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06 13:00
板垣征四郎（日语：いたがきせいしろう、英语：Itagaki Seishirō，1885年1月21日—1948年12月23日），大和族，日本岩手县人，日本陆军大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师团长、陆军大臣、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日本朝鲜军总司令、最高军事参议官和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等要职，在日本陆军中以“板垣之胆”著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之一。
板垣征四郎出身士族家庭，受其祖父的影响，从小对汉学颇有兴趣，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一起，号称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191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板垣征四郎任驻华武官助理，长期在昆明市、武汉市、沈阳市等地从事间谍活动。1929年1月，板垣征四郎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关东军第2课课长，与石原莞尔等人积极策划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政府。1934年12月，板垣征四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制造内蒙“独立”和绥远抗战，在日本全面侵华前，板垣征四郎是日本侵华的急先锋。1937年3月，板垣征四郎任日本陆军第五师团师团长，率部参加太原会战和徐州会战。1938年6月，板垣征四郎任日本陆军大臣。1939年9月，板垣征四郎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1941年7月，板垣征四郎晋升大将，并任日本驻朝鲜军总司令。1945年4月，板垣征四郎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在马来亚、荷属东印度指挥日军作战与反法西斯同盟作战。1945年9月，板垣征四郎在新加坡率部向英军投降。1948年11月，板垣征四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板垣征四郎“进行了对中国、美国、英联邦、荷兰及苏联实行侵略战争的阴谋，他明知这些战争是侵略战争却积极发动，并在其实行中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
1885年1月21日（日本明治十八年）板垣征四郎出生于日本岩手县岩手町沼宫内的一个士族家庭。板垣征四郎的祖父板垣直作（号桑阴）是原南部藩主的讲师，神道教徒，同时还是一位汉学者。板垣征四郎的父亲板垣政德也是一个神道教徒，长期任郡长，同时兼任川原家政女子学校的校长。板垣征四郎幼年丧母，自幼主要由其祖父母抚养教育，从四岁起，祖父板垣直作用自身的汉学功底，亲自教他学习汉学，因此板垣征四郎自小便熟悉汉学，会说汉语，日后板垣征四郎成为日本陆军中三大“中国通”之一。板垣征四郎受到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加之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因侵略中国获得大胜，因此国内军国主义思想进一步高涨，顿时掀起一股扩张狂潮，板垣征四郎受此影响变得越来越尚武。1891年春，板垣征四郎进入村里的沼宫内小学读书。板垣征四郎小学毕业后，考入了著名的盛冈中学。
1899年，板垣征四郎在盛冈中学读了两年后，进入日本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在陆军幼年学校中，板垣征四郎遇到了一位对他日后人生造成更大影响的老师，也是板垣征四郎未来的岳父，此人便是学校训育官大越谦吉大尉。大越谦吉以严格军人教育著称，有着浓厚的军国主义思想。大越谦吉主张对学生实行残酷的训练，以磨炼学生的意志，使他们在今后的战争中能克服任何艰难险阻，无往而不胜。板垣征四郎在学校深受大越谦吉的军国主义思想熏陶，以其为崇拜偶像，梦想长大以后，当一个大将，这些思想在日后将板垣征四郎逐渐引导成为一名狂热尚武、嗜血好战的青年军官。两年后，板垣征四郎从陆军幼年学校毕业，并在1903年12月，板垣征四郎考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为该学校第十六期的学员。板垣征四郎的第十六期同学便包括日后闻名的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永田铁山等。
1904年10月，板垣征四郎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此时日俄战争正如火如荼的进行。这对于刚刚19岁的板垣征四郎来说，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似乎唾手可得了。同年的11月1日，板垣征四郎被授予步兵下士军衔，任步兵小队长，板垣征四郎驰骋沙场的梦想可以实现了。1904年12月，板垣征四郎以步兵小队长的身份，随部队开赴中国东北前线，正式参加日俄战争。
板垣征四郎因作战勇猛而闻名军中。1905年2月，日俄双方在沈阳市（今沈阳市）展开会战，板垣征四郎在奉天郊外红土岭作战中表现勇猛，他的左胫部被子弹打穿，伤势非常严重，但仍坚持战斗。后来板垣征四郎的部下强行把他抬下火线，送到随军医院，之后又送回日本国内进一步治疗。待板垣征四郎伤愈合，日俄战争已经结束了，这次“打仗立功”的目标因而没有实现，但板垣征四郎的勇猛表现已使得他闻名军中。日俄战争总共历时20个月，以日本战胜陆上强国俄罗斯而告终。1905年9月5日，俄国被迫与日本签订和约，即《朴次茅斯和约》。
1906年，日俄战争结束一年后，伤愈后的板垣征四郎被派往天津驻屯军任步兵副（助理），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在此期间，板垣征四郎进一步了解和熟悉了中国的很多情况。两年后，板垣征四郎奉调返回日本深造，进入日本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学习。在陆军大学深造过程中，板垣征四郎没有忘了要在中国干出一番事业的欲望和野心，他一心要在中国问题上有所作为。
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晋升为步兵大尉，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直属谍报武官）。一年后，板垣征四郎又与日本陆军“军神”大越谦吉的女儿喜久子结婚，先后生有三男两女。凭借这位已故的“军神”岳父在军界的影响力和人脉，从此板垣征四郎也有了军界的靠山。由于板垣征四郎自幼跟随祖父学习中国文化，深谙中国民情风俗，而且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因而就在成婚当年，他就被日军参谋本部以研究员的身份派往云南省昆明。由于云南军阀唐继尧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板垣征四郎便利用士官学校校友的身份关系，大量收集关于中国西南各种情报。这一时期，板垣征四郎辗转于云南昆明市、武汉汉口等地从事间谍谍报工作。
1919年，板垣征四郎被派往武汉汉口任参谋，并晋升为少佐。在汉口，板垣征四郎结识了一位知己——石原莞尔。石原莞尔有着远见卓识，极具战略眼光，但为人处世孤僻，有些恃才自傲，因此不为日本军界高层所接纳。然而，板垣征四郎能够理解石原莞尔，因此两人成为至交。在板垣征四郎任职期间，他与同任参谋的石原莞尔理念相似、过从甚密，结为共识。两人一起刺探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形势的情况，为后来侵略中国的战争活动作了充分的准备。两年后，板垣征四郎返回日本，为了取得带兵的资格，他暂时担任了一次大队长（营长）。
1922年，板垣征四郎被调到参谋本部任兵要地志班长，兼陆军大学兵学教官。这期间，板垣征四郎仍然悉心研究中国问题，并寻找各方面资料，从理论上深入分析中国国情。第二年的8月，板垣征四郎晋升为中校。过了一个月后，板垣征四郎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前往东北地区出任日本关东军戒严司令部参谋，以及临时震灾救护事务局事务官。
1924年6月，板垣征四郎以中佐军衔被调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助理，先后在武官林弥三吉和本庄繁领导下工作。在第二年的1月，板垣征四郎与驻中国各地的武官，诸如冈村宁次中佐、酒井隆少佐、土肥原贤二中佐、铃木贞一大尉等人聚集到一起，举行了“在支谍报武官会议”，商讨如何实现对中国的征服。
1926年8月，板垣征四郎再次返回日本，凭借其在中国多年的情报经验和汉学学识，再次出任参谋本部参谋兼陆军大学教官。并在第二年的5月，板垣征四郎出任冈山第三十三步兵旅团司令部参谋。1927年7月，板垣征四郎任第十师团司令部参谋。1928年3月，板垣征四郎晋升为大佐，又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前往中国天津出任第三十三步兵联队联队长。
1929年3月，板垣征四郎率部从天津调驻沈阳市（今沈阳市）。同年5月，板垣征四郎改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再次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共事，板垣征四郎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的“黄金时代”。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都是“确保满蒙先行论”的倡导者和狂热鼓吹者，他们结成搭档，率随员在东北地区各地进行了四次“参谋旅行”，研究课题表面定为“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但实际上是在中国东北地区侦擦地形，搜集情报，串联阴谋活动。日军对长春、哈尔滨市、海拉尔、洮南、山海关区、锦州市等地的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进行了刺探，以此为基础，暗中制订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据日军估计，张学良的东北军约有25万人，其中沈阳市附近有两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而当时沈阳市附近的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1929年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惨败，石原莞尔对此轻蔑的说：“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因此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等人制定了一个对中国东北军“以寡制众”的策略，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迅速攻占奉天（今沈阳市），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这项计划得到了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参谋本部冈村宁次、东条英机大佐的支持。永田铁山还亲自到东北地区视察，表示支持板垣、石原制订的“关东军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并答应拨给关东军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
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题为《从军事上所观察之满蒙》的演讲，说日本“以国家命运为赌注，坚决进行日清、日俄两次大战，才得以在大陆的一角建立特殊地位”，如果进而掌握“满蒙”这个战略枢纽，则“退而可以保卫朝鲜，进而可以牵制俄国向东发展，并且对中国掌握着有力的发言权”；“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源泉”，因而“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占有“满蒙”是“实现日本帝国远大理想的使命”。1931年5月29日，板垣征四郎又在关东军部队长军官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演讲，声称解决“满蒙问题”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满蒙”“变为日本的领土”，并使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制其于死命的地位”，这是“当前的急务”。
1931年6月，日本参谋本部秘密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该大纲很快就传达到关东军，关东军据此秘密部署作战行动。为了寻找借口，制造紧张气氛，1931年6月至7月间，板垣征四郎蓄意在中国东北相继策划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后者直接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有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铺垫，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者乘机煽起“满蒙危机”的紧张气氛。1931年8月4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对“满蒙问题”发表强硬言论，要求军队“随时准备尽军人的天职”。日本内阁首相若槻礼次郎也在会上宣扬为了保卫“满蒙”权益，国民应准备“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而且早在1931年6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已制作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 ，要求以一年为期，争取国内外的“谅解”，做好准备，分三个阶段完全占领中国东北，解决所谓“满蒙问题”。总之，日本政府、军部以及关东军准备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针已定，只是寻找有利“时机”而已。与此同时，7月份的时候，永田铁山之前答应支援关东军的两门24厘米口径重炮早已秘密运抵沈阳市（今沈阳）日本守备队，且已秘密安装妥当，炮口早就对准了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和奉天机场。随着8月初，日本军部内部重大人事调整告罄，侵华组织上的保障也基本形成，暗中放纵和支持侵占“满蒙”的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中国通”本庄繁中将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一切准备就绪，只待行动。
然而就在这时，消息却突然走露，传到了日本东京。于是，内阁开始向参谋本部施压，认为此时挑起事端，时机尚不成熟。板垣征四郎等人见事已至此，只有争取主动了。于是，他们先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名义致电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说明关东军对“最近之暴虐侮辱实所难忍”，要求派人来满洲“视察”，以“使政府对现状有适当认识”。参谋本部接到电报后，以国内外时机尚不成熟为由，力劝板垣征四郎等人不要操之过急，要他们“再隐忍一年”，并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东北地区“安抚”关东军的求战情绪。然而，参谋本部所不清楚的是派去安抚关东军的建川美次，实际上是非常支持侵占“满蒙”计划的。建川美次表面上奉命去东北劝阻板垣征四郎等少壮派军官不要采取行动，然而实际上建川美次已经暗地将参谋本部的决定透露给当时日本陆军法西斯主义青年军官组织“ 樱花会”头子、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桥本欣五郎接连给板垣征四郎发出三封密电，急催他赶紧行动。
板垣征四郎接到桥本欣五郎的密电后，立即与石原莞尔商定，决定将9月28日行动计划提前到9月18日晚进行。 1931年9月18日上午，一切都很平静，板垣征四郎陪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辽阳市检阅关东军实弹军事演习。当天下午，板垣征四郎奉命到沈阳市（今沈阳）迎接建川美次，本庄繁则乘车返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此时仍然没有任何大事即将发生的迹象。到了当天晚上7时5分，建川美次所乘火车到达奉天站，板垣征四郎强抑心中的激动，亲自到车站迎接建川美次。板垣征四郎把建川美次护送到奉天城内日本人开的菊文旅馆。安排妥当后，板垣征四郎借口有事告辞，而建川美次也闭口不谈此行目的，实际上是在暗中怂板垣等人及早动手。
1931年9 月18日晚10点20分，关东军按预定计划，由独立守备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引爆事先埋在靠近中国军队北大营的南满铁路线上的炸药，炸毁奉天城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早已枕戈待旦的日本关东军在听到爆炸声后，立即以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为由，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顿时，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北大营枪炮声大作。接到偷袭成功消息的板垣征四郎将消息转告给留守关东军司令部的石原莞尔；又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命令一部分日军占领北大营，并向奉天城发起突然袭击。此时，奉命前来“阻止”关东军行动的建川美次，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摆设。
九一八事变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在东北沈阳馆二楼客厅与建川美次会谈。建川美次主张吞并东北地区应该分三步走，而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则主张一步到位，即“满蒙占有论”，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建川美次还是被说服，三人达成了共识。
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主持召开了一次有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等13名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日本将如何统治中国东北的问题。在会议上，板垣征四郎本来主张借此机会，一举解决满洲问题，将整个东北地区直接作为大日本帝国的领地予以占领和统治。但是，板垣征四郎一直以来视为知己的石原莞尔，却罕见的提出了反对意见。石原莞尔考虑到国际局势以及东北地区中国人的反应，认为直接占领中国东北地区这种极端做法不妥，并说：““未来的“满洲”在形式上应当独立，但当权者必须听命于我们。也就是说，“满洲”真正的主宰应当是我们日本帝国。如果在政体的形式上纠缠而激怒中国人，“满洲”将永无宁日。”经过争论板垣征四郎还是妥协了，认可了在中国东北地区扶持傀儡政权，间接统治的方案。板垣征四郎等人最终提出“将全满作为我国（日本）领土予以统辖占领”，最终会议炮制出”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以中原地区末代皇帝溥仪为“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地区四省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大日本帝国掌握”。
此时，日本扶植傀儡政权的计划才刚刚开始起步，板垣征四郎便提前开始行动了。在1931年9月22日这次秘密会议结束的当天，板垣征四郎便亲自来到哈尔滨市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的公馆，劝张景惠回哈尔滨复任，并宣布独立。为了收买张景惠，板垣征四郎答应先拨给张景惠三千支步枪，供张景惠扩充武装之用，同时允诺一旦张景惠宣布独立，日军会迅速支援并“保护”其伪政权。当天除了找张景惠，板垣征四郎还找到一心想要复辟清王朝的满清遗老罗振玉，告诉他关东军准备推举溥仪为“满洲国”首脑的决定，希望罗振玉能尽快把溥仪请到“满洲”来，以商建国大事。到了第二天，9月23日，板垣征四郎利用罗振玉策动前清皇族、吉林省参议长兼政府委员熙洽投靠日本，熙洽曾写密信给溥仪，请溥仪回到“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救民于水火”，在日本支持下，先据有东北地区，再图关内。当天，得到日本人撑腰的张景惠也已经赶回哈尔滨市，他本想马上宣布独立，但当地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只好暂缓一步。9月25日，板垣征四郎又派人策动洮南市镇守使张海鹏投靠日本。到了9月27日，回到哈尔滨的张景惠宣布建立了“东北省特区治安维持会”，并自任会长，然后暗中策划哈尔滨独立，投靠日本侵略者。没想到只过了一天，前清皇族熙洽在9月28日便宣布吉林省“独立”，在东北地方政权中，熙洽的伪政权是第一个投日的。张景惠、张海鹏等人在九月份之后，才相继宣布“独立”。1931年10月1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1931年12月16日，板垣征四郎威逼利诱被软禁的原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迫使臧式毅降日并出任伪奉天省省长。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
1931年10月2日，在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提交了事先拟定的“解决满蒙问题案”，进一步提出了日本控制“新政权”的军事、外交、交通、通讯 等的具体实施办法。“解决满蒙问题案”与前面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合称为“满洲建国方案”，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地区拼凑傀儡政权的第一个具体方案。
1931年10月21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在国际法顾问松木侠的协助下炮制出“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提出了全面控制“新政权”的具体措施。为炮制一个伪满蒙共和国，经板垣征四郎决定、土肥原贤二策划，于1931年11月8日在天津市制造“便衣队”暴乱事件，挟持溥仪由天津抵达营口市。板垣征四郎将溥仪安置在汤岗子对翠阁温泉旅馆，后又转移至旅顺大和旅馆软禁起来，并切断溥仪与外部的一切联系，迫使溥仪一切听从板垣征四郎的安排。但是溥仪被挟到东北地区后，并没有立即上台，这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请求国际联盟主持公道和进行“调停”。1931年9月22日，国际联盟做出了“停止一切冲突，双方撤退军队”的决定。为了排除国际联盟的干涉，转移列国对中国东北的关注，板垣征四郎于1931年10月11日，对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面授机宜，对他说：“日本政府屈服于国联的威胁，因此，我们的计划受到了干扰”，“下一步准备使满洲独立，已经想方设法去接溥仪来”，如果事成了而国际联盟抗议的话，“东京政府将感到头痛” ，所以，“我要请你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当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满洲”。同时，板垣征四郎还拨给田中隆吉两万日元，作为他的活动经费。田中隆吉秉承板垣征四郎的旨意，回到上海市后立即策划，终于在1932年初制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1年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东北地区，与土肥原贤二商讨事变进展。此后，南次郎向日本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建议在中国东北建立“新国家”。在报告中，南次郎指出，如此可以方便日本今后进攻苏联“向北发展”，而日本通过控制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可以获得使日本永久自给自足的资源，还可以通过向中国东北移民解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通过南次郎的报告，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炮制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更加受到日本大本营的重视。1932年1月6日，板垣征四郎带着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示和关东军制定的“满洲建国”方案，回国向内阁和军部进行汇报。新上任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听取了板垣征四郎的汇报，内心十分支持关东军的行动 ，但荒木贞夫没有明确表态。五天后，板垣征四郎受到裕仁天皇的破例直接召见，裕仁亲自向板垣征四郎“垂询”了东北地区形势，并对板垣征四郎的战功表示嘉奖。这使板垣征四郎感到诚惶诚恐、不胜荣幸，决心不负圣恩、报效日本天皇。有了最高军政当局的支持，以及天皇皇帝的恩准，这些极大鼓舞了板垣征四郎的侵略野心。另一方面，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征四郎的汇报，共同制定了一个所谓的“满洲问题处理纲要”，要求加速建立受日本控制的“独立国家”，确定要在“满洲”建立一个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的，并由日本控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新国家”。一星期后，板垣征四郎捧着天皇的敕令，带着“满洲问题处理纲要”返回沈阳市（今沈阳），立即加紧炮制伪满洲国的活动。
1932年1月22日，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建国幕僚会议”，讨论建立“新国家”的有关条款和纲领。五天后，板垣征四郎根据会议决定组织拟制“新国家建设顺序的纲要”。1932年2月16日，板垣征四郎策划组织了筹备建立伪国家的沈阳“四巨头会议”（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和马占山）。臧式毅在会上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遭到板垣征四郎的严词拒绝，而且板垣征四郎还迫令张景惠四人接受关东军事先早已拟订好的建立“满洲国”的计划。会议决定，建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指令专人在日本授意下起草“建国宣言”。
会议结束后的第一天，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就成立了，负责进行“伪满洲国”的筹建工作。2月18日，关东军利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伪造的“宣言”，宣布东北各省完全独立。2月21日，板垣征四郎受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派遣，再次前往旅顺和溥仪会面，询问溥仪对“建国”方案的意见，溥仪赞成建立“新国家”，也同意担任“首脑”，但是坚持之后要复辟清王朝，于是在板垣征四郎的威逼利诱之下，溥仪被迫于1932年2月29日接受板垣征四郎提出的伪满洲国政府人事安排。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以红、蓝、黑、白满地黄中华民国国旗为“国旗”，以长春市为“首都”，改称新京。1932年3月6日下午1时许，溥仪一行乘车抵达汤岗子车站，板垣征四郎亲自前往车站迎接溥仪等人。待溥仪一行来到下榻之处“对蓼阁”后，板垣征四郎与溥仪再次进行会谈。板垣征四郎先向溥仪通报了关东军司令部对“满洲国”人事安排的决定，然后拿出事先拟定好的《溥仪.本庄换文》让溥仪签字 ，威逼利诱之下，溥仪被迫在换文上签字。1932年3月8日下午，溥仪一行人乘火车离开汤岗子前往长春。1932年3月9日下午3时，举行了溥仪就任“执政”仪式，宣告伪满洲国成立。
1932年8月，板垣征四郎由于操纵和制造伪满洲国有功，直接破格晋升为少将，并在关东军司令部兼任“伪满洲国”执政顾问、奉天特务机关机关长。1933年2月，板垣征四郎调参谋本部任职，同年7月，出访欧洲，考察欧美、南洋、印度大陆。1934年8月，赴关东军司令部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1934年12月，升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武官。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板垣征四郎成了伪满不可缺少的人物，参与一切工作。伪满的统治权，关东军的统帅权，对华北地区阴谋的决定权，全在他手中。
1933年2月，关东军大举进犯热河。板垣征四郎奉命从沈阳市奔赴天津市，建立“板垣”机关，负责北平市和天津方面的“谋略”工作，配合关东军长城作战，企图策动“华北自治”，以炮制出一个和“满洲国”相似的——傀儡“华北国”。
板垣征四郎刚到天津，就立即向日本军部提交了一份分裂华北的计划。在这项“计划”中，板垣征四郎根据对中原地区情报的刺探，把华北的中国军政要员分为四派：蒋派、反蒋派、现状维持派、首鼠两端派。板垣征四郎认为可以通过策反工作，利用后三派及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从而将蒋介石在华北地区的力量排挤出去，再以这些人为骨干，建立起由日方操纵的傀儡政权。
获得军部首肯和支持后，板垣征四郎开始秘密实施这一计划，他先是和密友土肥原贤二计划，策反北洋军阀段祺瑞、吴佩孚和孙传芳，在北平市成立亲日政权。但这些人物慑于当时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不敢妄动，使板垣征四郎的计划一直难以进行。
板垣征四郎后来看上了曾任湖南省督军的张敬尧。张敬尧任湖南督军时，苟捐杂税、鱼肉百姓，后被赶下台，闲住天津市，妄想东山再起。当板垣征四郎找到张敬尧后，两人一拍即合。板垣征四郎计划由张敬尧在天津收罗旧部，然后发动一次“平津暴动”，宣布成立“自治政府”，由张敬尧任“自治政府”头目。双方拍板后，板垣征四郎随即给张敬尧700万日元， 作为其活动经费。张敬尧投降卖国的行径，被北平市的民间抗日组织“专锄汉奸救国团”得知，该团于是接连向张敬尧寄出7封警告信，警告张敬尧立即停止卖国行动，否则将采取严惩手段。 可是，张敬尧不为所动，他改名化装从天津市潜往北平继续活动。1933年5月7日，张敬尧在所居六国饭店被刺，次日身亡。因为张敬尧的遇刺身亡 ，板垣征四郎的一系列行动宣告失败。因此，日本关东军对板垣征四郎这段期间的活动效果极为不满，撤去了板垣征四郎奉天特务机关长兼天津特务机关长的职务。接着，还让板垣征四郎以“参谋本部特派员”身份去欧洲、印度、菲律宾及马来群岛等地“视察旅游”一番，将板垣征四郎先调离对华工作一段时间。
1932年10月1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抛出纵容日本侵略的“李顿报告书”，国民党政府表示大体同意。因此，日本决定继续侵略，扩大战果，继续向华北地区进军。国民党政府对侵入华北的日军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1933年5月31日，由何应钦出面派熊斌与冈村宁次谈判，最终在塘沽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中国军队被迫从察北和冀东撤退，中国只保留这一地区的行政权和警察维持秩序，不得驻扎正规军。这样，冀东地区实际上已经落入了日本的掌控中，并在山海关区、唐山、通县专区等地设立特务机关。
1934年8月1日，板垣征四郎再次调回对华工作上来，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同年12月，关东军进行人事变动，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离任，原陆军大臣南次郎继任关东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担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则被晋升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满洲国”武官。板垣征四郎到任后即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残酷镇压东北地区人民的“肃正治安”政策，包括旨在对付东北抗日联军的“集团部落”通令。同时，板垣征四郎染指内蒙，策划在内蒙和华北地区制造伪政权，将内蒙从中国分裂出去。
1935年1月，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会集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在大连市开会。会议以《 塘沽协定》为中心，商讨了进一步对华政策。会议最后形成了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对“满洲”的方针是由“治安第一主义，变为经济第一主义”；对华北的方针是“始终企图整个问题之解决，在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侧击旁敲的办法，逐步前进”。按照既定方针，1935年5月，关东军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勾结，以天津日本租界内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和国民政府遵化县县长资助热河抗日武装的孙永勤部队，违背《塘沽停战协定》为借口，挑起所谓“河北事件”，乘机以武力相逼，迫使国民党政府让步。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愿与日军正面对抗，步步妥协退让，最终派何应钦与日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所谓《何梅协定》。通过这个协定，中国进一步丧失了在河北省地区的行政权，中国河北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命、惩戒，以及省会所在地，全部听从于日本方面的安排，日本不废一枪一弹即占领了河北和平津的战略要地。
1936年3月，板垣征四郎升任关东军参谋长、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帝国委员。同年4月，板垣征四郎晋升为中将。直至板垣征四郎调任广岛市第五师团师团长之前，板垣征四郎在关东军任职的这段时间里，他一方面继续强化日本对“满洲国”的统治，另一方面，板垣征四郎还是不愿放弃“华北国”的梦想，伙同土肥原贤二先是策动“内蒙独立”，后是策划所谓“华北自治”。
日本关东军的内蒙工作早在板垣征四郎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之前就已经展开，并先后在乌珠穆沁右旗、阿巴嘎旗建立了特务机关。板垣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期间，曾先后三次“不辞辛劳”地亲赴内蒙， 为日本谋求在内蒙的“权益”而竭尽全力。板垣征四郎制订了对青海省、新疆和蒙古进行渗透的“谋略计划”，委派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到百灵庙，挑动绥远抗战。板垣征四郎甚至亲自到阿拉善盟（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境）、额济纳旗（今甘肃省境）一带制造事端。在对内蒙上层人物进行多方活动并取得相当进展之后，板垣征四郎亲自前往内蒙的东鸟珠穆沁会见内蒙有影响的人物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德王）。板垣征四郎向德王表示，关东军将全力支持德王在内蒙的“独立运动”，板垣征四郎不仅亲自帮助扩建蒙古军队，还促成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与溥仪、关东军司令南次郎会谈，力图把内蒙从中国分裂出去，阴谋策划内蒙古自治区“独立”，制造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蒙古国” 。但这一阴谋计划不久后就败露了，一个日本间谍和被收买的一个美国人、一个瑞典人在西安市被杨虎城将军抓获，迅速执行枪决。
1936年6月，板垣征四郎又指挥关东军炮制了“张北事件”，迫使国民党政府再次妥协退让， 于1935年6月27日，秦德纯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定》。日军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华北地区大部分权益，占据了华北的战略要地，为进一步武装攻占华北做好了准备。板垣征四郎随后又与土肥原贤二共同拟订了以“反共”为口号，建立所谓“华北防共自治政权”的计划。在日本大本营的支持下，土肥原贤二策动大汉奸殷汝耕，于1935年12月25日，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此，冀东20余县落入日本之手。加紧对中国国民党华北实力人物的策反工作是板垣征四郎进行的另一项阴谋。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代表的河北省及平津地区的地方实力派人物，面对日军威逼利诱，而南京中央政府又无力支持其抵御日军进逼的情况下，不得不宣布自治，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随着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整个冀察实际上已半脱离国民政府，板垣征四郎基本上实现了其“华北自治”的目标。
在整个图谋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中，板垣征四郎将伪满洲国、伪蒙古军政府与汉奸殷汝耕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撮合在一起，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蒙满协定”。
1937年3月1日，板垣征四郎返回日本，本来他的好友总参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想推荐他担任林铣十郎内阁的陆军大臣的，但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不能容忍板垣征四郎成为自己的上司，于是板垣征四郎改任日本陆军第五师团师团长，该师团辖第九旅团和第二十一旅团，号称日本精锐师团。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统帅部决定派遣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和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作为第一批增援中国战场的部队迅速开拔来华参战，并编入华北方面军，试图“在一个月内一举解决事变问题”。日本大本营计划板垣征四郎所部与其他增援部队分别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出击，企图速战速决，先拿下华北地区全境，再南下西南，以期在“三个月内征服中原地区”。于是，板垣征四郎再一次从日本前往中国，又一次踏上了中国。板垣征四郎率日本陆军第五师团从广岛市出发，途经朝鲜釜山，于1937年8月间到达中国天津，在华北方面军中担负机动作战任务。
刚到华北战争，板垣征四郎便率领全副机械化装备的第五师团横扫了察南，得手后，野心勃勃的板垣征四郎私自决定准备南下进攻山西省，这样一来就超越了华北方面军的作战限制范围。刚开始，日军大本营并不同意板垣征四郎的冒险方案，担心仅靠板垣师团孤军深入山西腹地，没有取胜的把握，而且会对平汉线主要作战方向造成严重影响，一旦额外开辟山西战场，必然会牵涉到东条英机兵团。除此以外，关东军主要对付的是苏联，如果南下山西，则很有可能对日本帝国的“整体国防”带来危机。但是，板垣征四郎向来以“板垣之胆”著称，他对山西蓄谋已久，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是华北地区的天然屏障。在板垣征四郎担任关东军参谋长时，便以考察为名于1936年秋，对平绥铁路沿线各处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从那时候起，板垣征四郎便认为“制服山西省就能制服华北，制服华北就能制服全中原地区”。于是，板垣征四郎通过私交将电报发到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处，请石原莞尔帮助他在参谋本部进行游说。最终，日军大本营批准了板垣征四郎的计划，决定开辟山西战场，发起规模巨大的太原会战（1937年9月至11月）。板垣征四郎终于如愿以偿地率领日本陆军第五师团野心勃勃地向山西腹地推进，企图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所率关东军察哈尔省派遣兵团配合，先攻占大同市，再越过内长城，沿同蒲路攻下太原市。
此时，中国方面中国国民党第二战区正组织太原会战抵抗日军侵略。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知道日军首先欲取山西省北大门——大同，便在大同集结重兵准备与日军决战。板垣征四郎则采取迂回战术，先集中兵力攻占阳高县、聚乐堡，使大同的中国守军侧翼暴露。面对这种状况，阎锡山对是否与日军在大同决战反倒是举棋不定，犹豫不决。1937年9月13日，阎锡山决定让大同守军弃城撤退，日军不战而取大同。占领大同市后，日军右派沿同蒲铁路南进，左派在板垣征四郎的指挥下，进攻平型关等要隘。
板垣征四郎先命令所属第二十一旅团及第十一联队攻打广灵县。拿下广灵后，板垣征四郎又命令部队继续向浑源县与灵丘县方向进逼。1937年9月14日，由于日本华北方面军主力开始攻打保定市，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命令日本陆军第五师团主力迅速转入保定作战。板垣征四郎接到命令后，再一次抗命不遵，仍命令所率第二十一旅团继续向山西省方向进攻。在攻克灵丘后，板垣师团随即将目标指向大营。大营，位于恒山与五台山之间的滹沱河北岸，东距平型关大捷仅15公里，自古便是屯兵重地，攻下大营，则太原市指日可待。平型关是长城南端的重要关隘，横亘于灵丘与大营之间，地势险要，公路两侧均为山地，为河北省、山西两省之交通要道。要占大营，必先取平型关，但如果孤军深入，则可能在平型关遭到围歼。但板垣征四郎自入华北战场以来，一系列冒险活动都是顺风顺水，因此越来越轻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于是，板垣征四郎决定再冒险一试。
1937年9月21日，板垣征四郎令第二十一旅团主力从灵丘县出发，向平型关大捷推进。第二天傍晚时 ，日军向中国国民党守军平型关阵地发动猛烈攻击，两军展开激战。1937年9月23日，傅作义奉阎锡山之命率预备队增援，导致日本陆军第五师团进攻受阻。于是，板垣征四郎故伎重施，命令第二十一旅团分兵迂回，结果其一部就踏入了八路军第115师林彪、聂荣臻所部的伏击圈。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居高临下首先向日军中部发动攻击，接着用手榴弹将最后的一辆军车炸毁，截断了前面军车的后路，再将日军从中间截为两段，使其首尾无法相顾，受到伏击的日军乱作一团。平型关大捷一役，八路军一举歼灭板垣师团千余官兵，击毁军车百余辆，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其他军用物品，这是中国军队自抗日以来取得了第一次大捷。
板垣征四郎在平型关受挫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命令板垣征四郎率部沿同蒲铁路向南推进，与沿石太铁路西进的第二十师团夹攻太原市。1937年11月5日，日本陆军第五师团到达太原北郊，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1937年11月6日，板垣师团猛攻太原。傅作义率军固守孤城，苦战三日后被迫退出太原，向西突围。当晚，日军攻占太原，华北会战宣告结束。
日军占领上海市、南京之后，急欲沟通南北战场，打通津浦铁路线，进而击破陇海铁路沿线的中国部队的防线。然后，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南北并进，会师武汉市。为此，日军统帅部决定分南北两路沿津浦铁路并进，先占领徐州市。
1938年3月，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前往青岛市，参加徐州会战。板垣征四郎率日本陆军第五师团计划由青岛出发，先向西拿下潍县，然后南取鲁南军事重镇临沂，再与沿津浦线南下的日军会合，攻占台儿庄，最后会攻徐州。负责徐州会战的是抗日战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李宗仁命令张自忠率第五十九军赶赴临沂，阻止板垣师团向台儿庄区挺进，打消其会攻徐州的企图。张自忠在出发前号召全军将士与日军血战到底，雪洗七七事变时兵败丧土之耻，以“求得国人之谅解”。张自忠制定了以攻为守，从日军侧背出击的策略。第五十九军在张自忠的指挥带领下，两度击败号称“铁军”的日本陆军第五师团，挫败了日寇攻占台儿庄的计划，拖住板垣师团，为中国军队围歼孤军深入的矶谷廉介第十师团，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最终赢得了台儿庄大捷。
板垣师团在台儿庄一役中被重创，板垣征四郎本人也险些被中国军队所俘，逃走时，连外套、手表都未及带走，这使不可一世的板垣征四郎羞愧难当，自称“应当切腹以谢国人”。板垣师团即使战败，却也对中原地区造成了难以计数的破坏，在山西省与徐州市一带的战争中，板垣师团曾血洗山西十个县，屠杀上万无辜百姓。
1938年5月25日，板垣征四郎被召回日本。同年6月3日，近卫文麿内阁因对华战争结束遥遥无期，罢免了叫嚣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陆军大臣杉山元和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同时，板垣征四郎在其故交石原莞尔的力荐下，出任改组的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同时兼任内阁“满洲”事务局总裁。板垣征四郎是日本陆军少壮派的中坚，力主侵华政策，同时长期担任关东军的要职，既对中国的军事、军备有深入了解，同时亦掌握了苏联在远东的军备状况。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另一方面又高举“反苏反共”的大旗，在这样的侵略政策之下，无疑，板垣征四郎成为陆相的最理想人选了。板垣征四郎走马上任后，对中国的局势感到并不乐观。经过华北地区会战、太原会战、淞沪会战 和徐州会战等几次大的战役后，并没有一举歼灭中国的抗日力量，相反却由于战线过长而导致兵力严重不足，中日双方进入持久战的消耗阶段，日军陷入了远东战场的泥潭。
板垣征四郎要应付这种局面，先得调派人手，他先是“选拔壮年有为之士，强经圣战阵容”。东条英机随之被他选中，任命为陆军次官。他们二人的“合作”可以追溯到板垣征四郎任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任副参谋长时，而且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同校，关系与默契自是非同一般。 时人对他二人的评价为“板垣之胆，东条之智”——板垣征四郎有胆魄放手大干，而东条英机有智谋策划。板垣征四郎与东条英机决定一面向中原地区增兵，扩大侵略战争，以早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另一方面又企图建立日、德、意协约同盟，对付苏联，保证日本帝国远东的战略安全 。
在对苏联方面，板垣征四郎“出师不利”。在1938年7月29日至1938年8月11日的张鼓峰事件中，日军挑起事端，向中苏边境的张鼓峰地区发动武装入侵，板垣征四郎与东条英机商议，以此为契机试探苏联方面是否有进行武力干涉的决心，因而坚决主张进行武力攻击，然而苏联有力地回击了入侵日军，日军派出的第十九师团损失过半。日本大本营为了全面保证武汉会战，无力应付北方再起事端，板垣征四郎只能坐下来谈判求和，暂不与苏联正面冲突。
1938年7月7日，借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之机，新任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发表了支持侵华战争、灭亡中国的演说。板垣征四郎说：为“使战争早日结束”，“皇军在绵延两千公里的战线上作战……忍饥耐寒地毫不动摇地继续作战。吾人知道这种情形，应即刻觉悟，努力支持战争”。除了鼓舞士气、进行全面动员外，板垣征四郎的另一个图谋就是在全中国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因而，板垣征四郎以陆相身份数次与汪精卫接触，采取“扶汪倒蒋”的政策。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波兰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日军侵华战争也进一步扩大，为了尽快侵占中原地区，然后挥师东南亚，日本大本营决定统一侵华日军各战线的指挥。1939年9月4日，板垣征四郎被赶出最高决策层。1939年9月12日，日本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除关东军和台湾第十方面军以外的侵华日军，下辖华北方面军、湘鄂赣等地第六方面军、江浙等地第六军、第十三军、两广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地区第二十三军和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任命西尾寿造为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面对中国军民持久抗战的战略，同时板垣征四郎为了结束自己发动的战争要进行最后一搏，于是他具体实施“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计划，积极组织对蒋介石代为为“桐”工作的所谓“和平谈判”，进行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诱降活动。板垣征四郎指令日伪代表竭力诱使蒋介石国民政府代表同意举行板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会谈，只求保住伪满洲国和日本在长城以内的商业利益，日本就撤军，并且还表示自己可以到长沙市参加谈判。与此同时，板垣征四郎还组织了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
1940年3月30日，在板垣征四郎的精心策划下，汪精卫的“国民政府”终于在南京建立 ，并且举行了所谓的“还都”典礼。1940年6月24日，板垣征四郎以中国派遣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身份与汪精卫伪军参谋本部代理部长签订“关于治安肃清上日本军与中国方面治安机关（军队、宪兵、警察之总称）相互关系之协定”，加强了日伪的勾结。之后不久，日本政府和汪伪政府按先前的约定缔结了所谓的“调整日支关系基本条约”，汪伪政权彻底成为日寇的傀儡政权。但是汪伪政府的建立，并没有达到板垣征四郎以及日军大本营原来设想的目的。他们原本设想通过汪伪政府拉拢与蒋介石不和的地方实力派，从而分化瓦解蒋介石重庆国民政府政权，日军乘机各个击破，吞并中原地区。但事实上，汪精卫的叛国、卖国行为受到举国上下的唾弃，各系军阀反倒不愿与之为伍，这反而使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在战场上更加坚定地反攻。一招失算之后，板垣征四郎又企图再次拉拢蒋介石重庆国民政府。但随着德、意、日三国缔约同盟，中国加入反法西斯同盟并对日作战，板垣征四郎与中国国民党的和谈也就不了了之。此时，板垣征四郎在日军越发边缘化。
1941年7月7日，板垣征四郎晋升为大将，并调任日本朝鲜军司令官，下辖4个师团。板垣征四郎在任内将征兵令扩大适用于朝鲜，将大批朝鲜人征入日军充当战争炮灰；组织实施对警备阵地的构筑；组织开发军需资源以供战争之需；指挥朝鲜军协助关东军作战；实施所谓治安警备战，第三年，板垣征四郎出任最高军事参议官。
1945年2月1日，板垣征四郎兼任日军驻朝鲜第十七方面军司令官。同年4月7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日本面临败亡之际，板垣征四郎被调任第七方面军司令，指挥第十六军、第二十五军和第二十九军，设司令部于新加坡，指挥日军在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等地同盟军作战。这期间，板垣征四郎强拉当地壮丁和劳工，抢夺当地的军需物资，强征、拐骗当地青年妇女充当日本女子挺身队(即随军妓女，日军地称之为“日本天皇赐给军人的礼物”) ，对东南亚人民也犯下了累累罪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12日，板垣征四郎来到英军指定的受降地点，即英国皇家军舰“萨塞克斯号”，代表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携同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南方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沼田多稼藏、第十八方面军司令中村明人、第三航空军司令木下敏、第十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福留繁以及第二南遣舰队司令长官柴田弥一郎，在新加坡市政厅向东南亚战区盟军最高司令第一代缅甸的蒙巴顿伯爵路易·蒙巴顿投降并签署投降文件。在新加坡向东南亚盟军投降。板垣征四郎办理完投降手续回到军中后，召集各军司令官，防止这些军官带头自杀，命令将“有为之士”送回国内，以求“尽快地实现皇国之复兴”。
板垣征四郎深知自己积极参与了几乎全部日军侵华活动，又积极参与了侵略朝鲜及东南亚的活动，历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朝日军总司令等要职，一定会被作为战犯处理的，他想逃过英军对他的监控，逃往南美洲。于是，他向英军驻新司令官史密斯行贿了价值30万美元的白金、黄金和天然钻石。史密斯显然看透了板垣征四郎的心思，他先假意收下这份礼物，同时命令加紧对板垣征四郎的监控。1945年12月，板垣征四郎作为战争罪犯罪嫌疑人在新加坡被逮捕，押解至东京，关押至巢鸭监狱候审。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板垣征四郎等28名甲级战犯开庭审判。地点就在东京市原日本陆军大本营的大讲堂。板垣征四郎被起诉犯有“破坏和平罪”、“杀人罪”、“分裂中国”等10项战争罪行。对板垣征四郎的审判由中国法官担任主审。为了能尽量为自己减轻罪责，板垣征四郎与他的律师进行了多次商议，最后拟定了一个证人的名单，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曾是他的部下，他们事先秘密商议、互相串供，企图尽量为板垣洗脱罪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基南与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新西兰法官罗斯克罗夫特、美国检察官达尼甘等人，见到板垣的证人名单后，立即商议对策，他们开始想到板垣的故交石原莞尔。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交往密切，而且两人一起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石原莞尔应该清楚板垣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当时石原莞尔患上了膀胱癌已是晚期，他们希望石原莞尔在人之将死时，能够反省自己的罪行，与法庭合作，交待实情。岂料石原莞尔拒不合作，亦不悔悟。这一办法行不通后，中国法官梅汝璈、向哲浚经过积极争取，获得了另一有力证人——被苏联红军俘虏的“满洲国”“皇帝”溥仪，他愿意出庭作证。随后，法庭传溥仪出庭作证。溥仪作为“满洲国”的“皇帝”，详细陈述了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一伙如何诱骗他到旅顺，如何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他，最终炮制出“满洲国”的经过，并且详细揭露了日军在东北地区的侵略罪行。除了人证以外，中国检察官还提供了许多重要物证，包括日本外务省所藏档案中的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五相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记录和决议，关东军与大本营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的日记等重要材料。依据这些有力的人证、物证，不仅推翻了板垣征四郎证人团炮制的伪证词，而且驳斥了板垣征四郎为自己开脱而向法庭提交的长达48页的自辩书。
经过长达两年的法庭调查审理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板垣征四郎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扶植“满洲国”，制造内蒙、华北“自治”运动；率军在卢沟桥事变后，扩大侵华战争，任陆军大臣期间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并扶植 “汪精卫政府”分裂中国；另外，对日军侵略苏联领土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战争政策，奴役占领区人民等等罪行，事实俱在，证据确凿。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板垣征四郎“进行了对中国、美国、英联邦、荷兰及苏联实行侵略战争的阴谋，他明知这些战争是侵略战争却积极发动，并在其实行中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同时，法庭还判定他犯有“违反战争惯例和违反人道罪，对于南洋群岛占领区数千人的死亡和痛苦，犯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宣判板垣征四郎绞刑。1948年12月22日，板垣征四郎被处以绞刑。在板垣征四郎死后，日本将其与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13名甲级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中。
日本著名间谍，四大特务机关之一的兰机关头目和知鹰二，认为板垣征四郎此人很有远识。
末代皇帝溥仪回忆板垣征四郎，说道他是一个小矮个儿，有一个剃光的头，一张刮得很干净的青白色的脸，眉毛和小胡子的黑色特别显眼。在溥仪见过的日本军官中，板垣征四郎的服装算是最整洁的了。板垣征四郎有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给了溥仪一个斯文和洒的印象。板垣征四郎总是“不紧不慢’“笑容满面”“态度平和”“一点不着急”，看起来总是很沉稳。
1941年抗战期间，住在中国青岛的日本人为纪念板垣征四郎1938年登陆青岛而立碑。碑的正面是板垣征四郎的手迹“东亚建设之础”。该碑现藏于青岛博物馆，博物馆将碑体横卧以示反感。“东亚建设之础”碑，高308厘米，长102厘米，宽57厘米，碑重约5吨，立于昭和十六年即1941年，正面刻“東亞建設之礎 陆军中將板垣征四郎謹書”，碑阴书“板垣兵团入城纪念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