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4-20 09:40
张静江（1877年9月19日—1950年9月3日），谱名增澄，又名人杰，字静江，别署饮光，晚年又号卧禅，浙江乌程（今浙江南浔）人。 中国近代政治家，国民党右派人士，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为“中国国民党四大元老”。
张静江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早年以随员的身份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去法国赴任，开创运通公司，后与吴敬恒、李石曾创办世界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静江在赴法的轮船上偶遇孙中山，此后便一直出资赞助革命事业。辛亥革命后，张静江渐渐走到前台，尤其是孙中山逝世后，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支持“清党反共”，力推蒋介石上台，推动“四一二事变”。民国十七年（1928年），张静江担任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开始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从此致力于经济建设。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国民党建设委员会撤销，张静江保留中央监察委员的职位，因病前往国外疗养，长期居住纽约，并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寓所。
张静江是中华民国史、国民党史乃至中国革命史都绕不开的重要人物，他曾追随孙中山、倾力赞助国民革命，后又帮助蒋介石攫取“党国”最高权力，推动“四一二”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为之后国共内战埋下伏笔；但随即由于其国民党右派的立场，与蒋介石闹翻，此后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并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可以说，张静江的一生功过兼有，十分复杂，很难简单做出定义。
光绪三年（1877年）闰八月十三日，张静江出生在浙江南浔古镇外祖父家中，祖父张颂贤和外祖父庞云都是丝商巨贾，他七岁开始启蒙，跟随私塾的老师学习《论语》《孟子》。年轻时的张静江精于骑术，在南浔的狭巷中，仍旧能驰骋自如。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军队侵入朝鲜王宫，清政府对日宣战失利，旅顺、威海卫相继陷落，张静江颇为愤慨。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静江与翰林、山东省学政姚菊歧的女儿姚蕙成亲。通过岳父的介绍，张静江认识了清政府钦差大臣、 驻法全权公使孙宝琦，不久，父亲张宝善花银子为儿子张静江捐了一个江苏省候补道员的官衔。这年，张静江因为时常骨痛，两脚渐渐开始行走不便。母亲庞氏频繁去庙里祷告。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十五岁的张静江来到北京，状元黄思永的儿子黄中慧宴请他，在宴席上，张静江结识了李石曾。次年，张静江作为随同人员跟随孙宝琦出使法国，同行者有李石曾、周菊人等二十余人。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为使馆无事，张静江便和周菊人筹划开设运通公司。起初他们打算成立一家推销国货的公司，但因为回国募资、招股受挫，还是父亲张宝善给了张静江三十万银元。此后，中国的丝绸、瓷器、玉器和古董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巴黎，通运公司生意兴隆。后来，公司的茶叶部业务进行扩张，在巴黎的意大利大街上开设了一家推广茶叶的品茶店，甚至发展成巴黎知识界，尤其是西方汉学家们的聚会场所，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级沙龙。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静江在伦敦结识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邀请他一同去法国巴黎，之后在巴黎李石曾的家中，三人商议创办世界社，以开办杂志，沟通中西文化，在欧洲宣扬中国革命思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张静江在新加坡获准加入同盟会，返回巴黎后，他还介绍李石曾加入同盟会。十二月，张静江和吴敬恒、李石曾等人在巴黎达庐街25号正式成立世界社，筹备发行《新世纪》周刊和《世界》画刊。周刊由张静江负责经费，吴敬恒负责编排，李石曾、蔡元培、褚民谊等均协助供给文字，发表言论以宣传革命，还会介绍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米哈伊尔·巴枯宁、彼得·克鲁泡特金等人学说，发行则设在巴黎侣街4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6月22日，《新世纪》周刊首期发行。张静江则在五月回到上海市，在上海望平街开设世界社，发行《世界》画报，画报第一期刊印一万册，介绍世界名人，近代伟人的学术思想，以及重要的科学发明，印刷瑰丽。七月，张静江暂住香港黄泥涌道愉园养病，胡汉民、冯自由为他补办了加入同盟会的手续。不久，北京清廷外务部以《世界》画刊蛊惑人心为由，在国内对其进行查禁，并致电法国公使馆，请求在法国也同样禁止发行。法国政府没有同意，不过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新世纪》周刊和《世界》画报还是因为经营不利，被迫宣布停刊。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张静江回国，冬天乘船返法时，正好遇上从胡志明市前往欧洲的孙中山。张静江得知孙中山正在筹集革命资金，表示愿意资助革命事业，并且和孙中山约定了汇款密码。此后，一旦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密电求助，张静江也是第一时间如数将资金寄到。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孙中山为筹措广东省和昆明保卫战款项，两次致电张静江汇款，张静扬州市及时汇过去了资金。为了给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经费来源，张静江还积极将包括大哥张弁群( 上海市通运公司总经理) 、舅父庞青城( 上海中国银行董事) 等亲人在内的家乡南浔区富豪介绍给孙中山，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张静江从伦敦赶到上海，抱病主持大局，承担协调上海革命党人的工作，还作为革命党人的联络中心，致电孙中山回国主持大局。同时，为了协助东北省陆军协统蓝天蔚抗衡清总督赵尔巽的保安会，张静江秘密购买四门火炮、三千步枪。民国元年（1912年），孙中山受迫于袁世凯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张静江与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等在上海市发起“八不会”“进德会”，又参加发起俭学会，倡导学生赴英、法各国留学。六月，张静江到黄兴的住所拜访孙中山，此后打算专心商贸，以支持革命事业。
民国二年（1913年）九月，讨袁失败后，孙中山计划建立中华革命党。张静江是国内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第一人。次年七月八日，孙中山在日本就职中华革命党大总理，宣誓再举革命。张静江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因为在巴黎主持通运公司的事务，为革命筹措经费，不能及时赶赴日本，由廖仲恺代理职务。民国五年（1916年），张静江仍在巴黎。六月袁世凯忧愤而死，孙中山发表宣言，通电各地罢兵，二次革命结束。
民国六年（1917年），张静江因为腿部不能行动，搭轮船返回上海修养，终日挥毫弈棋以为消遣。民国九年（1920年），张静江遵照孙中山的安排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证券交易所三年间获利不少，缓解了孙中山革命的经费困难。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张静江在上海卧床修养，二十六日孙中山发函，让他速到广州市。当时，张静江骨痛剧增，难以成行，孙中山还特别介绍留德李其芳医生为他治疗。次年一月，张静江于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二十四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
民国十四年（1925年）二月，张静江抱病到北京探望重病住院的孙中山，并见证孙中山写下遗嘱。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被选为葬事筹备委员会十二位委员之一。七月一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张静江成为十六位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之一。
张静江和蒋介石的渊源颇深。早在民国二年（1913年）十月，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时，张静江便是其监誓人。民国五年（1916年），蒋介石的上司陈其美被袁世凯遣人暗杀，于是二次革命结束后，蒋介石只身来到上海市投奔张静江。张静江将手上一部分贩盐的生意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经营良好，由此获得张静江的赏识。后来张静江自办“恒泰”号交易所，更为蒋介石交付了4000元股金，让他拥有了自己的资本。不止在经济上，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为止，张静江也一直在军界为资历浅薄的蒋介石谋取职位，其说合蒋介石与深受孙中山倚重的大将许崇智结拜，使蒋介石得以就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后又推荐蒋介石担任广州市大元帅行营参谋长，并最终为蒋谋下黄埔军校校长一职，让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拥有了自己的根基。
民国十四年（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围绕继承权展开斗争，但同年八月胡汉民便在“廖仲恺被刺”一案中受到牵连，被迫出国。民国十五年（1926年）一月，张静江出席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监察委员。参会期间，蒋介石为争取张静江的支持，陪同张静江游览长洲岛、东南海神庙，谈及党内现象，感慨革命事业艰巨。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将汪精卫赶到法国，虽然由此成为唯一的继承人，但因为此事掀起了国、共两党的矛盾，他也成为众矢之的。当时张静江以“蒋公在粤处境困难”，启程赶到广州市，与蒋介石交流情势，为他平息事态。蒋介石也频繁约见张静江等人商谈整理党务一事。五月十五日，一直留在广州的张静江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此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提出限制、排挤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并选定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以足疾请辞，还推选蒋介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但此前国民政府已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日出师北伐。因此，在北伐期间，张静江仍代理主席，行使职权。在张静江的有意扶持下，最初连中国国民党一大都无法参加的蒋介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集国民党、北伐军、国民政府大权于一身，一跃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领袖。而蒋介石率师北伐后，张静江在留守广州期间，曾批准陈果夫创办党政训练所和学术院， 为清党运动储备了大批干部。
民国十六年（1927年）三月十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联席在武汉汉口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张静江致书汪精卫，劝他摒弃前嫌，尽快回国与蒋介石联手“反共”。
四月二日，张静江赶赴上海出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吴敬恒请查办共产党案，并与吴敬恒、蔡元培、李石曾一同留居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日夜和蒋介石商讨清党“反共”计划。九日，张静江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联合发表“护党救国”通电，斥责武汉联席会议。三日后，“四一二”政变爆发，国民党正式实行“清党”。三天之内，上海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杀300多人，其中包括陈延年 、赵世炎等著名共产党人，另外被捕500多人，逃亡、失踪也有500多人。四月十五日，张静江出席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仍旧如期举行，会议决定，定都南京，否认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并通过恢复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以及开中央政治会议主持一切等议案。十八日，张静江参加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成立典礼。
八月十三日，蒋介石为促成宁汉合作，通电辞职下野（来年初便恢复原职），张静江也随之辞去各种职位。蒋介石对张静江“北伐之际，居守中枢”，“倡言清党”以及帮助自己“微末”之时奠定朝基的功绩，大加称赞，称他为“安厄斯仗之人”。
因为本身的右派立场，张静江在政治上也并非一味拥护蒋介石，随着蒋介石为结束国民党的分裂，数度与左派的汪精卫合作，张静江与蒋介石的政治联盟便开始产生明显的裂隙。而蒋介石在地位逐渐稳固后，为了实行中央集权，又与胡汉民合作，更与张静江分权的政治主张产生冲突，使得张静江越发被边缘化，并最终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层。但与此同时，张静江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发展经济方面。民国十七年（1928年）二月，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成立，张静江担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由财政部发拨建设基金十万元，分设总务、水利、电气、矿业各处及秘书处、参事室。十月，张静江复任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三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静江由中央执行委员改任中央监察委员，失去了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表决权。六月六日，张静江任会长，主持西湖博览会开幕，博览会长达四个月，于十月十日闭幕。
民国十九年（1930年）末，张静江辞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此后专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民国二十年（1931年）六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决议“建设委员会应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移交各部主管” ，此后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由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任常务委员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建设委员会越发显得名存实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张静江以不胜操劳为由，携带家眷从上海市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做异地疗养。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一月，国民党建设委员会撤销，业务由资源委员会接管。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举行临时代表大会，张静江因为生病不能出席，但会议上，仍保留了他中央监察委员的职位。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八月，张静江从香港坐船到瑞士小住，次年一月，转道赴美，长居纽约疗养。
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十二月，张静江和李石曾在张静江纽约的寓所召开第一次“世界国际社团同盟”大会。 美国、法国以及南美各国国际社团代表出席了会议。 张静江被推为大会主席，李石曾代为主持会议。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主持闭幕仪式。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张静江双目失明，只能收听广播和吃斋念佛打发时日，听闻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十分高兴。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五月，蒋介石就职北洋政府总统，聘请张静江为总统资政。两年后（1950年），九月三日，张静江在纽约寓所病逝，终年72岁。国民党中央党部及蒋介石收到消息，纷纷致电吊唁，并汇给丧费。
民国十七年（1928年）二月，张静江出任中华民国建设委会委员长，此后直到建设委员会被撤销，任职有10年之久。同年十月，张静江又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担任这两个职务期间，张静江在有限的资金、技术条件下，在四个方面做出了不小成绩。
其一，电力工业。张静江先后主持接收成立首都、戚墅堰两电厂。还领导建委会接办了安庆电厂、贵阳电厂，成立了天汉水电厂、南郑电厂、湘西电厂、天水电厂，筹备了京（ 南京） 沪杭地区电力网建设计划，制定颁布了《电气事业电压周率标准规则》等法规。 张静江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中国电力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其二，交通事业。在公路方面，张静江主持建成了以杭州市为中心的全省公路网，共有杭长线、杭徽、奉海线、杭苏四条干线，此外，张静江对杭州市街道进行了详细规划与整顿，并改为柏油路，使杭州市政建设身全国先进城市之列。铁路方面，张静江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借调铁路专家杜镇远至杭州，支持创建了杭江、江南及淮南市三铁路。
其三，煤矿业。张静江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八月接管整顿了长兴煤矿，在煤矿重新出煤后，又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主持创建了淮南煤矿。淮南煤矿产煤量巨大，四月开工兴建，八月日产煤已达百吨左右， 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六月达到日产煤2000吨，即使数十年之后，仍然是中国南部最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民国二十年（1931年），张静江还募集私人资金与人合作开采安徽馒头山煤矿，以满足家庭用煤。这几座煤矿的开采对于中国煤炭工业的状况起了很大的改善作用。
其四，通讯事业。张静江担任建委会委员长后，便着手成立了无线电事业管理处，派李范一、王崇植为处长，一面接受军事机关移交国民党总司令部的驻上海市无线电机制造厂，以及各地的长短波电台，一面着手筹建全国无线电台。一年后，无线电台由原来的6台发展至27台，并和各地方台建立联系，收发商电、官电、新闻电等。在担任浙省主席期间，张静江委任李熙谋主持安装架设了自杭州通向上海、南京、江西省、福建省、安徽、宁波市、丽水市、永嘉县的八大电话干线，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的全面电话通讯网。 这些工作对于发展民族电信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晚清、光绪年间，因为丝业发达，湖州市的水乡南浔古镇出现了一个为世人瞩目的富豪阶层，当时的人们以三种动物形体的大小来标明他们财产的多少，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的谚语。一般情况，财产百万两以上的豪富被称为“象”，五十万至百万两则称“牛”，三十万至五十万即是“狗”。张静江家族资产过千万，被列为南浔“四象”之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张静江乘船赴法，偶遇孙中山，上前交谈后，得知其正在筹措革命经费。张静江立刻表示愿意赞助革命，并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电码暗号：以A为一万元，B为两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日军无故进攻南京，屠杀无数。张静江听说消息时，正举着筷子吃肉，不由得丢下筷子起身，顿悟戒杀的道理，从此以后，不吃荤腥，只吃素食。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三月，张静江和吴稚晖、李石曾乘船渡过三峡时，突然咳嗽，张静江的妻子便劝他戒烟。张静江回答说，戒烟和戒肉不同，戒烟顶多害自己，不会害人。李石曾就提议，以张静江妻子戒肉来交换张静江戒烟。张静江夫妇齐声表示同意，于是，吴敬恒在张静江剩下的三支烟上各写下一行小字作为此次约定的证据。
中国国民党前后两届领导人，孙中山称张静江为“革命圣人”，蒋介石则称其为“革命导师”。张静江去世后，蒋介石更在签发的“总统令”中赞扬张静江格局高大，大公无私，认为早年孙中山革命能够成功，张静江居功至伟。国民党中将姚琮在《张人杰先生家传》中同样称赞张静江不务虚名，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关心百姓的福祉，一心一意只为世界大同。不过因为张静江在孙中山逝世后，竭力拥蒋，并推动“四一二”政变，也有如《中国经营报》一类的报纸媒体称其为“党国罪人”。也有人认为张静江一生功过兼有，难以简单定义。
台湾历史学者曾把张静江、张之洞、张謇并称中国近现代史上发展经济的“三张”，认为三人“同为中国近代以来，致力建设中国， 发展实业的三个关键性人物”，更有人认为张静江领导建设委员会时期的建设成果，“不仅树立国家的建设规模， 并且为日后抗战八年，奠定深厚的物质建设之基础。”著名经济学家潘企之认为在半世纪来的民国历史上，张静江是浙江省历任省政府首长致力于建设最有成绩的人。
故居是张静江少年、青年时代生活之地，又名张静江故居，坐落于湖州市南浔镇东大街108至110号，是张静江父亲张宝善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修建。故居保持着清代三进五间式古建筑风格，大门上方悬挂着“张静江故居”的横额，正厅上悬挂通州区张謇题写的黑漆金字“尊德堂”堂匾，堂匾下的长桌上摆着两盆绿竹。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一幅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对联是清同治、 光绪二帝的老师翁同龢所写： “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正厅里还放了一张用檀香紫檀所做的明代桌子，以及午休、喝茶用的红木 “太子床”。最珍贵的文物还要属书法家董其昌手书的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酒德颂》板屏6块（原有8块），这是用银杏木镌刻而成，在国内颇为罕见。
二厅、三厅里陈列着张静江手赠陈立夫的“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对联（据说此字联真迹现悬挂在陈立夫台北的私人客厅里），还陈列着张静江的家谱、家族发展史和张静江一生的大事纪略。此外，还陈列了从南京、上海市等地征集的张静江生平事迹的多种照片、书札、任命状等文物，其中有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的张静江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民国初期的历史照片和资料。边厅的两边墙上都是张静江临摹“八大山人”所作的一些字画，中间有一张琴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