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2-13 20:29
《山海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地理书，主要记载中国古代的地理情况，也有较多关于神话的内容。《山海经》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后人又有增改。
《山海经》十八卷，分为《山经》五卷（或称《五藏山经》）和《海经》十三卷两大类，由西汉刘歆整理。《山海经》主要记述中国古代各地地理情况、出产、祭祀活动等，同时也包括历史、医学、风俗等方面的内容。书中还记载了大量的中国神话，保存了极丰富的神话资料。
《山海经》中记载的丰富内容对于中医学建立、历史学研究、文学发展等都具有重要影响，此外，该书也集中体现了上古时期的生死观和先民的抗争精神，是中国古代珍贵的典籍之一，对研究人类文化也有重大价值。《山海经》在国内国外都有深远影响，并衍生出了许多作品。
最早谈论《山海经》作者和成书年代的是刘歆，在《上\u003c山海经\u003e表》中说《山海经》成书于唐虞之际，作者是大禹和伯益。清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序》也说《山海经》是禹益所作，但关于成书时代却认为是周秦之时。明人胡应麟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所作，参考了《穆王传》《庄》《列》《离骚》等书。
近现代学者对此问题也颇多研究，陆侃如认为《山经》是战国楚人所作，《海内外经》是西汉人所作，《大荒经》《海内经》则是东汉魏晋人所作。茅盾认为《山经》创作时间大约在东周，《海内外经》则完成于春秋战国之际，《荒经》时代大体相同。袁柯认为《山海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这五篇成书最早，大约在战国初年或中年；第二部分是《五藏山经》五篇和《海外经》四篇，是战国中年以后的作品；第三部分是《海内经》四篇，成书最晚，当成于汉代初年。袁珂还明确指出《山海经》各篇作者都是楚国或楚地的人。现代学者多认为《山海经》并非一人一时所作，具体作者及成书年代有待考证。
《山海经》中不少篇目在秦朝及之前已经完成。秦灭亡后，部分内容也毁于战火。汉初，朝廷从民间征集书籍，《山海经》被献给朝廷。刘彻时期，朝廷下令整理群书，《汉书·艺文志》中对这件事有所记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刘歆总校群书，将所收集的《山海经》校编为三十二篇，最后删定为十八篇，于西汉刘欣建平元年（公元6年）四月进呈，包括《山经》十篇，《海外经》《海内经》各四篇，没有今本《大荒经》和一卷的《海内经》。晋代郭璞完成了《山海经》的最后编定工作，将散佚在外的五篇即《大荒经》四卷和《海内经》一卷合于刘本之后，成为现今看到的十八卷本。
有关《山海经》的篇数问题，刘说：“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刘歆说《山海经》原有三十二篇。东汉的历史学家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山海经》十三篇，是将《山经》由十篇改为了五篇，其余与刘歆版本一致。《隋书·经籍志》中说郭璞的注本有二十三卷，比刘歆本多五篇。清代学者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叙》中考察了《山海经》的古本，认为古本至少有三十四篇，与刘歆所说的三十二篇不符。清代毕沅认为“二当为四字之误”，认为是刘歆错将“四”写成了“二”。现今可见《山海经》篇目仅有18篇。
参考文献
《山经》记录各地山脉。据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研究，《山经》共写了四百四十七座山，这些山中，见于汉晋以来记载，可以指系确切的约为一百四十座，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山经》也记载各山的出产，包括草木鸟兽虫蛇神人等，也包括各山山神和各自的祭祀方式。《海经》记载内容丰富，包括海外异国的人物习俗、草木禽兽，各地神灵以及中国神话。《荒经》包含广阔，记国家、山头、神人、古史帝系等。
《山海经》是中原地区最古老的地理书，它全面而系统的记载了中国古时候的地理概况，包括中国“南、西、北、东、中”五大区域山、水、村落、出产情况，是了解先秦地理必不可少的资料。
《山海经》中记载了大量的山脉，《山经》末尾记载：“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大禹游历过五千三百七十座山，其中部分已经不可考证。这些山的山名描绘出了山的基本特征，如“华山”指刀劈斧削之山；“青丘山”指青翠土山之山。水依山而生，常见的水有“河、江、汉、湖、泽、洛、径、渭、淮”等。“海”并不指大海，而是人和物的聚集区。
《山海经》中也划定了中国的古疆域范围。古代中国东临大海，《大荒东经》中有：“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东边的居住地中有边缘山坡的山，深入水域七千个村落。南面在水域的洲土上，《大荒南经》中记载：“南海诸中。”西部有沙漠，《海内西经》中记载：“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东北角有大燕国，“钜燕在东北。”
《山海经》中还记载了各地出产。如矿产，《五臧山经》记载产铜的山有四百六十七座，产铁的山有三千六百九十座，还有金、锡、铜、玉矿等。如植物，杻、柜、梓、杞、松、棕、槐、桐等。如动物，虎、豹、狼、犬、兔、猪、马、猴、猿、猩、犀、鹿、豚、羊等。
《山海经》中还记载有各地村落及人口情况，如《南次一经》有村落二千九百五十个，《西次一经》有村落二千九百五十七个，《北次一经》有村落五千四百九十个，《东次一经》有村落三千六百个。《山海经》中也有疆域的开拓情况、工具制造记录等内容。
《山海经》中记载了和医学相关的内容。一方面，《山海经》记载了常见疾病类型及地理分布状况，传染病如疫、、疟、、蛊、瘅（dān）等流行于山东半岛、豫西山地、秦岭山地、贺兰山地和陇西山以及南粤山地等黄河中下游地区；精神与神经性疾病如狂、惑、痴、、愚、迷、寓、忘等多发于豫西山地及南粤山地；贺兰山、阴山山脉、秦岭一带有、、瘘、疣、痤等肿瘤、疮疡病症；皮肤病多见于秦岭山脉；岭南和渭河南岸地区常有湿病。另一方面，《山海经》也记录了各地的药物分布，《山经》记药不少于一百二十四种，其中植物药四十九种，动物药六十七种，矿物药八种。植物类药物多分布于秦岭、豫西、陇西山地和山东半岛；动物类药物多分布于秦岭山地、豫西山地、燕山山地、南粤山地，阴山、太行山、贺兰山及山东半岛一带；矿物类药物多见于秦岭、豫西和南粤山地。
《山海经》中保存了上古巫和巫术的资料，如《大荒西经》中记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灵山中有十位神巫，同时也是药师，掌管百药。巫师的巫术活动在《中山经》中也有所记载：“其祠之：毛用一公鸡，糯用五种之糯。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婴用一壁。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合巫祝二人，婴毛一壁。”祭祀活动需要用到公鸡、黍稷稻梁麦五种米、祭酒、玉璧，用太牢礼（猪牛羊俱全），巫祝两人需在所祭祀的神前跳舞。
《山海经》的这些记载记录下了上古时期中国的巫的职能以及巫术活动的流程，真实记录了古代中国人的鬼神信仰，对于今天分析和研究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产生发展以及本质特性等问题都大有裨益。
《山海经》的编有一是以“山”“海”为经，以方位为纬，按照地理分布展开叙述。《山海经》依据地形地貌特点，从宏观上区分出了“山经”和“海经”，又按照方位细分了“山经”和“海经”，如将“山经”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5个部分。在具体内容的编排上，也按照方案展开，如在《南山经》中，作者以“南山经之首”的鹊山为起点，由西向东依次介绍了鹊山、堂庭之山、翼之山、杻阳之山、柢山、亶爰之山的状况。
二是描写上先写具体方位，再详写各地矿产、动物、水域等特点。如对“杻阳之山”的描写，先写其在“又东三百七十里”的地理位置，次写出产的“鹿蜀”“旋龟”等。
三是在结尾处设置总结性文字，“山经”的篇尾都会有一段总结性的文字，汇总山的数量和该区域的面积。如“右南经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万六千三百八十里”，“右北经之山志，凡八十七山，二万三千二百三十里”。
《山海经》一书性质，古今说法各异。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首次提到《山海经》：“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司马迁认为《山海经》记载了大量的怪物，更接近于记录怪物之书。（西汉）刘歆在《上\u003c山海经\u003e表》中记载《山海经》的创作，是大禹和伯益等人“随山刊本，定高山大川”时所作，记载了各地风土、珍宝等，更接近地理书。后来东汉的学者也大多将《山海经》视为地理书，如王充在《论衡·别通》中认为《山海经》是大禹等记载其所见所闻的。王景在东刘庄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受命治河，朝廷“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山海经》是地理书，且能够对治水有益，其真实性有一定保证。（晋）郭璞虽然认为《山海经》中有怪异的记载，但也不应该否认其真实性，也将之视为地理书。（北魏）郦道元在著《水经注》时，也颇多引用《山海经》。《隋书·经籍志》中也将《山海经》列入史部地理类。后世学者多认可《山海经》是地理博物类，如清代康熙年间的学者吴任臣在《山海经广注序》中就说《山海经》是“纪葱岭之西，夸印度之北，占西海孔雀之星，侈南极大浪之异，掌而谭，纵横四表，则瑰奇吊诡，将更有超于耳目寻常之际者。”记载了四海地理珍宝。
也有学者将《山海经》定义为巫祝方士类，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袁行霈在《〈山海经〉初探》中也说“《山海经》是巫、方士的书”，同时在《中国文学史》中又肯定了《山海经》在保存神话资料上的贡献。
也有学者将《山海经》归为小说类，如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在《二酉缀遗(中)》中又说是“古今小说之祖”。袁柯也说:“(《山海经》)无疑是中国古往今来记载神话故事书籍的鼻祖。”
现代一些学者将以上几种观点结合，如李剑国认为“此书是巫书和地理博物书的混合”。同时又说《山海经》“神话和各种传说材料极为丰富，无疑又具有志怪小说的一定性质”。袁世硕也认为《山海经》是“纳入了中国神话的内容”的“上古先民的地理书”。
《山海经》中体现了乐生恶死的生死观。《山海经》记载的神话中常出现再生与不死情节。再生情节如精卫、钦、鼓、帝女、、夸父，他们死后转换成另一种形态继续存活，即使形体不再，精神也继续存在。不死情节如《海内西经》中有：“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为贰负之臣所杀，巫师们拿着不死药试图救活他。此外，《山海经》中还记载了不死树、不死国、不死民、不死之草以及不死之山。《山海经》中的一些动物也象征着长寿不死，如文马，《海内北经》记载：“有文马，身朱，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动物的不死也能通过接触传递给人类。这些描写表现了先民对生死的思考，《山海经》追求长生不死，安排英雄人物的死而复生，表现了对生命的敬重和对永恒生命的追求。
《山海经》中还体现了英雄人物的抗争精神。如《山海经·北山经》中记载的精卫神话，精卫欲以西山木石湮东方之大海。志鸟为给自己报仇，面对宽广无垠的大海，坚持每日衔西山木石，体现了精卫鸟的抗争精神。一些反面人物也有抗争精神。如蚩尤神话，郭璞注：“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蚩尤死后化为树木，继续存活，也是对自己命运的一种抗争形式。
《山海经》中记载了丰富的中医学知识，是研究上古时代医学的宝贵资料，对后世的中医学著作也具有深远影响。后世许多医药书中的药物记载及其用法部分来源于《山海经》，如《神农本草经》，其中关于莽草的记载参考了《山海经》，有关莽草杀虫鱼、生山谷等记载与《山海经》完全一致。再如《本草纲目》，其中有关䱱（tí）鱼的记载为“食之，疗疾，无蛊疾”，与《山海经》中的“食之去瘕（jiǎ）疾”的记载一致。《山海经》对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著作的影响也同样深远。如《黄帝内经》中的癫、疽、痈等也都能在《山海经》中找到对应的记载。《山海经》对于中国中医药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当今的医学研究都有重大意义。
《山海经》在史学方面具有重要影响，是研究上古时期历史的重要材料。《山海经》中记述上古时期的氏族部落及其战争场面。如羿与凿齿的斗争：“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山海经》也记载上古时期人的生活习俗。如关于饮食的记载：“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保操一鱼。一曰在周饶东，捕鱼海中”，再如“有西周之国，姬姓，食”。长臂国人多以捕鱼为生，西周国姓姬的一族人种榖，以此为主食。有关于服饰的记载，如“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君子国人的穿着是着衣、束冠、佩剑。这些资料对于后世研究上古时期的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海经》在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并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影响。《山海经》行文上有很强的规范性。如《山海经》谋篇布局以方位为序，注重空间顺序的铺排；通常先写地理位置，再罗列各地出产并附上简要介绍。一些用词也有规律可循，介绍地理位置时常用“方位词+曰”“方位词+是”“在+方位词”的结构，如“其首曰招摇之山”“汤谷上有扶桑”“结匈国在其西南”等；介绍出产时，常使用“多”“无”等字眼，如“上多丹粟”“无草木”等；比喻时常使用“如”字句，如“其音如判木”等。这一模式启发了后世的创作，汉赋尤其是“都邑赋”深受这种写法影响，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采用总分结构，先言云梦县，后按方位顺序写东南西北上下各处的物产，与《山海经》谋篇布局的方式相似。这一模式也符合人的游览顺序和欣赏心理，对后来的山水游记类作品也有影响。
《山海经》的意象也被后来的文学作品借用或化用。《山海经》中意象包括动物意象、植物意象、地名意象和神灵意象等。文赋作品如成公绥的《天地赋》中“沧海沆渀而四周，悬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于南极，烛龙曜于北址。扶桑树高于万仞，寻木长于千里。昆仑镇于阴隅，赤县据于辰巳”。其中玄圃、烛龙、扶桑、寻木、昆仑等都是《山海经》中的意象。诗歌如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十三首》组诗中有大量《山海经》意象，李白也有“区区精卫鸟，衔木空哀吟”的诗句。小说作品如魏晋时期张华的《博物志》、王浮的《神异记》、葛洪的《神仙传》，唐朝李公佐的《古岳渎经》，宋代的《太平广记》，明代的神魔小说包括《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等都有化用《山海经》的意象或故事。戏曲中也对《山海经》的借用，《山海经》中意象为戏剧背景的设计、故事的走向、人物的形貌和戏剧的语言等提供了借鉴。
《山海经》中也有部分叙事情节，通常是片段化叙事，前后部分无联系，后来的一些以搜集、记录人物为主的故事集也借鉴了这一模式，如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明代“三言”“二拍”、蒲松龄《聊斋志异》等。在情节安排上，《山海经》常设计对立的双方，在对立的过程中也常有第三方的出现和协助，如《大荒东经》中记载河伯帮助有易一事，有易灭族，河伯因与有易有交情，悄悄把有易的子嗣送到别处，即摇民国。后来的作品如《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借鉴了这种人物和情节的设计，对立双方是干将莫邪的儿子与楚王，第三方是客。此外，《山海经》的精神如对神灵的崇拜等也被后世接受和借鉴。
《山海经》在中国古代文学上的地位突出，是中国古史神话的宝库，也是叙事类文学作品和山水游记类文学作品的萌芽。
《山海经》之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但在当时被视为怪诞之说。汉代刘歆是较早研究《山海经》的学者，他整理了十八卷《山海经》，为此书确定了书名、篇名以及撰写了叙录，并向皇帝进贡，使得《山海经》成为一本完整的典籍。同时，刘歆也是第一个提出《山海经》作者问题的学者，也涉及了书的性质等问题。郭璞对《山海经》的研究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编定校勘，完成了《山海经》十八卷的最后校勘；二是首次为《山海经》作注，从文字、训人手，包括历史、地理、博物、医药、民俗等诸多方面；三是为《山海经》作音注和图赞；四是对《山海经》性质和篇章结构的讨论，将《山海经》认为是史地著作，分书为《五藏山经》、海外海内经，大荒海内经三部分。
南北朝时学者注释编书多征引《山海经》，如（刘宋）裴骃注释《史记》、（南梁）萧统选编《昭明文选注析》时都引用了《山海经》内容。再如郦道元撰《水经注》，至少有一百三十处征引了《山海经》，容肇祖也称“《山海经》以比较及注释《水经》之处颇多”，“可知郦道元于《山海经》所述之地理研究颇深”。此外，还有张僧繇的《\u003c山海经\u003e图》和陶渊明的《读\u003c山海经\u003e》组诗，包含对《山海经》内容的理解和阐发，其中张僧繇的《\u003c山海经\u003e图》已经失传，陶渊明的诗歌则主要吟咏神人仙境，歌颂隐逸情怀。
隋唐，随着《隋书·经籍志》的编订，《山海经》地理书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关于《山海经》的作者和时代问题也有了新见，如杜佑以为是“疑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所作”。这一时期编书时也延续了南北朝大量征引《山海经》的传统，如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等人的《艺文类聚》等。
宋元时期，李昉等人的《太平御览》、陈彭年等人的《广韵》也征引了《山海经》内容。宋朝时，出现了第一位系统研究《山海经》的学者王应麟，他整理了《山海经》成书以来有关的史料和征引评论，并对《山海经》进行了系统的校勘，校定《山海经》“本三万九百十九字，注二万三百五十字，总五万一千二百六十九字”。尤袤在赵昚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主持刊刻郭璞的《山海经》注本，是已知最早的刻本。对于《山海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尤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否认了前人的禹益说观点，将《山海经》定为前秦作品。宋元时期还有舒雅的《\u003c山海经\u003e图》、欧阳修的《读\u003c山海经\u003e图》等。
明朝杨慎有《山海经补注》一卷，重在对《山海经》的考据。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十八卷，图赞两卷，是继郭璞以来较完备的《山海经》注本。胡应麟对《山海经》的研究表现在对于《山海经》作者的论述，他否定了前人的禹益说，认为《山海经》是战国文人所作，同时也主张《山海经》是据图所作。刘维对比《山海经》和《尚书·禹贡》，也是当时研究的代表。
清代注释《山海经》的学者颇多，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是清朝第一本《山海经》注本，以广征博引为主要特点。汪绂的《山海经存》在篇卷划分上有创新意义，他将《五藏山经》分为五卷，海外海内八经为两卷，大荒海内经为两卷。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山川考证详细，郝懿行的《山海经笺注》在校勘考证、地理考释方面颇有影响。
现当代的《山海经》研究领域众多。神话研究方面，代表学者为袁柯。著有《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山海经全译》等，在一些通史类研究如《中国神话通史》《中国神话通论》中也将《山海经》放在了重要位置。历史角度如蒙文通的《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翁家烈的《从〈山海经〉窥索苗族族源》等。此外，还有各种《山海经》的学术研讨会，1992年8月17日至24日，长春市举办了第一次《山海经》与中华文化学术主题研讨会；1995年8月4日至7日在山东济南举办了第二届研讨会；1997年8月14日至18日，云南昆明举办了第三届。这些学术研讨会对《山海经》的传播和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代以前，《山海经》主要在朝鲜和日本等东亚文化圈中传播。其中，至少在唐朝《山海经》就传入了日本。到壬辰战争（1592-1598年）和江户幕府（1600-1867年)前后，大量中国小说通过朝鲜传入日本，其中就有《山海经》和相关注释图赞，如《山海经图赞》《山海经释义》《山海经补注》《山海经广注》《山海经笺疏》。现今日本仍藏有《山海经》的许多版本，如静嘉堂收藏明嘉靖年间潘氏前山书屋覆宋刊本（嘉靖十五年，冯世雍序，潘侃跋），这也是日本收藏的最早的《山海经》。
日本也有许多模仿《山海经》的著作，如《姬国山海录》等。一些画家也常用《山海经》中形象，如土佐光信、鸟山石燕、葛饰北斋、歌川国芳等。
日本学者对《山海经》的研究成果也颇丰。如日本著名地理学专家小川琢治，著有《\u003c山海经\u003e研究考证及补遗》《\u003c山海经\u003e的错简》等研究文章。比较文学教授伊藤清司著有《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u003c山海经\u003e与铁》《巫师与战争——\u003c山海经\u003e研究》《\u003c山海经\u003e的民俗社会背景》等文章。此外，还有松田经的《\u003c山海经\u003e的基础研究》与《\u003c山海经\u003e的比较研究》、松浦史子《汉魏六朝时期\u003c山海经\u003e的接受与展开——神话的时空、文学和图像》等。
《山海经》在韩国也具有一定影响力。韩国学者闵宽东在《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一书中指出，《山海经》可能早在晋代就已经传入韩国。到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年），即中原地区明清时期，中朝交往频繁，中国的典籍也大量传入朝鲜，其中就有《山海经》。《朝鲜王朝实录》中有多处提到《山海经》，如太宗十二年（1412年）八月己未：“命史官金尚直，取忠州市史库书册以进……《白虎通义》、刘向《说苑》、《山海经》。”再如成宗二十一年（1490年）二月丁酉：“东来历代史详书，《陆贾新语》《楚汉春秋》《唐臣奏议》《魏略》《陈后山集》《韦苏州集》《司马温公集》《司马先生家范》《太平御览》《山海经》《唐鉴》《管子》《文苑英华》《文章正印》等册，广求岛内民间，上送。”朝鲜学者大量学习《山海经》，并以此为蓝本绘制了《天下图》，构建了朝韩的世界体系。
《山海经》最早的外文译本是法国东方学者莱昂·戴罗斯尼于1891年的法文版《山海经：中国古代地理》，节译了《山海经》中关于地理的部分内容。
法国学者勒密·马修于1983年出版了《古代中国神话与民族学研究》，其中收录了《山海经》的法文全译本。意大利学者利卡多·弗拉卡索1996年出版意大利文全译本《山海经》。最早的英译本《山海经传奇》由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史福勒尔翻译，出版于1978年，该书是《山海经》的节译本。2002年又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石听泉教授节译的《中国动物神话———〈山海经〉里的奇异生物》。1985年出版了《山海经：古代中国的传奇地理和奇迹》，是《山海经》的第一本英译全译本，由郑小杰、郑白慧贞和沈康合作完成。
1999年，英国汉学家安妮·比勒尔的《山海经》是《山海经》的第二个英文全译本。该本以郝懿行的版本《山海经笺疏》为底本，参考了袁柯校注，对《山海经》中的名词都有翻译，还对应了盎格鲁—撒克逊词汇。2010年，王宏、赵峥等人出版了《山海经》的第三个英译全译本，以郭璞的注解和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为基础，也有一定影响。
从《山海经》中衍生出的影视剧较多，古装影视中常出现《山海经》中的动物，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其中女主白浅的原型为青丘九尾狐，男主夜华斩杀的上古四凶兽、以及昆仑虚、大荒、四海八荒等地理空间概念，都出自于《山海经》。再如电影《捉妖记》，其中的“多足、多目、多头”的妖怪也来源于《山海经》。一些现代都市剧也借鉴了《山海经》意象，如《盗墓笔记 第一季》系列等，这些作品中常出现毕方、饕餮、太岁等动物形象，也契合了影视作品的玄怪恐怖气氛。
《山海经》中鬼怪灵异形象在动漫设计中常被借鉴。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里的“混沌”，《大鱼海棠》里的祝融和后土娘娘等。日本动漫常以妖怪为主要人物，以妖怪斗争为主要情节，如九尾狐、天狗、穹奇、河伯等，都是常出现的大妖怪形象，而这些也都可以在《山海经》中找到对应的原型。一些欧美的动画作品中也出现取自《山海经》中的形象，如《神奇动物2：格林德沃之罪》中的“驺吾”。
第九艺术中的神怪形象也多来自于《山海经》，如《魔兽世界》《轩辕剑叁外传：天之痕》《长城online》《古剑奇谭》和《神都夜行录》等作品，其中“穷奇”“帝江”“饕餮”等更是经常出现，并在传统文本对于“四凶”描述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审美与技术，对其形象进行艺术重构，使之更具有视觉冲击效果。
《山海经》也依托抖音等短视频软件传播，如抖音博主“嘉了个玲”，设计妆容和服装，重现了女娲、孟婆等诸多形象，颇受好评。
《山海经》中的元素常被文创产品借用，如水杯、滑板上的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