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8:10
张嘉（1889-1979），字公权，生于宝山区（今属上海嘉定），祖籍江西省南城。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是二十世纪著名的银行家、实业家，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之父”。
张嘉璈祖上为官，父亲是一名中医，家中有八个兄弟和四个姐妹，他家里排行第四。1906 年，张嘉璈进入日本东京的庆应义塾大学，师从堀江归一，攻读货币银行学和政治经济学。在日本求学期间，他结识了梁启超。回国后，1913年被中国银行总裁汤睿举荐张嘉璈担任上海分行副经理，开启金融生涯。1916年与宋汉章联合违抗袁世凯政府的“抗兑”命令，并由此打出声望。1917年受梁启超的赏识出任任中国银行总行的副总裁，并成功改革了中国银行，使得中国银行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银行。后因得罪蒋介石，被剥夺了中国银行总经理职务。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家银行总裁，但已无法扭转时局，1948年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并在同年5月19日，离开大陆。晚年定居在美国，1979年病逝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小镇帕拉奥托，终年90岁。
张嘉璈对中国银行的改造，使中国有了健康运营的大公司的企业组织；对于中原地区金融业，他的贡献在于树立了道德和纪律，改造了金融界先前的腐化空气，避免或减少了金融风险。著有《中国铁道建设》《通货膨 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等书。
1889年11月12日，张嘉璈生于上海嘉定一个儒医兼经商的家庭，有兄弟八人、姊妹四人。祖父张鼎生是清代同治年间的县官，父亲张祖良是一名中医。在这个旧式大家庭里，张祖良对子女们的教育极为重视，从小就请家庭教师，教孩子们之乎者，也要念文言文读经典；年纪稍长后，就被送去读“新学”，接受新知识。
张嘉璈10 岁前在私塾读书，14岁进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 广方言馆学外语。17岁，远赴北京高等工业学堂学习。1906 年，张嘉璈进入日本东京的庆应义塾大学，师从堀江归一，攻读货币银行学和政治经济学。在日本求学期间，他结识了梁启超。
1909年，因意外事件家道中落，费用中断，差一年毕业，只好提前回国。回国后，张嘉璈先后在《国民公 报》、《交通官报》担任编辑和总编辑。 1913年，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经理项馨调任总行担任副总裁，副经理宋汉章升任上海分行经理，中国银行总裁汤睿举荐张嘉璈担任上海分行副经理。从此，张嘉璈开启了他的职业金融生涯。这一年，他24岁。
1913年至1915年间，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袁世凯不断扩军，军费激增，急需用钱，他把目光盯向银行，要求当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不断的印发钞票，导致货币贬值。当时，交通银行的总办梁士贻是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长，在物价上涨时意图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合并，发行更多的钞票。这一消息引发了储户的恐慌性挤兑，而北洋政府则于1916年5月下令停止兑现。
张嘉璈与宋汉章认为，银行若不能兑现，则会信用扫地，决定违抗袁世凯的命令。为避免被袁世凯撤职，张嘉璈请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三位朋友分别代表股东、存户和持券人，向法庭立即起诉了自己；根据当时的法律，诉讼期间，政府当局不能逮捕和撤换作为现任经理、副经理的宋汉章和张嘉璈。与此同时，张嘉 璈还联络实业界钜子张謇（末代状元），成立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股东联合会，推举张担任会长；聘请洋人律师英国人古柏、日本人村上代表股东接收全行财产，洋人律师又代表股东委任宋汉章、张嘉璈主持分行业务。为了应对挤兑，张嘉璈联络设在外滩的外国银行，争取到了200万元的透支额度。
1916年5月12日，袁世凯政府的“停兑令”正式实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执行命令，停止兑现，储户转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由于做了充分的准备，储户在中国银行顺利兑现。13日，挤兑仍在继续；14日，星期六惯例只营业半天，张嘉璈决定下午继续营业，并登报公告；15日，银行继续登报宣布开门兑现。到5月19日，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的信用逐渐得到储户的认可，挤兑风波平息。张嘉璈和宋汉章被称为 “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不屈从 北洋政府的勇士”。张嘉璈作为一名职业银行家的素质、谋略和胆识初步展现。
1917年，受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的梁启超邀请，张嘉璈到北平市出任中国银行总行的副总裁，同时留任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提出了对中国银行的改革思路：一要招募商股、减少官股，成立股东会；二要整理中行总行所发行的京钞；三要设法限制对政府的垫款，并逐渐收回以前垫款。张嘉璈的改革思路得到了梁启超的认同。
1918年初，中国银行股东大会选举张嘉璈为董事，出任副总裁。张嘉璈在这一位置上任职11年，直到 1928年底，他的目标是把中国银行办成一家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银行。张嘉璈运用学到的银行、理财专业知识，在中国银行推广西式簿记、优质服务、人事管理等现代银行的管理方式，将中国银行带入一个新时代。为了摆脱政府对银行的控制，张嘉璈不断扩充商股，招募江浙财团及各大企业近 600万元的商股。到1923 年，北洋政府因为财政紧张，将500万元官股出售，这样一来，中国银行的商股比例达到了99%。
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为了寻求保护，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为应付政府张嘉璈被迫发行公债。从1927年5月到1936年，政府共发行26亿元以上的内债。承购、抵押、销售、维持市值，张嘉璈为蒋介石政权效力不遗余力。期间，1929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银行呆坏帐比例大幅上升；到 1935年，上海金融危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嘉璈展现了他丰富的金融经验再次化解了金融危机。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后，张嘉璈提出国家不要总是把银行当作“钱袋”，这得罪了蒋介石。
1935年，蒋介石把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制改为董事长制，宋子文担任董事长，宋汉章为总经理。张嘉璈明升实降，被任命为国家银行副总裁。半年后，蒋介石任命张嘉璈为铁道部长。1938 年，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任交通部长。期间，张嘉璈拟定了修建铁路的五年计划，计划修成 5000公里铁路。但时值抗日战争，政局不稳、财力有限，他在任期内仅修通了湘黔铁路株州至贵阳段，浙赣铁路南昌至萍乡段两截铁路。1943年，张嘉璈辞去交通部长职务；同年9月，赴美考察研究战后中原地区的经济复兴计划。
1947年1月2日，蒋经国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拜访正在东北地区行营的张嘉璈。但张嘉璈对时局非常清楚，此时的财政和国家银行、甚至通货膨胀，已经不是他可以扭转的了，贸然接手，势必出丑；他尝试回信给蒋介石，表示力不从心。2月12日，蒋介石托熊式辉带口信，要张嘉璈准备返回南京，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无法再推辞。25日，蒋介石派专机至沈阳市，给张嘉璈带去蒋介石当天早上八点的亲笔信：“请明日回京。行动仍以不告人为宜。”27日下午3点半，张嘉璈秘密抵达南京。3月1日，蒋介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及最高国防会议，宋子文被迫辞去行政院长，蒋介石自己兼任院长，张群任副院长，同时正式任命张嘉璈为国家银行总裁。
此时的北洋政府，1946年收入28770亿元，支出 75748 亿元；1947年收入140644亿元，支出433939亿元，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60%以上。张嘉璈虽然很快拿出了方案：发行公债、调整外汇管理办法、加强金融管理，三大招术一齐用上。然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早已信誉扫地，军费日涨、通货膨胀加剧，达官贵人逃避监管内幕交易，张嘉璈也无力回天。到 1948年4月24日，翁文灏接任行政院长，俞鸿钧接任国家银行总裁。28日，蒋介石还命人询问张嘉璈是否愿任财政部长，张嘉璈说：“任职中央银行已感竭蹶，何敢担任财长重任，请代向总统说明，此事万万不可。”
1949 年1月21日，蒋介石退位，李宗仁代理总统。1月24日，张嘉璈写信给外交部长吴铁城，要求办理赴澳大利亚的护照。3月19日，李宗仁亲自登门拜访，希望张嘉璈出任财政部长，被张嘉璈拒绝。4月26日，张嘉璈从上海市飞到香港特别行政区。5月11日，从香港回到广州市，叶剑英在广州与张嘉璈有过一次接洽，希望他留在国内，并担任中国银行的董事职位，为新中国的银行建设出力。由于时局未定，且他的哥哥张君劢，已经被中共公布在46名战犯之列。5月19日，张嘉璈离开大陆，返回香港。
一年半后到澳大利亚，最后定居美国。晚年，张嘉璈先后任教于澳大利亚、美国的大学，主讲中国、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史。1955年出版英文专著《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客观叙述中国国民党政府时代通货膨胀的情况， 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成为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权威著作之一。为表彰张嘉璈在经济研究领域中的出色成就，圣约翰大学、斯坦福大学、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等世界著名高等学府，先后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1979年10月15日，张嘉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小镇帕拉奥托病世，终年90岁。他的临终遗言是，愿“附 葬先垄”，归葬故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银行仍为张嘉璈保留了董事席位，直至他逝世。
二哥张君劢（1887—1969），字君，出生于江苏嘉定区。著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也曾留学日本，是中国国家社会党的创办人，曾任中国家社会党的创办人，民主社会党中央主席，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1945年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中华民国代表。
二妹张幼仪（1900—1988），名嘉玢，出生于宝山区。中国第一家女子银行——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上海南京路上著名的云裳服装店的老板、服装设计师。但她最为世人所知的身份，她是徐志摩的元配夫人。
八弟张嘉铸（？—1985），字禹九，新月派诗人、中原地区国剧运动发起人之一、“新月书店”主要投资人（后任经理）。1930年代开发黄豆多种用途的先锋，任中国植物油公司总经理、中国蔬菜公司大老板等。因欣赏徐志摩的才华，不考虑姐姐张幼仪的感受，是张家唯一盛装参加徐志摩与陆小曼婚礼的人。徐遇空难，参与办理收尸、举丧等后事。1949年移居美国。
第五个儿子：张国立。很早就去了日本，娶一女子，本姓谭，后随夫姓，叫张掌珠，很会持家，又会烹，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张夫人饭店”，在当地很是有名。他们有个女儿叫张邦梅。
第七个儿子：张国魁。原先在上海造币厂任摄影工作，后来从机件维修工做到总工程师，娶妻林爱伦，福建人，生二子，邦德、邦华。
第八个儿子：张国星。原在北平救济分署任会计，平津战役打响时，妻子分娩在即，留在了国内，解放后做了北京冷热汽管厂的一名会计，生有一子二女。
第九个儿子：张国井。终生未娶，没有留下子嗣。
1913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副经理。
1917年，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
1928年，任中国银行总经理。
1935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家银行副总裁，12月任铁道部部长。
1938年1月仍任改组后的交通部部长。
抗战胜利后，任东北地区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兼任铁路理事长。
1947年，任中央银行总裁。
中信出版社出版张嘉璈的《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原作名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字面可直译为《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该书曾于1958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出版。作为建立中原地区近代金融组织基础的重要人物，尤其是战后与恶性通货膨胀缠斗多年的一个败北者，张嘉璈在这本书中论述了通货膨胀这个“尾大不掉的怪物”的产生原因和历史背景，并提出了经济落后国家的应对策略和经验教训，警告他们勿再重蹈中国国民政府的覆辙。
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之约，张嘉璈完成了《中国现代财政金融简史及有关人物》（该稿未经刊印，现藏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图书馆）。在这份手稿中，他提到了于他一生事业有莫大干系的八个财政界人物：梁士诒、叶恭绰、曹汝霖、廖仲恺、梁启超、熊汝霖、孔祥熙、宋子文，而对于中国近代金融组织作出重要贡献的银行家，他则例举了四人，两个是终生知已，陈光甫和李铭，另两人是周作民和吴鼎昌。
张嘉璈服务中国银行二十三年，其一大功绩在于，从中国银行开始，中国有了这种健康运营的大公司的企业组织，而他于中国金融业更重要的贡献是，他在创立大公司的同时树立了道德和纪律，改造了金融界先前的腐化空气，避免或减少了金融风险，更为中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培植了一批新人。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极为匮乏，袁世凯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军，拼命扩大军备，增加军费，而各地的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不向北洋政府纳税，北洋政府的财政，就始终是个“破落户的财政”。在袁世凯看来，银行有的是钱，开动机器印钞票就是，所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个半官方的银行，都不得不印发巨额钞票，为袁世凯垫付了巨额资金。中国银行发行钞票，1913年只有502万元，1915年猛增到3844万元。交通银行更多，1914年钞票发行为893万元，1915年增到3729万元。为政府财政的垫款，中国银行达1000多万元，交通银行竟达4000万元。钞票发行过多，这就不能不引起银行的信誉动摇。
交通银行总办梁士诒是袁世凯的南京总统府秘书长，这时出谋划策，主张将中原地区、交通两行合并，以集中现金，为老袁所用。那时北方早已人心浮动，这一消息传开后，立即引起了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市地区的两行钞票持有者，纷纷前往银行要求兑现。交通银行的情况尤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眼看银行库存危急，北洋政府国务院为稳住金融盘子，于1916年5月下令中国交建两行，停止兑现，存款止付。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在整个中国银行系统中，居有重要地位，一直是策应总行和各地分行的枢纽。张嘉璈和宋汉章事先就得到消息，认为事态非常严重。一个银行若不能兑现，等于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后就无法开门营业，银行就等于自取灭亡。他们研究之后，决定“抗命”。
一方面由宋汉章去找有关律师，咨询相关的法律依据，做到有理有节；而张嘉璈去联络南三行及其他同行，商量好计策，请他们在此关键时刻，一定要为中行撑腰。南三行大都是中行的股东，利益相关，自是团结对外，一致作为中行的后盾。张嘉璈并与外滩的外国银行联系，争取声援。外国银行深知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的支柱，中国银行一旦垮台，整个局面不堪收拾，对外国银行也不利，势必影响外国人的在华利益，所以也坚决支持中行上海分行抗命的立场。
他们计算了一下，中行当时库存有200多万现银，恐怕不足应付，就与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做好一切准备，决不做对不起储户的事情。为此，张嘉璈还访问了张謇，决定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由张謇任会长，并且登报声明，上海中国银行行务全归商股联合会主持，上海中行的钞票随时可兑现。
5月12日那天，交通银行服从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了钞票兑现，老百姓一片怨声。而中国银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尽管如此，中行门前还是人山人海。前来兑现的队伍排了几条马路之遥，有数千人之多。
张嘉璈曾在日记中记下了那可怕的局面：“余自寓所到行（汉口路三号），距址三条马路，人已挤满，勉强挤到门口，则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钱或五元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看到这种情况，张嘉璈反而心中有了底。第一天兑现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渐渐地市民发现，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是完全守信用的银行，不必紧张地去兑现，到19日，一场风暴就渐渐平息了。
这场风暴过去之后，中行上海分行的声誉骤然提高。有钱人和生意人立即把钱存入中国银行，吸收的存款反而比挤兑之前大为增加。中外报纸纷纷报道，总是把张嘉璈和宋汉章两个名字并列，称他们是“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赢得了“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的称号。
1917年，北洋政府任命张嘉璈为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冯耿光为总裁，而实际主持业务的是张嘉璈。为了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张嘉璈一再扩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里的势力。他曾专程到上海市招股，向江浙财团及各大银行、交易所、申新、宝成纱厂等大企业募集股份近600万元。1923年，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将500万元官股出售，使中国银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按说，这样已经达到了摆脱北洋政府控制的目的，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办商业银行了，然而好景不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中国国民党也来打中国银行的主意了。并使用各种手法，把张嘉璈绑上官府的“战车”。
1927年，当北伐军正积极向北推进时，宋子文负责为北伐军筹款。他已向香港中国银行先借了50万元，广州中国银行经理贝祖诒（凇）当即将北伐军的动态电告两位总裁。蒋介石则通过在天津市的黄郛，又开口向张嘉璈要求援助。冯耿光和张嘉璈都曾在北洋政府任职，深知内中腐朽的一切，料定他们未必是北伐军的对手，于是决定，由冯耿光去广州市探查情况，在他判断北伐军肯定能打胜之后，才决定给予经济上支持。张嘉璈则坐镇上海市，指挥一切。
最终，为了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他们还是把“宝”押在老蒋身上了。北伐军打到江西的时候，他安排向北伐军运款，一次就送去30万。谁知老蒋的胃口大得很，远远超过北洋政府，到上海后一会儿要100万，一会儿要500万，甚至提出要借1000万。那时中国银行的股份总共才3000万。江浙财团的头脑们顿时感到头皮发麻。张嘉璈说：“这是国民政府压迫中行的第一次。”并在日记中写道：“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财政，前途悲观在此。”后来还是张静江和陈光甫出来调解，表示政府即将发行公债，确有能力还款，张才答应为之垫款，事情方算解决。
这期间，正逢张嘉璈母亲去世，蒋介石为拉拢张嘉璈，事先从未与张见过面，就突然出现在张家的灵堂里，来到之后纳头就拜，叫张嘉璈好生感动。张家本来就非常看重礼节和规格，蒋介石可算是攻心攻到了点子上了。这可能也是张后来入幕蒋氏内阁的原因之一。
1928年10月，中国银行被迫实行改组，加入官股500万元，又恢复了官商合办。时冯耿光、宋汉章、李铭、陈光甫、张嘉璈为常务董事，从常务董事中推选张为总经理。在中国银行成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后不久，张嘉璈就到欧美、日本去考察银行制度，并筹集外汇资金，设置海外机构，同时改进内部组织管理，健全会计制度，延用专门人才，改革人事制度，增加职工福利，使中国银行向现代化发展。到1934年，中行的存款已达5.4亿元，放款4亿，而且大力开展外汇业务，陆续建立国外直接通汇处60多个，特约代理店90多家，逐渐使国际汇兑成为中国银行的主要业务，为此后中行的外汇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嘉璈早在日本读书时，就积极参加过政治活动。他与梁启超过从甚密，从日本回国后，曾在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上海市光复，他曾参加组织“国民协进会”，还参与创办民主党和进步党，还担任过北京参议院秘书长。1914年到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任职，为的是弃官从商。可知他不喜欢政治，政治却非常喜欢他。政治与他关系太“密切”了，他又感到了处处不舒服。
蒋介石过分地把中国银行当作自己的“钱袋”，像北洋政府一样，无休止地向中国银行要钱，无休止的内战消耗，他内心就非常反感。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时，成立财政顾问委员会，拉他当副主席，以此联络江浙财阀。他向孔祥熙提出，国家应当减少对银行垫款的要求，反对把银行当国库。这下就得罪了老蒋。
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蒋介石开始翻脸不认人，从他手中夺取了中国银行，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派宋子文担任董事长，宋汉章为总经理。同时强行加入官股1500万元，使官股达到2000万元。把张嘉璈调为国家银行副总裁，实际上是夺了张的权，仅给他一个空衔。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张嘉璈竟一无所闻，他愤怒之下，拒绝就任。后来老蒋鉴于他在社会上的影响，为了笼络人心，半年之后，又把他列入内阁成员之中，任命他为铁道部长。张嘉璈深感国铁集团之急需，就接受下来。从此离开了中国银行。
1938年初，国民政府将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张又任交通部长，这时已经迁都重庆市了。抗战八年，张嘉璈拟定了修筑铁路的五年计划，拟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完成5000公里的筑路任务。为此，先后发行了1亿多万元公债，修了湘黔路株洲至贵阳一线，以及浙赣路南昌至萍乡段。后来又引进外资，先后借外资3000万英镑。只可惜抗战爆发，整个计划无法全部落实。在战争的环境下，既然铁路无法修筑下去，他这个交通部长也就无事可做。1943年，他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了交通部长职务，同年9月赴美考察，研究战后中国经济复兴计划。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的金融盘子又发生问题了，与宋子文也闹僵了，于是又厚着脸皮，要派他的用场，屡次电催要他回国。最初准备委任他国家银行总裁，仍叫他发挥金融方面的作用，张嘉璈坚决不就。不久，蒋介石急于抢夺东北地区的胜利果实，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下设政治与经济两个委员会。在未经张同意的情况下，就宣布张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兼中东铁路理事长，同时急电张嘉璈立即返国。张嘉璈本不想再出山，无奈蒋介石拉他共进午餐，对他大加劝慰，张经不住蒋介石的“蘑菇战”，仅答应以接收完毕为度，遂与熊式辉一同飞往长春市。
可是接收东北谈何容易，那时东北在苏联红军手里，苏联红军根本不想把东北交给蒋介石的。蒋介石认为，张嘉璈在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对付”得不错，而东北地区，眼看共产党也要去占领，那就必须用张嘉璈这个中间人物的“牌”。然而事态的发展，不是张嘉璈一位金融专家所能决定得了的事，所以尽管他努力奔走，到头来还是没能完成使命。1946年底，国共和谈破裂，东北已成为内战主要战场，张嘉璈在东北已无所作为，而内地的金融通货膨胀又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病，于是再次请他出任国家银行总裁。这次他仅干了半年时间，真的撒手不干了。那时已到了“金圆券”时代的前夕，中国国民党很快就完蛋了。
张嘉璈一生从事银行和实业，到头来是两袖清风。他1949年到国外生活后，曾托朋友把他存在上海市的藏书全部卖掉，把钱汇给他。在美国教书时，因学校离开太远，于是想在学校附近买房子，但手头拮据，就商于同在美国的贝祖诒。贝知张从不向朋友开口借钱，乃为之奔走凑了一个“会”，由陈光甫、李铭、贝凇荪、项康元、吴昆生等人，每人拿出1000美元，共计11000美元交给张嘉璈。
在他离开大陆之前，还发生过一个笑话。在中国国民党的一次立法会上，有人提出，为解决政府财政困难，要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征借10亿美金。其实，孔、宋富有，人人皆知，而张嘉璈在中国银行离职时，得到退职金16万元，而当时他已负债6万元。张嘉璈得讯后，立即致函当时的行政院长何应钦：“请派人彻查我之财产，如私产超过中国银行退职金数目以外，甘愿贡献国家。”
《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是作家赵柏田的长篇人物传记，也是张嘉璈的国内首部传记。该书采用金融史与生活史结合的研究路径，从浩如烟海的财政史料和银行家们的日记、书信、函电中参互考寻，细密地考察了张嘉璈的生平踪迹与时代的关系，描绘了张嘉璈这位20世纪初的金融巨子跌宕起伏、充满悬念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