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8 14:33
纪叶，电影剧作家，原名李英，笔名维竹或纪维竹。1923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出生于山西省原平县（六十年代前名为原平市）上阳武村的一个下中农家庭。
由于家境贫寒，他五、六岁就参加田间劳动。孩童时的纪叶，肩上过早地挑上了生活的担子。他渴望学习。纪叶仍为繁荣电影创作、培养电影创作队伍，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是位耕耘在电影百花园里的辛勤园丁。
1923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出生于山西省原平县（六十年代前名为县）上阳武村的一个下中农家庭。家中有四亩薄田。父亲曾当过乡村教师兼做祖传中医。
纪叶
出生日期: 1923年11月14日
出生地点: 山西省原平县
国 籍: 中国大陆
家中虽然经济拮据，父亲还是尽力供他上学，但他常因交不起学费被撵、受辱。尽管他聪敏好学，成绩优异，可是，当他上到小学四年级时，终因家中生活困难，无力到外地高小求学。烂熟的课本已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纪叶便从家中所藏的一些古书中翻拣出《水浒传》、《三国演义》、《论语》等，爱不释手。在老师的介绍影响下，他又接触了蒋光慈、郁达夫的作品。文学艺术的天地，使他陶醉着迷。这对他以后进行文学创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1937年，十四岁的纪叶，为了谋生，到朔城区一家杂货铺当学徒。不久，因“七·七”事变回到家乡。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八路军来到上阳武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点燃了他胸中的爱国主义火焰。纪叶在村子里加入了青少年救国会，并积极参加戏剧、歌咏的演出和办墙报等活动。他热爱共产党、八路军，渴望参加革命。1938年4月，年仅十五岁的纪叶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八路军，在三五八旅忻崞代游击支队（后改为独立一团）当通讯员，成为一名“红小鬼”。以后，他又当上宣传员、连队文化教员，多次参加战斗。部队里多是老红军，首长们喜欢他这个“红小鬼”，启发他的思想觉悟，关心他的文化学习。在部队这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他迅速成长。1938年10月，纪叶在战火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5月，纪叶被选拔到延安中央军委警卫营（后为中央警卫团）历任通讯员、连文书、青年队队长。从前线突然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他感到延安市的天空格外蓝，延河的水格外甜。在高涨的革命热情和浓郁的学习空气中，他成为营里的文娱活动骨干。由于他酷爱文学，1940年10月经部队推荐，考入鲁迅美术学院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简称部干班）选学文学、戏剧。1941年6月转入延安部队艺术学校文学队深造，并兼任第二届文学队队长。这期间，他开始正式学习文学创作知识和创作理论，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10月，他被调到部队文艺社任创作员，开始了创作生涯。他深入部队生活，积极创作。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退却》。1943年4月，他被调到部队文艺工作团。1943年夏，部队文艺工作团同延安市青年艺术剧院合并，成立“联政宣传队”（即：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仍从事创作。这期间，他参加了延安整风、大生产运动，深入部队生活，搜集创作素材，写出了以中国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为题材的《王德才》、《在指挥部警卫的一夜》、《夺桥》等一批通讯、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部队生活报》、重庆《新华日报》上。作品质朴明快，部队战斗生活气息浓郁，崭露了他的创作才能。
1945年纪时被调到主力部队三五八旅，任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宣传队教员等职，参加了华北地区的一些主要战役和保卫延安以及西北战场上的大多数重要战役。他经常深入连队，同指战员并肩战斗，更加了解他们的思想、性格，熟悉他们的生活。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激动着他在战壕里、行军中写出了数十篇战斗通讯、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演唱词、歌剧、话剧⋯⋯等，如《李太荣归队》、《战斗英雄高加凯》、《向着解放军》等。在这些作品中，熔铸着纪叶强烈的爱和憎。他的创作技巧日臻成熟，成为陕甘宁边区及西北部队有影响的作家。
1949年4月，纪叶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一军政治部文工团主任，主管全团业务，为培养部队艺术创作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他经常在《西北部队文艺》、《西北文艺》和《青海日报》上发表文艺评论文章。1950年纪叶担任青海省代表团秘书长参加了西北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同年，因纪叶在文艺创作上的优异成就和培养部队文艺干部的卓著成绩，他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和青海军区召开的第二届英雄模范大会，并获得了模范称号和劳模奖章。1951年夏，在兰州召开的西北全军文艺、体育检阅大会上，纪叶又被评为一级优秀文艺工作者，获得了一级文艺工作者奖章。此期间，他还搜集整理了一本《青海民歌选》，195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2年1月，纪叶被调到北京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开始进入电影界。早在延安市“鲁艺”学习时期，他曾读过一些翻译的电影文学剧本，引起了他对电影文学的极大兴趣。1950年，他在青海省西宁市参加接收、审查旧影片的工作中，又接触了较多的影片，当时为宣传我们拍出的新影片和苏联的一些好影片，他写了许多评论文章。
他深深地体会到电影创作的重要。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后，他一边阅读大量有关电影的书籍，刻苦钻研文艺理论，学习电影文学创作技巧；一边从事创作实践。1956年3月，他被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历任编剧、编辑处长、总编辑、副厂长等职务。他创作的以及和别人合作并拍摄成影片的剧本有：《智取华山》（1952年与郭维、东方合作）、《妈妈要我出嫁》（1956年）、《母女教师》（1957年）《并肩前进》（1958年与武兆堤、尹一青合作）、《宝山之歌》（1958年与董克娜合作）、《金玉姬》（1959年与王家乙合作）、《延河战火》（1976年）等。
智取华山
在电影剧本创作中，纪叶注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艺术手段真实地反映生活，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实质，塑造当代英雄人物。《智取华山》是部深受国内外观众欢迎的影片，曾获得捷克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争取自由斗争奖。影片取材于1949年西北解放战争中的一个真实事件，通过描写解放军侦察参谋刘明基为首的八名侦察员为消灭逃窜据守在华山天险妄图顽抗的中国国民党残匪，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从侧翼飞越北峰全歼守敌的故事，表现了解放军战士机智勇敢和革命英雄主义。
影片构思巧妙，情节动人，生活气息浓厚，博得了观众的好评。影片所以取得成功，不仅因为纪叶亲自参加了西北战场许多重要战役，有着雄厚的生活基础，而且在创作中能竭力寻求人物的行动根据，着意展示人物精神面貌，不是概念化地把事件附加在人物身上。如影片里“常生林带路”一场戏，常生林母亲是热爱解放军的，但是，她听说要儿子给解放军带路时，却犹豫了，内心产生了激烈矛盾：生林是一家的命根子，万一出事怎么办？可是，战士们舍身相救，冒雨为她家抢修房屋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她，她终于决定叫儿子给解放军带路。这位母亲在人民战士崇高思想的激励下，提高了思想觉悟，愿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影片正是牢牢地从现实生活出发，真实、自然、细腻地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波澜，而不是概念化地拔高人物，因此才收到了动人心弦的艺术效果。在影片《金玉姬》中，编导纪叶和王家乙比较生动地塑造了抗日联军一个朝鲜族女队长金玉姬的英雄形象。对金玉姬同丈夫崔相龙战争中的生离死别，金玉姬对汉族小战士小李子慈母般的爱抚和严格、耐心而又富有成效的开导，都做了富有革命人情味和可信性的重笔彩描。影片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个人仇恨和阶级仇恨、民族仇恨之间的关系，使金玉姬这个人物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除了作为一个电影剧作家外，纪叶还象“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那样，一直担任电影创作的组织领导工作，默默地润湿着电影创作这块土地，为发展电影文学创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认为，电影文学应是独立样式的文学作品，不仅可以提供拍摄影片，还能供读者欣赏。因此，他很强调电影文学创作的文学性。1958年，他主持创办了我国最早的电影文学期刊——《电影文学》，并担任主编。通过这一刊物为作者提供了电影文学的创作园地，对促进我国电影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他还为培养电影评论队伍，促进文艺理论的研究工作，花费了很大心血。在担任东北电影制片厂《电影文学》主编期间，为培养电影文学创作队伍，他曾多次举办“业余电影作者讲习班”，分期集中辅导全国各地的业余作者。有些作者如今已是我国电影创作的骨干和深受我国广大观众欢迎的电影剧作家。
纪叶在文艺和电影创作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写了数十篇关于创作理论方面的文章，发表于《电影艺术》、《电影文学》、《长春》文学月刊等刊物上。他主张电影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真实地反映我国人民的过去和现在，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斗争业绩，深刻地揭示社会进步表达人民的愿望，讴歌高尚的品质、抨击丑恶的事物，以鼓舞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艺术必须真实，失掉真实便没有艺术；艺术必须能够震撼人心，陶冶人的心灵，决非廉价的宣传品。1958年后，他针对创作中一度出现的只强调政治作用而忽视艺术质量的现象，写文章、做报告，大声疾呼要重视艺术技巧，不能用政治概念代替艺术描写。他认为，“艺术技巧在整个艺术作品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起着重要作用，若不能熟练地运用艺术技巧，没有掌握足以表现生活、创造艺术形象的高超艺术技巧，便不会有完美的艺术性，思想性也会表现得不深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我们的艺术批评的方法，但是，艺术标准第二并不在于低一等；批评的标准，不能机械地理解和机械地套用于艺术创作方法。”（《重视技巧、学习技巧、提高技巧！》）“有些人十分幼稚地把艺术作品的思想性理解为政治概念，把一些艺术思想问题，简单地理解为政治问题，因而，在创作中，不讲究艺术技巧，或者说不大用功钻研艺术技巧。”“有的人在作品中，到处引用领袖人物的语录或空喊政治口号，认为这样才是艺术创作的政治挂帅。⋯⋯思想性是通过艺术形象和每个艺术细节的描绘形象具体地表现出来的，决不是用任何政治概念所能代替的。”（《艺术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他的这些对创作理论问题上的意见，对推动艺术创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影响。
不幸的是，他的坦率直言，曾被当成右倾文艺思想的典型受到批判，他为此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一些持赞同观点的同志也受到了株连。但是，他绝不盲从，而是更加刻苦地探索创作理论。他的文章对引导作者提高思想、加强艺术技巧的学习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十年动乱中，纪叶遭到百般折磨，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他的作品被打成毒草，四十余篇电影理论文章被抄走散失，他所主编的《电影文学》也被打成“毒草丛生的修正主义阵地”。打击迫害，使这位久经战火考验的影剧作家更加坚强。
粉碎“四人帮”后，在新长征的路上，他又精神焕发地担负起电影厂剧本创作的组织领导工作。曾任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兼副厂长，《电影文学》、《电影世界》的主编，长春电影制片厂委员会委员、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吉林省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吉林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长春市文联副主席等社会职务。此外，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国际间的电影文化交流，曾做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参加了1978年在突尼斯举行的第七届迦太基国际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