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全寿（1893－1948），祖籍福清市县，出生于印尼爪哇的沙拉笛加。1920年，毕业于荷兰的大学医科。回雅加达后，在中央医院和巴斯德细菌学院工作。1922年辞职开设私人诊所。1924年底，在友人洪渊源等支持下创办养生院，工作重点为妇幼保健医疗事业。1932年，建立养生院新院。1940年，建立分院“同善堂”，收治年老多病的贫侨。1948年3月，因病逝世。

抗日战争

柯全寿除了全力主持养生院的院务，还情系祖籍国。1931年湖北发生大水灾时，他组织人力、药 品奔赴武汉市抗洪第一线。曾派遣养生院的施文连和陈全丰两位医生等志愿者前往武汉参加救灾治病和

防疫工作。1934年柯全寿前往南京市出 席远东热带医学会议。在会上他作了题为《铅毒

与华侨儿童》的科研报告，并与同行们交流了医疗方面的经验。此外，他也热情地接待和培训前来雅加达学习的中国医生，传授他们养生院创造的戒毒治疗法，以便他们日后能更好地救治中国的“瘾君子”。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柯全寿立即投入到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去。当时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华侨组建了十几批医疗救护队，其中第十三队是爪哇华侨救护队。他们携带大量治疗疟疾 的金鸡纳霜（奎宁丸）等药品，开赴中国抗日前线。他们在前线和后方救护运送伤兵，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他们的爱国热情丝毫不减。据《新华日报》 1938年1月27日、5月7日和6月18日的连续报导：“1937年10月，由吧城（即雅加达）中华总商会主席庄西言主持，名医柯全寿负责计划，许启兴负责筹募经费，准备组建一支吧城华侨救护队。自登报后，应征者竟达400人，结果挑选了医生4人和看护15人，由吴英璨医生为领队，配备救护车9辆，携带大批药品、医疗器械，于12月10日由吧城出发，奔赴广州市、长沙市、徐州市、许昌市、信阳市等地进行战地救伤工作。1938年6月辗转到达武汉市，6月16日，侨务委员会设宴慰劳华侨救护队。”

柯全寿先后组织了四批医疗队，每批十多人。他们在抗日前线救死扶伤，受到中国红十字会的称赞。柯全寿还和洪渊源、司徒赞等侨领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募捐和购买急救药品和救护车。从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共募捐到5000余万港元，连同各类物资，陆续分别寄给中国红十字会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再转发给中国各地的抗战军民，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国中国抗日战争后，柯全 寿先后发起和组织四批医疗队来中国。他还与宋庆龄联系，把药品直接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期间，他被捕关进集中营。日本投降后获释。在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期间，他组织筹款委员会，每周将数万捐款转送给印尼红十字会总部购买药品，还亲自到前线给印尼军队送捐献物资。

独立运动

柯全寿非常热爱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美丽富饶的印尼，十分同情在荷兰殖民统治下遭受深重灾难的印尼人民。所以他一贯反对殖民主义、支持印尼的独立运动。他曾任艾哈迈德·苏加诺领导的印尼民族党的机关报《印尼青年火炬报》的撰稿人。1932年10月他召集支持印尼独立的华侨报纸负责人会议，商讨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他也在《新报》撰文抨击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并发表有关医疗保健知识的文章。 1942年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后，柯全寿被关进西冷华侨集中营。半年后被转移到万隆郊外的芝马圩国际集中营，亦称爪哇拘留所或万隆拘留所。其中已关押33个国家的外交人员、商人、学者等9500余人。后来又增加从西冷集中营转来的柯全寿等542名爱国华侨，其中有庄西言、吴慎机、梁炳农、张添聪、朱光焯、沈望金等著名侨领。很多人备受酷刑折磨而死。柯全寿在条件十分恶劣的集中营内，仍然坚持救死扶伤，为许多难友治病，并设法弄到一些药品，挽救垂危的难友。日本投降后，幸存者于1945年8月27日获释。此时难友们要答谢柯全寿，都被他婉言谢绝。

1945年9月荷兰军队卷土重来，已宣告独立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被迫奋起进行抗荷独立战争。柯全寿及时成立养生院红十字会，并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临时代理机构。他以此机构领取，运送和分发药品给各地的印尼游击队和民众。同时他也组建筹款委员会，每月将数万盾捐款、药品和衣物送给印尼红十字会转给印尼军民。

1948年3月9日柯全寿乘车到万丹地区视察红十字会工作，后又赶回雅加达接待荷兰医生团，次晨又匆忙到养生院查看病人情况，接连数日马不停蹄地奔波、忘我工作。终于因操劳过度，昏倒在地，不幸于3月14日病逝。首都雅加达的各界人士和居民组成壮观的殡葬队伍，沉痛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随后在养生院前面竖立了在碑顶部有柯全寿半身铜像的纪念碑。碑文用中印度尼西亚两种文字刻写着：“……他把一生献给病人，特别是一贫如洗的病人，并且引导和带动同仁们投入这个服务事业。”

1965年6月1日养生院更名为胡沙达医院。1971年6月25日被雅加达市政府列为雅加达中心区第三公共医院。但上年纪的当地人仍习惯称它为“养生院”。

医疗机构

荷兰对印尼进行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1609~1942）使物产丰富的热带岛国的广大居民沦为半农奴和贫民。荷兰殖民者在经济上进行贪得无厌的掠夺与剥削，先后实行垄断贸易、贩卖奴隶劳工、实物定额纳税、强迫供应和强迫种植经济作物，以及多如牛毛的税收承包（包括1620年开始在雅加达征收华侨人头税）等制度、造成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贫如洗，民不聊生。

荷兰殖民者还将华侨视为次等公民，采取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政策。在爪哇实行《居住区条例》和《通行证条例》，限制华侨的居住和行动自由。荷兰总督署的汉务司则专门监视侨团负责人和侨校教师的言行、检查教科书和其他读物，限制华侨的思想言论自由。

柯全寿作为医生，经常接触许多下层社会的穷苦患者，他看见许多印尼人和华侨贫民因为付不起荷兰医院的昂贵费用而常常延误治疗，以致死亡。尤其是许多产妇无钱上医院而去找巫婆用土法接生，致使产妇和初生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据统计，当时欧洲侨民的婴儿死亡率为9%，而华侨婴儿死亡率却高达40%。即使住得起荷兰医院的华侨 病人也常常受到荷兰医护人员的种族歧视和粗暴对待。

柯全寿本人就经历过被歧视的遭遇。有一次他和荷兰妻子一同前往游泳池，进门时只允 许荷兰太太进去。柯全寿因为是华裔而被拒之门外。这一次种族歧视的打击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因此他决定与荷兰太太离异。后来他向华校女教师李梅学习华文，并结为夫妻，育有一男三女。（附注：李梅（1913~1987）华校教师，二战后任雅加达中华妇女协会主席。1958年回中国定居，曾任中侨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和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等职。）

基于关怀人、尊重人和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柯全寿极力倡议并于1924年12月28日在雅加达同洪渊源、杨恒鉴一起创建养生院，由柯全寿担任院长。1925年3月11日设立门诊所。当时只有柯全寿、洪英才、蒋文基和郭文南几名医生和护士志愿进行义诊，病人是否交费，悉听君便。第一年就诊治了两千多病人。1931年10月1日，依靠中华会馆和广大华侨，包括巨富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赞助，购置了芒加勿刹大街137号的一块地皮，建成第一座门诊大楼，也是一所学科齐全的综合医院。后来继续扩建而拥有500张病床的住院部大楼和可供500名护士学习及住宿的护士大楼。

据养生院章程第3条规定：养生院的职责是“医治病人及为产妇接生，尤其注重救治贫穷病人。诊费从廉。训练女护士及助产士，定期对群众讲解卫生常识及养育婴儿方法。”

1963年有一位印尼人告诉洪渊源说：“我母亲常讲，我哥哥姐姐都在生下后不久死去，而我是因为有了养生院才养大的。所以我以自己是‘养生院之子’而感到骄傲。”

柯全寿于1940年又专门设立一所养生院分院，取名“同善堂”，专门收治年老多病的贫民，收费极低，甚至免费。

柯全寿也亲自研究防治一些疑难怪病，例如发现婴儿染上惊风症，是因为敷用一种含铅量甚高的爽身粉，或者服用了含有铅毒的朱砂。后由政府禁售此类爽身粉和禁服朱砂，从而挽救了无数婴儿的生命。他还摸索创立戒毒治疗法，治好一批吸食鸦片的吸毒者。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