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蕙兰(民国外交家顾维钧之妻)

黄蕙兰（1893年-1993年），女，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爪哇（今印度尼西亚），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

1893年12月，黄蕙兰出生于爪哇。祖父黄志信，早年参加反清起义被通缉，从厦门市偷渡至爪哇三宝垄，后成家经商，创立建源公司，是当地知名实业家。父亲黄仲涵出生于三宝垄，有“爪哇糖王”之称。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60年代初，黄仲涵家族和建源公司曾是印度尼西亚甚至世界最富有的华侨家族和华商公司之一。

黄蕙兰是黄仲涵嫡室魏明娘的第二个女儿，在爪哇度过了她的少女时代。1918年，魏明娘与黄仲涵分居，带黄蕙兰长住欧洲。1919年，黄蕙兰与顾维钧在巴黎相识，次年在欧洲结为连理。这段婚姻维持了36年：1932年之前，顾维钧任职北京政府时期，黄蕙兰与外交使团尤其是公使夫人们交往应酬，欢乐融洽；1932年之后，作为公使夫人、大使夫人，黄蕙兰先后随顾维钧出使法国、英国和美国，虽两人逐渐貌合神离，但她让外交界看到的，仍是雍容华贵、殷勤待客的大使夫人，场面应酬之外，对顾维钧的外交活动也有实际帮助。30多年间，黄蕙兰见证了顾维钧几乎全部外交生涯。期间，她育有两子——顾裕昌与顾福昌。1956年1月底，顾维钧奉召自美国去台湾，辞去“驻美大使”之职。返美后，顾维钧向黄蕙兰说明辞职之事。次日，黄蕙兰带着爱犬不辞而别，结束了这段早已有名无实的婚姻。此后，她一直居住在纽约。1993年12月，黄蕙兰无疾而终，当天正是她的百岁生日。

有过外交官经历且与顾维钧、黄蕙兰都熟识的袁道丰曾这样评价黄蕙兰：“在中国驻外大使夫人如林的当中，最出色的中国大使夫人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中外人士都对她表示尊敬，就是多年貌合神离的顾公维钧，对她肆应外交的功绩也不能忘怀。”

人物生平

“糖王”爱女

1893年12月，黄蕙兰出生于爪哇。当时的爪哇处于荷兰殖民统治之下。她的祖父黄志信，曾参加闽南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被通缉，于1858年从厦门偷渡到爪哇，之后在三宝垄安家，当过苦力，做过货郎，靠经商致富，创立建源公司，是当地知名实业家，1900年逝于爪哇。父亲黄仲涵，1866年出生于三宝垄，黄志信离世后接管其产业，从事蔗糖生产及贸易，有“爪哇糖王”之称。母亲魏明娘，原籍山东省，是三宝垄中国城中最美的姑娘，15岁时嫁于黄仲涵，成为他的嫡室，生下了两个女儿——黄琮兰和黄蕙兰。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60年代初，黄仲涵家族和建源公司曾是印度尼西亚甚至世界最富有的华侨家族和华商公司之一。

黄蕙兰出生时，黄仲涵已在主持经营建源公司，可以说，她是含着金汤匙降生的。黄蕙兰不满周岁时，黄家从中国城迁出，搬到三宝垄欧洲人区的大房产里。那是一片占地200多亩的大府邸，当时被很多人称为宫殿，从大门到主宅之间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布置有花园，里面养着熊、鹿、鹤鸵、孔雀以及大无尾猴。当知名人士到爪哇旅游时，并不住在总督那里，而总是由黄家招待。

黄蕙兰在这座府邸中度过了童年时光。黄蕙兰的姐姐与魏明娘亲近，而黄蕙兰则是黄仲涵的宠儿：无论黄蕙兰做什么都是好的，她可以得到她想要的任何东西。这或许，一方面，是因为黄蕙兰是个漂亮的娃娃，另一方面，则是如黄仲涵常说的，黄蕙兰出生那年，他首次赚满100万元，她给自己带来了好运气。

黄蕙兰没有上过学校，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黄仲涵并不关注黄蕙兰的教育，曾笑着表示，黄蕙兰太漂亮了，不必为学习发愁。她的教育是由母亲魏明娘作主。她和她的姐姐黄琮兰有一位重金聘请来的英国家庭女教师伊丽莎白·琼斯小姐。琼斯小姐教黄蕙兰英语、法语，上完课后，还会有中国学者教她书法，有女演员教她演讲，有音乐教师和舞蹈家教她音乐和舞蹈，甚至黄蕙兰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学习舞剑——一种很难的古典舞蹈。

1900年（一说为1901年），黄蕙兰的祖父黄志信在爪哇去世，黄仲涵接管了他的产业。之后，黄蕙兰开始随父母前往欧洲和美国旅行并长住。在第一次乘船去往欧洲的途中，7岁的黄蕙兰爱上了一位德国军官。这段单恋，她记了7年之久。14岁时，黄蕙兰随魏明娘在新加坡居住，期间，她与一位广东银行家的儿子相恋。这段恋情受到她的父母的反对。随着邝被发现在广州市有妻儿且无法离婚，这场恋爱最终烟消云散。

1918年，因为纳妾，魏明娘与黄仲涵分居。黄蕙兰由魏明娘带着离开爪哇，前往欧洲，之后她再没有回到爪哇生活。

成为顾维钧夫人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幕，北洋政府驻美公使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顾维钧在巴黎期间，曾和部分代表团成员应黄琮兰之邀，到其公寓吃晚饭。顾维钧看到放在钢琴上的黄蕙兰的近照，希望见见对方。其时，黄蕙兰正在意大利和魏明娘旅行。黄琮兰写信给魏明娘：“马上来。这个晚上他不断地去看蕙兰的照片，我深信他爱上他了。如果他能娶她，那是多么好的机会。”黄蕙兰一到达巴黎，黄琮兰就设宴为其洗尘，请的客人有中国代表团的唐将军和夫人以及顾维钧。顾维钧的座位正挨着黄蕙兰。刚一见面，在黄蕙兰眼中，顾维钧的衣着打扮并无夺目之处。待了解到顾维钧既不跳舞，又不懂骑马，也不会开汽车，黄蕙兰断定此人不值得注意。然而，随着两人开始交流，宴会尚未结束，黄蕙兰已感到和顾维钧在一起友好而不拘束，甚至觉得有些陶醉。在之后的约会中，顾维钧那由法国政府供给且配有司机的轿车、看歌剧时所坐的由政府保留的国事包厢，这些花钱也无法买到的特权与荣耀，给黄蕙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顾维钧以擅长外交辞令著称，他的求婚却很直接：我有两个孩子，需要一位母亲（顾维钧第二任妻子唐宝玥1918年10月因流感在美国去世，留下两个孩子顾德昌和顾菊珍），成为我的妻子能够受邀到白金汉宫、爱丽舍宫和白宫参加国事活动。顾维钧描绘的新世界让黄蕙兰动心。尽管黄仲涵表示反对，黄蕙兰最终答应了顾维钧的求婚。

1920年8月，北洋政府任命顾维钧为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并改派他为驻英公使。同年11月10日，顾维钧与黄蕙兰在布鲁塞尔中国驻比利时公馆举行婚礼。婚礼十分隆重，中国驻法国和西班牙的外交官也赶来参加，作为新娘，黄蕙兰十分高兴。婚礼结束回到旅馆，换上晚装，刚刚成为顾夫人的黄蕙兰却发现，顾维钧已在工作，他口述备忘录和指示，四个秘书手持笔记本围着他做记录。当晚的婚宴结束后，他们乘坐夜车前往日内瓦，赶去参加国联第一届大会。

外交界“第一夫人”

1920年，顾维钧作为北洋政府驻英公使，到英国伦敦赴任时，波特兰广场的老公大使馆已经颇为破旧。作为公使夫人，黄蕙兰表示要对公使馆进行一次装修。对此，顾维钧没有反对，只是提醒说，所有为使馆所做的一切都要归于国家，中国政府是不能偿还所花的费用的，而卸任离开使馆时，为使馆买的新家具也不能带走。黄蕙兰表示，“没关系，我爸爸不会在意，他永远不会缺这几千镑”，于是自掏腰包，将公使馆大事整修，重行装饰，使之焕然一新。

1921年11月，顾维钧赴美参加华盛顿会议，黄蕙兰怀着身孕随同前往。1922年1月30日，黄蕙兰与顾维钧的第一个儿子顾裕昌降生在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当天，顾维钧一大早就去开会，由于估计日本可能要在归还山东省问题上让步，谁也不敢去打扰，孩子降生的消息只好写在纸条上，从会议室门下塞进去。后来，顾维钧给这个孩子起乳名叫“开元”。

1922年3月，顾维钧奉召离英回国，黄蕙兰携子随行。顾维钧到北京后，一位失势的官员要避祸离京，担心房产被没收，就将位于北京铁狮子胡同的宅院借给他。这处宅院已有300年的历史，是明朝末年吴三桂为陈圆圆所建，占地几十亩，有小桥流水、长廊阁楼，共200多间屋子。黄蕙兰非常喜欢这所宅院，让黄仲涵出10万元买下，又花15万元翻修改造，装上了采暖散热器系统和浴室。虽然宅院是黄仲涵买给黄蕙兰的，但房契上署的是顾维钧的名字。顾维钧刚到北京的几个月时间内，这处宅院成为了学界和政界的归国留学生聚会议政的场所。1923年7月24日，黄蕙兰与顾维钧的第二个儿子顾福昌就是在这处宅院降生的。

1922年至1927年的5年间，顾维钧先后在7届内阁中出任外交总长。在这期间，黄蕙兰与许多国家使团的友人交往频繁，常有许多外国客人住在其家，黄蕙兰后来回忆那段时光说，当时，每天他们都安排出游，或去野餐，或去购物，或去访问长城，一切活动都气派十足，然而顾维钧和外国使团的成员们相处却不能像自己那么安详自如。两人除了正式场合，很少一同外出。此时，他们的感情已经冷淡下来。黄蕙兰认为，他们的生活在物质上是满意的，但她与顾维钧并不相爱。

1924年，黄仲涵在新加坡逝世。后来黄蕙兰回忆，将父亲安葬在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后，她苦苦怀念父亲，既不能接受他的死亡，也忍受不了悼念他的悲伤，于是投身于各种活动，由于大多数中国上层妇女不参加公开的社交，她于是在这外交界领域之中成了实际上的第一夫人。

渐行渐远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进占北京后，通缉北洋政府“腐化官员”。顾维钧也在被通缉之列，于是赴欧洲躲避国内的政治风浪。1928年底，顾维钧抵达欧洲，此后几个月，他主要住在巴黎，也曾与黄蕙兰一起去尼斯及摩纳哥等地度假。1929年12月，经张学良沟通，南京国民政府撤销了对顾维钧的通缉令。1932年9月，顾维钧赴巴黎出任驻法公使。

要开展外交就要与驻在国各界人士来往，少不了各种交际应酬，但顾维钧却面临不小的困难，一个问题是大使馆馆舍过于破旧，另一个问题是使馆经费拮据。在应付经费不足的困境方面，黄蕙兰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使其免于捉襟见肘的尴尬，可以在巴黎外交界广交朋友。1937年，中国使馆买入新馆。黄蕙兰建议选购古式的中法家具摆饰各半，混合陈设，最终，由她回国采办家具并负责装饰新馆。完工后，顾维钧表示，黄蕙兰负责装饰的使馆新馆“简直是个四不像，一点不讨人喜欢”。正好来法的孔祥熙却称赞说，这里是中国最好的驻外使馆。新馆第一次正式宴会的宾客是法国总统勒布伦，餐桌上的一套镀金餐具是黄蕙兰结婚时的嫁妆，当年花了一万英镑定制，宾客无不赞赏，为宴会增色不少。

1934年，顾维钧回国述职。因中法外交关系从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造成延宕，顾维钧和黄蕙兰在国内待了近两年才返回巴黎。正是在这期间，顾维钧与他后来的第四任妻子严幼韵有了密切来往。当时，严幼韵是杨光泩的妻子。张学良曾回忆说，顾维钧回国述职那段时间，他与顾维钧打麻将，同桌的有严幼韵。黄蕙兰来了，拽着顾维钧走，顾维钧坐那就不走。黄蕙兰拿茶水从顾维钧头上浇下去，顾维钧还是不动。黄蕙兰指名骂严幼韵，严幼韵也坐着不动。黄蕙兰没有办法，只得走了。

1936年4月，顾维钧抵达法国巴黎，成为中国驻法国首任大使。不久，严幼韵的丈夫杨光也被派往巴黎，负责在欧洲宣传中国抗战，严幼韵也随之而来。这个时期，顾维钧参加外交活动的照片上，有几张可以看到严幼韵在场。有一天，黄蕙兰在日记中写道：“这位风流大使又像个夜行人一样溜出去会他的女相好了。”1938年，黄蕙兰写信求助孔祥熙，请求将杨光泩夫妇调离。之后，杨光泩被派往菲律宾，严幼韵也随同前往。后来，杨光泩在菲律宾被日军杀害。

1941年，顾维钧转任驻英国大使，黄蕙兰离开法国前往美国，并在纽约一住两年。1943年冬，顾维钧自重庆市返伦敦，专程到纽约接黄蕙兰前往伦敦。

黄蕙兰在伦敦的日子里，中国大使馆首次接待了英国王室成员——玛丽王太后。1944年，黄蕙兰邀请玛丽王太后到中国使馆一起进餐，品尝中式饭菜。玛丽王太后欣然应允。之后，应英方的要求，改请“茶点小吃”，其实就是晚餐，有燕窝汤、鱼翅、香菇花母鸡，还有小指头大小的中国的嫩玉蜀黍属。报社得知王太后前来，询问是否可以来拍照。玛丽王太后同意了。顾维钧告诉黄蕙兰这件事的时候，黄蕙兰说，如果惊动伦敦警察厅（伦敦警察厅的代称）一下，也许更为妥当。这个建议博得了顾维钧的一句赞语。他说：“没有别人想到这一点。你比我手下所有人都强。”

然而，在伦敦期间，两人关系继续恶化。事后回忆在伦敦的日子，黄蕙兰认为，顾维钧清楚带她到英国对外交工作有帮助，但看到她对客人很亲热、客人对她也少有拘束，还是起了忌恨之心。在黄蕙兰看来，那段时间，顾维钧无故迟到、有意挑剔等行为，都是在借以发泄对她的不满。

曲终筵散

1946年7月，顾维钧抵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任驻美大使，作为新到任的中国大使的夫人，黄蕙兰引起了一阵轰动，刚在大使馆安顿下来，就接到女记者们提出的采访请求。她的珠宝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有一本杂志在她的照片说明中写道，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浑身珠光宝气”。

由于战争和各国政权更迭，此时黄蕙兰名下的财富已经大幅缩水。见到简陋破旧、死气沉沉的驻美使馆，她认识到，如果还像过去一样大肆花钱装修馆舍，私蓄恐难以为继，唯有尽其所能重新安排屋内陈设，通过布置，来使使馆原有中式雕花家具显得夺目。

顾维钧和黄蕙兰刚到美国不久，就开始了一连串的社交活动，几乎没有一天不被邀请参加外交活动或社交活动——每天至少一次，有时两次或三次。同时，她还要设午宴款待和拜访客人，并负责在美国的中国人救济工作。1947年，黄蕙兰赴美的第二年，她失去了母亲——魏明娘在纽约去世，并安葬在美国。

在顾维钧任驻美大使期间，黄蕙兰与他的关系越来越糟糕。在黄蕙兰的印象中，顾维钧为所欲为，不与其商量，对待自己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旁，如果没有客人，顾维钧和她从不同桌进餐。同时，顾维钧的“正是因为他，黄蕙兰才享受到当大使夫人的荣耀”的说法，以及从不承认黄蕙兰已经把父亲黄仲涵的一大笔钱给了他的言行，也令黄蕙兰无法接受。也是在这一时期，顾维钧与来到美国纽约并进入联合国工作的严幼韵重续前缘。对此事，黄蕙兰心知肚明，她在回忆录中写道：“维钧每个星期要到纽约去度周末，从星期五一直呆到下个星期二，与他那位在联合国工作的女相好相会。”

虽然黄顾两人已渐行渐远，不过除了亲近者，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外交界看到的仍然是雍容华贵、殷勤待客的大使夫人。1950年底的一个周末，顾维钧正在纽约，威廉·塔夫脱参议员有急事要约见他。黄蕙兰与顾维钧通话后，就代表他去与塔夫脱见面会谈，将事情办妥。在这一时期的顾维钧的照片中，许多拍摄于社交场合，照片上黄蕙兰的笑容要比在场的顾维钧更自然更灿烂。在这些场合，她如鱼得水，十分享受大使夫人的荣耀。

1952年至1954年，黄蕙兰连续3年到美国各地巡回演讲，论述“中国妇女解放”问题，以期激发公众兴趣，援助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政权。在黄蕙兰看来，通过演讲，她实现了自食其力——每讲一次，有1500美元的报酬。1956年1月底，顾维钧奉召自美国去台湾。在这次台湾之行中，他辞去了“驻美大使”之职。返美后，顾维钧告诉黄蕙兰自己已经辞职。次日，黄蕙兰带着爱犬前往纽约。她不辞而别，结束了这段早已有名无实的婚姻。

此后，黄蕙兰居住在纽约。她的女仆和厨师离开了她。她学会了为自己做饭，自己去市场采买，去附近的公园遛狗。期间，她的姐姐黄琮兰与她的两个儿子顾裕昌、顾福昌，陆续先她一步离开人世。

1993年12月，黄蕙兰在纽约无疾而终，当天正是她的百岁生日。

人物轶事

引领时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黄蕙兰与当时的张学良夫人交好，有时会陪她去上海市。黄蕙兰在《没有不散的筵席——外交家顾维钧夫人自述》中回忆，当时上海的漂亮妇女们处处效仿她们俩的衣装打扮。黄蕙兰和她在上海的好友——唐绍仪的女儿们，常常创出新的时装样式，看着上海的妇女们争相模仿以为乐事。有一年冬天，黄蕙兰因为皮肤病不能穿袜子，去上海的时候，便光着脚。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上海的妇女们不知道她光脚的原因，却接二连三的在大冷的冬天也把袜子脱掉了。等到后来，黄蕙兰的皮肤病好了，又穿上了袜子。在黄蕙兰看来，这下，效仿她衣着的人们，一定感到莫名其妙吧。

年龄成谜

张学良与顾维钧是好朋友，但对黄蕙兰印象不佳。他曾对帮他整理回忆录的唐徳刚说过，“顾太太（指黄蕙兰）最坏，我不理她，她恨透我了”，“她和我已离婚的太太很好，一起打牌，她偷牌”。有一次，黄蕙兰过三十几岁生日的时候，张学良找到了一张黄蕙兰的照片。照片上写着年月日，按照照片上的时间推算，那个时候，黄蕙兰应该只有两岁，和照片上的年纪样貌并不一致。张学良就说，“你们看，这顾太太两岁的时候就长得这么大……”

救护队员

顾维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驻英大使时，需要定期去重庆市与蒋介石等人会商，去一趟会留在那里几个月。顾维钧一离开，黄蕙兰就免了那些官方酬应的差事。她在伦敦觉得无事可做，就向英国的内政大臣申请到救护队去工作。这个想法让内政大臣大吃一惊——外交使团的家眷不可能被接纳去做危险工作，因为政府担待不起。黄蕙兰接受了内政大臣的意见，转而直接向救护队提出申请。当时，救护队正缺少帮手为医护人员煮咖啡和给医疗器械消毒。于是，黄蕙兰顺利加入。她主动要求值夜班，4个月中，从午夜到翌日早晨8点，每天工作8小时。那段时间，她吃完晚饭就上床小睡片刻，等救护车喇叭在卧室外一响，就上车前往被轰炸区域开始工作。轰炸结束后，黄蕙兰为工作人员煮咖啡，准备器械消毒用的开水。救护队抢救重伤员时，她也会被叫过去打着提灯照明。后来，她回忆说，自己永远也忘不了那幅惨景：孩子们被从五六英尺厚的瓦砾堆下拽出来，有些孩子胳膊中还夹着娃娃。

人物评价

有过外交官经历且与顾维钧、黄蕙兰都熟识的袁道丰曾这样评价黄蕙兰：“老实说，在中国驻外大使夫人如林的当中，最出色的中国大使夫人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中外人士都对她表示尊敬，就是多年貌合神离的顾公维钧，对她肆应外交的功绩也不能忘怀。”

在人们称赞的外交贡献时，宋美龄也曾提醒说：“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呀。”

黄蕙兰认为，她所听到的最美好的赞美，来自于她的大儿子。当时，顾维钧要他从事外交工作，顾裕昌拒绝并表示：“爸爸，中国大使多如牛毛。您有今天是因为娶了我母亲。我到哪里去找她那样的妻子？”

时尚杂志Vogue Italy 曾将黄蕙兰视为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最具有外貌与影响力的女性（D’Annunzio 2015），与宋美龄齐名。

人物作品

20世纪70年代，近80岁的黄蕙兰在美国女作家伊萨蓓拉·泰弗斯协助下，用英文写成自述《没有不散的筵席——外交家顾维钧夫人自述》。全书共24章，前9章描述黄氏家族的发迹和富豪生活，第10章之后主要记述黄蕙兰与顾维钧婚后30多年的生活。这部自述以类似意识流的跳跃笔法，描述了军阀官僚和外交界上层人事的生活与杂事，黄蕙兰对顾维钧外交事业的支持与帮助，黄蕙兰的家人近戚的悲欢离合，以及黄顾两人感情的和谐、隔阂与破裂。该书由天津编译中心翻译，于198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18年10月，该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再次发行。

家庭成员

参考资料

三、进出口商.上海通.2023-11-21

“糖业大王”黄仲涵（历史掌故）.人民网.2023-11-21

著名侨胞.国家级漳州台商投资区.2023-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