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05 18:55
黔军，是民国西南地区主要军事集团，因势力盘踞于贵州省一带，又称贵州军阀。黔军集团按照地域势力更迭可划分为兴义系与桐梓系两派，兴义系以贵州兴义地方豪强刘氏家族为主导，刘显世为兴义系军阀鼻祖。桐梓系集团则以周西成为鼻祖，于1924—1935年前后间把控西南边陲。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固有的封建专制制度遭到严重冲击，爱新觉罗·旻宁咸丰年间，贵州农民起义不断，黎平县知府胡林翼上书督抚，建议组办团练，以维持在贵州的统治。团练的创建促使贵州地方势力迅速膨胀，兴义市刘氏一族成为初期贵州地方权力体系的主导，黔军体系初步成型。
民国初期，贵州省革命党人张百麒借辛亥革命之风掌握贵州军政大权，集结军队，为黔军雏形。后因革命党人经验不足，以刘显世为首的贵州封建团练势力入主贵阳，黔军兴义系军阀渐兴。武昌起义时期滇军入黔，此时黔军发展主要依靠滇系军阀。后期因袁世凯复辟，贵州地区的滇军首领唐继尧被委任云南省要职，滇军势力被大量调出贵州，兴义系黔军势力得以再度发展。但因兴义系军阀封建特性难以消除，黔军中受民主革命等思想熏陶的军官将士不满旧兴义系军阀的诸多举措，在黔军内部形成新兴义系军阀集团，以王文华为首开始与旧兴义系展开斗争。而至西南军阀混战时期，以周西成为代表的桐梓系集团正式出现，逐渐取代新兴义系军阀而掌控黔军内部大权。但桐梓系集团因地域、封建色彩浓厚，内部矛盾被蒋介石所利用，利用政治分化等举措逐渐消磨黔军集团对贵州省的控制。1935年蒋介石对贵州黔军势力展开大清洗，黔军势力集团丧失了对贵州政权的控制，势力日趋衰微。
黔军兵员主要来自招兵，大致有师、团、营、连等不同军队编制。而在兴义系与桐梓系统治时期，二者均代表贵州大地主阶级利益，其封建特性难以忽视，又因黔军地处贵州，土地贫瘠，经济发展困难，因此黔军集团不得不始终依靠于川、滇等军事集团。黔军势力整体对当地民生裨益较少，存在兵匪不分，兵患甚于匪患等问题，严重危害正常社会秩序运行。但在黔军集团的统治下，贵州省的教育机构逐渐完善，各类教育学校缓慢发展，交通通讯事业也日趋近代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武装力量腐败的局面日渐显露，耗费数千万两军费养起来的八旗绿营等常备军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不堪一击，使得不少官员将希望寄托于地方武装之上。清咸丰元年（1851年），黎平县知府胡林翼上书督抚，称“言战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自卫不如先用地利以卫民”，并率先于黎平兴办团练。咸丰二年（1852年），云贵总督吴文镕令黔省内部均兴办团练，至咸丰五年（1855年），贵州省内部铜仁府等地先后兴起团练之风以抵御外敌。当时正值红号军起义，贵州内部战乱频繁，各地纷纷借此机会发展团练，壮大本地武装势力以抵御攻击。
咸丰年间，贵州水城区、黎平县等多地均已开始举办团练。随着贵州内部诸县团练势力的发展，团练与宗族、士绅关系密切，兴义刘氏宗族、郎岱厅赵德光、铜仁市李丕基均是因加入团练，剿匪有功而身官场。以兴义市刘氏家族为例，刘显世之父刘官礼在封建团练势力中不断拉拢各地地方武装加入，并任命刘家直系血亲为各组统领，最终得以形成地方小势力集团。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刘官礼倡议整改团练，供给武器、军火等，为黔军势力发展提供军事基础。1898-1905年间，刘显世率领兴义团练势力，配合清政府击退广西会党起义军，因其退敌有功，清政府任命刘显世统领盘锦八属靖边团营，成为黔省内部的重要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至1910年，刘显世所率部队已在黔省内部逐渐壮大，创办军事学校，为黔军的正式创立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刘官礼逝世后，刘显世成为兴义市一带掌握军权的重要人物，影响力波及云贵高原多省。
经历外国武力打压后，清政府发觉自身战斗力及战争资源的匮乏，决定操练新建陆军，贵州省借此机会得以发展兵力。辛亥革命时期，由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张百麒带领革命党，其发动陆军官兵及多数贵州新军参加起义，促使贵州巡抚沈瑜庆及新军团长袁玉宝逃离贵州，张百麒得任贵州都督，掌军政大权，部下有一定兵力，即为黔军之雏形。武昌革命时期，新政府兵力虚空，向各地请求支援，黔军积极响应，张百麒派部下杨伯舟率军前往支援，导致贵州内部缺乏武力震慑，滇系军阀蔡锷派部下唐继尧率滇军三千，假借借道贵阳援鄂之借口入主贵州，大肆杀害革命党与所剩黔军部队，黔军雏形趋于消散。
辛亥革命后，因革命派缺乏经验，属于封建团练势力代表的刘显世及刘氏家族入主贵阳。唐继尧入贵后，刘显世趁机投靠，在唐及滇系军阀的扶持下，以刘为首的兴义系军阀逐渐成长。1913年，蔡任命唐继尧为云南省都督，兼民政长，前往云南主持政局，滇军势力也多数跟随唐继尧迁至云南。刘显世得升任贵州省护军使，掌握贵州军权，遂在政治上依靠熊范與、何麟书、张协禄等建立所谓的元老派，即兴义系旧派，形成以宗族、血缘、师生为纽带的封建军官团体。
1914年，袁世凯复辟野心突显，不顾社会发展趋势执意开启尊孔复古逆流，后于1915年为得到日本支持而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引起全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915-1916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多次前往云南省，以期鼓动滇军反对袁世凯复辟。蔡锷因受袁世凯掣肘，意图消灭其势力，而以刘显世为首的兴义派黔军也于此时宣告贵州省独立，加入到支持护国战争的派系中去，于是组成了以云南滇系军阀为首，联合黔军等多种势力组成护国军队，对袁世凯复辟展开抗争。
1916年1月24日，戴戡率部下滇军至贵州，1月27日，刘显世宣布贵阳独立，将黔军第五团、第六团与戴及部下滇军统一划为护国军右翼军，由滇军首领蔡锷统管，向川东进攻；以黔军第一、二、三团为右翼军东路军，王文华任司令，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进攻。其中戴所率军队因寡不敌众无奈退守松坎，后又联合刘存厚起义，在纳溪区重创袁军主力，紧接着兵分三路反攻泸州市、纳溪，突破袁军战地前沿，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
王文华所率东路军第一团以迅猛之势攻下蜈蚣关，第三团向黔阳袁军发起进攻，均取得胜利。但第二团则因麻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袁军不断派兵支援，导致第二团形势危急，王文华以冷静之势改观方向，借机攻克沅州，又借州之势再攻麻阳，最终占领麻阳，后在当地百姓帮助下，护国军连克靖县、绥宁等地，与袁军形成对立之势。此外，滇、桂地区同样对袁世凯军队发起进攻，袁世凯复辟愿望破产。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护国战争结束，黔军集团势力在护国战争中得以进一步发展。
清宣统三年（1911年），贵州省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反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宣告贵州独立。但革命成果被以刘显世为首的宪政派、旧官僚集团所窃取，并在贵州等地建立其黔军集团。由于黔军集团托生于封建团练势力，领导者出身于贵州大地主阶级，代表了贵州大地主阶级的利益，黔军集团带有不可避免的封建特质。虽在中期有以王文华为代表的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新知识分子及官兵掌控黔军大权，但并未起到重大影响，至周西成组建的桐梓系集团掌握黔军势力后，竟直接仿照封建立储之法，敲定集团内部继承顺序，任人唯亲，以地域亲族为联系提拔官员，使得黔军后期内部统治局面愈加封建、混乱。
由于贵州省为中国西南地区较为贫瘠之省份，经济基础薄弱，不得不依靠外省势力生存发展，于是刘显世果断选择依附滇军势力。在夺取贵州政权之初，刘显世便联合滇军唐继尧，“请滇入黔”，借用滇军势力屠杀革命党人，并在唐继尧的扶持下进一步培养黔军势力。后又借滇军回省之际掌握黔省军政大权，培养王文华等人以稳定贵州内部局势。护国战争时期，刘显世为首的黔军集团更是摇摆不定，首鼠两端，在革命派与宪政派之间左右逢源，见革命声望难以抵抗后才不得不加入护国战争。北伐战争时期同样因为川军势力强大压制黔军发展，加之周西成迫使袁军出黔，袁祖铭不得不脱离北洋军阀加入北伐队伍。
在刘显世为首的旧兴义系统治时期，黔军的兵员组成主要以清政府遗留的保甲、团练、编练新建陆军等封建势力为主，以刘显世为核心的血脉、亲族关系网构成了此时黔军的主要发展脉络。刘显世通过政治手段获取贵州省军政大权，任命亲信王文华、袁祖铭等人迅速扩张势力，而王文华、袁祖铭等人又不断任命其亲信、党羽，致使黔军初步形成以宗族、血缘、师生为纽带的封建性军官团体。而此时期贵州人口极速膨胀，人民生活环境恶化，从军也就成为一份报酬优渥的职业选择，形成职业风尚，为黔军提供了众多兵力。
1912-1917年，黔军兵员主要来自于招兵制，向贵州所在各个县、乡征召兵员。后期黔军将领袁祖铭也曾通过招兵制度，委派其副官殷文周、张子纲至三角等乡招兵。黔军内部历经多次权力更迭，至新兴义系军阀掌权时期，兵员更多面向接受过教育，怀抱民主、革命等政治理想的群体。至桐梓系集团掌权时期，周西成的封建观念严重影响黔军内部的兵员组成，更加依靠亲族、地域等封建纽带维护统治，此时黔军兵员组成与旧兴义系掌权时期高度重合。
兴义系军阀掌权时期，刘显世组织护军署各机构，设参谋长、副官长、参谋、编修长等，下辖军务、军需、军法、调查 四科。随着黔军势力不断扩张，黔军开始扩编军队，由贵州陆军改编为六个团，每个团下设三个营，每个营设五个连。兴义系前期对黔军的组织结构整体框架做了大致调整，至新兴义系掌权时期，以王文华为首的少壮派也多沿袭刘显世时期的军队组织部署。
至桐梓系掌权时期，在军事布局方面，周西成接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后，便对原有部队进行整编和布局。将王家烈的混成旅任命扩编为第三师，驻铜仁市，负责东路及湖南省多县防卫。将毛光祥旅连同省府直属部队扩编为第一师，负责省城附近及大本营地区的坐镇。将犹国才旅扩编为二师，驻扎安顺市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一带。将江沛瑜旅改编为第四师驻遵义市、毕节市等县。
此外，周西成还重视军队规划，周锡成深知自身的成功依靠于骁勇善战的军队，在掌权后力图普及正规军事培训。在童子戏集团扩编军队的同时，大量向省内外招纳贤士筹办培训文武官员的高等学校。组建崇武学堂，提高军队整体素质，形成了有组织有纪律的正规部队；改进扩充军械军需，将长矛、弓刀等古代兵器换为近代枪炮，加强部队建设；成立教导师以整顿军纪，提高军队的服从性，施行仁政与严格治军相结合，黔军集团整体得到新的发展。
兴义系势力发迹于晚清时期，刘显世之祖父刘燕山带领其子组织武装团练，后在与起义军的对战中伤亡颇重，也因此得到清政府的认可，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刘显世已担任贵州靖边团营管带，庞鸿书任贵州巡抚后，撤销靖边营，任命刘显世为西路巡防二营管带，兴义系势力进一步渗透贵州。辛亥革命时期，以刘显世为首的封建团练势力入住贵阳，联合贵阳宪政党人熊范舆、任可澄、戴戡及士绅郭重光等，趁革命党微弱之机发动兵变，借滇军之势得任贵州军务处总长。后于1913年编练黔军，扩大至六个团，并不断训练新兵，扩充兵力，以刘显世为首组建成旧兴义派黔军。
由于兴义系旧派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与保守性，遂出现以王文华为首的具有先进革命思想的中下层青年军官，即兴义系新派，也称少壮派。护国运动期间，少壮派集团初步形成。少壮派将维护共和视作头等大事，受“实业救国”思潮影响，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这与元老派的封建思想及革命诉求南辕北辙。少壮派为求实业发展，欲先发展交通，王伯群作为贵州省全权代表前往上海市、广州市收集资金，在上海与华侨实业董事长赵士觐会面，并签订《渝柳铁路草约》及借款五百万美金借款条约，但因王文华提出从中拿出一百万以偿还黔军历年所欠军饷，遭到元老派不满。“渝柳铁路借款案”后，两派矛盾愈加尖锐，最终以新派失败告终。
渝柳铁路借款案后，少壮派便开始夺权。少壮派借贵州反帝爱国反日货运动，以先进的革命思想驱使斗争矛盾转向元老派，逐步剪除刘氏羽翼。民国九年，王文华作为少壮派首领，将斗争对象直指刘显世，以“废督”为名逼迫刘显世下台，因此事发生于民国九年，故称为“民九事件”。民九事件后，刘显世被迫退位，兴义系旧派势力消亡，新派掌握黔军大权。王文华逼迫刘显世下台时，为避甥舅之嫌，以患病为由前往上海市，并在此时前往广州市与孙中山先生进行交谈，表明了革命立场。至尘埃落定后，少壮派催促王文华回黔主持军政。
但1921年3月6日，王文华在上海西藏路一品香旅馆门票被枪杀身亡。少壮派失去核心人物，内部矛盾愈加突显。为稳定贵州省政局，贵州省长卢焘划分五旅，推动势力平衡。但却引起五旅纷争，抢夺军政大权。而袁祖铭在此时也得到北洋政府支持，组织“定黔军”，发动定黔战争，掌握军政大权，滇军将领唐继虞见情势不利，决意率军离黔。周西成则借此机会向袁祖铭示好，拉拢人心，不久后周西成成为贵州省长兼清乡总司令，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集团开始了对贵州为期十年的统治。
黔军桐梓系集团，形成于西南军阀混战时期，以周西成为主要代表人物。周西成原为黔军普通士兵，在军营中四处投机，得以出人头地，1920年升任黔军第一旅第十团二营营长，任营长后，周西成便开始布局，任命同为桐梓人的毛光翔、王家烈等为连长，奠定了桐梓系集团的初步雏形。至1923年，周西成已升为川东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除了周、毛、王等核心人物外，桐梓系也已吸收一大批人才为其所用。本年年底，桐梓系集团势力已扩张至黔北地区。在黔北地区时，周西成竭力发展交通、商业，积攒实力，不断扩大桐梓系集团的势力。
自1913年11月唐继尧从贵州省撤军后，黔系军阀开始了对黔长达二三十年的统治。黔军内部派系经过分化，出现了兴义系与桐梓系前后两大集团，对黔实行地方割据统治。而桐梓系集团掌权后期，黔军内部势力矛盾尖锐，王家烈、毛光翔二人相互制衡，给了蒋介石可趁之机。1934年蒋介石一方面借“剿灭共匪”之由，命王家烈率其部下讨伐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又下令设立“宜昌行辕”，并安排中国国民党将领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入黔，国民党势力逐渐取代黔军集团控制贵阳。
1935年春，蒋介石以“督战”为由亲自到访贵阳。蒋介石至贵后，除了解贵州省社会、军事、政治等情况外，立刻开始对王家烈集团进行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遏制，致使王家烈集团难以供应军饷，局势愈加混乱。此外，蒋介石还极力拉拢王家烈集团的重要将领何知重、柏辉章等，多方面施加压力逼王下台。王家烈面对如此困境，最终于1935年5月交出军政大权，桐梓系军事集团对黔统治宣告结束，蒋介石之中国国民党势力对贵州迅速实行全面大清洗，黔军势力走向消亡。桐梓系结束了对于贵州为期十年的统治，但仍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余热。
桐梓系倒台后，黔军的有生力量最终投入到抗日战争中，作为活跃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重要力量抗击日军。而此时黔军的军队编制及主要力量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1928-1929年前后北伐时期的陆军第八十二、八十五师，二是1935年桐梓系集团将领王家烈交出军政大权后有贵州省军队改编的而来第一〇二、一〇三、一〇四、一二一师以及新编第八师，三是抗战时期组建的陆军预备第二师、新编二十八师、陆军贵州志愿兵补充师、独立第六旅。
在正面战场中，部分黔军补入第九十三师，参与台儿庄大捷。大部分则奉命与第五十五师合并，转战湖北通城、九岭地区。独立第六旅则编入二十九军二十六师，为七十六旅，奉命前往福建莆田、宁德、浙皖等地区抗击日军，并参加南昌会战。黔军在抗日战争中也付出了巨大牺牲，第一〇三师参与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全师最后仅剩500余名官兵。第一〇二师先后参与四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全师一万多官兵仅剩不足千人。
刘显世（1870-1927），字如周，号经硕。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其父刘官礼颇有远见，提出编练保甲、储备武器等建议，刘显世得在其父手下任职。1898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会党起义军过贵州省一带时，刘显世率团练部下将其击败，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给予其主持团练等权力，以便配合清军击败广西会党起义军，1902年，刘显世成功将会党起义军逼退回广西境内。此功使得刘显世升任兴义团防局局董，后又接替其父刘官礼之职，任靖边县各营统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刘显世受新思想影响，重视西方思想教育，创设讲习会，并主持创办女子学校等，为其在贵州的势力发展提供支撑。
1910年刘官礼死后，刘显世得握兴义市大权。宪政派拉拢刘显世这一封建团练势力代表人物，命其率部下前往安顺市。但刘显世至安顺时贵阳已宣布独立。革命人士由于缺乏经验，盲目判断刘显世可为革命派拉拢，放虎归山，将刘显世任命为贵州省中西两路统领，给予其军事权力。为夺取贵州军政大权，刘显世联合滇军势力策划杀害黄泽霖，迎唐继尧入黔，革命果实为刘显世所窃取。1913年刘显世升任贵州护军使，掌贵州军政大权。1915年因袁世凯复辟帝制，在王文华等人劝说下决意反袁，加入到护国战争中，护国战争胜利后，刘显世被推为贵州督军兼省长。
1917年，刘显世借护法之名向四川省进行势力扩张，后在得到孙中山等为首的革命派支持后，反将一军，转头支持滇桂等西南军阀势力。此时兴义系内部矛盾重重，由于刘显世自身首鼠两端，个人封建思想比重较大，对于共和、革命之态度难以得到以王文华为首的新兴义系势力的认可。1920年，爆发民九事变，刘显世被迫交出军政大权逃往昆明市，后在北洋军阀等各方势力之间辗转，于1925年再次流亡昆明，两年后于昆明病逝。
王文华（1889-1921），字电轮，为刘显世之侄，贵州兴义景家屯人。王文华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毕业回乡后积极结识革命友人，参加反清运动。在武昌起义时期，王文华力劝其舅舅刘显世参加革命，并以自身关系介绍刘显世入贵担任军事职务，自身则担任第一营管带，后升任黔军第一团团长。王文华之兄王文选同样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于1914年至贵阳，任黔军护军使署参赞一职，在贵州省积极宣传新思想，与王文华一同改革巡防营，吸引留日军官一同组建新兴义市派势力，其骨干多为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
但以刘显世为首的旧兴义派却依赖滇系军阀，又因出身封建团练势力，封建色彩浓厚。在袁世凯称帝时，刘显世一心拥袁，与王文华支持共和的目的背道而驰，二者矛盾初显。1916年，王文华见刘显世不为所动，决心单独讨伐袁世凯，并在黔军内部会议中称“今日之议者，唯有发兵讨袁，敢有附逆者，决先手刃之”。因其讨袁之决心，使得黔军旧派震服，加入护国军队，入川讨袁。最终因王文华作战指挥“出奇制胜，出少胜多”，加之众军合作，推动护国战争取得胜利。
护法运动期间，王文华游说西南各军成立靖国军，为中国共和谋求出路，但因西南诸军势力杂乱，各军统领野心勃勃，最终不敌各路军阀势力，护法运动未见成效。但在此一役中，黔军新派势力得到长足发展，刘显世不得不任命王为第一师师长、但又任命其部下袁祖铭为第二师师长以分散王文华之兵权。1919年渝柳铁路借款案更加剧了新旧兴义派的矛盾，刘显世不惜借滇军势力打压王文华，而王文华则于1920年借“清君侧”之名打压旧派，捕杀旧派重要人物，致使旧派元气大伤，刘显世不得不败逃昆明。王文华此时则前往上海市，想为孙中山分忧北伐之事，但遭到袁祖铭之刺杀，于1921年逝世。
袁祖铭（1889-1927），字鼎卿，幼时性格恶劣，十分尚武，其父将其送至熊兆周私塾读书，在私塾中，受“飞黄腾达，出人头地”之训颇深，习得圆滑交际之术。出私塾后，其父送其至贵州陆军小学继续进修，毕业后报考陆军中学，但因视力不佳而被淘汰。此时正逢刘显世于兴义市招拢人才，经王文华介绍后，袁祖铭加入其中，并随着黔军的一路扩张地位逐渐上升，至刘显世勾结滇军夺取贵州省权力之时，袁祖铭已升任营长。1915年刘显世受迫无奈同意共和，反对袁世凯称帝，在护国战争中袁祖铭凭借军功升任黔军第一团团长，驻防川黔等交界之地。
1917年，袁祖铭凭借大败北洋之功而名声大噪，为谋求更高地位，其在黔军内部假借正义之表现赢得多数拥护，意图逼迫王文华提升自身官职，但王文华看穿其本质，无意升任其在黔军内部的地位。此时刘显世为压制王文华等新派势力的发展，则将袁祖铭提拔为黔军第二师师长，以图分权。后因黔军内部斗争激烈，袁无奈暂时退出斗争，投靠北洋军阀。后因民九事变及王文华被杀，袁祖铭趁机成立“定黔军”，夺取黔政。
为巩固自身地位，袁祖铭借自治派、宪政派等各方势力，以制衡之术维护黔省表面之和谐。但因税务难以承担军用，袁祖铭打上鸦片贸易之暴利，加之不断扩军提税，黔省内部一片昏暗。后由于滇军入黔，袁一时间难以应对，仓皇逃川。入川后，袁又参与到北洋军阀混战中，奉吴佩孚之命入主四川省，自视甚高，但因黔军缺乏军纪，引得重庆市人民怨声载道，川军也不愿受制于人，于是逼迫袁祖铭退回贵州省。至贵后，袁又假借北伐之名意图向外扩张，进军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德市，为蒋介石所患，后于1927年被射杀，死年38岁。
周西成（1893-1929），字维斌（继斌），桐梓县神庙人。宣统三年（1911年）应征入伍，次年进入贵州讲武学堂学习，毕业后前往省防军入职哨官，改编陆军后在军中扎根，官职不断得到晋升。民国十二年（1923年），升任川军十二师师长，民国十三年率黔军从赤水市取道桐梓入黔。在周西成尚未入黔时，是经由袁祖铭介绍得以升任贵州省省长之职务，因此在入黔后，周对袁忧虑颇多，为避免袁与其争夺在黔大权，周先发制人，于1925年列举袁祖铭数条罪状，声讨袁祖铭，并极力促成袁之势力远离贵州。
1923年，周西成为得到更多的势力支持以夺取黔省而加入中国国民党，与事后提防袁祖铭一样，在入主贵州后，周又开始对国民党势力产生敌意，意图独揽贵州军政大权，不许权力稍落旁人。后又恐进步思想影响其在贵州的统治，对各个学校的讲习都加以控制，宣传儒家中的封建思想，并定下“群绍佩用”的继承顺序，实际上是封建王朝的变相延续。为巩固自身在黔的独裁专治，周西成还特别重视亲族、地域势力的发展，盲目依靠封建关系纽带、鬼神之说维持统治。但其在位期间，并非只知横征暴敛，一方面开办各类工厂，统一军政税收，促进贵州经济发展；一方面抚剿兼施，发展教育，促进贵州省社会发展。直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周西成在黔东之战中受伤身亡。
清末，因多次战败，清政府开始训练新建陆军，贵州新军在此期间得以发展。此时正逢孙中山倡导革命，革命党人张百麒率领大部分下级军官及士兵加入革命党组织。武昌革命政府被清军攻击，向各省致电求援，张百麒则积极响应，由杨伯舟率军队支援。贵州因此防御空虚，滇军借机占领贵州，黔军由徐正明率领，在铜仁市与滇军作战，滇军势力不敌，最终溃败。
1915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意图复辟称帝，蔡锷逃回云南省，通电讨袁。刘显世在滇军及以王文华为首的新兴义系军阀的劝导下，决意讨袁，维护共和。黔军由熊可诚旅长率两团之兵攻打四川省。王文华升任黔军东路军司令，率袁祖铭、卢焘、吴传声进攻湖南省，最终王文华以微弱优势取得胜利，熊可诚也成功进攻重庆市。紧接着广东广西响应讨袁号召，袁军内部大乱，护国运动以袁世凯忿恐而死告终。而后直系军阀曹锟因贿赂总统，黔军对其加以讨伐，作全国护法之首举。
1938年，日军调动部下日本陆军第五师团、第十师团以及关东军第一、三军等精锐兵力进攻徐州市，占据津浦、陇海铁路等交通要道，进而将势力向中原转移，夺取武汉市，抗日战争第五战区司令长李宗仁发现日军企图，急忙联系蒋介石，并展开激烈反击。1938年4月，黔军第一四〇师奉命前往台儿庄区战场南端的禹王山与日军展开激战，在此次战役中，黔军第一四〇师共伤亡两千余人，营连排长达20余人。此外贵州省补充师两千多贵州青年也加入到桂军第三十九师参与到台儿庄战场。经清算，贵州籍官兵伤亡近百人之多，其中可知姓名的有835团校团副王俊禹、原黔军第九旅十七团三营营长龙云阶等，总计贵州籍伤亡人数达三千以上。
1938年，黔军第一〇三师在接到保卫南京的命令后，前往南通县南岸阻止日军在此寻找突破口。后为掩护上海市主战场，又转移至江阴，参与到南京战斗中，伤亡惨重。1938年12月，南京失守，武汉政局一时间异常紧张。黔军第一二一师奉命同五十五师、八十二师、第一〇二师、第一〇三师等共同参与武汉会战。第一〇三师经过休整，又参与到武汉会战中去，其中308团几乎全部阵亡，307团伤亡惨重。但一二一师在镇守江阴时，多次击退日本陆军、海军等多重进攻，自上海撤退后又于武汉市对敌日军，展开多次激烈战斗，并取得一定胜利，夺得日军大批新式武器，将武汉要塞掌握在中国手中。
1939-1944年，日军先后四次对长沙市发起攻击，中国则积极展开应战，即四次长沙会战。在四次长沙会战中。参与的黔军部队有第一〇二师、第一二一师等。其中第一〇二师在长沙会战中伤亡惨重，1939-1944年间，一〇二师参与了四次长沙会战，其中以第二次长沙会战伤亡最为惨烈，全师一万余人，在撤退后仅存不足七百人，牺牲人数高达九千之多。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军率领二十余万精尖部队直逼长沙，又有汪精卫等亲日集团带领部下从各方面包抄，意图一举攻下长沙。此危机时刻众援军纷纷撤退，唯有黔军第一四〇师奉命赶往支援。其发挥对于地形地势的灵活运用，将日军牵制于明月山一带。并发动夜袭，成功截击日军，并缴获各类军用物资20多箱。
1942年日军自缅甸入侵云南省各地，至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西岸时，因中国军队将桥梁炸毁以阻止日军深入，日军即于松山整合势力，并借松山之地势构建堡，阻止中国军队进行反攻。1944年黔军第一〇三师奉命前往松山夺取中国阵营。在经历“三打滚龙坡”、“激战大垭口”、“夜攻黄家水井”、“爆破松山顶”等战略部署措施后，历时两个月，突破日军防守，全歼日军松井联队精锐部队，成功攻下松山，并缴获大型武器九抬，枪支弹药无数。但黔军第一〇三师同样损失惨重，整场战役中总计伤亡接近两千人。
经王文华等新兴义系军阀带领，黔军积极参与护国、护法运动，推动了护国、护法运动的成功，并夺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军事重地——洪江市。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人民坚持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复辟帝制的决心，也使得袁世凯及其帝制派在政治上陷入孤立被动的局面。黔军参加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从军事战略角度避免了北洋军阀对于云贵川三省的三面夹攻，为黔军势力发展提供宝贵时间，促使黔军派兵参与重庆会战与成都会战，推动两次战争的胜利。在北伐战争中，黔军更是以十万之众加入国民革命军，为北伐的全面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抗日战争中黔军也以奋勇之势击退日军侵略，为牵制敌军，取得正面战场的胜利奠定基础。。
黔军集团在创建之初，由于其封建特质，即成为贵州省当地平定起义、战乱的主要军事力量，同清政府一道平定广西会党起义。会党起义的成功，使得清政府意识到民间练兵的重要性，团练势力得以在兴义等地区发展。中期以刘显世为首的旧兴义系军阀统领，侵吞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贵州内部势力仍以封建势力为主，而刘显世为扩张军力，盲目扩充军队，导致黔省军费支出比重不断拉大，财政支出难以负荷，黔军便将税收之望转向了鸦片。鸦片在黔军集团的允许下得以在贵州一带大规模种植，鸦片贸易日渐猖，导致贵州政治混乱、军事武装力量压抑民生发展。
黔军在护国、护法及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的艰难进取，使得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接受革命思想教育的黔军军官日渐增多，也推动黔军内部封建势力的瓦解。黔军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军事斗争已经严重影响到政治职能的正常发挥，政治成为军事的附庸，护国战争后，新兴义系军阀势力崛起，黔军内部争权夺利明显。刘显世等封建势力代表本就无心政治，王文华等人虽受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但根本上还是借民主革命达到夺权之目的，处在军阀统治下的黔省本质上无法实现政治民主。
在大环境的推动下，贵州省的教育事业得到一定程度的进步。辛亥革命后中央政府推动教育改革，贵州近代教育由此逐渐开展。中小学教育及师范、军事等各类学校纷纷创建，此外还有新设立的女子学校、实业学校等等，后又在周西成的大力倡导下，促使贵州教育得到一定发展，但贵州教育在此时期受军阀政治影响，教育缺乏独立性，被视为政治产物之一，整体呈现出规模小、发展慢、重视军事教育等特点，教育目的也转变为为各个军事集团培养人才，普通教育难以在贵州取得进展。
民国时期，由于黔军在贵州省境内不断进行势力扩张，贵州的文化教育受军事影响较大，教育主要在社会中上层及军官阶层展开，如完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推动各类学校发展等，但最后皆因军阀自身带有的封建性质而以失败告终。贵州的教育机构受民国时期动荡局势影响，教育形式变化频繁，专管教育人员也经历多次大换血，导致推行的教育政策难以贯彻落实。又因黔军军阀更重视军事，军费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过大，教育支出理所当然被忽视，教育费用不够，致使贵州教育难以得到长足发展。
贵州省经济在西南各省中显得尤为匮乏，“常年所收丁粮税课尚不及东南一大郡县，专恃各省协济”，而各省救济也时常难以按时发放，导致贵州财政常年处于紧缺状态。且贵州内部山多地少，农业耕耘带来的经济利润仅供百姓裹腹，绝无多余。至清政府编练新建陆军时期，军费支出成为黔省财政支出的大宗。至黔军发展中期，财政收入基本由军队掌控，新兴义系为求夺权胜利，不惜一切代价扩充军队，导致军费支出不断上升。巨额军费使得黔省百姓不得不另寻出路，此时种植鸦片以及鸦片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成为贵州省发展经济的不二选择。
护国战争时期，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府管控，贵州内部各军阀陷入混战局面，为求财政自由，王文华提出解禁鸦片之说，在贵州境内大规模种植鸦片，利用“寓禁于征”，征收鸦片税，官商合作等一系列举措提高财政收入。鸦片的大规模种植为黔省带来虽然高额的利润，补充了贵州财政收入的不足，但这些税收利润并未用于社会进步，而被黔军内部各集团用于扩充军队及个人占有，导致贵州农、工、商业发展畸形，阻碍贵州社会的整体近代化转变。
当世之时，蔡锷评价黔军在护国战争中的作用则认为其“分出川、湘，苦战辛劳，每能出奇制胜，以少胜多……功在国家，永垂不朽”。而后世学者对于黔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常常褒贬不一，学者朱崇演在《黔事述评》中，评价黔军在护国战争中起到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孙中山先生首创的共和制度”，认为黔军是“具有爱国主义传统、敢于向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正义之军。学者张春辉则认为，黔军集团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充军队，奉行军权至上，以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导致贵州省地方主义盛行，阻碍了贵州的近代化发展。
而在《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中，顾文铎、熊宗仁等学者对刘显世及黔军新旧兴义市斗争进行评价，认为刘显世给贵州人民带了深重灾难，新旧兴义斗争则是黔军军队革命思想提高的表现。学者范同寿则评价黔军后期桐梓系集团实质上“是封建帝王世代承袭制的变种”，“这样纯粹以地域、戚族关系为依据…定下世袭次序的，并不多见”，而其覆灭的原因，也在于“失去了对贵州进行‘独立王国’式割据统治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