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1-17 09:03
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缩写QE），主要是指国家银行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以鼓励金融机构开支和借贷，也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
量化宽松政策的根本目的是打破“流动性陷阱”，在名义利率接近零的情况下影响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从而使实际利率为负，刺激银行放贷，达到增加消费和投资的目的。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看，量化宽松是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其与前瞻性指引、扭曲操作、未来货币政策承诺一并被美国经济学家佛雷德里克·S·米什金（FredericS．Mishkin）视为四类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量化宽松政策会使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导致基础货币的供应量扩大，可能会是短期内刺激经济的强大力量，也可能在未来导致通货膨胀等问题。
日本被称为量化宽松的“始作俑者”。1985年日本与美、英等主要国家签署《广场协议》，自此日本经济发展持续下行，日本试图通过低利率带领经济复苏，然而事与愿违，日本经济泡沫不断扩大。在经历房地产泡沫破碎以及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央行在1999年推出了零利率的货币政策，虽然日本经济在该年出现了0.5%的正增长，但仍无法刺激企业增加投资，同时零利率导致国际游资撤离、本国资本外流、财政赤字扩大，日本陷入“流动性陷阱”。面临“零约束”的日本央行在2001年“创造性”的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央行以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账户余额为货币政策目标，加大力度购买长期政府债券，承诺在CPI回归为零或恢复正增长之前会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
日本中国人民银行单独量化宽松政策产生了以下三方面的影响：（1）重塑市场利率预期，显著降低日本短期和中期利率水平（2）央行负债表的调整及货币基础扩张带来的组合再平衡效应并不明显，即投资者并未因为现金增多而调整自身投资组合（3）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企业融资环境得到改善。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在极度恐慌中，各市场主体（银行、非银金融机构甚至投资者个人）大量回笼现金，为稳定市场传统货币政策已经运用到极致，财政政策几无扩张空间，以伯南克（BenShalomBernanke）为代表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开启了以量化宽松和前瞻性指引为代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为金融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也将其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称为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arge Scale 资产 Purchase，缩写LSAP），如美联储购买大量长期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住房管理局资产，并将其维持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其大概思路是：通过囤积，减少市场上流通的证券引导价格上涨、利率降低，刺激住房和相关市场的总体需求。
QE1：2008年11月（至2010年4月），美联储陆续推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期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购买了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加上其他债券累计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约1.7万亿美元。这一系列操作导致美联储负债急剧扩张（2.5倍），资产负债表也更加多元化，同时住房信贷市场趋于稳定、流动性显著改善，基础货币大幅增长，货币供应增加相对温和。
QE2：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开始，美联储陆续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累计购买了85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与第一轮量化宽松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明显下降不同，到达第二轮量化宽松预期兑现时，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没有大幅下降。
QE3:2012年9月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宣布每月购买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直至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显著改善。第三轮量化宽松以降低美国失业率为政策目标，所以并未对购买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总量做出承诺，而是将结束时间与失业率挂钩。
QE4:2012年底，为了替代到期的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美联储推出了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每月采购45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与扭曲操作不同，不在通过出售短期国债为长期国债购买筹备资金，同时超低利率在就业率低于6.5%且通胀高于2.5%前会一直执行。
美国次贷危机后欧洲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达到1%历史最低水平的背景下，欧洲央行继美国之后于2009年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截至2012年末，欧洲央行累计持有欧元区成员国公债超过700亿欧元，其量化宽松政策由三个计划组成：2009年5月至2010年6月的担保债务购买计划（CBPP）、2010年5月至20012年5月的政权市场计划（SMP）和2012年6月之后的完全国币交易计划。欧元区的量化宽松政策有以固定利率向金融机构提供支持、使用传统货币工具为主、采取变相资产购买计划的几个特点。
2024年4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购买国债备受市场关注。针对“央行购买国债意味着量化宽松 (QE)操作即将开启”的观点，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央行购债不等同于QE更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此举有利于缓解后续特别国债、增发国债等供给压力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并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实现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推动，与一些发达世界经济体央行在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用尽情况下，被迫大规模单向买入国债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是截然不同的。
量化宽松在挽救宏观经济，避免经济大萧条方面功不可没，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发行货币购买大量的债券为金融系统注入了流动性，降低金融市场风险和融资成本，一定程度也促进了投资和消费需求。
大规模量化宽松使大多数经济参与者对未来经济活动的预期变得更加乐观，金融市场迅速调整、实体经济短时间快速扩张，货币政策时滞缩短甚至可以忽略，但是预期改善带来的经济恢复和上升过程难以持续，随着预期改善消失，经济活动阶段性停顿或放缓，最终导致全球经济体的价格水平产生了一种脉冲式的影响模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盛行会带来货币对实物的大幅贬值，各国货币贬值不可避免，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与物价预期将被打乱，经济增长和物价的波动均明显加大。另外即使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并成功预防通胀也不一定能确保经济立刻进入持续增长轨道。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所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都是摆脱危机的努力，量化宽松政策给资本寻找到新的扩张空间，但并没有消除或限制危机产生的根源。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摆脱通货紧缩采取的一系列解救经济的措施，根本无法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同时还会直接导致全球资产泡沫进一步急剧膨胀，甚至有可能引发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货币战争。量化宽松是在向世界转嫁债务。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亚洲国际地产投资交易会上发表讲话说，美联储新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策略，这种政策火雨会刺激美国经济实现增长，但是别的国家却可能因此付出代价。
加强跨境资本监管防范热钱流动大幅波动；推动外汇储备“去美元化”和投资多元化；稳定国内有效需求防范金融市场动荡风险；适时在国际多边场合剔除中国利益关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着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
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制定运用于储备干预外汇市场的战略及储备管理指导意见，建立统一、多层次的管理，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外汇储备经营机构，建立详细的外汇储备结构调整计划实现多元化，中国人民银行内设立汇率司；促进中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鼓励外资企业境内融资；积极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促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最终实现减持外汇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