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5:33
在新密溱流域，有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裴李岗文化。该文化最早于上世纪70年代发掘于溱洧流域的新郑市裴李岗村和新密市的沟村。从发掘出的木炭标本测定的年代看，裴李岗文化距今约八千年，与传说中的伏羲时期历史背景相吻合。
作为划时代的人文始祖，伏羲正姓氏、制嫁娶、作网、养牺牲、画八卦、造琴瑟，开启了中华文明，这为学界共识。其所处时代应是中国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时期，也即新石器时代早期。
据调查，新密溱、洧二水流域是裴李岗文化分布的密集地区，已调查清的遗址有十四处之多，其中 有位于新密市超化镇莪沟村北岗的莪沟北岗遗址，其出土以石器为主，如石铲、石磨盘、锯齿镰，说明这里最早进入了以锄耕为主，狩猎和采集为辅的原始文明时期，当时人们开始食用加工过的粮食。莪沟出土的陶片磨制的纺轮，是当时已经掌握纺织技术的实物例证。另外，从墓葬中发掘出了当时全国同类遗址考古发现中唯一的一个两人合葬墓，为一男一女，两人中间有一套石磨盘、几个陶器和贵族使用的三足钵，可以推知墓主可能是酋长，并且以夫妻身份合葬，说明当时出现了夫妻制度，但这种文明制度还没有普及。这使伏羲“正姓氏、制嫁娶”的文献记载得到了考古印证。
另外，位于新密市来集镇桧树亭村马良沟生产组的西岗上的马良沟遗址，位于城关镇老城东关以北的老城东北角遗址，以及老城东关遗址，也分别出土了石磨盘、石磨棒、三足钵等，这些出土从不同侧面佐证了伏羲在新密的存在和伏羲时代的文化文明。
毋庸置疑，裴李岗文化在新密的密集分布，不仅使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填补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缺环，使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年代提早了一千多年，也为中华文明探源和伏羲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多的重要资料。
再次站在新密市超化镇莪沟村北的高岗上，魏殿臣老先生感慨万千。曾经的发掘现场已填埋，从外表看，如今它只是一片普普通通的麦田。但站在高台上环视四周，还是让人感觉出一些特别之处。这实际上是群山环抱的岗岭，是绥水与洧河交汇处的三角形地带，这样的地形所形成的土地，注定是水草丰茂的地方，而这样的特征，也注定先人会选择这里作为居住地方。
尽管时光已过去几十年，但魏殿臣先生及随行的新密人对一事总耿耿于怀：一个时代的遗址标志，常常是以先发现者命名的。莪沟遗址的发现发掘比裴李岗还要早两个月，为什么八千年前的这段文化不叫莪沟文化而叫裴李岗文化？
虽然在往古时代莪沟北岗水草丰茂、气候湿润，但到20世纪中期，这里十年九旱。为了改造“火龙岗”（莪沟北岗别称），超化公社莪沟大队社员开始在土岗上平整土地。在取土过程中，社员们经常挖出一些陶片、石铲、石镰甚至石磨盘等物，挖到后，就随手扔在一边。
一天，一位社员挖出一个褐色的人头样的东西，吓得大叫一声，撒腿就跑。随后，许多社员围拢过来，胆大的拿起那个器物仔细看了看断定，那就是个人头骨。于是人们随手将其扔在地上，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谁见了头骨就踢上一脚，再后来，头骨不知被踢到何处。
一天，魏殿臣到这里举办考古培训班，发现了挖出来的石磨盘、石磨棒，确定社员们挖出这些石器的地方是一座古墓，而这个高岗很可能是古文化遗址，便及时制止了挖掘行为，但遗址已被破坏了一半，而那个已发现的、很可能是数万年前古人类的头骨，却永远地消失了。
此后，有关部门开始对莪沟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等文物，与后来被命名为裴李岗文化的裴李岗出土文物完全一致，后来莪沟就成了裴李岗文化遗址。
但莪沟遗址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莪沟遗址出土的陶纺轮，说明伏羲一代桑蚕文化已经起步，或者至少发现看，这里其实就是中国乃至世界桑蚕文明的源头。
随后，新密市境内多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佐证了伏
羲在新密境内“化蚕为丝”的传说。
在伏羲山、具茨山、马骥岭，据专家对这些山川、丘陵的树种标本检测，从古代开始，这里就存在桑、、栎、栗等树木，其叶都可以养蚕。而且，新密境内流传下来的以桑、栗树种命名的地名多达37处，如桑地滩、栗树岗等。特别是伏羲山、具茨山，桑栗树林密布。
新密市东南部马骥岭周围25平方公里内，是新密植桑集中地区，这里植桑养蚕，据说就是由伏羲传承下来的。过去植桑和桑杈生产，是新密市农业的支柱性产业，故新密有“桑杈之乡”的美誉。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密的蚕桑经济才走向衰退。但如今，这里依然有大片桑林存在。
伏羲在伏羲山一带化育蚕桑，这里不仅流传着大量伏羲女娲向玉仙圣母求教植桑养蚕的动人传说，而且还修建有众多的玉仙圣母庙，如米村镇米村村的玉仙圣母祠、牛店镇牛店村的玉仙观、北召村的玉仙行宫等。
《皇图要览》说：“伏羲化蚕为丝。”《纲鉴易知录》说：“伏羲化蚕桑为惠帛。”传说伏羲派两名大臣田野子、郁华子到浮戏山养蚕制丝、织绸，黄帝时期，也派他的妻子嫘祖到伏羲山学习养蚕制丝。《通鉴外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
补国是伏羲时代的王城？
在新密市牛店镇绥水河畔，一座突兀而起的类似城堡的庞然大物耸立在我们眼前。这就是补国城址。
虽然已经过了八千年的风雨剥蚀，虽然站在它面前你会感受到时光如白驹过隙的无奈和苍凉，但你依然会感受到蕴蓄在它体内的顽强生命力，感受到它曾经的辉煌和壮观，感受到八千年时空之另一段的繁华盛世。
“每次来都会有发现，每次来都有收获。”再次探访，魏殿臣先生感慨良多。
张怀洲先生对于补城研究很深，发表了很多有关补城的文章，站在补城之下，仰望着远古的这座城，他总能引经据典，说出一些关于补城的故事、来历。
据张怀洲先生介绍，城是有史可查的。据《路史·国名记》记载：“补，三皇之世封国，炎帝伐补遂。”三皇之世，即伏羲、女娲、神农时代，是中华文明的神话时代，这时关于历史的记载，大多都在一代代人对祖先神秘崇拜而形成的传诵中。那时，补国就已存在。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马世之先生著文说，“炎帝伐补，属于历史传说，表明补人早在中国文明曙光来临之际，已在中州大地建立了酋邦王国”。那么这个补国是谁建立的王国呢？
“补国的存在，曾经威胁了炎帝的统治，而招致炎帝的讨伐，补国之君——‘遂’因此讨伐而亡。补国是炎帝封的吗？如果是他分封的，是炎帝的嫡系，自然应该臣服，而不会招致讨伐。如果不是他分封的，那么是谁呢？是伏羲女娲？因为遭受讨伐，虽补国没有从历史上消失，但从此势力大减，从一个大国变成一个小国，再由一个小国，变成一个小城，到最后仅有一邑之地。直到春秋初期，他还以自己的名号屹立在绥水岸边。可是这个小国已没有了保卫自己的力量，在郑国东迁的阴谋中，补作为十邑之一，与、、、蔽、丹等并入郑国，从而结束了自己的命运。”张怀洲先生说，“补城原来的规模很大，现有的补城寨仅是它的一角。城是夯筑起来的。而夯土却与本地土质明显不同，本地土质粗而黑，而城土白而细，含碱成分大，以前曾有当地人用城土熬过碱。那么这些土是从哪里来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神秘的传说。当地人说，这些土是古人翻山越岭从巩义市那边传递过来的。巩义正在黄河岸边，因为黄河的冲积，土质含碱量大。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那么需要多少人传递运输呢？新密市到巩义并不远，有50多公里，假设每两米站一个人，就需要10万人，加上筑城的劳工，至少要15万人以上，再加上工程监督人员，人数会更多。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一个社会的劳力应是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那么要集中这么多人建一个城，这个集团的人口至少在50万人以上。这是一个庞大的集团。
补城修筑以后，被人们居住了很长时间。从考古人员采集到的文物看，从裴李岗文化至仰韶文化，一直到龙山文化的陶片都有，而以仰韶前期最为集中。这说明，补城从裴李岗时期就已修筑，到仰韶早期达到鼎盛，而后长期为人居住。出土陶器钵、盆、鬲等及装饰用的陶环、缝纫用的骨针等，说明城的主人应该是具有强大统治力量的一方王者，它的治域应包括五指岭周围的广大地区。
补国灭亡以后，人们为纪念补国国君，在补城寨上修筑了补子庙，补子庙较有气势，有大殿、配殿、回廊等，殿前有几通石碑，其中有宋朝景？年间（1034年—1038年）的碑刻，上镌有《重修补子祠碑》。可惜，补子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
在补城寨东南，有一个娘娘庙村，村以庙名，庙离城不到一里地，有三亩多，规模完备，有房屋30多间，内祀女娲伏羲。由于庙院做过学校，破坏严重，庙内碑刻古旧，已看不清年代。女娲补天的形象，一手托钵炼石，一手持石补天，英姿豪放。主殿伏羲女娲并坐，面目慈祥地享受着人间烟火。
按补城寨原有的规模，北顶娘娘庙应是城内或城外的附属建筑。在离城这么近的地方，有这么大一个庙，庙与城是否有某种关系？也许有王国宗庙性质。如果是宗庙，补国的祖先是伏羲女娲吗？
实际上，离补城不远，有比补城更古老的文化。那是两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织机洞遗址和天爷
洞。从补城往东北方向，是浮戏山脉中一个十分隐蔽的山谷——蛇谷，过小顶山，就到达荥阳市边界，这里有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名叫织机洞。织机洞内发现了许多烧火痕迹、石制品和动物骨骼化石，在研究古人类方面有很大的价值，被考古界誉为“河南第一洞”。在织机洞中，共发现石器2万余件，石器中有大量的刮削器、尖状器、石锥、砍砸器、雕刻器、石锤，另外还发现了一些骨器。从织机洞内的文化层及所发现的遗存来看，从十万年前至一万年前都有人在织机洞里活动，甚至到汉代时还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从补城向东南，在新密市超化镇和平陌镇交界的洧水河边，有座灵岩山，山中悬崖峭壁上有许多天然洞穴，洞里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器、动物骨骼化石，这里也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人们称这里为天爷洞。
由补城周围的天爷洞、织机洞遗址、莪沟遗址等以及流传在新密的诸多伏羲神话传说，张怀洲先生推断，补城就是伏羲的王城。
“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修筑此城需要大量劳动力，筑这个大城，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充足的子民，大量的筑城器具，足够的食物供应，高度的组织能力，而当时能把这样多的生产要素严密组织起来，没有农业文明的发展，没有强大的号召力，没有自上而下的严密政治统治体系，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个时代这样的号召力、组织力非伏羲莫属，伏羲是伏羲部族的首领，到此时开始称王。这是大国的重大政治活动，不是伏羲后裔所建的小小方国所能为的。此城的修筑也意味着当时原始社会结构演化发生了重大发展，表明人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补城是我国最早的具有都城性质的王城。伏羲是中华民族第一个继天而王的圣王。所以补是伏羲的王城。”张怀洲先生说。
张先生的结论虽是推断，但客观而言，也不无科学的成分。
倾听着张怀洲先生的高论，我们登临天爷洞顶，仿佛再次走向不知几千几万年前的往古。俯视脚下，洧水如带，迤逦而去，恍惚间，一个八卦符号出现在面前，那水的缠绕弯曲不就是一个八卦符号吗？想当年，伏羲是否就是看到了水如此流过才顿悟出了八卦？
历史不能靠假设，但历史的形成和发现总存在一定的偶然，谁又能十分确定，数千年前乃至数万年前的历史陈述，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自1977年以来，在新郑裴李岗村西的双河湾高台地上发现了裴李岗文化以后，在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这种文化共同体已发现有120余处，经过发掘和试掘的有30余处。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豫西山地东部边缘的丘陵地带，以及豫中、豫南的黄淮平原地区。此外，在豫北太行山东麓和豫南大别山北麓也有少量发现。从地层叠压关系和一些器物比较来看，它们之间既存在着共性，又存在着各自独特的精神面貌。面对如此庞大和复杂的状况，考古工作者为了便于研究和区分，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新密市（今新密市）莪沟北岗遗址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处。
莪沟北岗遗址，位于新密市南约7.5公里的莪沟村北部的岗顶上。这条群山环抱的岗岭在绥水与洧河交汇处形成一块三角形地带，而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正是古人类居住的最佳环境。它南距洧河约500米，高出现在的河床约70米，面积约8000平方米。
遗址所处的岗顶平缓而宽阔，土质松软而丰厚，是农业生产的良田沃土。只是因岗地突兀，无水灌溉，所以成为靠天收成之地，故当地人称其为“火龙岗”。但是在远古时代，由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这里始终是先民们理想的居住地。
莪沟北岗常年不见雨水，十年九旱，连年减产。为了改造火龙岗，使其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沃土，1977年10月，超化公社莪沟大队社员，在大队干部的带领下，在土岗上展开了一场平整土地的攻坚战。他们一方面在北岗岗脊大面积取土，要将岗脊推平，改为大块良田，一方面在岗地最高处自西向东修筑一条水渠，引河水灌溉土地。工地上如火如荼，人们干劲冲天，不久便挖去了岗地西部的一大半。社员们在取土的过程中，不断挖出大量的陶片、石铲、石镰等文物，扔得满地皆是。
一天，一名女青年在挖土时，一锹下去，挖出一个褐色的人头一样的东西，咕咕噜噜滚向一旁。她被吓得大叫一声，扔下铁锹就跑，还以为遇上了什么鬼怪。这时闻声围拢了一群看热闹的人，他们翻来覆去地查看后，发现原来果真是一个人头骨。有人说，这里可能是座墓，也有人说，里边可能还埋有宝物。于是他们七手八脚便把这片地翻了个底朝天，不出所料，他们除了挖出一些陶壶、陶罐外，还挖出了一套石磨盘。由于当时农民的文物意识较差，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根本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很快一切便归于平静，大家又开始欢天喜地地干起活来，把发生的一切都忘在脑后。
工程指挥部就设在岗脊上，恰好这时县委副书记陈万顺来工地检查工作，他看到出土的文物，于是立即通知县文化馆前来调查处理。密县文化馆文物专干魏殿臣恰巧当时正在举办亦工亦农考古培训班，这正是实地训练的好机会，便停课带领他们来到工地。他们仔细查看了出土文物的地点，确定这里是一座古墓，而且发现出土的遗物与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物一样，也有石磨盘、石磨棒。
他们沿岗地周围进行了勘察，遗址已经被平整土地挖去了西半部，碎陶片遍地都是，俯拾即是，最初的堆积情况已无从考证。他们又在当地群众中进行了调查，有人告诉他们说，挖土的时候经常可以挖出石镰、石斧和鞋底状的石磨盘等物，但都被破坏了。情况急迫，如不立即加以制止，整个遗址很快就会毁于一旦。魏殿臣心急如焚，马上找到村干部，要求他们立即停工，对遗址加以保护，并同时向县文化馆领导汇报了情况。县文化馆又将情况及时汇报到开封市地区文化局，但是文物科负责人崔耕出差不在开封。于是县文化馆派魏殿臣连夜赶往郑州市，向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和河南博物院进行汇报。省文物工作队领导听完汇报后，认为情况比较重要，便派郭天锁、丁清贤与魏殿臣一同于当天赶往新密市调查处理。
第二天上午，他们赶到莪沟北岗，岗上的西北风格外凛冽，站在岗脊向周围眺望，周遭群山耸立，投下阴森森的、幽灵一般的黑影。他们没有顾上休息便开始了工作。为了了解遗址的性质，他们首先清理了那座残墓。收获甚微，剩余的东西已经寥寥无几，只有一些被打碎的破陶片和一些残碎的人肢骨。随后他们在岗顶周围进行认真的调查，根据收集到的资料，他们初步确定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他们发现遗址地面遗物虽然很少，但是时代却很古老，遗憾的是已经被挖去了1 / 4。这时虽然裴李岗遗址已经进行过试掘，但是资料还没有公布，对于它的性质还没有更深刻的认识，不过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发现。郭天锁、丁清贤在魏殿臣的引导下，找到地方政府，向他们讲明了遗址的重要性。地方政府领导十分重视，立即下令停工，将劳动大军调往遗址外的地段去了。
同时，郭天锁接到河南省文物队的通知，让他们立即进行试掘。正是严寒季节，荒山野岭间一派苍凉，除了狂风席卷着满地黄叶外，一点生机都没有。他们忍受着严寒的侵袭，全力以赴投入到发掘工作中。然而这时又下起了小雪，细碎的雪花零零落落地飘向广袤的荒野间，无情地打在他们的脸上、手上，时不时钻进他们的领窝中，使人感到阵阵寒冷。冒着严寒，他们对已暴露的遗迹进行了试掘，面积达546平方米，清理20余座墓葬和灰坑，发现了一批罕见的文物。
结束发掘任务，郭天锁一行回到郑州市，他们向河南省文物工作队领导详细汇报了发掘情况。从出土遗物看，显然莪沟遗址出土的器物同裴李岗文化性质基本相似。这时期裴李岗遗址才经历过第一次发掘，虽然已确定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但因发掘面积小、遗迹不多而对其内涵还不甚了解。此次莪沟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无疑是对裴李岗文化的一种补充，从而使人更进一步认识了这类文化遗址的内涵。
为了进行深层次的解剖和探索这类文化遗址的性质，河南省文物考古队决定再次对莪沟遗址进行大面积发掘。1978年3月初，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派杨肇清为领队，由李绍连、郭天锁、丁清贤、赵世纲和密县文化馆的魏殿臣，以及培训班的学员组成的考古队正式进入莪沟遗址。这次发掘前考古队曾做了充分的物资准备，因此比起第一次发掘，无论是生活方面，还是发掘技术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进。
当时莪沟遗址在平整土地时曾遭到严重破坏，仅余8000平方米。考古队在大面积试掘前，经过认真的勘探和测量后，自西向东，从北到南统一布下探方、编上序号，然后进入正式发掘阶段。发掘期间，考古队居住在岗下的沟旁，而发掘工地却在高达70米的岗顶，每天考古队队员们上下工，都要沿着崎岖的小路往返数次，而且极目所见尽是光秃秃的土岗和一片空旷辽阔的蓝天。这里的生活缺乏激情、缺乏色彩，但发掘者们却仍然干劲倍增，充满着信心。
经过全面的钻探，考古队在遗址西部和西北部找到了氏族墓地。它们排列有序，墓向一致，显然是经过统一规划的。然而这些墓葬清理起来却不容易，就连发现它们也十分困难。这些墓葬多数位于遗址的最底部，而且是在生土中营造墓穴。放进遗体后，又将挖出的土回填进去，夯筑结实，与正常的地面几乎没有两样，所以不具有一定的经验和技术，就很难辨认出墓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