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2-08 09:00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是德国犹太裔女性思想家、政治理论家。
1906年，阿伦特出生于德国汉诺威，早年随家人搬迁至加里宁格勒。1924年，汉娜阿伦特入读马尔堡大学并师从海德格尔和布尔特曼，后又于次年转至海德堡大学学习。1928年她获得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上台后阿伦特因为帮助犹太人和不同政见者遭到迫害，遂逃亡法国。但1940年法国被德军占领后，阿伦特被关入集中营，最终成功逃亡马赛并于1941年前往美国。
1950年，阿伦特成为美国公民并致力于政治理论研究和写作，于同年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1962年阿伦特因发表关于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的报道文章而引发争议。1967年，她出任芝加哥大学教授。1975年12月4日在纽约公寓中因心肌梗死发作去世。
阿伦特的代表作包括《极权主义的起源》《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论革命》《黑暗时代的人们》《共和的危机》《心智人生》等。
1906年10月14日，阿伦特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户来自加里宁格勒的犹太人家庭，她的父亲保尔·阿伦特当时是一家电业公司的工程师，母亲马尔塔·阿伦特早年曾学习音乐和法语，父亲和母亲的家族都在柯尼斯堡享有显赫的地位。阿伦特出生后，父母对她疼爱有加，母亲还使用日记本细致地记录下了她成长的每个细节。
1908年，在汉诺威居住了两年后，阿伦特父亲的梅毒复发，无法继续承担赡养家庭的责任，于是阿伦特一家搬回了故乡柯尼斯堡。 母亲始终担心阿伦特父亲的疾病影响女儿的成长，但阿伦特一家仍尽力为阿伦特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她获得了一名保姆的照顾，享有很多玩具和一个专属花园，为了她能够和其他小朋友相处，母亲还将她送到一家幼儿园就读。1913年，阿伦特的父亲和祖父相继去世，加上此前父亲长久的疾病，阿伦特也因此更加幽暗沉静。母亲将她托付给两位祖母后只身前往巴黎旅行，阿伦特也在同年被送到加里宁格勒唯的一所女子学校学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临近俄国的柯尼斯堡受到战争波及，阿伦特不得不随母亲迁往柏林，但仅仅十周以后，德军重新夺回柯尼斯堡，阿伦特一家也得以重新返回故乡。尽管战争期间物质短缺，但阿伦特的母亲依靠家族存续的财产很少受到影响，阿伦特也得以继续学业。在柯尼斯堡求学的十年，阿伦特对学校课程感到乏味，并热衷哲学希腊文学和哲学的学习，表现出了早慧的特质。1918年，德国国内爆发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身处加里宁格勒的阿伦特和母亲也成为了这一政治运动的见证者。
1920年，阿伦特的母亲再婚，阿伦特母女与继父一家共同生活，此后不久，十五岁的阿伦特因为与一位老师的矛盾号召同学抵制其课程，阿伦特因此被开除出校。阿伦特的母亲争取无果后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将阿伦特送到柏林洪堡大学学习。在柏林，阿伦特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
1924年，在母亲的奔走下，阿伦特获得机会提前参加中学毕业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当年著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9月26日-1976年5月26日）正在马尔堡大学做临时工讲师，阿伦特从好友处听闻其名声，于是在1924年秋来到马堡大学求学。很快，阿伦特便为海德格尔所折服，35岁的海德格尔也被阿伦特的外貌和思想吸引，但由于海德格尔已有家室，于是两人开始了一段秘密恋情。两人互赠作品手稿，交换诗作，研读奥古斯丁的作品，阿伦特还曾写给海德格尔一篇模仿海德格尔思想练习的自我剖析文章——《阴影》，文章以第三人称“她”动情地描述了阿伦特面对这段恋情以及其他问题时内心的恐惧和压力。
但不久，阿伦特便意识到在这段恋情中海德格尔与她始终保持着距离，这一距离与海德格尔对哲学的理念和热衷不无关系，于是为了摆脱海德格尔对自己的影响，1925年夏天阿伦特前往弗莱堡大学学习一个学期，此后又来到海德堡大学，师从海德格尔的好友——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年2月23日-1969年2月26日），但两人依然保持着联系。
1928年，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阿伦特取得了自己的博士学位，已经前往弗莱堡大学任教的海德格尔也在此时结束了与阿伦特的关系。
1929年，阿伦特和在马堡时期相识的学者君特·施特恩结婚并迁居柏林，后者同样来自犹太人家庭。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阿伦特和丈夫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她也开始阅读卡尔·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并结识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库尔特·布鲁门费尔德（Kurt Blumenfeld），在后者的影响下阿伦特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对抗正在崛起的纳粹党。
1933年纳粹上台后，阿伦特由于帮助德国共产党以及参与营救不同政见者的地下抵抗活动遭到逮捕，但她成功逃脱。1933年8月，阿伦特与母亲一同离开德国，前往法国避难，在捷克逃亡者救助组织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巴黎。、
来到巴黎后，阿伦特和施特恩虽是夫妻但已形同陌路，二人不久便过上了分居生活。阿伦特在此期间表现出了对政治生活更加浓厚的兴趣，通过对同样流亡法国的德国犹太人境况的思考，她开始探究作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认知，并对自己是一名无国籍的“自觉的被放逐者”感到自豪。
1936年初春，阿伦特在巴黎结识了德裔犹太人——海因里希·布吕歇尔，此人是一名流亡法国的知识分子。阿伦特被布吕歇尔的才智和独立所吸引，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同时期，阿伦特频繁出入巴黎各大图书馆，也结识了许多欧洲的知识分子，包括亚历山大·科耶夫、瓦尔特·本雅明、贝托尔特·布雷希特、阿诺尔德·茨威格等，她与他们互相探讨和争论各自的观点并时常在本雅明的住所进行聚会。
尽管离开德国后，阿伦特暂时逃离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但1939年，波兰战役，法国也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次威胁到她的生活。1940年初，在和早已流亡美国的施特恩离婚后，阿伦特与布吕歇尔再婚。
法国向德国宣战后，法国当局为打击间谍活动将居住在法国的德国人送到集中营关押，其中便包括阿伦特和布吕歇尔。阿伦特被关押在居尔的女子集中营。1940年5月，德国进攻法国并很快占领巴黎，6月法国投降。居尔集中营很快将被纳粹接管，阿伦特与其他被关押的同伴一起通过伪造释放许可得以逃出集中营。经过近一年的辗转，1941年4月，阿伦特和布吕歇尔经由葡萄牙的里斯本登上一艘开往纽约的船只逃离欧洲，12天后他们达到纽约，几个星期后阿伦特的母亲也前来与他们会合。
在美国安顿下来后，在丈夫和再次重逢的布鲁门费尔德影响下，阿伦特开始撰写文章展现纳粹的罪行和参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活动，几个月后阿伦特在德语杂志《建设》上发表的一封公开信获得主编的赏识，阿伦特受邀成为该杂志的自由撰稿人，从1941年11月开始为该杂志的一个专栏持续供稿，此后几年阿伦特为《建设》杂志以及其他杂志撰写了50多篇文章。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阿伦特很好地融入了美国的生活，并受益于美国与欧洲的思想碰撞。阿伦特在美国开始进行学术研究活动，对纳粹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到1944年战争接近尾声时，阿伦特已经成为了“欧洲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研究项目的负责人。1945年5月，德国投降，欧洲战事结束，阿伦特也在此时开始着手撰写《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该书在此后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声誉。次年，阿伦特开始在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举办欧洲历史的讲座。
尽管在1949年12月阿伦特曾再次回到欧洲，甚至与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等见了面，但她与丈夫还是在1950年获得了美国国籍，成为了美国公民。她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也在同年发表，她也因此享有了一定声誉。1953年到1956年期间，阿伦特在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开设讲座，也曾前往欧洲和以色列旅行并举办讲座。
1961年，阿伦特受《纽约客》杂志委派前往耶路撒冷报道对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她为此阅读了大量的特工监听记录和警察审讯记录，并与以色列总理、外长、法务部长及最高法院院长、证人和旁听者进行交谈，在审判过程中亲临现场。
庭审现场，艾希曼作为一个平庸的普通人与他所参与的大屠杀规模之巨、组织之完备形成鲜明对比。阿伦特由此在她的报道中提出了“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认为艾希曼就像一台麻木的机器，缺乏思考与判断力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报道发表后引发巨大争议，阿伦特甚至因此被斥责为是在替艾希曼的罪行辩护，布鲁门费尔德直到逝世都没有原谅阿伦特的这一言论。
阿伦特对艾希曼的思考也影响了她此后的学术研究，在她此后的学术生涯中，她都将艾希曼作为自己观察任何问题的一面透视镜，继续探讨政治的精神层面问题。
因“平庸之恶”备受争议后，阿伦特希望能够淡出公众视野，但她俨然成为了20世纪最受人瞩目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并继续着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创作，在1960年代先后出版《论革命》（1965年）《身处黑暗时代的人们》（1968年）等作品。她还在1963年到1968年间先后出任了芝加哥大学教授和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教授。
1970年11月，布吕歇尔突发心肌梗死去世，阿伦特的恩师卡尔·雅斯贝尔斯也已于一年前去世，阿伦特深感悲痛，但她本人的生命也进入了尾声。晚年的阿伦特重新回到对极权主义起源的探索，她构思了一本新的著作《精神生活·思维》，将其分为思维、意志和判断三个部分。
1975年夏，阿伦特最后一次前往欧洲旅行，她拜访了身患疾病，几乎耳聋的海德格尔，还在马尔巴赫的文献档案馆中筛选整理了雅斯贝尔斯遗留的文献，包括两人的通信信件。她居住在瑞士的公寓中度过了一个夏末，为了写作《精神世界》最后关于“判断”的部分而阅读伊曼努尔·康德的著作。
秋天来临，阿伦特回到纽约。那年冬天，在参加完一次朋友聚会后，阿伦特心肌梗死发作，在纽约的公寓中逝世，尚未完成的《精神世界》也成为了她的遗作。
虽然阿伦特在纳粹刚刚上台时便离开了德国，但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却几乎伴随其终生，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试图借助理性对极权主义的诞生进行分析。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通过秘密警察对肉体的威胁，以及宣传对心灵的控制，极权主义将人驯化为没有创造性和个性的个体。阿伦特将极权主义根源归于两个重要现象，即对多样性的攻击以及个人的原子化和孤独情绪的不断蔓延。
在阿伦特看来，帝国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基础，权力积累和资本积累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扩张和统治海外殖民地的过程中发展了新的统治技术。而在国内，原本的民族国家形式开始衰落，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的公民社会开始解体，国家的利益越来越集中于少部分利益集团的手中，为了维系国内的统治，统治者将统治殖民地的方式用在国内统治上。
于是，国家公民原本“拥有不可让渡的权利”，广泛参与到民族国家的公民政治中，但如今却被边缘化为原子般的个体，无法在稳定明确的社会框架中运用理性追求自己的利益和目标。由此形成的群体通过其他方式建立起新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组织原则有别于民族国家的组织原则，依靠种族主义建立的共同体也由此诞生。
在报道对艾希曼的审判时，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在阿伦特看来，诸如阿道夫·艾希曼等生活在纳粹统治下的人普通人犯下的罪过，其恶行并没有深藏于内心的种种动机，相反恶变得制度化、去人格化，变得寻常。
在阿伦特看来，在类似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下，决策者变为少数的个人，而其他处于这一体系中的人则变成了机器的零件。极权主义的统治所殃及的不止是政治领域，而是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只有完全脱离公共生活的人，完全拒绝承担任何形式的政治责任的人才能够免于卷入极权统治下的罪行。
阿伦特观察了纳粹上台以后人们的行为，她认为在极权主义下那些少数选择不合作，拒绝参与公共生活的人是真正敢于自己做出判断的人，但他们的态度并非是因为坚持旧有的是非标准或是良知，而是因为惧怕卷入其中会使得自己无法“与自己和睦共处”，无法面对自己，而大部分人则选择了接纳极权主义给予的新价值体系。
阿伦特认为，对于那些参与到罪行当中却认为自己只是服从命令的人，对他们的提出的问题绝不应是“你为何服从”，而应当是“你为何支持”。阿伦特指出，“服从”只存在于儿童与成人、神明与凡人这样的不平等关系中，而对于某一制度下平等的成年人，当他选择服从某一制度时，实际上是在支持这一制度的事业。
在阿伦特的立宪政治理论中，她阐释了人何以为政治的动物。阿伦特认为政治活动使人得以超脱出生、繁殖和死亡的轮回，获得超越自然生命的机会，人之所以为政治动物的核心在于：一个人在公共制度的支持下严肃而负责地投身于公共事务。阿伦特认为，政治活动需要“构筑居所”（housing），这也就意味着需要通过制定宪法打造制度框架。
从形式上，阿伦特强调成文宪法的重要性，认为成文宪法是一种持久、客观、真实的政治实体，但同时阿伦特也承认一纸宪法本身什么也不是，她引用约翰·亚当斯密的话，认为宪法“一旦被解释、接受和拥护，它就是一种标准，一根台柱，一项契约。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智慧和忠实，它就只是一个飘在空中的风筝或气球。”
从宪法的实质看，阿伦特将宪政比作家具和桌椅，通过把人们安排在不同的但又能互相看见彼此的位置，将人们区分开来而又相互联系。通过宪法划定的边界，可以防止国家的扩张，公共事务对私人领域的侵犯以及个人之间的权利侵犯。这也能够保证政治自由的实现，使平等者之间能够通过进行有效的意见交流做出决策。
同时，在阿伦特看来，政治自由的主张也是所有革命所真正具有革命性的东西，即为自由立宪，建立起一个公共自由的政治空间，人们作为自由平等的公民共同解决他们关注的问题 。但因为这一观念本身并没有得到现代政治理论的充分表现，因此政治自由也成了现代革命的秘密重心。
阿伦特被视为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她的思想备受争议，但也对政治行动和政治事件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对20世纪的政治做出了深刻而又全面的理解。阿伦特逝世后，其作品被多次重印，她的理论被从多个角度运用以对地缘战略形势进行研究。2006年，阿伦特诞辰100年周年之际，纽约、巴黎、柏林、罗马、贝尔格莱德、北京和加拉加斯还曾举办了一系列会议、讲座与研讨会。后世的哲学家，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和查尔斯·泰勒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深受阿伦特影响，尤其是在对公共领域的分析方面，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或是批判了阿伦特的思想。
英国作家西蒙·斯威夫特（Simon Swift）评价阿伦特是想要弄明白20世纪欧洲历史所不可回避的思想家，也是任何认为思考的目的在于阐明我们身处的世界的人所不可回避的思想家，是政治理论、哲学、现代史和文化研究的精神向导。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高度评价阿伦特的思想对于当今中原地区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其提倡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去思考，不唯上、不唯书，这和中国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致的。
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摘自阿伦特致犹太学者肖莱姆的书信。
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选自《黑暗时代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