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应逵（1850—1915），字鸿轩，湖北孝感人。清末连中两元、并中进士，曾重修泰山南天门的清末名臣，著名藏书家、教育家。自幼秉性忠直，聪明好学，每次静读，必带笔而读。凡妙处、奇处、疑处、异处、感人处，必将看法和感受注在书楣、字缝、页边。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中会元（举人会试榜首），此事见于《清朝同治13年甲戌科进士名单》。

正文

秦应逵《会试闱墨》是同治甲戌科会试考生文章汇集。共收录第一至第十七名考生的文章30篇。考试题目有三道，分别为《子曰君子坦荡荡》、《自诚明谓之性》、《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第一名是湖北秦应逵，第二名是山东米协麟，第三名是顺天路金声”。《会试闱墨》一书出版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今收藏于湖北黄冈市档案局红安县档案馆。当时，黄兆晋（今孝南三埠镇同昶村大黄湾人）、秦应逵（今孝南西河镇秦家松林人）、屠仁守（今孝南区西河镇屠家祠堂人）三人家相距不足十里，因此，孝感市民间至今流传着“十里三进士，一科（同治甲戌科）两会元”的佳话。乡民自动捐资，为他仨建庙立祠，盖了一座题为“三元宫”的寺庙，让他们接受家乡善男信女的香火膜拜。秦应逵后殿试赐“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及山东滕县、泰安市、历城区知县。扇子崖位于泰山西溪西侧。这里奇峰突兀，高耸竣峭，形如扇面，故名。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扇子崖元始天尊庙年久失修，庙貌倾颓，神像欹侧，至是奉安府参将恒山、泰安知县秦应逵等鸠工重予整修，并于庙中创建真武洞一所。东阿县增生周文蔚撰《重修元始天尊庙并创建真武洞碑记》立于庙中。毛澄曾读嘉庆间泰安知府金素中所著《泰山志》一书，十分叹赏，遂起重刊之志。但原书书版因“历年已久，渐多残佚”，毛澄为了还书旧观，乃如意“访求善本，订讹补缺”，重付。书工未竣因发生“泰安市教案”，毛澄被迁官（光绪二十年，法国传教士在泰安购地修建教堂，毛公不予批准，事发后，清廷在法人的压力下，将毛公改任。事见《山东教案史料》页58），由其后任秦应逵主持完成，《泰山志》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行。此书虽题“秦应逵重刊”，而实毛公之力居多。秦应逵在泰山遗留有“重修泰山南天门关帝庙碑文”。据《中国日报》载，2007年，记者从南天门西侧台基旁杂物堆中发现了《重修泰山南天门记》碑，又在摩空阁屋内东北角发现了《重修泰山南天门关帝庙碑》。《重修泰山南天门记》碑文记录了泰山的影响、朝廷“礼岱”、天子发金维修等情况，接着又叙述了南天门的重要性、现状以及捐俸维修的过程。此次维修的捐款人、撰书碑文者程德润，字玉樵，湖北竟陵(今天门市)人，清嘉庆甲戌(公元1814年)进士，历官山东省盐运使、甘肃省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等，撰有《续修中卫县志》等。“重修泰山南天门关帝庙碑”全文如下：“南天门上关圣帝君行宫，志谓自白云洞移来。重修者，爱新觉罗·旻宁乙未山东盐使，吾乡先达竟陵程公德润也。夫天门形胜，左抱月观，右揖日观，寒宵虹跨下界烟迷。凡步天、趋琳宫，有事于泰山者，无不由此而渐入佳境。西顾长安天边之树若荠；南望句吴门外之马如练。三竿红日沧海东腾；一发青山碣石北眺。而黄华一洞，仙家鸡犬时声闻霄汉间，异境也。顾门登之难：过大龙峪，道通一线，累累石级百迭俨矗梯空中，前人履踵拂后人眉睫，遥望之，若画重累人然。即勇若贲□，至此亦复气夺。乃数百年来，游人如织，磨胸石，曾无失足蹉跌之闻，则帝之所为呵护者良多也。无如庙踞门□垂出梁间，风生窗里，秋阳酷烈，冬雪严封，砖落瓦飞，游者慨之。道人屡以修请，爰於戊戌秋，鸠工材，嘱邑人杨君玉成、钱君奉祥董其事。三月工始竣。虽楹栋不及程公之壮丽，而革故鼎新，足蔽风雨，用以肃明、亦守土者所莫敢废也。况帝君功在荆襄，其德泽被吾楚独先，吾楚人之于帝君，尊而亲之若私□焉，亦固其所。程公讳德润，嘉庆甲戌进士，释褐先余（余指我秦应逵）六十年。余以乙未莅泰安市服官，亦后公六十年。公子左卿，刺史，与余同寅称莫逆。公孙邵春，曾及余门，丁酉乡试又与儿子翔南（秦应逵子）北称齐年生。程公位终甘藩，余浮沉下吏，今垂垂老矣。事业于程公，无能为役，而三世因缘，独於修此帝庙相后先，亦事之奇也。因并及之，至於经费多寡，别有记，不具载”。

落款为：“同知府衔，泰安府泰安县知县秦应逵立石。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小阳月谷旦”。此碑立于公元1898年。碑高0.48米，宽0.88米；碑文31行，满行18字，字径1.7厘米；楷书。撰文者秦应逵，字鸿轩，湖北孝感人，光绪二十一至二十五年任泰安知县。在这一泰山石刻中，秦应逵形容了十八盘之险，赞叹了“天门形胜”，记载了维修经过。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文中写到在他到泰安市上任之前60年，同乡程德润对泰山南天门的维修，以及因南天门的先后维修而与程德润结下的“三世因缘”。孝感人秦应逵所留下的这一古迹，不仅是泰山的一段佳话，也成了南天门历史的惟一实物证据。《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41》载，泰安县知县秦应逵才品政绩，均有可观，著李秉衡传旨嘉奖。义和团运动，是清末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最初流行于山东省、河南省等地，以设拳场、练拳术等方式组织群众。义和团不但反洋教，而且与官兵的矛盾也尖锐地对立起来。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包括北京市在内的中国北方部分地区达到高潮，引起八国联军武力干涉，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皇宫，慈禧西狩躲到西安市。李鸿章为议和大臣，与八国谈判。德国统帅瓦德西对李鸿章说：“倡此战争的罪人还在西安，我要引兵前往诛戮他们。”李鸿章说：“等我三天，如果没有结果，到时再动兵不迟。”慈禧太后获电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初三开始议大臣之罪。《西巡回銮始末卷四》载，秦应逵袒庇拳匪，明示仇视各国人民，忍令境内教民惨受杀害，罪应革职，永不叙用。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达成了屈辱的《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也就是中国史称的《辛丑条约》。1955年，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大会上，东德总理格罗提渥将当年德军缴获的义和团旗交还给周总理。周总理随后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秦应逵被革职，这正是他的开明之处。纵观秦应逵的一生，他最大的贡献是古籍收藏。他一生爱书如命，以集书为好，离职还乡时，与其他官员不同的是，运回家的并非金银财宝，而是带回数十口书箱，以作珍藏，家里建有藏书楼一座，藏书万册。他藏书不独以重金收购，还手抄辑纳、工楷抄录了明清两代名人杂文选计139篇。为了研究藏书系统化，他绘制了将《古今图书集成》和《元史》两套书分类装箱、组合上架的“藏书目录图”，对研究古籍馆藏之法，具有参考价值。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秦应逵的《手批读杜心解》对当代研究杜诗具有重要的价值。《读杜心解》是清雍正学者浦起龙所著的一部独具匠心的杜诗注解著作，在杜甫诗研究集大成的清代，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秦应逵以收藏家独特的视角，对当时这部被学者广为推崇的《读杜心解》，进行了大胆的肯定或否定的价值点评。复旦大学中国古文研究中心教授曾绍皇曾撰考证论文，对秦应逵的《手批读杜心解》作出过极高的评价。秦应逵离职还乡后，从事教育工作。据《文史资料·孝感大事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创孝感西湖书院（今书院中学），设教育会，会长为秦应逵”。于1915年去世，享年65岁。一九五七年二月，湖北省图书馆收到《长江日报》编辑部转来读者来信，反映孝感市杨店区供销社废品站堆放了一批古籍，未作处理，急待抢救。时任省图采编部主任的孔宪凯马上叫上几名工作人员拉上几辆板车，连夜赶往孝感。经过两天的跋涉，馆员们赶到了孝感县杨店区供销社。在清理中，发现这批图书为清同治间孝感县进士秦应逵所藏古籍。书中有“孝感秦氏家藏”朱文方印、“秦应逵藏书”朱文方印。经过七天七夜清理，他们选择刻本较早、刊印较精以及有学术参考价值之抄本运回省馆，其中有清代列入禁毁书目流传较少之明崇祯刻本《皇明世法录》、明崇祯刻本《册府元龟》、明万历刊《唐类函》、明刻本《诗隽类抄》、钟选《文归》、清抄本《读史方舆纪要》以及其他明清刻本。这些书虽不少缺卷短册，但仍属可贵之珍本。馆员们在当地雇车雇人，将这批古籍全部从供销社折价收回，用10余辆板车将这些“宝贝”拖运回来。其余的普通版本全部留存孝感市图书馆。孝感图书馆也喜获巨大丰收。除省馆拉走的以外，秦应逵的大部分藏书成了孝感图书馆古籍的重要来源，使得孝感图书馆藏书，由1956年的藏书8495册，到1957年底骤增至2.7万册，可见秦氏藏书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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