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1:30
郑彼岸（1879—1975），广东中山人，少年有神童之誉，后赴日本留学，结识孙中山并接受其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与林君复等策划香山起义。1908年创办《香山旬报》，1910年加入刘思复组织的支那暗杀团，试图暗杀清朝摄政王载。1911年回香山县组织群众响应起义，又与林君复共率红巾军支援广州起义。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广东都督府委任郑彼岸为香山县第一任县长，但他婉言辞却，无意仕途。龙济光祸粤时，郑彼岸在1914年因受到广东都督府通缉而逃往美洲，飘泊20余年。1937年，中山市县长杨子毅深知其人学识渊博，精通古学，治学严谨，勤于史实考据，特邀请他回国主持编修县志。抗战时期中山市沦陷，他迁居香港特别行政区，修志因此暂停。1946年，郑再次受聘主持修志。1947年中山成立文献委员会，修志工作纳入文献会，他仍任主委。在此期间，他手订编志大要、体例，搜集大量史料，把修县志作为晚年的主要事业。中山解放后，他转任中山纪念图书馆馆长，1951年调省文物委员会，不久任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郑虽信仰无政府主义数十年，但通过实践最终认识到不可能实现，故晚年转变为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1975年病逝，终年96岁。
郑彼岸，1906年与林君复等衔孙中山命，负责策划香山起义。1908年创办《香山旬报》，以文章声讨清朝。
1910年、1911年参加刘思复秘密组织的支那暗杀团，冀图刺杀满清政府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郑彼岸与林君复回国后在澳门组织的中国同盟会南方统筹总支部，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秘密组织武装活动。1911年回香山组织群众响应起义，并率领武装入城。县城光复后，又与林君复共率红巾军支援广州起义。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广东都督府委任郑彼岸为香山县第一任县长，但郑彼岸婉言辞却，无意仕途。龙济光祸粤时，于1914年因受到广东都督府通缉而逃往美洲，飘泊20余年。 1937年，中山市县长杨子毅深知其人学识渊博，精通古学，治学严谨，勤于史实考据，特邀请郑彼岸回国主持编修县志。抗战时期中山市沦陷，郑彼岸迁居香港特别行政区，修志因此暂停。
1946年，郑彼岸再次受聘主持修志。1947年中山成立文献委员会，修志工作纳入文献会，郑彼岸仍任主委。在此期间，郑彼岸手订编志大要、体例，搜集大量史料，把修纂县志作为晚年的主要事业。中山解放后，郑彼岸转任中山纪念图书馆馆长。
1951年调省文物委员会，不久任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郑彼岸虽信仰无政府主义数十年，但通过实践最终认识到不可能实现，故晚年转变为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
1975年病逝，终年96岁。著有《孙子年考》。
1904年郑彼岸、林君复、刘思复、郑仲超等7人留学日本时，得识孙中山，后来“郑彼岸、林君复等衔孙中山命，负责策划本邑起义”。
1906年林君复、郑彼岸等回国后，即以郑彼岸为主，在本邑创办《香山旬报》，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以林君复为主在澳门，创立先称“醒同仁”后称“仁声”的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910年，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从日本回来的上述几位以及从南洋回来的谢英伯、林了浓等会合，在澳门建立中国同盟会南乡统筹总支部，任务主要是组织民军，进行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同盟会香港总机关决定广东省要首先在香山县发难。林君复、郑彼岸、林警魂等当即集结力量，把民军和驻守在前山的新建陆军，与小榄李就、伍顺添领导的绿林军等结合，共举起义。李就领导的绿林军首先于11月2日在小榄起义。接着是以驻前山的新军为主力，在营长任鹤年的指挥下于5日在前山起义。最后由林君复、郑彼岸和林警魂等兵分隆都、良都二路于11月6日进攻石岐街道。因所向无阻，万众欢呼，“沦亡于清朝二百六十余年之县境，遂告光复”。
澳门同盟会成立后，就全力以赴准备策动香山县起义，新任主盟人林君复与莫纪彭、何振、郑仲超等负责策动驻在前山的新建陆军，郑彼岸等负责策动驻在香山县城的防营、团练。驻守前山的新军约有2000馀人。北伐军
国民革命军接管政权后，十八日在水关门协镇衙门（旅司令部）公推黄龙彰、郑雨初主军政，在高氏大宗祠设立民政部，公推郑彼岸、高拱元和一些士坤主持民政事宜。
当时广州市仍未光复，总督张呜岐，水师提督李准企图顽抗，派兵船“江大号”运兵前来镇压，当江大舰到达石岐港口外海时，发现沿岸军民严阵以待，便勿忙撤退，当晚前山起义大军全部到达，人心大定。
十九日，以前山起义军为骨干，编成“红巾军”，仍由任鹤年为司令，何振为副司令，莫纪彭为参谋长，即日由郑彼岸，林君复统领向广州进发，驻扎在荔湾区一带，由于军纪严明，深得市民欢迎，不久，改编为北伐军，随后北上，“南北和会”结束后，始告解散。(唐有淦)
宣统二年（1910）农历正月，中国同盟会在广州市发动的“庚戌新军起义”失败后，清廷为了省垣的安定，将一个标（团）的新军调防到毗邻澳门的前山城驻防。这支由“广东督练公所”以西式武器装备、训练的劲旅，自标统（团长）以下各级军官，均系由陆军学堂毕业进步青年，富有爱国思想。其中营长任鹤年（湖南人）是同盟会中坚份子，很快就与澳门同盟会支部的林君复（玉盟人）、林警魂、萧楚碧、箫叔鸾、郑仲超、刘卓棠等人取得
联系。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广东省方面驻香港同盟会机关，决定先在香山县发难。当时议定，由林君愎、林警魂两人主持澳门同盟会总机关工作，由林君复、莫纪彭、何振、郑仲超负责策动驻前山新建陆军。郑彼岸等人负责策动石岐城防营及附近各乡游击队。同时先派萧聘一及箫世冰兄妹在石岐城正薰街（今民生北路）萧聘一宅内设立机关，作为党人会议及秘藏军火之用，革命经费的筹集，则由林警魂在澳门担任策划。农历九月初十，小榄局绅何倍樵（同盟会员），获知武昌起义成功，立即与当地游击队首领李就成、伍顺添等取得联系，突袭小榄团练局，缴获大小枪支二百余杆之后，立即召开民众大会，针对民众对土豪劣绅长期压榨、剥削的不满情绪，提出“打倒清朝、有平米吃”的口号，获得群众的支持、拥护，全镇高竖反正白旗。次日，驻剖石岐街道的协镇（旅长）马德新率领防勇数百名，乘小轮沿河而上，企图扑灭义军，何倍樵、李就成率领义军迎击清军於沙口沿河一带，激战三四小时，把官军打得狼狈撤退，马德新在途中被义军俘获。小榄起义成功消息传到澳门，以前山镇恭都小学堂（后改称凤山小学）为活动基地的党人苏默斋（苏曼殊兄长）、刘希明、陈自觉、陈永安（陈芳孙儿）齐集在陈芳祖居石室内策划起义。经过与驻军营长任鹤年取得联系之后，于农历九月十五日（公元1911年11月5日）傍晚，在一声暗号之下，前山城遍竖白旗，标统何某仓忙从城墙槌下，向澳门逃去，前山城就在兵不血刃情形下起义成功。次日众人推举任鹤年为起义军司令，何振为副司令
、立刻向石岐街道开拔，配合小榄义军进攻石岐城。
“香山起义”前山起义成功后，林君复立即兼程返抵石岐，在正薰街萧宅召开党人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发动起义，派人飞赴附城各乡，通知立即向石岐进军。十七日下午，溪角乡由刘卓棠统率，龙聚环乡由刘汉华统率，象角乡由彭雄佳统率，豪吐乡由高胜瑚统率，坎下乡由梁守统率，港头乡由胡孔初统率，安堂乡由林秀统率，申明亭乡由扬落云统率，南文乡由箫某统率，总数有二三千人。统军人物有些是华侨，有的是学生，有的是绿林豪杰，各队人马先在龙王庙集合，分成两队，一队由梁守统领由南门入城，一队由郑彼岸统领由西门入城。当时由于协镇马德新率兵
去镇压小榄起义，一时间形成军中无主，守城的防勇四散逃命，由西城门入城的义军乘机占领县衙，由王作标带领的亲兵乘势发难投身革命，县知事谭寿*见大势已去，俯首投降，按照起义军的指示“出榜安民”。国民革命军接管政权后，十八日在水关门协镇衙门（旅司令部）公推黄龙彰、梁鸿*、郑雨初主军政。
郑彼岸（1879—1975），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者和文史事业的前驱。前不久，在郑先生前的广州市寓所内，发现了一本《为彼岸先生祝寿》文集。这是一九四年郑先生的好友、同事、学生为纪念他七十寿辰而写成的二十篇文章。这些文章记述了建国前郑先生大半生的思想言行，是研究他的重要资料之一。对每篇文章，他都曾认真修改过，到处都有他的笔迹。由此，我们可见这位古稀的老人正确对待自己，身体力行，善于听取、接纳别人意见的态度，我们捧读之后，深受感动。此集一直为他自己珍藏，留作纪念和自励。从这二十篇文章里，并拜访了该集的几位作者前辈，如郑凌、郭浩如、毛佩卿等，通过他们回忆介绍，我们逐步加深了对郑先生的思想、性格和为人的认识，了解到郑先生不仅是一位执着地追求真理、爱国为民的民主人士，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为了宣扬和学习邑中贤达的品德情操，启迪后人，现试对郑先生的思想言行作一初步探讨。
从无政府主义者到拥护马克思主义
郑先生是在封建社会的营垒里走出来的旧知识分子，由于他善于接受先进知识、先进思想，所以，他的步伐是坚定地走向光明的。他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信仰者，“打倒一切偶像，铲除一切阶级“是他几十年来坚守的信条。他认为社会一定可以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全人类自由、团结、平等的最高境界。但这一理想却是建立于个人奋斗、个人解放的基础上的，所以，他当初的信仰是有其时代局限性的。但他同时又接受了民主主义，他参加同盟会，跟随孙中山生生进行推翻清朝的斗争。一九一零年春，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时，就参加了刘思复秘密组织的“支那暗杀团”，谋刺清廷官吏，为争取大众的自由，做过许多工作。几十年来，他都淡薄名利，不当官，不做长，而乐于助人，扶助弱小；他精通古学，学识渊博，却不洁钓誉，而是热心教育，关心青年，因而受到众人的爱戴。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来越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越加广泛，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解放前夕，在他七十寿辰的宴会上，面对一些与会者祝贺和恭维，他公开宣布：“刚才几位尊贵的朋友称赞我信仰无政府主义，四十年如一日，惭愧得很，实则我已经成为安那其的叛徒了。“这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标志。在时代的冲击下，通过与一些共产党员进行思想交锋，他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行不通的，要救中国只有共产主义。他终于抛弃长期的政治信仰，勇于接受真进，逐步成为一个拥护马克思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人士，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以后迎接中山市的解放和参加建国后广东省文史研究工作中，他都作出了贡献。在解放前夕，他以高涨的政治热情、勇敢的有 的行动坚守岗位，安定民心，勉励中山修志处和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加强团结，保护图书、文物和所有史料，这是对人民的巨大贡献功绩不可泯没。
革命前驱，亦武亦文
几十年来，不管是参加民族革命，还是迎接祖国解放；在国内或在国外，他都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那爱憎强烈、是非分明的品格受到世人的推崇。
郑先生少负神童之誉，科举时代曾获童子试冠军。而他对清朝封建统治十分不满，在清末一次演讲会中，他举起自己的辫子说：“此豚尾耳。”一座为之大惊，而郑先生意气自若。后来，他放弃举子的功名，到日本东京游学，与孙中山先生相识，接受其民族革命理论，遂加入同盟会。一九零八年，他返回香山县，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他创办《香山旬报》，以文章声讨清室，唤起民族觉醒。当时由于《香山旬报》宣扬民族革命，故报贩不敢派，郑先生则亲自去派报。一九一零年，他与林君复受命在澳门设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积极吸收会员，扩大组织，并对从广州市调驻前山的新建陆军和前山边防军的官兵做思想工作。一九一一年，他返回香山，策动城乡兵勇和组织群众接应起义。是年农历九月十六日，香山县响应武昌的武装起义，他身先士卒，率领革命武装入城夺取政权。光复县土之后，又与林君复共同率领他伍（红巾军）支援广州起义，受致电广州民热烈欢迎。红巾军纪律严明，被认为是最遵守纪律、爱护人民的地方武装之一。后因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在捕革命者，郑先生才避往美洲。在这期间，他或做店员、报贩、洒家佣工等自食其力；或做教师，向华侨子弟灌输祖国文化。在加拿大，曾因组织华人工党，维护侨工利益，而被驱逐出境。
淡薄名利，乐于助人
郑先生一生淡薄功名利禄，他放弃高官的事迹，广为邑人传诵。事缘一九一二年，郑先生因策动香山县县的民军起义有功，被广东省都督委任为香山县长。他接接到手令后，却不赴任，而去活动当时的士绅举行民选县长。由清朝开海禁起，香山县便一直是官场中人物羡慕的地方，不少达官贵人不惜尊降贵争当中山县长，视之为肥差美缺。买官和钻营之风甚盛，而郑先生不但不居功作进身之价，反而放弃肥缺，甘愿过清苦的生活。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成为美谈。一九四六年，他又对县当局给他的县参议员一职，在报上登出启事，声明不当，而乐于接受担任实干的文献修志工作。郑先生还乐善好施，扶助弱小。他曾创办保育善会，帮助孤苦百姓。他飘泊美洲𩽾𩾌二十多年，用血汗捕得的金钱，全施予穷苦的人。归国时，除百余卷书压囊外，只得两袖清风。沦陷期间，他在乡下头，生活清苦，但朋友、师生遇到困难，他总是有求必应，倾囊相助。光复后，石岐郑族人重建聂氏宗祠，郑先生利用这个机会，办起义门小学，专门吸收失学的贫苦儿童，他自任校长，曾将一个学期应得的薪金全部捐出为免费学额，让贫苦儿童有机会读书。
热心教育，爱护青年
郑先生有四十年教育家之美誉，以教育乡村儿童为乐。一九三七年春，他从美洲回国，不及一年，日寇已侵入中山乡濠头村居住，并执教于乡村，借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一县境。郑先生避难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久，香港亦为日寇侵占。他回故九四四年，他与族入创办五峰中学，并任教职。由于筹集经费困难，所得薪金并不足以糊口。当时，岭南大学澳门分校欲聘请郑先生为教授，但他为了坚持办好五峰中学，没有答应任教，放弃了月薪五百元澳门币的美缺。其高风亮节，可见一生。
郑先生青年更是关心爱护，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郑先生由于办学和负责文献会工作，认识了一批青年，他经常不辞劳苦帮助他们找职业，对有才干的青年更是关心备至，引导他们不断进步，从而受到青年尊崇和爱戴。一九四六年初，一位与郑先生曾共事半年的青年（共产党员云），在五桂山区被前来扫荡的中国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郑先生与去共事期间，曾因信仰不同发生过思想交锋，使他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者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好人。所以，当云的妻子求救于郑先生时，他安慰她说：“云是好人，好人所受的苦难是终会解除掉的，我一定替你设法！以后，他为了营救那位青年出狱，不时冒着大暑天由乡下跑上石岐街道。由于事情不能马上解决，被捕青年的妻子不时背着六、七个月的孩子下乡探听消息，郑先生总是尽力安慰她。当郑先生了解到她生活困苦时，还叫家人把抽屉里的钱尽数给了她。后来，靠着郑先生的多方努力，亲自作保，把云救出牢狱，同时聘请他在刚成立的修志处工作。
郑先生还救过两位青年，一位是清末被人诬控的徐桂，另一位是他的同志刘思复。在当时“匪”与“乱”的关头，郑先生敢于冒这样大的风险，是为了维护人权，保护人才。这需要很大的胆识和勇略，是十分难得的。
学识渊博，主持修志
郑先生因有赤子之心而受人尊崇，而且，他那渊博的学识也令人钦佩。由于勤于历史考据，治学严谨，坚持不懈，故精通古学，卓有成就。
郑先生所作《评广东文物展榄会》两文，曾震动当时文坛。缘由一九四零年，简又文、叶公绰等在香港般咸道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广东省文物展榄会”。主持人标榜展榄会的主旨是“研究乡邦文献发扬民族精神”。其时郑先生避难香港特别行政区，他在参观后，立刻指出该会有五十多件展品有违民族精神，乃以“宝筏”笔名，写了一篇题为《评广东文物展榄会》的文章，在上海《宇宙风》第一百期发表。简又文即著文展开论辩，郑先生继续在《宇宙风》发表第二篇文章。两文旁征博引，史料丰富，证据充分有力，论证详博。特别是对邑人何吾绉、伍瑞隆的降问题，他新闻记者过二十种史籍，在文中就何吾绉降清列举大量史实，进行无可置辩的考证和论断，使人为之折服。此事足以表现郑先生治学的精神，以及对乡邦文化研究的特殊成就。
郑先生曾两次主修中山县志。一九三七春，他受当时的县长杨子毅的邀请，从夏威夷返国主修县志。他遍访大江南北历史学方志专家，与他们磋商志例等问题，并搜集大量文献，以及各县志书数十种，以资参考。可惜不及一年，抗战开始，本邑沦陷，他迁居香港特别行政区，仍继续工作。继后香港沦陷，修志因此而停止，所征集的重要志料大部分付诸劫火。直至日军投降后。一九四六年秋，由中山市参议会建议成立了修志办事处，仍聘郑先生为县志主篡。一九四七年，修志纳入文献工作，改为中山县文献委员会，郑先生仍任主委。当时文献会以报纸和刊物两种形式出版有关中山文资料。郑先生对于县志编纂手订大要，体例精严，纪述侧重社会方面，注重外患。而且提出，烈女不必另设类自，以破除歧视妇女的观念，如有可传者，只记述懿行才艺，至于节烈异行不宜宣传；风景不宜沿用八景，凡古迹名胜照片应随文附刊。又提出增加民系氏族俗等部门，并厘正前志之讹廖。他认为修志事关重大，不能求之速成，宁可多些时间，考证确实。由此可见，郑先生识见过人，治史严谨认真，故被公认“对邑乘，研究之深湛，庋藏之丰富，民国以来，县上恐无出其右者。”郑先生把重修县志作为毕生事业，可惜未能完成，成为终生遗憾。
接近群众，重视民间文学
郑先生非常重视民间文学，经常收集和研究民俗音乐、谚语、方言等。他在濠头任教时，曾与村夫、牧童为伍，去发掘乡村的宝藏——歌谣、民谚，如濠头当时流行的灯棚歌等。在这些歌谣里去采集活的语言，并创作了《新新乐府》这些诗歌是采人民的语言加以净化，融合自然的韵律，使之充溢着新鲜活泼的气息，而其取材是沦陷期间受苦人民的生活实录。这是用人民的语言，呼出人民内心的哀愁、疾苦与欢欣的诗歌。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篇《走翠薇》，是描写日寇统治区苦斗的一个小孤女长途负贩养母的动人故事。由于诗歌内容真实，充满朴素的感情，所以，能激起读者内心的共鸣，一时为之传诵。其中有的在《香风》周刊发表，有的被人转抄流传。同时，郑先生经常鼓励一些有才学的青年专心致力民俗学的研究，到民间采访、搜集山歌民谣，并把一些外国民俗学研究书籍送给他们进行研究，希望以备异时纂志之用。一九四九年，中山解放，文献会奉令停办，修志也暂时停顿，郑先生转任中山纪念图书馆馆长。一九五一年，郑先生被调到广东文物保管委员会任职，不久，改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郑先生在文史研究工作中毕其一生。他晚年一直坚持看书学习，并用北方话拉丁语拼音文字做日记，虽年事已高仍然不懈学习，追求新知识。他卒于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享年九十六岁。郑先生不论作为革命者，或作为学者，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值得后辈纪念的。由于我们未能亲聆教诲，且掌握的资料有限，只能对他的生平作粗略的探讨，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敬望先生生平友好及有识之士加以更正、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