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9 13:41
林铣十郎（1876年2月23日－1943年2月4日），日本陆军大将，第33任内阁总理大臣。陆军大学毕业，留学德国。1930年任朝鲜军司令官。
九·一八事变时与关东军配合，擅自出动军队，发动对东北地区的进攻，被称为“越境将军”。
1937年2月林铣十郎内阁成立。阁僚中只有一人来自众议院，而且还是脱离昭和会后以无所属身份入阁的。历数昭和时代以来的军人首相内阁，斋藤实内阁阁员中有政友会两人，民政党一人；冈田启介内阁阁员中有民政党二人，无所属四人；林铣十郎内阁中只有一名以脱离政党为条件入阁的阁僚。可以说林铣十郎是公开宣称要排除政党的首相。
林铣十郎出生于加贺，金泽藩士林孜々郎长子。第一位出生于石川县的首相。他是陆军大将，历任驻朝鲜军司令官、教育总监、陆相等职。1876年2月23日出生于石川县，曾就读于第四高等学校（旧制）。担任驻朝鲜军司令官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独断专行，派遣部分驻朝鲜军队增援关东军。这种作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侵犯统帅权，但由于天皇对他的行动予以事后追认，使他的这种暴行反被誉为“越境将军”而倍受推崇。
1937年2月林铣十郎内阁成立。本届内阁的政策纲领是“充实国防军备，增进生产”，反映出军部的意志。他最初提出的“敬神尊皇、祭政一致”的提法即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是错误的。阁僚中只有一人来自众议院，而且还是脱离昭和会后以无所属身份入阁的。历数昭和时代以来的军人首相内阁，斋藤实内阁阁员中有政友会两人，民政党一人；冈田启介内阁阁员中有民政党二人，无所属四人；林铣十郎内阁中只有一名以脱离政党为条件入阁的阁僚。可以说林铣十郎是公开宣称要排除政党的首相。
曾任日本兴业银行总裁、日本商工会议所会头的结城丰太郎藏相成为推进“军界财界相勾结”的财界代表人物。本届内阁制定的预算案虽然在形式上比上届内阁预算减少一成，但对扩充军备的预算部分没有做任何改动。林铣十郎内阁被迫处理上届内阁留下来的法案，几乎没有与政党发生摩擦。议会接近尾声时林铣十郎突然宣布解散议会进行大选，由于上届内阁遗留下来的法案已全部审议通过，所以这次解散就象吃过饭不给钱就溜一样不光彩。林铣十郎首相解散议会的借口是要“刷新议会”，实际上是想借此排挤政党，建立政府与军部相互勾结的内阁。
结果事与愿违，在大选中民政党获180席（原有204席）、政友会174席（原有171席）、昭和会18席（原有24席）、国民同盟11席（原有11席）、东方会11席（原有9席）、无属所26席，大的形势并没有改变。在这次选举中社会大众党获37席（原有20席），批判现内阁的政策是取得大胜的原因，引人注目。林铣十郎首相为了继续担任首相，企图再度解散国会。结果政友会和民政党于5月28日共同提出要求林铣十郎内阁立即辞职的决议案。林铣十郎在担任首相仅四个月后宣布内阁总辞职。
林铣十郎最早是武藤信义提拔上来的，本来是属于皇道派的。与荒木、真崎是一党。九一八事变时林铣十郎正是朝鲜军司令官，在手下参谋神田正种中佐的撺掇下出兵支持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得了个外号“越境将军”。后来又支持前辈武藤信义当上了元帅。武藤死后，林铣不知怎的转了向，转而倾向统治派。1934年初荒木贞夫因病辞去陆军大臣，本来他想让时任军事参议官的同党真崎甚三郎接任。可没想到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元帅反对，让林铣当上了陆相。但他的地位不稳，又因为当东京市副市长的弟弟白上佑吉因贪污被判刑，他怕牵连到自己，吓的他马上向斋藤首相提交提出辞职，结果被休假回来的闲院宫元帅驳回。他有了皇族闲院宫元帅做靠山，立即将统治派中坚永田铁山调为军务局长，接着林铣与永田又在闲院宫和渡边锭太郎的支持下开始在陆军中清除皇道派。次年更是罢了真崎教育总监的职位。这引起了皇道派青年军官的极大愤怒，马上便发生了相泽中佐杀害永田铁山军务局长的事件。二·二六事件，叛军更是提出要求罢林铣十郎的官。叛乱被镇压后，林铣十郎与其他许多大将一起被编入预备役。
广田弘毅内阁倒台后，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宇垣一成担任首相。但是陆军统治派们反对稳健派的宇垣组阁，不出人当陆军大臣。已退出军界数年的宇垣也无可奈何，不得不向天皇请辞。这件事主其事者是石原莞尔。结果林铣十郎被推荐为首相，他这个内阁15个位置10个人干。兼职一堆，因此被称为“两人三脚内阁”。在与国会的尖锐对立中，林内阁仅维持科四个月便总辞职了，被人称为“食い逃げ解散”（吃饱就走）。继任首相的便是近卫文麿公爵。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以日本军官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7名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按照预定的阴谋，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村一段。日军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随即向沈阳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日军袭击了北大营火药库，守护火药库的众多中国士兵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着装，便被射杀、屠戮。驻北大营王以哲旅数逾万人，装备齐整，素有东北军模范旅之称，由于忍辱执行不抵抗的命令，却被日军铁路守备队第二大队500人一举将营地攻占，王旅仓惶溃退。
当时，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的总人数有30万左右。除参加蒋阎冯大战随张学良进关的11万余人外，留守东北地区的尚有20余万人，另有公安、警察部队若干。而关东军此时在东北的兵力只有1万余人。由于执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东北军将士对突如其来的进攻毫无戒备，致使日军偷袭得逞。
石原等人事发后即向吉林省出兵，造成兵力不足的沈阳市方面，则请驻朝鲜日军出兵增援，从而使事态扩大。在这种局势下，关东军司令官和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所作出的判断，受到了后世的追究。这里提到的两个司令官，一个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另一个是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
20日，本庄拒绝了幕僚们以吉林的局势不稳定为理由而提出的单独派兵要求。关东军的任务被规定为对以旅顺和大连市为中心的关东州以及满铁沿线附属地区进行警戒，吉林不属于关东军的管辖范围。然而，本庄最后还是被板垣说服了。在第二师团主力向吉林省进发后，21日，林铣十郎接受了神田正种参谋增援关东军的主张，擅自将军队越境派往满洲。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九一八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中写道：“如果驻朝鲜日军不来增援，结局不过是重蹈昭和三年事变（爆炸张作霖事件）的覆辙而已，不设法将其牵扯进来，一片苦心很可能化为泡影。”
林铣十郎被人们赞为“越境将军”，然而，对其擅自行事的称赞就是对统帅混乱的容忍。事变当中，访问沈阳市的外务省亚细亚局一课的守岛伍郎课长曾说：“本庄完全像被关在禁闭室里，三宅（参谋长）又没有统制部下的能力，致使板垣、石原、花谷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事变的善后处理方面，主导权也掌握在板垣、石原等幕僚的手中。九月二十二日，他们向军队中枢呈报了拥立清代废帝溥仪的建议。暗地里为拥立积极活动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这样告诉天津市总领事桑岛主计：“满洲问题的处理能有今天的结果，全是当地驻军起了作用，今后在收拾局面上如需要拥立宣统废帝（溥仪），政府出面阻挠才是咄咄怪事……事到如今，政府的方针是不成问题的。”
“九一八事变”给军部带来了什么呢？
那就是“把无视统制的独断专行推崇为忧国之士壮举的思潮”。（伊藤正德《军阀兴亡史》，光人社文库）这种思潮直到战争结束在各个方面对国家都有影响。
历史学家秦郁彦曾说：“直至日中战争为止的一系列谋略都是效法板垣和石原所为。参谋们虽然实际上负有更大的责任，但在法律上完全没有责任。”他还说：“石原、板垣、本庄、林铣十郎违反陆军刑法，理应判处死刑。”然而，等待着他们的并不是军事法庭，而是飞黄腾达和勋章。
1937年2月林铣十郎内阁成立。本届内阁的政策纲领是“充实国防军备，增进生产”，反映出军部的意志。他最初提出的“敬神尊皇、祭政一致”的提法即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是错误的。
本届内阁制定的预算案虽然在形式上比上届内阁预算减少一成，但对扩充军备的预算部分没有做任何改动。林铣十郎内阁被迫处理上届内阁留下来的法案，几乎没有与政党发生摩擦。议会接近尾声时林铣十郎突然宣布解散议会进行大选，但由于上届内阁遗留下来的法案已全部审议通过，所以这次解散就象吃过饭不给钱就溜一样变得不光彩。林铣十郎首相解散议会的借口是要“刷新议会”，其实实际上是为了借此排挤政党，建立政府与军部相互勾结的内阁。
结果事与愿违，在大选中民政党获180席（原有204席）、政友会174席（原有171席）、昭和会18席（原有24席）、国民同盟11席（原有11席）、东方会11席（原有9席）、无属所26席，大的形势并没有改变。在这次选举中社会大众党获37席（原有20席），批判现内阁的政策是取得大胜的原因，引人注目。林铣十郎首相为了继续担任首相，企图再度解散国会，但政友会和民政党于五月二十八日达成一致，共同提出要求林铣十郎内阁辞职的决议案。林铣十郎在担任首相仅四个月后宣布内阁总辞职。
从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协约国（英法俄意美等23国）与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等4国）之间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战争却给英法美等国带来了民主主义政治。日本作为英国的盟国站在了协约国一方，因此民主义思潮也源源不断涌入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6年，吉野造作发表了《论以宪政本意成有终之美》，这是一篇民本主义的宣言。此前，在第三次桂太郎内阁时期爆发了护宪运动，从1897年开始的要求实现普选制运动在一战后的1919年进入冲刺阶段，终于在1925年议会通过（男子）普选法。1917年俄罗斯爆发了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工农政权国家，给日本统治阶级和军部带来巨大冲击。另一方面，知识界、无产阶级政党的支持者们以及工人运动领导人们也受到很大影响，工人运动炽烈发展。军部和右派对这种发展潮流感到了“皇国的危机”。欧洲列强几乎把亚洲、南美洲、非洲全部变成殖民地，中国也成为列强争夺利益的场所。在这种背景下，经历了世界大战惨祸的协约国以维护国际和平为目的于1920年组建了国际联盟，先后召开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海军裁军会议（1921年-1922年）和伦敦海军裁军会议（1930年）。
但是军部和右翼势力逆国际裁军潮流而动，主张日本要成为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在世界行使霸权的国家，顽固坚持染指满蒙和华北，强烈要求增强军备，并以侵犯统帅权为由批判缔结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在内政上，从1932年开始批判美浓部达吉的宪法学说——“天皇机关说”，进而在1935年为排除天皇机关说展开明证国体运动。
1924年，立宪政友会围绕是否支持清浦内阁发生分裂，在同年举行的大选当中跌落为第三党。为挽回颓势，他们竟请出长州藩派阀、陆军大将田中义一担任党的总裁。犬养毅率领的革新俱乐部沦为少数在野党，于1925年与政友会合并。政友本党的床次二郎进行了推翻政权的努力。在后来的选举中，政党间展开贿选大战，丑态毕现。围绕1926年松岛青楼街拆迁、1929年北海道电力铁、东大阪市有轨电车等五家私铁公司疑案等丑闻层出不穷。
军部内部的派阀斗争日趋白热化，同样存在涉及金钱的嫌疑。但是与对待政界腐败不同，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军部是在舍出性命为民着想，他们并不知道统制派与皇道派之间激烈的斗争。国民们只是希望日本成为世界上的强国，因此大部分人支持侵略满蒙。日本在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单方面废除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1936年退出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等一系列行动并没有招致国民的反对。但是，陆军内部存在统制派和皇道派之间的严重对立是不争的事实。皇道派军官寄希望于荒木贞夫和真崎甚太郎两位大将，他们倡导皇道精神，高呼进行国家革新、昭和维新，从而发动了“二·二六事件”。领导这次事件的青年军官们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对统制派进行攻击。事件反而导致皇道派失去原有势力，主张与新官僚共同制定综合国家政策，确立总动员体制，并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统治派掌握了军队实权。
1937年2月，广田弘毅内阁辞职，在讨论继任者时首先提出的是宇垣一成大将。但是在1931年时，由于军部对政界腐败、币原的屈辱外交政策、经济萧条等充满愤怒，大川周明、樱会的桥本欣五郎、重藤千秋等人把军部核心人物杉山元、二宫治重、小矶国昭等人牵扯进来，利用群众游行抗议队伍包围了议会，又以保卫议会为名出动军队，强迫内阁辞职，计划推举宇垣一成为首相，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件事成为军部首脑反对宇垣当首相的一大原因，名义是“从整肃军队和内阁管理上考虑不得不反对”。还有人推荐平沼骐一郎，也被否决。石原莞尔等人私下活动，推荐林铣十郎组阁的计划便获得成功。林一接受组阁大命，便将石原莞尔、十河信二、浅原健三等“满洲帮”作为自己的组阁参谋。可是在陆相人选上，石原与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发生对立，石原想推举自己的朋友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可梅津不能容忍比他小两届的板垣爬到自己头上，坚持由教育总监中村孝太郎出任，林基于自己的判断选择了后者，尽管满洲帮暴跳如雷，也未动摇林的决定。林是秃顶，平素留着长长的八字胡，像是个宽厚的大人物。其实性情乖僻，刚愎自用，为贯彻自己的主张，往往不惜撕破脸皮。以前在冈田内阁担任陆相是，为统一陆军，断然撤掉在军内有很大势力的真崎甚太郎，如同之前的越境和后来对付议会的做法一样，他最夸口的可算这种独断作风。林就是这样的人。
不管怎样，1937年2月林铣十郎内阁成立。彻底排斥政党成员加入内阁是新内阁的特色，林身兼首相，外相、文相三职也格外引人注目。阁僚中只有一人来自众议院，而且还是脱离昭和会后以无所属身份入阁的。历数昭和时代以来的军人首相内阁，斋藤实内阁阁员中有政友会两人，民政党一人；冈田启介内阁阁员中有民政党二人，无所属四人；林铣十郎内阁中只有一名以脱离政党为条件入阁的阁僚，可以说林铣十郎是公开宣称要排除政党的首相。
内阁成立后的二月十五日，林在两院发表施政演说，声称新内阁施政纲领由敬神尊皇与祭政一致、发展独特的立宪政治、举国一致的对外政策、充实国防军备、综合发展事业等五个方面组成。为此必须断然实施适合适宜的改革。对这个字句微妙难懂、缺乏具体内容的纲领，连西园寺公望都感到实在费解。但有一条很清楚，林要彻底踢开现有政党，建立一个亲军阀的法西斯主义党，并依靠这个政党来实现他的独特的立宪政治。
新的年度早已开始，前内阁刚刚拟定的本年度财政预算案便匆匆离去，林内阁必须首先完成这一工作。曾任日本兴业银行总裁、日本商工会议所会头的结城丰太郎藏相成为推进“军界财界相勾结”的财界代表人物。对前内阁制定的30亿日元的预算案进行了压缩，消减了2.6亿元。本届内阁制定的预算案虽然在形式上比上届内阁预算减少一成，但消减的部分主要是社会政策费和地方交付金，对扩充军备的预算部分没有做任何改动。林铣十郎对这个方案能否在议会通过非常不安，在第70次议会审议政府预算期间，林对议会大献殷勤，态度诚恳，使政府方案顺利得到通过。但是，就在议会通过政府预算的第三天，林铣十郎突然宣布解散议会进行大选，由于上届内阁遗留下来的法案已全部审议通过，所以这次解散就象吃过饭不给钱就溜一样不光彩。林铣十郎首相解散议会的借口是要“刷新议会”，实际上是想借此排挤政党，建立政府与军部相互勾结的内阁。然而他所期待由近卫文麿组建大政党的计划尚无头绪，如此急于动手想入非非，恰好暴露了他政治上的愚昧无知。
第20届大选的结果，完全事与愿违，在众议院466个席位中，反对党议员超过400人，其中民政党获180席（原有204席）、政友会174席（原有171席）、昭和会18席（原有24席）、国民同盟11席（原有11席）、东方会11席（原有9席）、无属所26席，而政府与党不超过30个议席。林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尤其引人注目在这次选举中社会大众党获37席（原有20席），批判现内阁的政策是取得大胜的原因。按理说林铣十郎应该承认失败，自动告退，然而，林却紧抱政权不放，并在地方会议上大言不惭的说：观察议员有无反省是我的义务。林的这种狂妄态度，终于激怒了一再屈让的政党。民政党和政友会五月二十八日共同召开大会，在要求总理辞职的声明中，谴责林根据主观见解，肆意解释钦定宪法，是对50年宪政的蹂躏，罪不容赦，发起声势浩大的倒阁运动，5月31日再也无法赖在首相席位上的林铣十郎在担任首相仅四个月后宣布内阁总辞职。
“佐藤外交”是1937年初日本林铣十郎内阁倡导的对华所谓“平等”外交。是林铣十郎内阁继广田内阁对华强硬外交失败后，从对苏战略出发，为扭转中原地区抗日趋势所采取的一种和缓外交。
1936年是中日关系趋恶化的一年。在这一年，广田内阁一方面通过大举增兵华北、大搞冀东走私，策动伪蒙古军进犯绥远省等举动，企图使“华北分治”；另一方面又借口成都市、北海等事件，派驻华大使川与国民政府外长张群进行“政府外交”．并在交涉中以蛮横的态度逼迫南京政府接受其所谓“合作”条件。然而。广田内阁上述举措非但未能达到目的，反而促使南京政府对日态度趋于强硬。绥远抗战发生后．南京政府主动中断了张群与川越茂关于调整中日邦交的谈判。西安事变的发生，又使蒋介石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朝抗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南京政府这种不断增强的抗日趋势使日本深为不安。
1936年8月，鉴于苏联远东兵力的突然加强及日苏冲突的骤增（当时苏远东兵力达24万超过日本3倍，日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冲突，仅1935年就达176次之多），广田内阁在制定“南北并进”国策的同时，将“粉碎苏联侵犯东亚企图，特别要消除军备上的威胁，防止赤化发展”作为日本外交政策的重心。”为确保对苏战略的成功，使与苏联接壤的中国投入日本的怀抱，便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当务之急。因此，国民政府对日态度的疏远使日本焦虑不已，广田内阁因此被迫辞职。为了扭转广田对华外交导致的中国不断增强的抗日趋势，新上台的林铣十郎内阁便亮出了以“平等”相标榜的对华“佐藤外交”。
林铣内阁组成之时，南京政府已中止了张群川樾的会谈，中日政府间的交涉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为打破对华关系的僵局，林铣内阁决定大搞以经济文化往来为重心的“民间外交”。以所谓“平等”态度待华，诱导南京政府与日“握手言和”。林铣十郎在其组阁后的第4天，即2月15日发表的施政演说中称：“日华关系除政府外，还将扩大民间接触、融合两国国民感情，使邦交明朗化，以期依靠日华合作互助．实现东亚安定。”3月3日。前日本驻法大使、素有“自由主义者”美称的佐藤受命出任林铣内阁外相。佐藤上任后于8日发表了“自我反省”式的对华外交演说，声称：“以前日本对华外交有充分加以检讨之必要。”“在外交上不应该忘却对方。”“目前中日问题只有吾政变方法。另从新起点着手，方可解决。”“完全独立国家间之交涉应以平等地位为根据，此乃国际关系通常途径。”
随着“佐藤外交”的出台，日本对华民间经济文化交流也如平地风云。骤然增多，其中尤以3月12日日华贸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率领的由日本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日本经济访华团访华最为引人注目。与此同时，林铣内阁还中止了自1933年以来，为日本历届政府所奉行的，引起中日关系恶化的“华北分治”政策。日华北地区驻屯军也奉命对华北当局采取“友善”态度。甚至拨给宋哲元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一个营三八式野炮．张自忠还应日本之邀，代表宋哲元率团前往日本，参观日陆海空三军联合军事演习。“佐藤外交”的出笼以及日本对华上述种种亲善举措。使1937年春的华北显得异常的平静。
然而，这种平静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和平的感觉。当时在华的美国著名“中国通”拉摩尔对人说：“这太象1931年，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使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事变呢!”美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在日记中写道：“佐藤外交”“只不过是扩张主义运动中一次周期性的退潮”，“重涨起来的侵略扩张运动的浪潮必定要比以前的潮水冲得更远……我得密切注意，要看今后几个月国家（日本—引者）施政方向究竟朝向何方。按常例，今后几个月一定有好戏看。在这里．总觉得有点象坐在火山口上，不知道火山将在什么时候爆发，我确信．爆发的日子决没有过去。”毛泽东则明确告诫世人：“佐藤外交是大战准备，大战就在我们面前。”当时，不论是外国的“中国通”们，还是国内毛泽东等有识之士，几乎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随着“佐藤外交”而来的必然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预见的正确。
“佐藤外交”与广田内阁侵华政策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其以“平等”相标榜的对华“民间外交”活动，只不过是引导国民政府与其恢复“政府外交”以便推行全面亡华政策的诱饵罢了。“佐藤外交”虽然由广田内阁以武力威胁为后盾的“政府外交”，转向以经济文化交流为重心的“民间外交”，并在对华态度上主张“平等”交往。但这只不过是手段上的变化而已，就其实质来说，“佐藤外交”与广田内阁对华外交并没有什么两样。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将1936年8月广田内阁的《对中国实施的策略》与林铣十郎内阁1937年4月制订的《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加以对照便一目了然了。
其一，从侵略华北的措施来看。虽然林铣十郎内阁放弃了广田内阁“华北分治”政策，声称今后“不进行谋求华北分治，或者可能扰乱中国内政的政治工作”，但其目标仍在于“使该地区实质上成为防共、亲日满的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一方面借此防备赤化势力的威胁，一方面借此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基础。”这与广田内阁对华北政策目的完全一致，只不过是方法上的改变而已。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所说，新的华北政策“在使华北成为防共亲日满这一点上与过去并无区别，但具体方法上有了改变，即过去重于‘分治’，而新政策则主要靠促进经济工作，不谋求华北分治。”
其二，从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来看。林铣十郎内阁虽然强调“要特别致力于文化工作和经济工作。以中国民众为对象，在实际上体现共存共荣，以有利于日华两国邦交的调整”。但其目标仍在于“使该政权逐渐抛弃容共和依靠欧美的政策而和帝国接近，特别在华北地区方面使其自动地对实现日满华提携互助的各种措施进行合作”，这与广田内阁对南京政府的态度如出一辙（广田内阁对南京政府的态度是“具体设法促使该政权逐步采取反苏态度而接近帝国，特别应采取措施使该政权不能不自行进一步努力改善关于华北情况”）。
其三．从日方所要解决的中日悬案细目来看。林铣十郎内阁列出了以下六点：取缔排日言行、招聘日籍顾问、开始上海到福冈市之间的航空联络、减低关税、逮捕引渡不法（反日）朝鲜人、解决上海及其它地方不幸事件。这些与广田内阁要求中国方面解决的问题也是基本一致的。广田内阁对华交涉要目：签订日华防共军事协定、日华军事同盟、促进日华悬案的解决．聘请日本人担任最高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开始建立日华航空联系，签订日华互惠关税协定，促进日华经济合作。
从上述对照不难看出：“佐滕外交”虽然改变了对国民政府直接施以高压的政策。而着重从经济文化着手，展开“民间外交”。但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民间外交”缓和对华关系，寻机诱导南京政府恢复与日本的“政府外交”，进而使南京政府改弦更张，接受广田内阁亡华条件，全向倒向日本，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对此。林铣十郎内阁在其《对中国实施的策略》中称，日本对华外交要考虑中国以后政局的动向。利用机会，与南京进行的谈判过程，尽快解决中日间的悬案。
而佐滕本人三月十二日在议会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说也为“佐外交”的实质做了最好的注脚。佐滕称：日本现政府对华政策与其前任睹员并无不同：（一）赞成广刚内阁有田外相所三之基本原则。（二）宣布中日间重开谈判，日本不欲以“满洲国”为交涉条件，因“满洲国”已成事实。（三）声明日本遵守华中华南的门户开放政策，有日本不欲放弃在华北地区特别利益之意。佐滕这番话不仅说明了林铣内阁对华外交与广田内阁对华外交是一脉相承的，同时时也是“佐滕外交”侵华本质的一份“自供状”。
“佐滕外交”是日本军部对华“和”、“战”两手政策中“和”的工具。其命运取决于国民政府对“佐滕外交”的反应。
自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日政府就已成为军部的奴仆，而林铣十郎内阁更甚于广田内阁。关于这点。从林铣内阁的产生便可见一斑。广田辞职后．原定由前朝鲜总督宇坦继任首相一职。然而陆军认为宇垣是实行日本大裁军的始作俑者。且与政府重臣及政党关系密切，因而拒绝推荐陆相人选。致使宇垣组阁计划因此胎死腹中（“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内阁恢复了陆海军大臣必须从现役中将级以上军官中推荐旧制，这就便利了陆海军通过此举来决定内阁的组成）。宇垣组阁失败后。在林铣十郎新内阁中。政友、民友两党无一人入阁。政府完全成为军部的工具，其内外政策的制订也体现了军部的意志。“佐滕外交”便是军部对华“和”、“战”两手政策中“和”的一手的体现。1937年1月，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在其述职报告中称：“帝国过去对华所具有的威胁最近日渐显著减弱”，“倘若日本不改变现行的对华态度。蒋汪对日本有了解的人物。其处境将日益不稳．即抗日派的势力反而增强。”另一派以驻华军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与南京政府凋骼邦交希望渺茫。华北驻军参谋和知中校、关东军参谋大桥熊雄大佐、日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诚一少将在其述职报告中称：“蒋介石政权不论在表面上或在实际上正在坚决抗日方针下加强内部，充实军备，依靠欧美以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一元化”，“日华关系如此恶化。用一般手段就能调整好是不可想象的。”但出于对苏作战准备的考虑，此派也主张对华暂取缓和态度，“目前最紧急的是在以敷衍调整关系下，促进充实对苏中的战备。”
日本军部在综合了上述两种意见后，决定对华采取“和”、“战”两手准备，先着眼于对华关系的调整。一月二十日。参谋本部在《关于对华政策对陆军省意见》中指出，日本将改变以往对华政策。“以互助互荣为目的，将主要精力投入经济文化经济工作中去……以公正态度对付统一运动，不在华北进行分治运动。”“在实行以上工作后，仍不能调整日华关系或日华关系更加恶化，真的到了不得已时，经过最后忍耐后，准备给予致命的痛击。”二月一日，日本军令部第五部部长在致第一部部长关于中国综合情报中称：“我认为现在应对既定对华政策再作研究。准备和战两手。使之万无一失。”日本军部“和”、“战”两手政策的确定是林铣十郎内阁“佐滕外交”得以出台的主要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确定了对华“和”、“战”两手政策，但军部对中日邦交的调整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三月十五日，参谋本部在一份报告中称：“以形势看，认为两国关系好转的观点是极其不当的，必须认识到今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只能越来越走向抗日途径。且其战线也将更加扩大，其依赖英美苏联政策也将愈益加强，对此应有充分认识。”只是出于对苏问题的考虑，才确定了上述政策。也正因此，军部对华调整关系就极其有限，“佐滕外交”也自然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尽管林铣内阁与军部在对华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在对华态度上要比军部温和得多）。三月八日，佐藤在对华外交演说中称，“日本果将濒于战争的危机与否依著日本自身的考虑以为断”。强调中日关系的调整，关键在于日本改变以往对华的强硬态度。”佐藤上述讲话立即招来军部的呵斥。
林铣内阁为此惶恐不安。为平息军部的愤怒，佐藤遂于次日对“战争危机”含义作了补充说明：“所谓危机之事．日本决不挑拨，对方（中国—引者）如果挑拨，日本决不能忍认。故不可不完备国防。所谓中日间之须忍耐以对方不蹂躏国际正义的范围为限。”
国民政府的抗日态度宣告了“佐藤外交”的破产。在军部的驱使下，日本踏上全面侵华战争的罪恶之路。
日本“佐藤外交”的出笼在南京政府方面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其中原因除了“佐藤外交”并没有改变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外，还由于过去几年日本打着“中日提携”旗帜对华实施高压侵略政策使南京政府对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已失去了希望。而全国一致抗日局面的形成，也不允许南京政府回到对日妥协的政策上去。因此，“佐藤外交”出台后，南京政府非但没有作出相应的“回报”，相反却进一步加强了依靠英美的对日抗战准备。
1937年2月15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抗战”一词，标志着国民政府抗日政策的正式确立。3月3日，即佐藤出任日本外相同一天，亲英美派王宠惠接替亲日派张群出掌南京政府外交大权，一些亲日派政府要人也纷纷挂职而去。与此同时，华北当局对日态度也随南京政府抗日政策而趋于强硬，并多次拒绝了日本经济提携、共同防共的要求。3月4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还代表宋哲元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政策”。
南京政府对林铣内阁“佐藤外交”的冷落．无疑宣告了日本军部对华“和”的一手的失败。自1937年5月开始，日本对华“惩论”一时甚嚣尘上。名为“经济考察”实为探询国民政府对日政府真意的儿玉谦次经济考察团经过一番摸底，认为“过去对冀察政权所施加压力。是国民政府5份、日本5份。急转直下，变成了国民政府8份，日本2份。”中国对既成事实认识不足以解决华北问题作调整一切国交之前提，除使用武力外别无他道。”
5月20日，担任华北警备的第二舰队第10战队司令官下村正助少将向海军次长称：“新的华北政策与现在实际情况不符。在中国全国抗日。侮日的怒潮和抗日战备的进展情况下，不是全部让步后退，就是决一死战．如今进行什么调整邦交、经济提携的方策都是不可能有成功希望的，莫如以开战来整顿一切战备和指导适应国际形势的外交为良策。此次中央指导的方策，看起来即使在二、三年前按中闲的现状部已经晚了。”6月9日，日本陆军省军务课柴山兼四郎在视察华北地区返回东京后称：“当地攻击日军之宣传甚；一般情况亦如此”并建议对华行使武力。
林铣内阁“佐藤外交”在一片对华“膺惩”的叫嚣声中已处山穷水尽之境，而军部在调整中日邦交失败后也扔掉了“佐藤外交”这面“和平”旗帜。五月三十一日，林铣十郎内阁倒台，“佐藤外交”也随之消声匿迹。6月9日，主战派近卫文膺组成“战争内阁”。七月七日，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揭开了全面侵华的罪恶一页。
总之，“佐藤外交”是日本侵华外交小的一段小插曲。虽然其手法较广田外交“温和”，但逼使中国放弃抗日的目的与之一样。囚此。在中日矛盾已十分尖锐之际，国民政府不可能入，“佐藤外交”只得匆匆收场。
评论家高宫太平在评论林铣十郎时说：“沐猴而冠，戴上帽子还是只猴。林铣十郎不论作为军人还是作为政治家都是不合格的。说得极端些，他是一个作为人类都不能容忍的家伙。”“舆论只说他解散议会是吃过饭逃账，实际上他不仅在解散议会上是这样，他的一生都在逃账。”舆论认为，选择林铣十郎这样一个人担任首相，可见挑选他的人的能力也值得怀疑。实际上掌握统制派实权的人们就是想把林铣十郎作当成木偶人进行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