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8 14:45
徐承烈（1730-1803），字绍家，一字悔堂，晚号清凉道人，浙江德清人。清代笔记小说家，著有笔记体小说《听雨轩笔记》、地方志《越中杂识》、诗文有《德辉堂集》，杂著则有《山庄丛话》、《委巷丛谈》、《馀闲笔》、《病馀偶识》、《听雨轩清言》等。
关於其生卒年，及其撰写《越中杂识》之考证，参见陆林：《由稀见方志〈越中杂识〉作者缘起》，《文献》，2002年第2期，第180-183页。
附：今人欧阳健著《徐承烈评传》
徐承烈，字绍家，一字悔堂，晚号清凉道人，浙江德清人，生于雍正八年庚戌（1730），卒年不详。祖父号退圃，性情旷达，不以穷通生死萦其心，性尤爱菊，少时有“菊癖”之称。徐承烈对祖父十分爱敬，在性格和学识上都深受影响，《听雨轩笔记》中的若干故事如《桃花源》等，即得自退圃的转述。父号心斋，有《遗集》存世。徐氏至退圃中年，家道中落，事故变迁迭起，不可复振。亲戚多以训蒙为生，或有兼经商者。
徐承烈出生在这样一个日趋衰落但仍不失旧有文化传统的家庭中。对青少年时代的徐承烈影响较大的，除祖父退圃外，还有他的业师沈益川。沈益川号东涯，曾任嵊州市司训之职，为人仁慈。徐承烈从沈益川游二十年，与其子沈玮、沈兄弟交好，二人皆兄事之。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十九岁时，曾为参加院试至郡，可知其时已获得秀才身分。院试那年，正碰上祖父谢世，遂因贫而废学，训童蒙于乡曲，郁无所施。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与沈益川结伴远游粤西，寻求出路，其时徐承烈年二十五岁。
徐承烈首次出游，依桂林市知府商思敬为幕僚。商思敬字乾峰，宛平人，先任岳阳知府，曾为岳阳楼上层之吕仙像手书“放怀天际”匾，下层之屏门手书范仲淹《岳阳楼记》，是个文雅之士。宾主间似颇为相得。在四、五年时间里，徐承烈因公务之故，多次来往于全州县、桂林一带。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仲春，徐承烈忽生思乡之念，俶装旋里，由南雄市过大庾岭，回到浙江省故乡。在此后的几年中，客于绍兴市、嘉兴市一带，大约仍谈迁蒙为生计。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56）夏，复结伴作粤游，于重九后自南安市过梅岭，由广州市至武缘，经理武缘务。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冬，徐承烈年四十六，已头童发白矣，乃赋倦游，自岭南归。
徐承烈品端学，怀经世之心，好谈奇事，于史书方志、诗词书画，莫不涉猎；他的兴趣极为广泛，对于戏曲小说，尤有独特的见解。加之性耽好古，兼喜异闻，故征途所经，每于前人陈迹，必访遗踪之存否，以核今昔之异同，至于佚事奇谈，亦必博采遐搜记而之，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倦游归来，负耒躬耕亩，乃杜门扫迹，坐矮窗，编削研摩，以消磨岁月，陶养性灵。所著诗文有《德辉堂集》，杂著则有《山庄丛话》、《委巷丛谈》、《耄馀闲笔》、《病馀偶识》、《听雨轩清言》、《听雨轩杂记》。后者是徐承烈的小说作品集，自言是偶阅蒲柳泉《耳中人》，有触于中，因以平日所目击者撰成。书凡四卷，曰杂纪、续纪、馀记、赘记，计一百三十六篇（则）。后复以六种著作集为一书，曰《燕居琐语》，分经史、历代、本朝、山水、祠墓、碑铭、古迹、乡乘、诗文、书画、额联、古物、杂技、乘、异闻、杂记、自述、补遗十八门，共四十卷，《续语》十六卷。因卷繁多，开雕不易，先以《听雨轩杂记》四卷付诸，馀藏于家。
独特的神怪观，是徐承烈萌生创作小说的动机并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徐承烈认为，天地本来就是一大奇境，日月之升沉、风雷之鼓荡、山川之流崎、草木之荣枯等等自然现象，由于频繁地发生或出现，人们似乎已经熟视无睹了；但细细想来，“莫或使之，而按时而动，又若有使之者，岂非可惊而可愕？”至于生则胎卵湿化，庶物则鳞介羽毛，本来都可以算作是至奇极怪之事，然而由于日在见闻中，人便视以为固然者；反倒是《山海经》所载的诸物，由于诡僻离奇，出于人的经验之外，人们却怀疑它们是凿空赝造。他于是得出结论说：“世之视以为常者，思之无一非怪；而惊以为怪者，考之无一非常。宇宙之理，类相似已。”清醒地意识到了“怪”与客观存在的“物”之间的关系，“怪”首先是物，只是对于人来说，它们是异己的物，不熟悉、不了解的物而已。他发议道：“呜呼，事物无穷，少所见则多所怪。人奈何守书生一隅之识，妄发议论也哉！”指出：“论物理人情，当以圆融为贵。”皆发前人所未发。他的《听雨轩笔记》之能臻于圆熟之境界，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
沈玮《〈听雨轩笔记〉总序》云：“考古者十之二三，志怪者居其七八，而每于叙述中，间出庄论雄谈，以寓微意。”《笔记小说大观·提要》云：“其间迫怀陈迹，表彰忠烈，与夫述异志奇，评书品画，一一俱有卓识，而记游诸篇，可补名山记中所未逮，读之尤令人悠然神往。”都给此书以较高的评价。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纪游与纪异之作，堪称书中最具神采的部分，而其最出众的才能，又体现在纪游与志异的高度有机的结合。
《庄子·达生》云：“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天、地、人“三才”的协调统一，“天道”与”人道”的内在联系，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一向十分重视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历代的神怪小说，更充分体现了关注外物的精神。徐承烈继承了历代神怪小说的优良传统，对于大自然怀有无限热爱之心，笔下呈现的多是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景象。如卷一《吴松》，既以充满诗意的笔调写出了古松夹道的奇异美妙，更肯定了人类为保护这一美好环境所做的努力。卷二《画山》，叙广西壮族自治区画山“色青碧红黄相间，松古树，遍生其间，寿藤状如龙蛇，蜿蜒纠缠，垂垂而下，自江上遥望若图画然”的美好景色。然而，作者又提醒读者：就在这静谧和谐的环境里，却潜藏着人对于野生动物的杀机：
其山多猿猴，每当风日晴美，辄各率其类，联臂牵引而下饮于江，复循环相接而上。猎者每狙伏以伺，发火枪拟其半而击之，皆中断堕于江浒，悉为所获。然跌仆崖石而死者，已过半矣。吁，人发杀机，物类失其咸若，亦惨毒矣哉！
对于人类这种为私利驱使，残酷扼杀物类生机的行为，作者给予了深深的谴责。与无辜的猿猴相比，蛇是会给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的，所以人与蛇的斗争，就更是在所不免。卷一《南屏山蛇》，叙西湖一丐，肥黑而短，率众丐昂然往南山捕蛇，人蛇相互搏斗的惊险场面，极富灵气的生活场景，虽怪而实真焉：
至寺西山坳深处，得一洞焉，口约尺馀，四周光泽，似常有物出入者。髯丐于洞前禹步持咒，鼓气嘬口，向洞喷之，声隆隆然。众丐左右雁行立，各探手于囊，取所贮草药口嚼之。未几，洞中之蛇，潮涌而出。先之以乌梢、青梢、时鳗，后皆赤链、虺之类，其形有若蟹若鲤若履者，虎首而蛇身者，头锐身阔、长止数寸者，细如秤梗、短类棒者，赤似朱砂、青同蓝、绿若铜青、白犹傅粉及黑白相间者，可惊可愕之状，不一而足。众丐以所嚼之草汁涂其手，渣其鼻，各别蛇类而捉之，置诸竹篮，如拾常物者然。行将尽矣，忽闻洞中作风雨声，髯丐谓众曰：“蛇王来矣，汝辈速避！”亦探囊取草咀嚼，而高举两臂于空中，独立候之。洞中风声愈急，一蛇含石首青身，头有短肉角，大如人股，随风抢出，径盘丐身，昂首向丐喷气，其声嗡嗡。丐闭目频喷口中草汁以敌之。蛇首顿垂，而缠绕益紧。众丐以草进，髯丐口嚼草而手作诀以向蛇，蛇复翘首鼓气，丐仍喷汁与蛇，蛇首又委顿于地。如是者三，蛇不能支，解缠蜿蜒入洞去。当人蛇相敌时，众丐检拾馀蛇已尽，欣然而归。至寺前，而髯丐之面渐肿，须臾耳目口鼻皆平，急呼众丐嚼草齐喷之，随喷而肿随消矣。旁人问：巨蛇何故舍之？答曰：“此蛇王也。我若杀之，则四山蛇王毕至，吾辈无噍类矣。”
读来真是惊心动魄。髯丐舍蛇王而不杀，大约也包含了不将蛇类斩尽杀绝的用意。
卷二《猴》，写出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不信任所酿成的悲剧。罗姓家蓄一猴，甚灵慧，因使承值书房，浇灌花木。其年盆中石榴结实，猴摘其一食之，适为主人所见，欲行扑责，猴叩头哀求而止。不料到了次年，盆榴又结实而亡其一，主人复疑猴所为也，执而笞之，猴跳叫不已，主人怒其倔强，复重责之。猴出至所宿处，以爪画地，作一蓬头人手持石榴状，遂自缢而死。后来方发现确实冤枉了这只猴子，石榴乃牧牛小童所窃。
卷一《炉峰龙》风格却迥然异样，写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明状元张元汴少时，读书于香炉峰，梦一老叟谓之曰：“吾此山之龙也，潜修已千馀年矣，去年某月日当出，以公坐处适压吾上，公贵人也，吾若奋迅而出，则不利于公，必干天谴，故忍而俟之。后日午时，又应出矣。倘复失期，当再迟三百年。公何妨暂辍半日之功，俾吾得以冲霄昂壑乎？”张慨然诺之，且不要龙对他个人的报答，惟言此处恒苦乏水，请惠一泉，届时请勿于出时水涌山崩、损坏禾麦田庐。龙曰：“公动此心，已增无限阴德，吾何敢不遵？然亦须公助我耳。”及期，阴云四合，雷电交驰。有清水如线，自地而上，一蛇细若蚯蚓，随之行至门旁，为阈所阻，张以物去其阈下之土，蛇遂随流出。甫至阶下，忽霹雳大震，急雨如倾，蛇顿长丈馀，头角鳞甲，光焰赫然，掉尾于庭之东偏，直入于土者数尺，旋即拔起，向张点首数回，腾空而去，雷雨亦止，屋宇树木，无一损者。而龙尾下注之处，遂成一泉，水甘而冽。人与龙就这样达到了相互间的默契。
《听雨轩笔记》的创作受到《耳中人》的启迪，就中借神狐故事以写人间世态，亦有佳作存焉。如卷一《保济侯降》，写出一位富有献身精神的神的形象。戴继元生前为拯溺而死，死后为人奉真身为神，他预知邑有大灾，却“固请于上帝求免，但愿以身殉之”。果然，当后殿内火发，延及蔡戴侯的真身，连同楼一概烧成灰烬，而殿东侧道士的卧室，虽与之相距不及丈，檐际皆焦，而屋竟无恙。戴继元死后为神，依然关心普通百姓的生命安全，不惜牺牲自我，堪称是一个全新的神的形象。
卷一《新市狐仙》，叙江朴斋家口无多，空后楼以贮器物，忽有狐仙居之，老者自言姓钟，陕人，因携眷游历，其妻忽病，故暂借居，必当厚报，言谈之间，辞气温雅，蔼然可亲。通篇丘絮絮道来，将江、钟二家的和谐相处，写得细腻入微。然世上偏多有好事者，惟以“除妖”为能，小说对此是殊不以为然的。先是有道人面黑而虬须，谓江仆曰：“汝家妖气甚盛，吾能除之。然除妖之后，其皮囊须与我耳。”仆乃不告主母而引道人至庭中，道人自恃术高，右手仗剑向空划符，左手持水盏，口吸而喷之，不料却自讨没趣。始写其闻楼上狐语曰：“庭中演戏剧矣，盍往观乎？”少顷，道人之剑忽离手跃起丈馀而堕于地，水盏亦碎。翁出而谓曰：“汝何为来此？”道人不觉屈膝伏地，翁命之出，遂举袖蒙面踉跄去。不写狐术之高明而高明自见。鲜明地表达出了人狐之间的矛质，其曲实在人一边的主旨。
徐承烈不独是述异志奇的能手，摹写人间世事的篇章，亦有极出色的文字。如卷三《神骗》，叙明织造太监孙隆为郑贵姬祈福重修杭州西湖惠因寺，五十馀尊佛像皆长丈馀，衣服甲胄悉涂泥金，而珠嵌其额，惟因日久蒙尘，无人知之。袁某利用寺僧贪图小利的心理，先以重金作饵，宛转从容取其金珠而去，所得不下二万馀金。最精彩的是，小说末了，写袁某故意留下一珠未取，书其背曰：“留此珠及诸像身上馀金，用以装修诸像，并完殿工，庶免吾之罪过”云云，既突出了佛像宝珠之价值连城，又为袁某的性格涂了斑驳的色调，可谓神来之笔。
卷二《跳白船》叙的是意外获财的故事，但同样写出了人心的委宛曲折。绍兴市渔者张凤翔，以独特的捕鱼之法——“跳白船”为业，甚乐之，其叔于杭州市开绸缎店，屡招之而不往。一夕，发现有盗十馀人，将黄白物置于棺中，遂逐渐载之归。他虽因此暴富，然仍执故业自如。及后船被桥柱撞破，不能捕鱼，渐至日食不充，行乞度日。盗失金宝，疑为张所为，然见张伛偻行乞，萧然四壁，景状可怜，不疑而去。张复以行乞远出，将物陆续运出。其叔自杭州归，欲携之去，张故作不肯状，叔大骂，逼其同行，邻人咸劝之，乃随其叔而去，遂成富人。
卷四《夏开基》叙人情冷暖，亦极有特色。夏开基以业农自食，其岳父高麟昭鄙其贫寒，略不为周恤。岁暮，往岳家借贷不成，反遭恶语。夏毫无生路，遂投水求死，不意于泥淖中得元宝无算，骤成富户。夏发迹后，自念若当时岳若贷以数金，则决无入水获银之事，其富贵实岳致之也。作者叹道：“呜呼，人当未遇时，虽至戚如妻父，亦且鄙而贱之。张延赏之于韦皋，其往鉴矣。后韦皋镇蜀，延赏自北门宵遁，尚有羞愧之心；若今之人，则方且郊迎其婿，以谢前，安肯潜行而去哉！沈伦困抑，正天之玉汝于成，若夏开基者，可以与韦南康并类而观耳。”可以说是寄托了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慨的。
《笔记》亦有言武勇的故事，卷一《绝力》叙作者为武缘鹾务时，有给使人韦得道者有绝力，廉州盐每篓重一百馀斤，自水次至盐仓二里，例以两人之，然岸高途窄，必于中路暂停，惟得道独能挑四篓，至仓中交割，每言无好扁担，否则五六千斤易易事耳。后因病伤寒而亡，作者叹道：“呜呼，此有用材也，僻居荒秽，无以表见，遂为所役下走之人，槁项黄馘而死，岂不惜哉。”表现了对于人才的爱惜之心。
《笔记》复记有精干短小的典故，亦饶有意趣。卷三《赵文华轶事》叙有戏班演《鸣凤记》，曲尽赵文华阿谀献媚之丑态。赵之裔孙多显达，命仆缚优人送诸官，县令命其仍如戏装而枷之，朱书其上曰：“不合扮演先朝大臣赵文华优人一名某人，枷号示众。”使优人自言其罪。赵姓大惭，急挽人关说。令曰：“彼既送来，合当如此处法。今彼自肯求宽，我亦勉为释之。我情已尽，慎勿以轻纵见讥也。”
《笔记》叙事笔法多变，如《桃花源》叙田立斋之女嫁张某，随夫回云南省原籍，其兄西堂陪同赴滇，西堂于途堕于江，同行者欲救不能，沿江求其尸又不得，乃以旧衣冠葬之。二十年后，西堂忽回故乡，其父惊喜交集，西堂乃述其桃花源二十年的经历，整个故事纯从倒叙写出，是对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发展，语言亦清新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