会主义献身者，他坚定不挠的用他的“灵丹妙药”指挥苏联向共产主义大步前进，但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种玉蜀黍属、开荒地、搞农业现代化，这些都将他推离目的地。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被誉为俄罗斯社会学“泰斗”的根纳吉·奥希波夫（Gennaji Oshipov）曾指出赫鲁晓夫执政后不是为国家谋取福利，而是炮轰社会主义的创造者约瑟夫·斯大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直接挑战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它动摇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根基，加速了苏联的灭亡进程。
俄罗斯著名政治家根纳季·安德列耶维奇·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Зюганов）在2021年7月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撰文中痛斥了赫鲁晓夫犯下的严重错误，他指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抨击对苏联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严重影响了苏联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地位。如果苏联共产党能够避免在20世纪下半叶犯下的错误，那么苏联也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特鲁什科夫指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致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裂痕，多个共产主义力量遭到削弱。他表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仅歪曲攻击了约瑟夫·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肃反运动，也歪曲攻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领导人，这不仅大大削弱了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为国家的统一埋下了隐患。
赫鲁晓夫传记作者威廉·汤普森指出，很难评估赫鲁晓夫的战争记录，因为他经常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一员，却不是签署军官的命令。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资深记者哈里·施瓦茨评价指出赫鲁晓夫打开了一座僵化建筑的门窗。他让新鲜的空气和新鲜的思想进入，他的之争对苏联社会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的变化。
历史学家罗伯特·瑟维斯评价指出赫鲁晓夫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人。他既是约瑟夫·斯大林主义者，又是反斯大林主义者;既是共产主义信徒，又是愤世嫉俗者;既是自我宣传的胆小鬼，又是顽固的慈善家;既是麻烦制造者，又是和平缔造者;既是令人振奋的同事，又是专横的乡巴佬;既是政治家，又是智力超群的政客。
学者亚历山大·富尔申科在其撰写的一本分析赫鲁晓夫外交和军事政策的书中写道虽然赫鲁晓夫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他所寻求的主要战略目标，但赫鲁晓夫所制定、参与的一系列外交、军事政策确实以有限的方式胁迫了西方。在赫鲁晓夫的政策下，美国不入侵古巴的协议得到了遵守、西方世界拒绝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态度逐渐被削弱。
1914年，赫鲁晓夫娶了煤矿电梯操作员的女儿叶芙罗辛娅·伊万诺夫娜比萨列娃，叶芙罗辛娅于1915年和1917年先后生下了女儿尤利娅及儿子列昂尼德·赫鲁晓夫。1919年初，由于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叶芙罗辛娅不幸患上了当时已夺走了千百万人性命的恶疾-伤寒。在请求回家的要求被批准后，赫鲁晓夫匆忙赶回家。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回家的时候叶芙罗辛娅已经病逝。为了忠于他的布尔什维克原则，赫鲁晓夫拒绝让他妻子的棺材进入当地教堂。由于进入墓地的唯一途径是教堂，他便让人把棺材抬起来，越过栅栏进入墓地，此事震惊了全村。
进入尤索夫卡工人专科学院后，由于工作和学习的需要，赫鲁晓夫开始与系中的20岁出头的女讲师尼娜·彼得罗夫娜频繁接触。尼娜·彼得罗夫娜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曾于1920年随部队上了波兰前线。结束了在军队服役的生涯后，她被安排到顿巴斯赫姆特市省党校，并担任了省清党委员会书记。赫鲁晓夫与尼娜·彼得罗夫娜情愫渐生。在赫鲁晓夫的余生中，两人以夫妻的身份生活在一起，尽管他们从未登记结婚。他们有三个孩子，女儿拉达·尼基季奇娜·赫鲁晓娃出生于1929年，儿子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出生于1935年，女儿叶莲娜出生于1937年。后来，赫鲁晓夫将前妻所生的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和尤利娅也接到了彼得罗夫娜身边。
斯大林格勒之战结束后不久，赫鲁晓夫的大儿子列昂尼德·赫鲁晓夫，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1943年3月11日的行动中被击落并丧生。列昂尼德的死亡真相到现在为止都是有争议的，因为没有人目睹他所驾驶的战斗机被击落，也没有找到他的飞机或尸体。有一种说法是在对德战争中，列昂尼德被俘虏并在被俘后“变节”向德国人投降。约瑟夫·斯大林不顾赫鲁晓夫的求情派出锄奸队，将列昂尼德枪决。这种说法被大多数学者用来解释赫鲁晓夫为何会在后来谴责斯大林。虽然在苏联官方档案中没有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但一些历史学家声称，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档案在战后被篡改了。在后来的几年里，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僚机说他看到他的飞机解体了，但这一说法并未被公之于众。赫鲁晓夫传记作者陶布曼推测，这一同僚的做法很可能是为了避免被视为杀害政治局委员之子的同谋。1943年年中，列昂尼德的妻子刘巴·赫鲁晓娃因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并被判处五年劳动改造，列昂尼德的儿子托利亚被安置在一系列孤儿院，女儿尤利娅则由赫鲁晓夫夫妇抚养长大。
20世纪20年代末期，赫鲁晓夫在苏联工业学院学习期间，常与同为学生干部的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接触。由于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是约瑟夫·斯大林的妻子，赫鲁晓夫便将自己在党内的迅速崛起归功于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不仅将自己在学院的生活及在自己在维护党的总路线所做出的努力告诉了斯大林，她还多次在斯大林面前称赞自己。赫鲁晓夫坚信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做的这些事情决定了斯大林对自己的重视和信任。然而，在赫鲁晓夫担任莫斯科州、市党委书记时，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已离世，她是否可以左右斯大林的思想也是不得而知的。依照赫鲁晓夫传记作者威廉·汤普森的说法，赫鲁晓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太低，无法享受约瑟夫·斯大林的庇护，如果要说有人在这个阶段对赫鲁晓夫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影响，那个人一定是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他谴责斯大林，释放数以百万计受害者，并为他们平反昭雪。他努力减缓美苏冷战紧张气氛的笨拙尝试引发了柏林与古巴两次危机。
赫鲁晓夫受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访问美国之时，曾提出了两个小要求，一是游览华特迪士尼乐园及度假区，二是与美国的当红影星玛丽莲·梦露共进晚餐。在出于安全因素考虑取消了游览迪士尼的行程后，赫鲁晓夫于9月21日参观了好莱坞影视制片厂并且和玛丽莲·梦露共进了午餐。此次午餐除了玛丽莲梦露外，还有400人的陪客。
1939年1月，赫鲁晓夫在乌克兰上任后，在沿着波兰边界和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农庄里爆发了马匹突然死亡的奇案。赫鲁晓夫与两名疑似毒害马匹的嫌疑人-一名哈尔科夫兽医院的犹太人教授和一名哈尔科夫畜牧学院的乌克兰籍院长交谈后，觉得这两个人毒杀马匹的理由很牵强。于是，在苏联农业人民委员会的批准下，两个专门的委员会被设立。除了这两个委员会，一个包括维尔京斯基教授、多勃罗特科教授在内的多名科学家组成的第三委员会也同时建立。通过亲身试验，多勃罗特科教授得出结论这些马匹死于干草中的一种菌类。在赫鲁晓夫的努力下，多勃罗特科教授、维尔京斯基教授都获得了荣誉殊荣。
赫鲁晓夫在乌克兰执政不久，一位名叫叶夫根尼·奥斯卡罗维奇·帕顿的著名机械工程师主动来访。帕顿将他们研究所焊接的一块十毫米厚的溶解焊接样品展示给曾做过冶金工作的赫鲁晓夫，被向赫鲁晓夫展示了此种焊接技术该如何用在船和桥梁的制造上 。赫鲁晓夫被帕顿的技术迷住了并将帕顿介绍给约瑟夫·斯大林。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帕顿被授予了在工业中推行溶解焊接技术的权力。后来，在赫鲁晓夫的推荐下，帕顿被免除了强制预备期，直接成为正式党员。帕顿去世时，完全利用焊接技术制造的一座横跨第聂伯河的大桥即将落成。赫鲁晓夫拒绝了此桥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建议，并建议此桥以“帕顿”命名。
赫鲁晓夫曾向斯大林抱怨苏联在轮胎制造上的缺点使他们损失了很多金钱和时间。一向不喜听人批评“苏联制造”的斯大林大怒，任命赫鲁晓夫为专门处理委员会的主席去处理此问题。赫鲁晓夫从雅罗斯拉夫尔轮胎厂、列宁格勒、莫斯科及政府召集了一批专家，并来到雅罗斯拉夫尔。在工厂内，赫鲁晓夫检查了整条装配线，很快便发现了违规操作是导致轮胎寿命减少的根本原因。他向约瑟夫·斯大林提出了降低产量定额、提高工人工资、采纳专家们所提出的一整套措施等建议。赫鲁晓夫实实在在的作风此促进了苏联轮胎产业的健康发展。
1955年日赫鲁晓夫在日内瓦参加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一到日内瓦便派卫队长询问瑞士表的售价。他以为瑞士表是昂贵之物，可卫队长告诉他瑞士表非常便宜。赫鲁晓夫听闻此消息后立刻下令给他的家人一人买一支便宜的手表。后来，苏联代表团每个人都在日内瓦买了新表。苏联代表团也被称为“购手表团”。
1959年7月24日，赫鲁晓夫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并在一座美式别墅展台旁与美国副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展开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及核战的论战，此次论战被称为“厨房辩论”。赫鲁晓夫对尼克松大肆赞美以美式厨房为代表的美国成就的行为表示不满，他不断宣扬苏联军力的强大，并指出苏联民众可以免费住上房子而美国民众却要花高价购买。此外他还向尼克松保证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在7年内赶超美国。
1960年，苏联领导核心派赫鲁晓夫前往纽约参加第十六次联合国大会。在得知美国人将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古巴代表团从宾馆中撵出来时，气愤的赫鲁晓夫主动要求与卡斯特罗会面。联合国大会上，菲律宾代表洛伦佐·萨姆朗指责苏联采用双重标准，在统治东欧的同时谴责殖民主义。此举激怒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指责萨姆朗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大会爱尔兰籍主席弗雷德里克·博兰指责了赫鲁晓夫的行为，赫鲁晓夫暴跳如雷，他先是用拳敲击桌子，后又脱下鞋子，用鞋子敲击桌子。后来，在西班牙部长卡斯铁利亚结束发言走到赫鲁晓夫面前时，两人在一系列口角争执后，赫鲁晓夫从椅子上跳起，挥拳打向卡斯铁利亚。赫鲁晓夫这一系列鲁莽的行为导致苏联代表团赔付了一万美金的罚款。
赫鲁晓夫死后被葬在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他是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去世前唯一没有葬在莫斯科红场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应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请求，赫鲁晓夫的墓碑由涅伊兹韦斯特设计。墓碑由黑、白两块不规则的石块组成，两块石块相交咬合在一起，代表着赫鲁晓夫矛盾的一生及他一生的成果及挫败。赫鲁晓夫墓碑的建成引来了无数人的悼念。当局为了阻止人民的悼念活动，以新圣女公墓装修为由，关闭了新圣女公墓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