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炳奎(1907~1937),原名祖进,别名绍南、绍光、陈珊。福清县阳下街道沶头村人。1928年考入福州乌山师范学校后，先参加共青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与何文成等发动福清籍同学参加反帝大同盟,并创办《融声》报,大造革命舆论。1931 年夏,考进金陵大学农学院,后转学上海持志大学,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受中国国民党当局通缉,未毕业即离校回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秋,任中共福清特支委员。1933年11月，与余长钺等在福清县城组织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支持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抗日反蒋的政治主张。1934年初,任中共福清县委委员,在北西亭一带进行抗日反蒋活动。6月组织并参加南西亭武装起义。1935年5月,任中共福清县委书记,与陈金来一起积极发动群众,支持配合闽中游击支队,以罗汉里为根据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1937 年初,任抗日救国会福清工作委员会秘书，同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与余长钱、黄孝敏等难友一起团结战斗,坚贞不屈,同年6月23日英勇就义。

人物生平

陈炳奎，原名陈祖进，别名陈秀南、绍光，化名陈珊，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出生于福建福清阳下乡沶头村。

炳奎出身于农民家庭，童年时父亲陈振春被疾病夺去生命，长兄陈祖筹到福州瑞祥钱庄当司帐，以薄薪养家糊口,次兄到印度尼西亚谋生病逝海外，妹妹送人作童养媳。母亲对炳奎寄托殷切期望，克服困难送他到学校读书，1925年小学毕业后又送他到福州市上初中。家庭的境遇，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下的牛马生活，使炳奎逐渐萌发解除劳动人民痛苦的思想,在福州读书时自己节衣缩食却经常把衣服,食物分给穷苦同学，家里给的一点零用钱也拿出来与穷苦同学一起花。

1928年夏,炳奎初中毕业,考入乌石山省立福高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全国笼罩着蒋介石血醒统治的白色恐怖。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刊，认识到要改变民不聊生的局面必须革命，“改进”那些不能推进社会发展的东西。在党组织引导下,他投身革命活动,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嗣后转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的指示，与何文成等组织福清留省进步学生加入反帝大同盟，星期六与节假日晚在学校望耕亭秘密集会，布置散发传单，揭露鞭挞中国国民党反动势力勾结帝国主义欺压人民大众的罪恶行径。

为传播新思想，他创办《融声》报，常彻夜撰文，与同学一起编辑印发。他的文章深刻犀利，富有鼓动性，表现了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气概。1930年12月11日， 炳奎参加福州党团组织的为纪念广州起义三周年举行的示威游行。李光等相继被捕。炳奎、何文成等利用《融声》报声讨反动军警镇压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的罪行，呼吁各阶层特别是教育界人士声援被关押的李光等。

1931年夏，炳奎高中毕业，考入金陵大学扬州大学农学院农业专修科。长兄把家里仅有的三、四亩地卖掉二亩供他上学。一学期后，炳奎认为农村土地集中在极少数地主手中，耕者无田，在地租和万税高压下，只靠农业技术解决不了农民生活问题，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才有农民的出路，毅然离开农专转学上海持志大学。在上海与许多进步人士密切联系，每逢星期日不是在复旦大学开会就是在美专学院活动，发动各校同学向全市商店、居民、市郊农民进行宣传，募捐，支援抗日。他紧缩生活费用购买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利用空隙时间认真阅读，在各页加眉注，写学习心得，读完寄给亲友，扩大马列主义传播。

1932年7、8月间，中共福清特支成立，炳奎任特支委员。11月与上海市、南京等地读书的返乡青年学生成立酝酿已久的进步文化团体，定名“同攻读书会”，宗旨是共同攻读马列著作，共同向一切反动派和社会黑暗势力作斗争。该会是福清最早介绍马列主义、进步书刊给青年学生的公开社团，通过会员赠送、购买等办法，选藏两千多本新时代书刊，如《马列主义启蒙读本》，政治经济学，哲学著作，鲁迅、田汉、郁达夫、茅盾等的作品，会员达300余人。“同攻”还出版会刊，搞文艺演出，一开始就十分活跃。12月在城关中涧寺公演《阿Q正传》，炳奎饰赵太爷，该剧在群众中引起反响，也引起反动当局注意。

1933年，炳奎继续求学上海市，为避上海反动当局逮捕, 奉命回福清逃行革命活动，经常于夜澜人静时撰写文章,油印宣传材料。为隐蔽斗争需要，他留长发，穿西装，着旗袍，遇紧急情况脱去乔装或剪掉长发。9月，经友人、玉融小学校长吴绍微介绍，任教融小，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9月19日，上午10时，在明义中学读书的余长钺因身份暴露被捕。敌搜查其行李时发现炳奎的文稿和进步书刊,11时即派人到融小追捕炳奎。炳奎与敌人及吴绍徽迎面遇上，在吴暗示下即行离校，并叫侄儿陈应明赶回融小转移书刊文稿以防搜查。是晚，瞥察封锁城门，炳奎于午夜在朋友帮助下翻城墙走脱。同攻读书会也因“ 通共”被封闭。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特赦政治犯。炳奎与何文成等特到福州市迎接获释的余长钺。长回县，增强福清特支的领导力量，他们决心大干一场。首先在县城组织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扩大反蒋抗日的政治影响，接着在龙田、高山一带组织农民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并占领北西亭小学这一阵地，不断向学生及家长宣传革命道理，控诉封建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同时在北西亭一带创办夜校，组织文艺队，排演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深入各乡巡回演出。炳奎与文成县经常餐风宿露，昼伏夜行，奔波于北西亭、海口市等地，这一带农民群众觉悟不断提高，人心向着共产党，许多青年因而走上革命道路，有几个后来成为革命骨干。泳头村成为抗战时期党领导福清武装抗日斗争的重要据点。

次年初春，福清县委成立,炳奎任委员。在城关产塘街召开县委会议，余长钺传达省委的形势分析，会议确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宜在敌控制较严的城镇开展活动，应深入偏僻乡村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壮大自己力量。根据会议安排，炳奎与长钺在北西亭一带组织反帝倒蒋抗日宣传队，到各乡贴标语，开展抵制烧毁日货、打击奸商等活动。他俩本准备举行北西亭起义，因地方豪绅向当局告密而改变计刘前往南区，协助文成县等在南西亭一带举事。

南西亭背山靠海，与江阴岛一海之隔，山路崎岖，交通不便，是开展游击活动的好地方。当时连年发生旱灾,当局照样横征暴敛，地主收租逼债有增无减，起义具有客观有利条件。炳奎、文成等深入龙田、江镜、海口市一带偏僻山村进行宣传、发动，6月下旬的一晚，集中在玉瑶村池亦妹仔家落实起义准备工作。次日,龙田的西安市、赤坑、蟹屿、南西亭、糗下，江镜的城头、玉仑，海口的南、东阁等地的百余名起义队员集中洋门，成立“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福建游击队闽南第一支队”。总指挥何文成，陈炳奎、余长钺、陈金来等直接参加起义队伍。行动口号是“打倒地主豪绅”“减租减息”“ 耕者有其田”。下午两点多，队伍擎镰刀斧头旗帜浩浩荡荡出发。为扩大影响，沿途贴标语散传单,每到一村群众都放鞭炮欢迎，煮饭、烧水接待。斗争整整持续3天，先后到观元、塔石、山兜、蟹屿、海头等村收缴地主豪绅枪弹，焚毁田契债据,没收金银等物，并把没收的百余担粮食和部分布匹、衣服等分给当地贫苦农民。

第四天早上，县保安中队长林学康带五六十名军警前去弹压。起义队伍化整为零转入地下。这次起义刹下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扩大了革命影响，教育、锻炼了人民群众，为以后的武装斗争训练了一批骨干。

1935年5月闽中特委成立后，炳奎任福清县委书记。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炳奎日夜奔波于闽中各地，宣传党的“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7年初，陈炳奎与余长钺等成立“抗日救国福清工作委员会”，余长钺任书记，陈炳奎任秘书，此时，陈炳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抗日救国工作中去。他公而忘私，连家庭也无暇过问。有一次，他母亲重病，其兄陈亮卿到处寻找，要他回去看望，他以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历史故事说服哥哥，说明他无暇顾及家中事，要求哥哥多负一份家庭责任。正当他专心致志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他光荣使命时，不幸的事发生了。

1937年2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特委执行委员黄孝敏、余长钺、潘涛等在莆田县梧塘镇洪渡村被国民党特务队和宪兵逮拥。16日， 叛徒薛文魁、陈依桂(两人原为地下交通员)又带便衣特务到福清诱拥陈炳奎。19日，陈依桂找到陈炳奎，以“特委交通员"身份谎称余长钺在莆田市等候，要陈炳奎马上赴管。陈炳奎不轻易相信，推辞不去，陈依桂的阴谋未能得逞，又以其它工作名义，与陈炳奎约定了见面时间、地点。22日，陈炳奎到南西亭附近的路下村王其煤家应约，3时许,叛徒带两个便衣特务把他抓走，先押到渔溪车站，又送至宏路宪兵队，第二夭转到福州市，与4位闽中特委领导人-起，被关押在福州宪兵团部。

驻在福州的宪兵第四团，是1933年底福建事变后从南京调到福建的一支特务武装。1934年4月，宪兵四团在福州破获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曾受蒋介石通令嘉奖。这一次又一举捕获闽中特委的5位领导人，自然又使他们欣喜若狂。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设想这5个共产党重要干部也会和3年前的陈拱北(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之流一样，在酷刑下屈膝投降，进而把中共闽中地下党一网打尽。然而，他们的设想太天真了，高兴得太早了，这次他们俘虏的对手是铁骨铮铮坚贞不屈的硬汉。

敌人是掌握陈炳奎等5位领导人的真实身份的，但他们被捕时，敌人只搜到一叠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名义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要求抗日救国的传单。敌人从陈炳奄身上搜出挂表一块、钢笔一支、牙刷一把和空白的日记本一册，再没有查获别的什么证据。陈炳奎一被押到宪兵团部，敌人便对他进行审讯。他和其他4位难友一样，承认自已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但自1934年4月福州市委被破坏后，脱离了组织。敌人无所获，又妄想用叛徒提供的他加入过“救国会”组织作为炮弹，从他身上打开缺口。炳奎面对强敌嗤之以鼻，严词痛斥:“参加救国会，做抗日救国工作，是由于国难家仇的驱使，是出于对爱国热情和对日帝入侵的义愤，何罪之有?”敌人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好暂时把他搁置在那里。1937年3月5日，敌人对他进行特讯，劝他自新。他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们为着抗日， 参加救国会，没有什么好自新。”

陈炳奎身陷囹，心里想的是党，是党的事业。囚禁期间，他想方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3月30日，他写给侄儿陈应明的第一封信寄了出去。这封信表面看是写给亲属的，实际上则是向党组织报告自己及4个难友被捕的经过和在狱中的表现。信中说:敌人从4个难友身上搜出的是“一束以救国会名义向三中全会要求政府抗日的传单，”从他们(包括他自己在内)身上捞不到半点有用的东西;勉励在福州协,职中学读书的族叔陈振芳(即程序)及其他战友，要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信中流露了他向往自由，渴望党组织设法营救其出狱的想法。党组织十分关心他们，经常通过陈炳奎亲属陈应明亲人前往探监，送去衣物、食品和款目。

党的关怀，使难友们感动不已，也更坚定了陈炳奎等人的斗争意志，为了出狱后能更好地为党工作，他不仅注意锻炼身体，还抓紧时间学习。他把狱中“ 放风”用的80余步宽的地方做为锻炼自己身体的好场所，每天上午“放风”时间，都要跑上10多圈。他每天早上起床后坚持读一二首诗，白天多数时间“ 消磨在书籍上”。为了学得更多更好，他常写信要亲属寄“课本”，“练习本”。他坚信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从事的活动是正义的，因此，从被敌人抓捕的那天起，他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不以“坐牢为苦”，“尽其所能乐而乐之”。他在给亲属的信里写道:“ 这儿的环境我能应付得了，不会感到痛苦。”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高贵品质，使看守人员感到不可思议，

3个月时间的折磨，丝毫动摇不了陈炳奎等人钢铁般的意志。敌人还不死心，于6月上旬，派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叶诚和调查室主任张超，备了上等酒席“宴请”他们，席上以高官厚禄、金钱美女为诱饵进行劝降。5位难友对敌人诱降，怒不可遏，踢翻筵席，维护了革命者的尊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革命气节。敌人见他们如此坚强，大失所望，便决定杀害他们。

1937年6月23日，当法庭最后宣布他们死刑时，法警端给每人一碗白酒，他们接过酒碗，摔向法官，义正词严地痛斥敌人:“抗日救国有何罪过?”敌人随即把他们押赴鸡角弄刑场，在刑车上，他们高唱《国际歌》，高呼革命口号.悲壮的歌声，宏亮的口号响彻长空，动人心弦。面对死亡，他们昂首挺胸，慷慨激昂。敌人害怕他们威武不屈的形象,视死如归的气概，因而一押到刑场，刽子手就迫不及待地扣动了扳机罪恶的子弹穿过陈炳奎的身驱,烈士们为了人民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敌人杀害了他们的躯体，但永远毁灭不了他们追求真理，勇敢献身的伟大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活在人民心中，激励后人努力奋进。

参考资料

陈炳奎.中华英烈网.2019-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