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4-29 14:57
《摩诃婆罗多》 也译为《玛哈帕腊达》，意译为“伟大的婆罗多”或“大婆罗多”，是印度古代梵语叙事诗。与《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
《摩诃婆罗多》卷浩繁，号称十万颂（颂是一种印度诗体，一颂两行诗，每行16个音），精校本的篇幅总量近八万颂，中译本有四百多万字。全书共分十八篇，主要讲述了婆罗多家系两支堂兄弟族——般度族( Pandava)与俱卢族(Kaurava)之间激烈的王位继承战。故事围绕双方及其盟友之间进行的18天大战展开叙述。这部史诗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印度王室和王权的故事，含有浓厚的印度教虔爱色彩。它隐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精神，并没有耽于神话幻想而富有直面现实的精神。同时，《摩诃婆罗多》是一部警世之作， 它凝聚着沉重的历史经验，饱含印度古代有识之士们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
《摩诃婆罗多》在印度地位至关重要，被认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它不仅被称其视为政治与伦理教科书，而且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源泉之一。长期以来，通过各种方言和英语改写本，也通过各种教科书和儿童读物，借助绘画、歌舞、戏剧等艺术形式，《摩诃婆罗多》的人物与故事在印度家喻户晓，在日常文化和精神生活中产生经久不衰的影响。
此书作者一般认为是广博仙人 ，意译为广博仙人。 他是这部大史诗中的一个人物，是福身王后贞信婚前的私生子，他的父亲也是一位仙人。因为他生在阁牟那河中的一个小岛上，所以起名为德外巴耶纳，意为“岛生”；又因为他相貌丑陋，皮肤漆黑，所以又称为“黑人”，但他精通吠陀经典，学识渊博，人们就尊称他为“广博仙人”，他又是持国王、般度王和维杜罗亲王的生身父亲。《摩诃婆罗多》把他描写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神通广大的仙人。在俱卢族和般度族争斗的关键时刻，他都出来帮助般度的五子。关于广博仙人的真实记载，至今尚没发现。
按照印度人的传统说法，毗耶娑也是四大吠陀的编订者，《往世书》《梵经》的编写者。这些著作成书时间前后相距上千年，且作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一，比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之和还长七倍，不可能由一个人完成，故毗耶娑实际是群体编订者的代称或专名。它是印度古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数代说书人的口耳相传，不断增补加工，最后由一些文人整理出来。广博仙人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编者。
成书年代众说纷纭。奥地利梵语学者 温特尼茨( M．Winternitz) 曾经提出《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之间，尽管时间跨度八百年，长期以来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公元六世纪初，印度的部落大部分过渡到国家，进入列国纷争时代。随后经历了统一帝国、外族入侵和贵霜帝国，直至四世纪，印度笈多王朝兴起，再次统一印度北部。在这个列国争霸与帝国统一的年代，印度由奴隶社会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也在发生着变革。婆罗门为维护自己在吠陀时代形成的特权地位，编订了法经和法论。与此同时，兴起了许多反对婆罗门教的宗教和哲学思想派别，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佛教。在文学方面，这一时期诞生了了印度两大民族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不再产生于婆罗门的祭司阶层，而是着眼于与刹帝利王族关系密切的“苏多”阶层。
《摩诃婆罗多》是用梵语写的。史诗梵语在语音和语法变化上比吠陀语简易。它是一种比较通俗的梵语，既保留了一些吠陀语法形式残余，同时也受到方言俗语的影响。史诗梵语有别于这一时期正在形成的古典梵语。
《摩诃婆罗多》经历了八百年间的成书过程。学者们经过多年探讨，现在一般倾向于分成三个阶段：一、八千八早颂的《胜利之歌》，二、二万四千颂的《婆罗多》，三、 十万颂的《摩诃婆罗多》。从《胜利之歌》到《婆罗多》主要经历了故事内容的充实，而从《婆罗多》至《摩诃婆罗多》的演变便是汇入了大量与核心故事关系不紧密的插话。这些插话有关于婆罗门教的哲学、政治、伦理和法律论著，也有神话传说、英雄颂歌、寓言故事。
《摩诃婆罗多》的手抄本则版本复杂，主要有南北两大体系。印本中有影响的是根据北方传本编写的加尔各答版( 1834～1839) 、孟买版(1963) 和根据南方传本编写的马德拉斯版(1931) 。为了有一个公认的可靠版本，印度从1919 年开始，编订《摩诃婆罗多》的精校本，至1933年出第1卷，1966年19卷全部出齐，前后历时近半年世纪。黄宝生先生等译的中译本，主要是以这个精校本为依据。
《摩诃婆罗多》现存的本子是在一部史诗的基础上编订而成的，其中不但有长篇英雄史诗，而且有大量的传说故事作为插话，还有宗教哲学及法典性质的著作。20世纪，印度梵语文学界从700多种不同文本中，按照“尽可能古老”的原则，编辑、审定、校注出了史诗梵文精校本。20世纪80年代由金克木、赵国华、黄宝生等翻译的文言文全译本《摩诃婆罗多》出版，2003年全部出齐。类似的精校工作属于语文学研究范畴，精校本剔除了传抄中的错化和伪增，抢救了在传抄中逐渐流失的古老成分，以校勘记和附录的形式保留了史诗流传中所有异本，最终目的便是尽量把史诗以最古老、最纯洁的形式呈现显然，精校本努力在现代各种异本中追潮并还原古本的原始面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而且精校本的编撰在一定时期为史诗翻译和研究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可供操作的标准本。
《摩诃婆罗多》用梵语写成，采用对话体，共有10万颂，现代精校本则为8万多颂。全诗分作18篇：《初篇》《大会篇》《森林篇》《比罗篇》《备战篇》《比湿摩篇》《德罗纳篇》《迦尔纳篇》《沙利耶篇》《夜袭篇》《妇女篇》《和平篇》《教诚篇》《马祭篇》《林居篇》《杆战篇》《远行篇》《升天篇》。最后附有一部《词利世系》，有时作为第19篇，其实是另一部独立著作。《摩诃婆罗多》主要章节由中心故事与大量的中国神话、寓言故事构成，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
象城的持国和般度是两兄弟。持国天生眼瞎，因而由般度继承王位。持国生有百子，长子难敌。般度生有五子，长子坚战。这便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两支后裔，前者称作俱卢族，后者称作般度族。不久，般度死去，只能由持国执政。坚战成年后，持国指定他为王位继承人。但难敌不答应，企图霸占王位。纠纷从此开始。
般度族在他们的国土上建都天帝城，政绩辉煌。难敌心生妒忌，又设计掷子赌博的骗局。在掷骰子中，坚战输掉一切财产和王国，又输掉4个弟弟和自己，最后输掉他们五兄弟的共同妻子黑公主。于是，难敌命令自己的弟弟难降将黑公主强行拽来，在赌博大厅当众横加羞辱。般度族五兄弟之一怖军怒不可遏，发誓要报仇雪恨。持国预感恶兆，不得不出面干预，答应黑公主的要求，释放般度族五兄弟。但难敌不死心，找回般度族五兄弟，要求再赌一次，讲定输者一方流放森林12年，还要在第13年过隐匿的生活，如被发现，就要再次流放12年。这次赌博的结果又是坚战输掉。这样，般度族五兄弟被迫交出国土，流亡12年，并在第13年里隐姓埋名，在摩差国毗罗王宫廷里充当仆役。
13年期满后，般度族五兄弟要求归回失去的国土，难敌坚决不允。于是双方各自争取盟友，准备发动战争。最后，双方在俱卢之野开战。大战进行了18天，经过反复的激烈较量，俱卢族几乎全军覆灭，但仅剩三个战士竟在夜间偷袭酣睡的般度族军营，杀死般度族全部将士。黑大和般度族五兄弟因不在军营而幸免。面对如此悲惨的结局，坚战精神沮丧，但在众人的劝说下，终于登基为王。坚战统治了36年后，得知黑天逝世升天，于是，他指定般度族的唯一后嗣——阿周那的孙子为王位继承人，然后与自己的4个弟弟和黑公主一起远行登山升天。以上是《摩诃婆罗多》的中心故事。
除了中国神话和寓言故事这些文学性插话外，史诗中还有关于宗教，哲学、政治和伦理等言论。第12篇《和平篇》和第13篇《训诫篇》的篇幅总和占据了全诗的四分之一，是俱卢族长辈毗湿摩临终前对坚战的长篇教诲，从多种维度展现了《摩诃婆罗多》的宗教、哲学、政治和伦理思想。此外，它还宣传祭祀和斋戒、业报和轮回以及婆罗门教法典中的种种规定。史诗中的说教成分还散见于其他各篇。而在史诗的所有说教成分中，最重要、最著名的还是第6篇《毗罗湿摩篇》中的《薄伽梵歌》，因为它后来成了印度教的重要经典。
《摩诃婆罗多》中包含了印度古代的历史、宗教、政治、哲学、人伦等多方面的内容，全面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价值标准和审美观，概括了当时印度人民全部的文化意识。《摩诃婆罗多》的中心故事至多只占全诗篇幅的一半。围绕这个中心故事，穿插进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除了这些文学性插话外，史诗中还有关于宗教、哲学、政治和伦理等理论。
《摩诃婆罗多》中的主角之一是神话人物克里希纳（Krishna），他是印度教中的主神之一。他被描绘为一位智慧、正义和慈悲的形象，被广泛视为印度各地的信仰对象。此外，《摩诃婆罗多》还讨论了轮回转世（轮回）和因果报应（业力）等印度教核心概念。
作为一部印度教的圣典，《摩诃婆罗多》的核心思想，都是围绕着法、利、欲与解脱这些最重要的概念展开的。这样的一种教诲，贯穿了整个的故事情节与文本。其中法、利、欲三要，是传统印度教为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这些“再生者”所制定的三个人生目标。 法指正确的行为，包括社会要求人履行的各种责任、义务、规矩和宗教礼仪; 利指可以享受的手段，如财物、权力、名声等；欲首指情爱，也包括各种耳目之娱和权力带来的享受。而尤其集中在全书第十二《和平篇》中。大战结束，面对战后的悲惨后果，坚战在众人劝说下登基。黑天陪同坚战五兄弟前往战场，请躺在“箭床”上的毗湿摩传授国王的职责。这就是充满宗教哲学意味的《和平篇》及《教诫篇》。无常、苦、空等，这些佛教的基本思想，也贯穿了整个《摩诃婆罗多》故事全书。这种阴郁的人生观是印度文化的一大特色，可能并不存在佛教、婆罗门教谁影响了谁，它们与那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无缘，在近代甚至影响到阿图尔·叔本华、弗里德里希·尼采等欧洲哲学家。
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史诗正确地阐明了古代印度人民的战争观点，即战争未爆发之前，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但是，如果敌人硬要挑起战争，就坚决斗争到底。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史诗热情地歌颂了般度族气壮山河英勇斗争的精神。表达了这样的道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之战必胜，不义之师必败。
这部史诗并没有耽于神话幻想而是富有直面现实的精神。它将婆罗多大战发生的时间定位在 “二分时代和三分时代之间”也就是 “正法” 即社会公正或社会正义在人类社会逐渐不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样《摩诃婆罗多》充分展现了人类自身矛盾造成的社会苦难和生存困境。而史诗作者为如何解除社会苦难和摆脱生存困境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他们设计出各种 “入世法” 和 “出世法”苦口婆心地宣讲也将他们的救世思想融入史诗人物和故事中。但他们同时又感到社会矛盾和人类关系实在复杂 “正法” 也非万能有时在运用中需要非凡的智慧。
《摩诃婆罗多》的故事涵盖了古代印度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史诗中的王国和王室描述了不同类型的政治管理方式，包括君主制、选举制和共和制。 该史诗还涉及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安全和领土争端等问题。
《摩诃婆罗多》的角色和故事情节也涉及到很多道德伦理问题。例如，其中一个主要故事线是关于战争之间的冲突，双方的战术和战略，以及在战争期间保护平民的道德义务。对话和事件还强调了正义、行为操守、忠诚和诚实等美德。
《摩诃婆罗多》是一部篇幅庞大的叙事长诗，全诗共18篇，约10万颂，相当于希腊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总和的8倍，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诗。按照西方的文学观，《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但在印度人的观念中，《摩诃婆罗多》是“历史”或“历史传说”。《摩诃婆罗多》中的“摩诃”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是印度古代王名。
首先是框架式结构。这一种结构指的是文学作品在叙述的过程中，把一些分支或小型故事镶嵌进入整体的主线叙事当中。这些小型的分支故事看似与主线叙事关系不够密切，拥有独立的情节与人物，使得文学作品的叙事复杂性得以提升。这种框架式结构其实很适合用来作为民间文学，尤其作为某些故事文学的叙事技巧，从而将讲故事本身的魅力发挥的更好。《摩诃婆罗多》中的不少著名插话在后来的印度几乎家喻户晓，甚至有人将《薄伽梵歌》视为比整部史诗还要重要。
其次这部史诗采用了一种简单易记的阿奴湿图朴（anustubh）诗律。这种诗律的一般规则是每颂即每个诗节两行四个音步，每个音步八个 音节，总共三十二个音节。1999年，黄宝生先生在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摩诃婆罗多·毗湿摩篇》中，曾采用了诗体翻译，且大致保持了两行四音步的格式。2005 年出版的《摩诃婆罗多》的全本汉译采用了散文体。金克木先生选择散文体，主要是参照印度现代语全译本和英译全本、俄译全本的先例。由于诗体原本为古语，且为通俗的诗句，不适合用汉语的诗歌写作方法进行改写。即使变为散文体，诗意的部分依然会保持原貌，不会因为散文体的翻译使其失去原本的意味，主要来说，丧失的可能是口头吟咏的韵律。
《摩诃婆罗多》情景互渗交融，展开瑰丽奇幻的想象。这部史诗充分体现了印度人民的想象力，他们将天上、人间与地府三界的各处生灵进行交汇，人与神之间发生了各种各样奇幻的故事。比如，在《莎维德丽》这一篇，莎维德丽为唤回丈夫的灵魂，紧追死神阎罗王不放，终于用忠贞与智慧打动了阎摩，夫妻得以团聚。而在这部史诗中情景交融的描写也比较多，尤其与印度人朴素的自然观合二为一，展现了他们所信奉的“梵我同一”。比如，在《那罗与达摩衍蒂》中，达摩衍蒂在山中寻夫时，曾哀哭着向山、树、仙、兽等问询，在周围环境的有效烘托下，其悲苦急切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史诗刻画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立体生动的人物形象，比如战争的双方代表——坚战和难敌：前者仁慈隐忍、维护正法，后者心狠手辣、贪婪卑劣。但史诗并未将他们的性格模式化、固定化，而是在情节发展中予以变化丰满，如坚战曾因赌博丢掉一 切，在战争中也曾违背正法采用谎言和诡计扭转战局；难敌却始终以尊奉刹帝利的使命为荣，在战斗中遵守规则，所以在战死时，天神为他降下花雨。
《摩诃婆罗多》中存在大量的诅咒。受语言崇拜、婆罗门教的宣扬和命运观的影响，婆罗门仙人的诅咒具有法力这一观念，在印度人民的认知中成为 一种心理定势。诅咒创造的情感变化链和激起的审美情感体验，满足了生发作品中人物的情感逻辑条件。有因有果的诅咒使得情节线条更加完整，因果共同实现了动态、连续的情节建构。在史诗追求解脱、达到“梵我一如”的主旨下，诅咒生成的所有情节完成了与主情节的有机整合，实现了史诗故事宏大的逻辑建构，形成史诗的特别之“味”。
《摩诃婆罗多》中存在大量的、不同形式的祭祀。史诗以一系列重大的祭祀活动开始故事、推进故事、结束故事，从而完成了整个宏大故事的叙述。祭祀叙述功能的发挥在于: 它不仅被赋予了宗教力量，还被赋予宗教象征意义。万能祭祀以梵为终极目标，为史诗提供了宏大故事的总体精神指向。史诗中的祭祀与神话、种姓制度结合之后，不仅从心理思维层创造了一系列的社会等级秩序，还形成人神之间丰富的交互关系，它们内在地影响着故事的发生、发展。祭祀的书写反映出《摩诃婆罗多》的叙事实际上遵循的是一种宗教思维逻辑。
《摩诃婆罗多》在印度地位至为重要，被认为是一 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五、六世纪的印度铭文表明，它在当时已被奉为圣典。约七世纪，古典哲学家枯马立拉在自己的著作中通过大量引证，把《摩诃婆罗多》当作盛典。同时期，古典小说家波那在《戒日王传》中称《摩诃婆罗多》为“诗歌顶峰”。
它不仅被称其视为政治与伦理教科书，而且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源泉之一。古典梵语早期戏剧家跋娑(约二、三世纪)现存的十三剧中,有四个直接取材于《摩诃婆罗多》故事；迦梨陀婆(约四、五世纪)的剧本《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的基本内容也可从《摩诃婆罗多》的插话见到。在中世纪，印度方言文学兴起，各地不仅用方言字体传写《摩诃婆罗多》，而且用方言翻译或改写。除了翻译或改写，各地方言还选取《摩诃婆罗多》中的片断故事或插话进行二次创作。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因此，印度学者除了继续用各地方言翻译和改写《摩诃婆罗多》，也开始用英语翻译和改写。
长期以来，正是通过各种方言和英语改写本，也通过各种教科书和儿童读物，借助绘画、歌舞、戏剧等艺术形式，《摩诃婆罗多》的人物与故事在印度家喻户晓，在日常文化和精神生活中产生经久不衰的影响。
《摩诃婆罗多》 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堪称印度古代文化集大成者。它为研究印度古代神话、传说、宗教、哲学、政治、军事、伦理和民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现代印度学者经常就这些专题对 《摩诃婆罗多》进行分门别 类的深入研究。国际梵语学界也公认 《摩诃婆罗多》对于印度学研究的重要性。美国梵文学者英格尔斯（D．H．H．Ingalls）、美国学者布依特南以及荷兰梵文学者狄雍 （J．W．De Jong）都肯定了《摩诃婆罗多》对印度研究的价值。
五世纪初，《摩诃婆罗多》便已经传入中国。因为古代中国的翻译大部分是佛教经典的翻译，仅马鸣《大庄严论经》卷五提到“时聚落中多诸婆罗门，有亲近者为聚落主说《罗摩延书》，又《婆罗他书》。说阵战死者，命终生天; 投火死者，亦生天上。又说天上种种快乐”。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这部书对于理解印度文化的重要意义。
《摩诃婆罗多》中的很多著名故事、神以及神异描写，甚至重复咏叹，都可以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中找到它们的影子。比如，《摩诃婆罗多》 第三《森林篇》中，投山仙人喝光海水的故事，佛教经典中的“大意抒海”故事类似。此故事见于《佛说大意经》、《贤愚经》、《摩诃僧祗律》等，并对中国元代尚仲贤、李好古撰《张生煮海》戏曲产生影响。陈明《抒海、竭海与拟海———佛教抒海神话的源流》，对此有详尽的考辨。除此之外，《摩诃婆罗多》中也有很多神异的描写，有的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中似曾相识，有的增强了整部作品的神秘色彩与感染力，体现了古代印度人民惊人的想象力和文学创造力。
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语种的影视改编，包括英语、马拉雅拉姆语、泰米尔语、孟加拉语和印尼语等。以下是几个较为知名的影视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