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3:41
马歇尔使华是美国五星上将、前参谋总长乔治·卡特里克·马歇尔在1945年底到1947年初，奉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之命出使中国，调解国共军事冲突的历史事件，对中国近代史有重大影响。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中华民国面临一次实现国内和平、施行宪政的历史机遇，同时也笼罩着国共内战的阴影。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来华就是为了美国利益调解国共军事冲突，避免中国爆发全面内战。但这次调解最终失败，马歇尔在郁闷中离开中国，返美就任国务卿。
美国与中国政府的矛盾
抗日战争中，美国除了对中国政府提供军事物资支援外，还派遣约瑟夫·史迪威任同盟国“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当时的主要任务为保卫滇缅公路，确保同盟国对中国的物资供应。中国应美国等的要求于1942年初派出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由史迪威指挥。由于英军迅速溃退，中国远征军陷入包围。最终入缅之中国远征军一部份跟随史迪威命令撤入印度，另外大部份经原始森林，承受重大损失后返回中国。有资料显示，“美国战时对华援助大部分都耗于缅甸边境的战役，在中国国内情势恶化到几濒于绝境时……中缅印战场的物资，百分之九十却都贡献在这上面。”美国在这个时期输送给中国的物资支援，实际上大大少于对英国及苏联的物资支援量。约瑟夫·史迪威指挥10多万中国精锐部队深入缅甸，拿着美国支援中国的大部分物资参与对日缅甸战线，却取得极为狼狈的战绩，这让蒋介石大为不满。蒋介石自1943年起曾两次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但因为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在美国的反对而未能成事。虽后来史迪威收复缅北，史迪威与蒋关系也开始交恶。
1944年年春季以后，日军在华发动“一号作战”打通大陆桥，国军在西南、河北省等地大溃败。富兰克林·罗斯福见此情况派出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亲自了解情况。华莱士到华后对国民政府的统治能力给予很低的评价，但同意约瑟夫·史迪威成为两国交往的障碍。8月中，罗斯福再三提出蒋介石将中国大陆之军队交予史迪威指挥，并为此特意将史迪威晋升为上将。罗斯福一度以接近命令的口吻向蒋提出要求，史迪威得悉后，亲自将该份电报交予蒋介石。蒋介石回复罗斯福，倘若要将指挥权交予史迪威，宁愿不惜脱离盟国独自抗日。最终罗斯福权衡下在1944年10月18日下达命令撤换史迪威，其职务由阿尔伯特·魏德迈接手，并将中缅印战区分割为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魏德迈只负责中国战区。约瑟夫·史迪威的指挥失败，及后来与蒋介石的交恶，及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对史迪威的支持，影响了中美的外交关系。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日军后方的坐大，美国政府意识到与其的有限度合作合乎自身利益。1944年7月，中缅印战区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市。而在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控制区也曾多次营救迫降的美国军队飞行员。毛泽东认为：“美国可能在长江下游登陆，我们和他们合作”，“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104年以来，没有一次这样好的环境，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在帮助我们。过去只有苏联帮助我们，现在英美不反对我们，还帮助我们...…”中国共产党似乎看到了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可能性。1944年11月7日，美国驻中国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商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府中的合法地位的问题，达成《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简称五条协定草案》）。草案内容为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和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所有抗日军队应平等地分配反法西斯同盟的援助物资等。但赫尔利回到重庆市与蒋介石交流后，蒋等人提出三条反建议：“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改组，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二、中国共产党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国共产党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此与中国共产党意见相左。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后宣布返回延安市，帕特里克·赫尔利提出由三方各派代表监督军队交接，也被周拒绝。另一方面，赫尔利认为美国政府应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权，任何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都会对美国利益不利，因此在1945年1月23日八路军向美国申请美元贷款时，他致信富兰克林·罗斯福要求不能批准是次申请。
1945年4月左右，赫尔利回国述职，发表支持国民政府的言论，中国共产党发文批驳，双方关系恶化。另一方面，美国驻华使馆的部分工作人员以驻华武官、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名义发信给美国国务院，批评帕特里克·赫尔利的倾向国民政府行为，谢伟思等7人因此以“偷窃文件”的间谍罪被逮捕。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为受降权和受降地区发生军事冲突。赫尔利为调解国共争端，向蒋介石提出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抵达重庆市，与国民政府就两党关系和和平建国事宜进行了初步会谈，并在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纪要》即俗称双十协定。但国共双方的冲突依然不断，共产党军队在苏联的支持下持续进攻。
美国大使馆在1945年11月初做的报告简单描述。
美国大使馆在1945年11月报告节选
广泛的内战威胁似乎愈来愈增强，这一形势可以从政治协商会议的延期得到证明；为了防止国军占领敌占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武器是严重破坏华北地区的铁路线；在重庆谈判之后的后续谈判里，中国共产党许诺假如国军停止进兵的话，共军则停止进攻铁路交通；然而国民政府拒绝这项建议，因为他们认为进兵受降是国民政府的权利，故冲突不断且持续扩大。因此大使馆认为情况几乎是无望的。
1945年11月26日，帕特里克·赫尔利向哈里·S·杜鲁门递交辞职信。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的任务
杜鲁门总统眼看中国有可能陷入内战，影响美国的在华利益，急忙派遣马歇尔出使中国调停纠纷。在马歇尔赴华就任之前的写的一封信里，他明确告知马歇尔的具体任务
我特别希望你竭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包括各主要政党的国民会议，以实现中国之统一；同时实现停止敌对行动，尤其是在华北地区停止敌对行动。
马歇尔之所以被任命为特使，除了其参谋总长的身份外，有可能与其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驻华的第十五步兵团担任指挥工作三年，对中国事务较其他官员有经验之故。
一月停战令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于1945年12月20日到达上海市，12月21日在南京与蒋介石见面，12月22日至重庆市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见面，后来他又接见了各界代表。马歇尔认为，国共两党双方的矛盾在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互不信任。
在马歇尔要求下成立了三人小组：由中国国民党张群、共产党周恩来以及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一方面作为两党在发生军事冲突时的交流渠道，另一方面是双方针对当前急需解决的争议性问题讨论的会议机构。三人小组在这段时期讨论了关于满洲和热河的接收、日军解除武装等问题上两党的分歧，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三人小组于1月10日达成了停战协议，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双方下令停战，规定1月13日午夜12点生效，另外在北平市设三方代表监管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来执行停战协定。此次停战是为政治协商会议做准备。
军调部由郑介民、叶剑英、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罗勃逊三人为委员，其中罗勃逊为主席。2月9日，军调部执行处主任，美军白罗德将军与三人小组达成协议，恢复被日军破坏的铁路交通。日后即使是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也在报告称，军调部在华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滞华日军及日本侨民的回国活动上。
马歇尔于1月22日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的建议性文件，内容主要为新政府的组成架构建议。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此为共党不敢提者，要知客卿对他国政治之隔阂，若本身无定见，不仅误事，且足以召亡国之祸也。”
1946年1月5日，蒋介石就整军问题向马歇尔提出意见，马歇尔本想拒绝，但次日张群再提此可能性。三方讨论后认为应当成立军事三人小组，而“军队国军化”也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之一。1月23日三方均已同意成立该小组，成员有替换张群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及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军事三人小组的首次会议于2月14日召开。
在讨论军队整编统编协议前，马歇尔曾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方案，其中建议，在整编后60个师的作战部队中，20个师由共产党领导，占1/3；在海、空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至少各占30%。蒋没有同意此方案，但在谈判中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2月25日，军事三人小组签署名为《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国共产党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的协议，在一年后将国军编为90师，其中中国共产党占18师，一年半后减为50师，共军占10师。并商定由军调部调派由三方参与的工作小组到各地监督整军的实行。
1946年2月28日，军事三人小组由重庆市飞往北平市，开始视察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各地的整军实施情况。他们到过张家口市、集宁区、济南市、新乡市、太原市、归绥等地。3月4日，三人小组乘飞机到达延安市。中国共产党组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中国共产党又在延安中央礼堂设宴款待。毛泽东在祝酒词中称赞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为“和平使者”。第二天三人小组返回武汉市，毛泽东亲自前往送行。
马歇尔因需述职于3月11日回到美国。而整军计划也在事实上成了一纸空文，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共军都没有大范围地执行过。实际上不但是共军，甚至是国军内部因为涉及派系斗争对整军计划都有很大意见。
第二次调停与六月停战令
马歇尔回国述职后国共再度爆发冲突，马歇尔于4月18日回到中国时，局势已经恶化。蒋介石和马歇尔会谈表示中国共产党无意履行协议，继续进攻长春市。他又表示有可能撤出东北地区，将此地交国际上解决。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回应至此是因为国民政府拒绝军调小组进入东北的挑衅行为导致。后马歇尔答应国民政府运用美国军队船只运送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到达东北地区，但拒绝再加运两个军。马歇尔自称是这样做是在援助国民政府恢复主权和援助一次自伤残杀之间画一条界线。另一方面，马歇尔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也清楚交代了美军运输国军的动向，并与其讨论东北地区的管治问题。
另一方面在5月上旬，时任美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因巡视远东各地美军来到南京。他将哈里·S·杜鲁门的信交给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信的内容是要求马歇尔在1946年7月左右继贝尔纳斯任国务卿。马歇尔表示接受这一任命，但不能在9月以前离开。他希望国共双方或许能在9月达成协议。
1946年5月下旬，国民政府军占领长春市，在四战四平重创林彪部队后，一直追击到松花江畔，逼近哈尔滨市。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蒋介石6月6日下达了六月停战令，同意东北地区休战15天，白罗德在长春开设军调部前进指挥所。
停战期间军事三人小组再度对相关问题协议，实际上双方则冲突持续，这包括共军向拉法的进攻，以及国军占领法库县。周恩来对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表示，共军暂时不会攻击青岛市和济南市，此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支部队驻扎在青岛并训练国军海军。国共双方此时讨论的议题主要有恢复交通、停止在东北地区的冲突、美方代表的决定权、修改2月25日的军队整编方案。
6月21日，国民政府宣布停战令延长至30日中午。这段时间双方也通过马歇尔交换了一些意见，但没有达成有签署的共识。6月30日，蒋介石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同意成立由政府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组成的五人小组，这五人包括外交部长王世杰、陈诚、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五人会议经过三次讨论后，于7月6日休会，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1946年7月份开始，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也发觉国共的军事冲突正在加剧，且向东北地区以外的地区蔓延。7月8日，周恩来向马歇尔递交一份备忘录，后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中日战争爆发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宣言，内容包括有批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而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民主同盟的两名成员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加剧了国共双方的冲突气氛。7月中旬，美国海军陆战队7名士兵被中国共产党在冀东绑架；7月底，海军陆战队的运输车辆在天津市往北平路上遭到中国共产党伏击，美国军队三人死亡十二人受伤。这段时期因蒋介石在岭避暑，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主要与俞大维、周恩来二人接触。
夏季调停和司徒雷登的五人小组计划
1946年7月至9月，蒋介石在牯岭避暑。马歇尔六次到访牯岭，协商调处国共问题。马歇尔夫妇受到蒋介石与夫人热情款待，游览风景名胜。在马歇尔建议下，7月11日通过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来协助调停，并试图透过其他民主党派协助调停。司徒雷登抵达南京调停，后于8月1日转往牯岭与交换意见。经过协调，美方建议由司徒雷登为主席，成立一个五人小组展开讨论讨论。
为了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自8月起对国民党政府暂时实行武器弹药禁运；二是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代哈里·S·杜鲁门总统起草了一封信，并由杜鲁门于8月10日发给蒋介石。
直至8月初，蒋介石坚持中国共产党需要接受其五点要求，主要为维持之前的停战令、恢复交通协议、整军方案，以及部分地区的共军往后撤退。中国共产党方面则要求国民政府无条件停战，商讨地方政府管治等问题，否则拒绝参加五人小组，双方各不相让。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希望舆论界了解到目前的困境并对两党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杜鲁门也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私人信件，表达其个人对事态发展的看法。11日，中国共产党对声明作出反应，并有条件地答应蒋的五点要求。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再次探访蒋介石，蒋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在于夺取政权。
8月14日，蒋介石发表公开声明，将当时的经济混乱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并说明政府计划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建立立宪政府。声明也提到政府将会坚持政协会议的原则，容纳多党参与。声明又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保证并证明将实行之前所达成的协议，才会用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1946年8月21日左右，中国共产党与司徒雷登接触讨论五人小组会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尽管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已经向周恩来解释当时正在进行的中美剩余军用物资转售谈判，中国共产党仍在8月26日公开发表针对此谈判的批评文章。马歇尔经过与周恩来、俞大维、蒋介石等的多次交流，8月28日国民政府宣布五人小组的国民政府方名单。
9月3日，马歇尔认为非正式的五人小组名单已经制定，以司徒雷登为主席，中国国民党代表吴铁成、张厉生，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马歇尔向周恩来提出五人小组讨论范围限于国府委员会的组成。周恩来强调谈判前先要停战，并要求五人小组会议将中国共产党在国府委员会中的席位问题加入议题。9月16日，周恩来离开南京到上海市，并告知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一旦三人小组会议同意讨论停战就马上回南京。这时美国政府开始对国民政府的部分武器禁运，试图向国府施加压力。
蒋介石于9月26日回到南京，与马歇尔商讨同时召开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会议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也于29日与马歇尔商讨五人会议召开的可能性。9月底国军36集团军乘中国共产党主力在大同之际进攻中国共产党华北区中心城市张家口市。10月5日，蒋介石答应司徒雷登停止进攻张家口五天，以换取中国共产党马上参加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会议，并优先讨论张家口问题。经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争取，停战期限延长到10天。但中国共产党拒绝了这样的十天休战，要求无限期休战，且周恩来暂时拒绝回到南京。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二人竭力与董必武交流意见，甚至马歇尔以美国军队驻上海市部队的吉伦将军名义邀请周恩来午餐，然后马歇尔亲自乘飞机飞往上海在午餐时与其交换意见。
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在军调部的人员开始大幅度减少，至10月25日的两个月间从200多人减少到70人。
第三方面调停时期马歇尔的努力
10月8日，孙科和周恩来以及部分少数党派人士在上海召开会议，同意组成第三方调停代表团并邀请周恩来前往南京。但10月10日国军攻陷张家口市，并夺取了中国共产党在热河省的最后据点赤峰市，使得谈判形势显得更加严峻。加上国民政府重启在抗战结束后就已停止的全国范围征兵，以及宣布国民大会如期召开，周恩来和少数党代表取消了返回南京的打算。即使是政协秘书长雷震和无党派领袖莫德惠到上海市邀请周恩来，也没有获得答复。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经过与蒋介石讨论后，10月14日将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会议重开的谅解要求声明交给蒋，声明强调了会议重开的一些前提条件。但第二天蒋改写后由宋美龄交给马歇尔，马歇尔看完觉得“思想混乱，且极具挑衅性质”。马歇尔删去了一些内容再交回蒋，于16日发表。
10月17日，第三方面的代表梁漱溟与马歇尔谈话，希望邀请美国方面参与第三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的对话。马歇尔以中国共产党怀疑美方中立性为由拒绝。
经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吴铁成、邵力子、雷震等人及第三方面的努力，10月21日周恩来与第三方面代表回到南京。蒋介石原定于20日视察台湾，经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劝导因应也改期至21日，并在离开前和周恩来等作简短会谈。
第三方面调停期间，第三方面和国民党都有派代表与马歇尔交换意见。10月26日，周恩来突然上门拜访马歇尔，希望三人小组会议就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采取一定措施，马歇尔表示希望交由第三方面谈判解决。10月27日，马歇尔催促已经回到上海市的蒋介石尽快回南京。
随着第三方面谈判的破裂，蒋介石打算发表国民立宪大会前的最终声明。马歇尔获得其草稿后觉得内容极不合适，要求蒋修改。11月8日，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再次拜访蒋，将修改过的草稿交给蒋，但最终声明并未依照此修改版本发表。
11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停战令，自11月11日中午生效。同时国民政府方面由马歇尔转告中国共产党召开三人小组会议。11月11日，非正式的三人小组会议召开，国共双方就停战取得一定共识，但中国共产党方面要求国民大会延期。最终在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认为此次国民大会是中国国民党单方面召集，他们拒绝参加。
制宪国大期间的马歇尔
制宪国大于11月15日召开，作为美国领事的司徒雷登出席，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为了避嫌没有参加。11月16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拒绝承认此次会议。同日周恩来拜访马歇尔，称自己即将返回延安市，并请求马歇尔为中国共产党人员安全离开国民政府控制区给予协助。马歇尔对此表示同意，也希望周能在回到延安后传达他希望和平的意见。11月18日，周恩来夫妇对马歇尔作社交性质的拜访，第二天周从南京乘飞机回到延安。
制宪国大期间，马歇尔就会议讨论话题认为，中国国民党内部的部分人企图将宪法修改至五五宪草的方向，而非之前政协讨论的原则，他也表示蒋介石的作用使这些人未能成功。他认为要结束内战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建立一部符合政协精神原则的宪法，成立国共两党和其它党派都有席位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真正地改组行政院。
12月1日，蒋介石和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进行了一次详谈。马歇尔向蒋提出了他对长期内战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忧虑，但蒋对此不以为然。几天后蒋介石表示愿意聘用马歇尔为政府顾问，但遭到马歇尔的拒绝。他认为既然受到美国政府全力支持的他都未能成功推动谈判，更不要说在中国政府内推动改革。而且这么做会影响到美国本身的立场。
制宪国大结束后，马歇尔从“显然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中国国民党打算通过秘密渠道侵吞国家资产，以备日后不能动用国家税收时使用。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在华的一个次要工作，在于给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驻华人数的裁减提供意见。尤其是1946年7月以后美国军队和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冲突加剧，以及投降日军撤退的完成后，马歇尔多次建议美国政府裁减驻军。
马歇尔离华及声明
制宪国大结束后，蒋介石再次咨询马歇尔与中国共产党重启和谈的可能性，马歇尔认为停止军事威胁行动及改组政府是重启和谈的前提。马歇尔自觉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向哈里·S·杜鲁门申请回国。1947年1月6日，美国国务院批示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回国向总统报告情况。1月7日，杜鲁门提名马歇尔为国务卿。1月8日马歇尔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同时发表了一份声明。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代表声援全国学生爱国运动及纪念政治协商会议一周年大会上针对声明发表演说。
国民政府打算派代表团前往延安和谈，但中国表明除非恢复军队配置到1946年1月13日的状态和废除国民大会及宪法，否则和谈是没有意义的。之后国共双方的关系持续恶化，军调部基本上停止运作，马歇尔趁机于1月21日到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时向哈里·S·杜鲁门提出关闭军调部，结束美国的调停行动。美国国务院于1月29日宣布，将结束三人小组与军调部的联系并尽快撤出美国人员，同时保证对国共两党的人员回到原驻地的运送工作直至8月5日。
美国对华武器禁运至1948年5月解除。
魏德迈于1947年奉命带领调查团再次访华，发现对比前次来华国民政府的情况更加糟糕。他在中国发表批评政府的意见，引起蒋介石等人的不满。回国后，魏德迈撰写报告，指国民政府腐败无能，经济上通货膨胀，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即将控制东北地区，以及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会控制中国全境。他建议继续对国民政府提供经济援助和派遣顾问。尤其是在报告中他建议将东北地区设为中、苏、英、美、法五国监护，或依联合国宪章监护。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认为此段内容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要求魏德迈删除，魏德迈婉拒，马歇尔便将此报告列为最高机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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