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01 08:13
陈立夫(1900年8月21日-2001年2月8日)，原名祖燕，字立夫，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曾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CC系首领。
1923年，陈立夫毕业于北洋大学，继而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初任山东中兴煤矿采矿工程师。1926年，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左右。1928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等职，与陈果夫组织“中央俱乐部”，形成CC系（后发展为中统）。1934年，协同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1935年，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秘密接触和谈判。1938年，任教育部长，主持战时教育事业的维持和发展。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及胜利后，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1949年12月，前往台湾策划国民党“改造”方案，遭蒋介石排斥。1950年，赴美经营养鸡业。1966年，重返台湾，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孔孟学会”理事长，并提出“中国文化统一论”，推动两岸交流。2001年2月8日，卒于台湾台中。
陈立夫作为CC系的核心人物，曾大力杀害共产党人，镇压民主力量。但他的一生也为中国抗战时期的教育事业以及祖国统一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00年8月21日，陈立夫生于浙江吴兴，幼年受父亲启蒙，入小学学习四书五经，天资聪颖，读书勤奋，成绩优异。1914年，陈立夫前往上海市并考入路矿学堂中学部，希望从事工矿开采。1917年，以第一名考取北洋大学采矿科，学业成绩十分优秀。1923年，赴美国匹茨堡大学留学，一年后以论文《如何使中国工业化》获采矿学硕士学位。1925年，在读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后，在旧金山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5年底陈立夫回国后，本计划前往山东省出任采矿工程师，但被蒋介石电召至广州市，要他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陈立夫出于其二叔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遂难以拒绝，只好留在广州任职。1926年7月，蒋介石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陈立夫被任命为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不到半年又升任秘书处代处长。他精心处理总司令部内外事宜，组织机要科人员潜心研究敌方密电码，同时自编密码，深受蒋介石赞许。
蒋介石下令让陈立夫与陈果夫将党务调查科改为一个专事研究和对付共产党活动的特务机构，以陈立夫为主任，为蒋介石的“反共”事业效力。后将该科交其表弟徐恩曾掌管，但仍负主管之责。1927年8月，由于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内和政界还缺乏一支听命于己的力量，于是其在桂军和汪精卫的逼迫下被迫下野。他令陈果夫、陈立夫把原先在广州市建立的“浙江省革命同志会”扩大改组为“中央俱乐部”(CentralClub)，并联络南京、上海市、浙江、江苏省等地党政机构的亲信部属，逐渐形成以二陈为首的“CC系”，这也就是“CC系”的雏形。后来他们还秘密组织起了“青天白日团”和“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以“永远拥护蒋介石为领袖”的信徒为成员，成了“CC系”的实体组织。“CC系”正式成立后，他们通过在“党员登记”和“整理”中央党部及地方各级党部中大量派出和重用“CC系”的亲信力量，逐步控制了中国国民党的党务大权，逐步壮大了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党务大权的控制力量。
1929年，陈立夫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后又任中政会委员兼秘书长。陈立夫经常“列席”中政会下设之军政、内政、财政、经济、教育、外交等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参与探讨党国军政大计，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承上启下，权势显赫，几乎直接能够控制党务。1935年5月，他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统辖国民党系统和军队系统的特务活动，权势更大。
1935年，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危机深重。陈立夫多次向蒋介石表示应当与共产党积极合作，开展抗日，以免苏联帮助中共以壮大中共力量，威胁中国国民党地位。
1936年3月，陈立夫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秘密谈判签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事，得到苏方“决不帮助中共”的保证。同年5月，陈立夫亲自口授与中共谈判的四项条件，表达与中共合作意图。同年11月，陈立夫在上海秘密会见中共代表潘汉年，表示对于中共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部分采纳，但要求必须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只可保留3000中国工农红军，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回国再按才录用。后来又进行了两次谈判，将红军人数由3000改为30000，但始终坚持一种收编招降的立场和态度。
陈立夫大体上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后的现实形势，为了让共产党出面调解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他积极调动大军进行讨伐，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就范，以武力解决了西安事变。同时要求潘汉年再次致电共产国际约瑟夫·斯大林，希望共产国际指令中共领导人，设法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并且迅速释放蒋介石。事变和平解决后，陈立夫直接参与谋划蒋介石与周恩来的谈判。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华大地上的全面抗日战争正式打响。面对日军的疯狂挑衅，陈立夫坚决主张抗战，反对汪精卫集团的投降主义论调，民族热情被进一步激发。他指出:“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丧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难，保持其民族独立自由。”
战争打响后，陈立夫积极参与国民党中央决策工作。蒋介石起先对列强各国抱很大希望，要求各国“主持公道”，但并没引起列强各国的积极响应。
在此情况下，陈立夫建议蒋介石将目光转向苏联。因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一个星期，苏联外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曾接见中国大使蒋廷，并表示愿意帮助中国，于是蒋介石立刻要陈立夫抓紧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判。1937年7月到8月，陈立夫与苏联大使进行了紧急洽谈。由于苏联不肯公开得罪日本，拒绝缔结中苏军事同盟，但通过谈判，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条约。在条约签署后，苏联的军事顾问和航空志愿队还先后来华援助中国抗日，在物力上也予以了较大的帮助。
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附带条件，苏联要援助中国一批物资，并计划从新疆运输。由于当时的新疆在盛世才的主政下几乎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对南京国民政府并不完全信服。但由于陈立夫与盛世才有过一些交情，并且在陈立夫到新疆后对盛世才晓以民族大义的劝说，终于同意顺利将苏联援华物资从新疆通过。不仅如此，陈立夫还对沿途各站飞机、火炮等重武器运输所需的汽油等细节问题都作了细致安排，为后来保卫武汉市的空战予以日本飞机以重大打击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这一成绩，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国民党授予陈立夫空军奖章。
1938年1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主持战时教育事业的维持和发展。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陈立夫的提议、大会制定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突出了关于教育的大政原则，同时根据这个总的原则，大会颁布了陈立夫主持拟定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推进了战时教育的发展。
1939年3月，教育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蒋介石出席了此会议，并对陈立夫的教育政策和方针表示了支持态度。
1944年11月，陈立夫再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负责筹备已有十年未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这次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常委。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探讨关于国共合作的事宜。陈立夫作为国民党八代表之一参加政协会议。他认为国共矛盾难以调和，无法开展合作。
1946年9月，国民党和蒋经国主持的三青团之间逐渐产生矛盾和对立。陈立夫闻讯后立即向蒋介石劝说，要求极力阻止三青团的独立。1947年2月，陈立夫被任命为中央组织党团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受命调整党团双方的关系。但党团两方对立之势愈发激烈，最终蒋介石决定实行党团合并。
1947年2月，陈立夫任中政会秘书长，又兼经济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5月，任立法院副院长和行政院政务委员。1949年，陈立夫追随蒋介石撤往台湾，支持蒋介石整顿党务、政务，但由于蒋介石逐渐重用陈诚、蒋经国等人，陈立夫在其中反而遭到排挤。
在蒋介石的排挤下，1950年8月，陈立夫携家属离开台湾，前往美国，在新泽西州林湖城定居，还与友人合办了一个养鸡场。同时在经营之余，他还潜心研读中国古籍，并编成《四书道贯》，成功在美国出版。此外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协助该校建立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
1969年4月，陈立夫回到台湾，挂名“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虚衔，但已不再过问政治。
两岸关系缓和以后，陈立夫热衷于海峡两岸文化、学术和民间来往的交流活动。1973年，陈立夫写了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1988年，他联名三十四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同时还向中国时报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2001年2月8日，陈立夫病逝于中国台湾。
1938年1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主持战时教育事业的维持和发展。在此期间，他采取了许多方法极大地维护和发展了抗战时期的教育，主要为以下几点：
在陈立夫的精心组织下，1937年到1944年期间，总计有98所高校进行了迁移，迁移路径主要是由东部沿海向祖国内陆的西部地区。这一举措极大地避免了高等教育资源遭受到战争的侵害，挽救了和保存了中国文化教育的命脉。
陈立夫主张学校课程设置要与国家的文化和建设同向进行，增加了课程中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占比，促进学生对我国的历史融会贯通，同时极大地提升了国文在教育中的地位，显著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被西方文学和文字、知识等占据过多的局面，在教育中很好地传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路径，为今后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一定基础。
陈立夫设立“贷金制度”，为家境贫寒或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提供国家贷款以维持生活和学习，允许学生毕业后偿还，切实解决了青年学生的实际生活问题。
陈立夫不仅心系战时高等教育的发展，还踏实推进中等教育，在关注抗战应急需要的同时也注意到教育体系建设的长期目标，使流亡后方的中学生也接受到了应有的教育和训练，同时还推进社会教育，组织大批中小学教师成立识字班，编印民众读本，加大扫盲力度。还利用电影、话剧等多样化方式开展扫盲工作，扫盲取得显著成效，有效稳定了后方社会，为坚持长期抗战积蓄了力量。
1973年，陈立夫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报刊上发表了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指出要使中国强大起来，只有依靠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实现两岸统一。1975年，陈立夫以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和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都有过很好合作为先例，建议国共为祖国的统一弃前嫌，再度合作。1988年7月，陈立夫在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呼吁两岸应以中华文化统一中国。“中华文化统一论”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岸人民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心愿，尽管没有得到实施，但在两岸关系上确实有着独特地位。1991年，陈立夫依托中医药事业发展，以发送贺信、递交论文等多种方式，表达了对祖国大陆的向往。其间，他还积极与大陆的亲朋好友互赠书信，广泛接触记者人员，增加交流机会。2000年，陈立夫又一次提出国共合作，共议和平统一。
陈立夫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宝贵的遗产，并为其传承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通过深入思考、研究和比较，他将中华文化归纳为仁、公、行、诚四个主要特质，这些特质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与精神形成了重要支撑。
首先，中国文化以民生为核心，讲究仁义。其次，中国文化以大同为追求，强调至公。第三，中国文化追求中和的平衡，以力行为准则。第四，中国文化注重尊崇礼仪，以至诚为基础。
陈立夫以其独特的观察和评价能力，通过历经欧洲和美国的经历，从中国式的思维出发对中国传统科技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以下是他关于中国传统科技的几个主要观点：首先，他指出科学是中国的传统。其次，他认为中原地区科技落后原因在于民族自信心的丧失。最后，他总结中国传统科技思想的主要特点是注重民生、建立于经验之上，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且多与哲学思想相通。这些观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并对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陈立夫坚定的认为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于西方医学发展路径、需要用现代科学方法补充说明的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他的医药学思想主要是从以下方面系统的论证了中医药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中医药学以易经为理论基础；中医药学有独特的生理学、病理学为依据；中医药学形成了系统的望闻问切诊断方法；中医药学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和手段；中医药事业管理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历史传承性。
陈立夫的哲学思想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唯生”的本体论；“唯生”的人生观；“唯生”的历史观。
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陈立夫既不主张唯心论，也不主张唯物论，而是主张唯生一元论。唯生论即认为“生”是宇宙本体的存在状态，也即是宇宙本体的根本属性。
陈立夫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是宇宙本体的最高表现形式。他还由此延展出人的价值就在于完成其为宇宙中心的使命，主张人必须有理想、有担当，肩负时代发展使命，在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基础上更要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唯生”的历史观是陈立夫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关于人类社会如何才能达到理想社会的问题，他所说的“理想社会”也就是指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共存、共进化的社会。但是其“唯生”的历史观实际上是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的，是为国民党的政治服务的，以抵制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目的的，因此将其哲学思想打上了“阶级立场”的烙印。
陈立夫撰写并编辑关于中华传统文学的作品有《四书道贯》《孟子之政治思想》《人理学》《国父道德言论类辑》《儒家研究言论集》《孟子之道德伦理思想》《中国文化概论》等。《人理学》和《四书道贯》都旨在阐释、弘扬中国文化，同时也代表了陈立夫研究中国文化的最高成就。
在哲学思想领域，他撰写了《唯生论》《生之原理》等著作，充分体现了陈立夫的“唯生论”哲学思想，代表了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哲学思想，政治色彩十分浓厚。
在电影领域他主编了《中国电影年鉴》。该书十分详细的记录了当时全世界电影事业和中国电影的发展概况，同时架构起了中国电影工作者与国外电影界的联系，在当时传播面极广，影响力极大。
晚年他还撰写了自传《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成败之鉴》。
《人民日报》评价：“（陈立夫）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
蒋介石评价：“（陈立夫是）有思想、有抱负，并且笃守儒家风纪的人物。”
学者郑二红评价：“陈立夫不仅是中华民时期显赫一时的政治家，同时还是中国国民党高层中少有的学者、文化人。”
学者林友树评价：“其（陈立夫）为民族复兴大业着想的精神令人钦佩，两岸人民不会忘记他为国家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
学者龙炘成评价：“他（陈立夫）作为蒋家王朝一党专政的具体执行者，控制国民党最大的派系CC派，曾大力推行特务政治，杀害共产党人，镇压民主力量，这些都是无须讳言的政治污点。”
早年曾有国民党"四大家族"一说，分别指的是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以及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他们是中国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利用其掌控的反动政权，掠夺人民财富，垄断全国经济命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照我等平民百姓设想，“四大家族"的这几个代表人物，必定是个个腰缠亿万，海外银行存有巨款，几辈子也花销不完。实则并非全都如此，其中的陈立夫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陈立夫曾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他与其兄作为蒋家王朝一党专政的具体执行者，控制国民党最大的派系CC派，曾大力推行特务政治，杀害共产党人，镇压民主力量。这些都是无须讳言的政治污点。但总而观之，其人也有值得赞赏之处。
但总而观之，其人也有值得赞赏之处。一是他在抗战时期临危受命作为教育部长主持大学内迁，成立了大师云集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他在战时为贫困学生设立“贷金制度”，惠及12万多人；二是1967年他与家人回台湾定居后，潜心研究中华文化，弘扬儒家学说，并致力于振兴祖国传统的中医药学;三是1988年时，与他人联合向台湾当局提出海峡两岸互信合作，促进祖国统一的提案。《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赞陈立夫等人“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
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党残余逃到台湾。在台湾，蒋介石一心扶植儿子蒋经国接掌党内大权，陈立夫作为追随蒋介石30年的人，又是国民党内“CC系”的核心人物，于是便成了蒋经国夺权路上的拦路虎，遭到蒋氏父子的联合排挤。在此情况下，陈立夫携全家于1950年前往美国并定居。
为了谋求全家生计，陈立夫在朋友的资助下买了一个养鸡场，还养了五千只鸡。由于无钱购置先进设备，陈立夫只得采用人工方法喂鸡，每天去镇上买饲料、卖鸡蛋。作为往日高高在上的中国国民党核心人物，每日为生计而奔波让他感到十分失落，但他逐渐在现实中接受了并喜欢上了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在他的苦心经营下，鸡场顺利运转起来。但好景不长，由于美国东西高速公路建成，西部地区的廉价鸡蛋涌向东部，使得陈立夫所在地的鸡蛋价格暴跌。过了不久，陈立夫就因为养鸡场生意清淡，不得已将其关闭了，结束了在美国的养鸡生涯。
陈立夫将长寿之道分为四个“老”，并分别归纳为：老健——养身在动，养心在静；老伴——爱其所同，敬其所异；老友——以诚相见，以礼相待；老本——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老健：陈立夫认为老而不健康是一种不幸福的生活状态，因而时常强调保持健康的重要性，同时提出八个字:“养身在动，养心在静。”陈立夫引用“户枢不蠢，流水不腐”证明多动使其血液流通，增进健康。同时举他本人的案例：每天清早5时半一起身，就要淋浴，当水冲到哪里，就按摩到哪里，从头项到脚心，每处用两手按摩100下，一共需要40分钟，连洗脸拭牙等约需1小时。早饭后，再散步1000步。如此做来，己有28年，绝没有一天间断。此之谓“养身在动”。
陈立夫认为养心在静，首在不发脾气，不寻烦恼，知足常乐。他以自己追随蒋介石几十年为例，表示自己从未向他做任何要求，故心常快乐。对于蒋介石要求自己所做的事情就尽心竭力去做，做不好，是用非所学，非他之罪也。此之谓“养心在静”。
老伴：陈立夫所认为的夫妇观念是双方“白头偕老”的，所以应当慎择于始，和顺至终，也提出八字：“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陈立夫以他的婚姻生活为例，与妻子结婚几十年从未吵过架，论证了上述八字，同时还指出对于这一理念，对子孙后代的婚姻观念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老友：陈立夫认为人不能孤陋寡闻，友直、友谅、友多闻是人人应交的益友。他指出友谊应当是道义之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为目的，同时要想维持长久的友谊理应做到“以诚相见，以礼相待。”
陈立夫再次以自己为例，他指出自己因以往为公私机构服务逾100个单位之多，认识的人亦甚多，故每年过年，接到的贺年卡恒逾千数，但他都会坚持一一回礼，此之谓“礼尚往来”。即使到了半退休的情况，也依然有如此多人寄贺卡，非有所求，友谊而已。
老本：陈立夫认为即使年事已高，但仍然要保持自身独立的经济能力，即“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陈立夫十分谨遵“寿本乎仁，乐生于智;勤能补拙，俭以养廉。”因此家中生活不会因公职之变动而变动，能够保持一常人之家庭生活，这都是有储蓄习惯的结果。所谓“用之有度”是也。同时对于钱财的来源，陈立夫认为必须坚持公正廉洁，除了自身工作理应得到的工资之外，不能差一分一厘，必须保持廉洁之操守，以全一己之人格也，此谓之“取之有道”。
公馆位于秦淮区常府街30号，是1935年陈立夫在南京任职时建造的。
公馆总占地面积为3085.4平方米，建筑面积2143.7平方米，计八幢77间。庭院面积近一千平方米，院门为一宽三米、高四米的铁花格大门。门口有一门房，面积约14平方米，与门房并列的一幢坡顶、砖木结构的三层西式楼房，为其秘书、警卫人员的办公居住用房。院门到主楼有一水泥路面的甬道联通。主楼为二幢并排的砖木结构西式楼房。院正中右侧有一厨房、饭厅，占地面积约二百平方米。饭厅有一双层的大玻璃拉门。院北，紧靠院墙处有一排平房，为车库、冰库、洗澡间、驾驶员和保姆的住处等附属设施。
解放后，陈立夫公馆先后被作为南京空军高干招待所、454医院小儿科特护病房和门诊部、454医院宿舍等。1984年，在常府街的陈公馆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有关单位将其按原貌重新粉刷修。
陈立夫旧居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武康路67号，建筑于1946年，现为不可移动的文物保护建筑。
这幢楼为假三层砖木结构，底层转角部分呈六角形，门洞为形。二层是阳台，有水泥栏杆，上下口都有花饰，水泥粉饰外墙，是一幢英国乡村式花园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