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9:34
李仲公（1890年—1978年6月20日），原名李其荃，号仲芸，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国务院原参事。
李仲公出身官宦之家，早年先后就读贵筑县学、贵州省省立蚕桑学堂，得到贵州巡抚林绍年的赏识，1907年保送京师国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1911年，李仲公与李大钊结识，参加进步党人活动，并受进步党资助赴日留学，后辍学回国参与“护国”运动。1916年8月李仲公和李大钊、陈筑山等人发起创办《晨钟报》，后来随孙洪伊参加“护法”运动，行动失败前往日本继续学业。1924年，李仲公经李大钊、汪精卫推荐加入中国国民党，北伐初期主笔蒋介石的重要政论、文告等文字，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1927年宁汉分裂后，李仲公被误会参与蒋介石主导的“反共”、反汉行动，遭独立师师长贺龙逮捕，同年5月，经邓演达保释后离汉转赴南京市。之后，李仲公先后担任过交通部政务次长，兼汉冶萍公司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中国航空公司副理事长、担任编遣会议秘书处主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国营招商局总办、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立法委员、全国禁烟总会常务委员、“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1949年7月，李仲公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离中国国民党政权，8月受到周恩来的接见。1951年7月21日，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李仲公任政务院参事，1954年12月转任国务院参事。在为贺龙平反过程中，李仲公被调查出提供的两封信为伪造，其拒不承认，最终被撤除国务院参事一职。1978年6月20日，李仲公因患肺炎等症，医治无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去世。
李仲公译著《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成为抗日先声。现代学者李芳在著作中称，李仲公被世人誉为北伐“文胆”。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李仲公出生于贵阳城北贵筑县西下里下堰寨（今白云区麦架镇下堰村）。他的父亲李农卿曾任贵州定番州学正堂、贵州省视学和台拱厅知事。李仲公自幼随父读书，15岁以冠军入贵筑县学，凭借《请禁淫戏以正人心厚风俗 》获得贵州巡抚林绍年的赏识。李仲公16岁被选拔进入贵州省立蚕桑学堂，进呈林绍年的《蚕桑富黔策》被当做典范由全省各府县遵行。1907年，李仲公由贵州提学使柯绍态选派，以官费保送京师国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
1911年，李仲公认为实行民主宪政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于是和同学王郁骏组织北京法政学会，与北洋法政学堂学生李大钊组织的北洋法政学堂学会共同创办了《北京法政学报》。李仲公和李大钊自此结为同志。
李仲公通过李大钊结识了孙洪伊、汤化龙，参加了进步党人的活动，担任了《国风日报》《中华杂志》编辑。1913年底，李仲公受进步党资助，与李大钊一同到日本留学，后辍学回国担任教育部（总长汤化龙）编审员。袁世凯复辟后，李仲公随孙洪伊、汤化龙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李仲公担任众议院首席秘书。同年8月中旬，李仲公和李大钊、陈筑山等人发起创办《晨钟报》（后更名为《晨报》）。1917年孙洪伊、汤化龙分裂，李仲公随孙洪伊退走上海市参加“护法”运动。
在“护法”运动中，李仲公应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之邀，担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赞兼贵州省政治会议委员。王文华遇刺身亡，复黔活动失败，李仲公于1922年前往日本继续学业。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李仲公应李大钊之召回国，经李大钊、汪精卫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广东统一后，李仲公应汪精卫、何应钦之约到粤担任东江绥靖委员会公署秘书长。1926年，李仲公受时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委派，兼代潮海关监督和汕头市交涉员，因在与外国列强的斗争中坚决维护中国的利益，广东国民政府被迫明令撤销他的海关监督职务。李仲公的弟弟李侠公加入中共组织，遭何应钦部“反共”分子围攻，波及到李仲公，李仲公因此辞去秘书长一职。
北伐期间，李仲公经何应钦推荐，一开始担任总司令部参议、总司令代表。中国国民党“整理党务案”后，李仲公接替叶楚伧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书记长，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承担蒋介石的文案工作，拟写《讨吴佩孚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及《收拾西南策略》，被蒋介石见纳重用。此后，蒋介石在北伐之初的重要政论、文告等文字，多由李仲公代笔。
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第4军在汀泗桥与吴佩孚决战，其右翼受孙传芳压迫，左翼受袁祖铭威胁。李仲公向蒋介石提出的联合川军、分化黔军的建议被采纳，蒋介石密派他赴重庆市、赤水市，联系川军刘湘和黔军周西成倒袁祖铭和拥护北伐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1927年3月初，李仲公因自己的政治态度，被决定“反共”的蒋介石下令其率秘书处随中央党部移住武汉市，不让其接触任何有关“反共”的事情。宁汉分裂后，秘书处机要科长陈立夫派人由南昌市将蒋介石发表的“反共”、反汉演说印成册子送到汉口公布，册子上盖着秘书处的印章，汉方认为是李仲公所为。此时，四川省刘湘、贵州省周西成通电反对武汉，也被认为是受李仲公所指使。
3月15日，因误会李仲公策动西南对武汉出兵兼小册子事件，在汉中央集团批准独立师师长贺龙逮捕李仲公，并押送唐生智总指挥部。5月17日，李仲公经邓演达保释后离汉转赴南京。
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李仲公出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兼汉冶萍公司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中国航空公司副理事长等职务。蒋介石被白崇禧等“逼宫”下野复职前后，李仲公周旋于蒋介石、何应钦中调整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得到二人的信任。同时，李仲公在交通部次长任内，开辟民用航线，建立中国人自己的邮政业务系统和国际电台，收回帝国主义的垄断特权；在交通部汉冶萍公司整理委员会，与同乡好友、汉冶萍公司整理委员会专任委员谌湛溪一道，同日本驻汉冶萍公司代表及外交特使进行多次谈判，以强硬的态度进行公司业务的整理。
1928年7月至1929年1月，国民政府召开“国军编遣会议”，李仲公担任编遣会议秘书处主任，参加“军事整理案”条例、程序、办法的讨论编写等项工作。1929年3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代会上，李仲公被提名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因拒绝“陈家党”加入“CC”而未当选。同年5月，李仲公前往贵州省处理军阀混战中周西成阵亡的善后事件，贵州省政府改组后，李仲公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31年夏，行政院派李仲公兼任国营招商局总办，他主张招商局收归国有未果，辞去总办职务，调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1931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即将爆发，李仲公向蒋介石面呈一份对内联共、对外联苏的方案，被蒋介石拒绝，愤而辞职返回苏州市。九一八事变后，李仲公译著并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受到蒋介石的斥责和中国国民党中统的严重警告。后受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的邀请，李仲公就任立法委员、全国禁烟总会常务委员闲职。其间，他曾担任过短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处长。
1940年6月3日，时任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的李仲公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禁烟会议上，报告了6年来禁烟工作的情况，会议上通过了30多件重要提案及今后的禁烟计划。李仲公还与程维嘉合著并出版《烟禁问题》。
在重庆，李仲公与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相交甚厚，也与郭沫若、王若飞时有接触，同时秘密参加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座谈活动，被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特务侦知，欲杀杨杰、李仲公，因未得到蒋介石的许可而未果，但受到了更加严密的监视。
1946年底，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独自筹备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经蒋介石授意，李仲公成为“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李仲公随国民政府机关复员南京，仅担任国大代表和立法院立法委员，期间未发表一句支持蒋介石政权的言论，并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进攻延安市时公然反对内战。
1949年7月，李仲公、卢郁文、李世军等45位原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表了《京沪立法委员起义宣言》，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离国民党政权，并由苏州市致电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8月，李仲公赴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期间，周恩来开展对李仲公历史情况的调查。1951年7月21日，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中央人民政府第42次会议通过，任命李仲公为政务院参事，11月被总理指定为参事室西南区组召集人，1952年派赴上海市近效参加土地改革，1954年12月转任国务院参事。
1968年3月26日至4月20日，参事室多次举行座谈会，座谈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中央专案组曾派人到李仲公家中，随后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贺龙早年的亲笔信交给参事室。在为贺龙平反的过程中，李仲公提交的两封信被认为是伪造的，李仲公拒不承认。1978年5月26日，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李仲公国务院参事一职被撤，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并受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1978年6月20日，李仲公因肺炎医治无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死亡。
《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是李仲公、李侠公兄弟两共同译著的，于1932年4月出版发行（李侠公匿居苏州市时，由于国民政府对李侠公的“通缉令”没有撤销，兄弟俩共同译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只得由李仲公一人署名出版）。
《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译著翻译了日本朝日新闻社编著的《满蒙诸问题》，即：满蒙的地位与重大性、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满蒙铁道、我国满蒙铁道利权、满蒙经济的本体——满铁王国、满铁及满蒙政策的危机、中国满蒙铁道政策、结论，共八章二十六节；译者驳议有4 个部分：即“帝国主义的日本”之肯定；护在马尔萨斯主义下的所谓“人口与粮食问题”；拆穿所谓“特殊地位内容”的“事实关系”的真象； 架在血刃上的“法理”。
现代学者李芳在《北伐“文胆”李仲公》中称：“蒋介石在北伐初期的重要政论、文告等文字，绝大多数出自李仲公手笔，李姓乃被世人誉为北伐‘文胆’。”
现代学者李晓兰在《渐进的共和：李仲公与《晨钟报》研究》中认为：“李仲公在《晨钟报》上发表的多篇文章，一方面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情结，同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早年的政治思想——主张渐进的共和。”
清末李仲公在蚕桑学堂学习。有一次，巡抚衙门小巡捕徐守枯在江南会馆为母亲祝寿，并派遣差役守在会馆门前，百姓如果要进会馆看戏，就会收到鞭笞。李仲公得知后集合各校百多名同学破门进入会馆，痛打守门的差役，并捣毁寿堂，被当做首犯逮捕入狱。徐守枯要以李仲公是革命党的罪名重重惩处他。后李仲公向贵州巡抚林绍年上书控诉徐守枯的罪行，因林绍年赏识李仲公，得到消息后就放了李仲公，并将徐守枯革职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李仲公被逼迫交待贺龙的历史问题，并上交了两封贺龙的信件。数年后，中央为贺龙平反，李仲公坚称自己的指证无误。然而，审查小组认为李仲公交出的两封信是伪造的，是为了陷害贺龙，因此决定撤销他的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放80元生活费，并由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李仲公故居位于苏州古城内西北宝城桥弄22号。房屋由李仲公妻妹吴澄娴，建成于民国36年（1947年），是一栋日式风格建筑的平房，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建筑面积311.95平方米。房屋建成后李仲公迁入，一直住到1949年离开苏州市。
李仲公墓位于贵州省白云区麦架乡东南一公里茶场，墓系土堆坟，坐东向西，占地30平方米。2004年清明节李仲公家人重修其墓，墓碑上书“爱国人士、诗人、书法家李仲公墓”，镌刻有李仲公生平简介，系由贵州著名文化老人、书法家陈福桐先生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