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2-17 13:26
严子陵（公元前37年—公元43年）本名严光，又名遵，字子陵，号客星公，原姓庄，东汉时期会稽余姚市人(今属宁波慈溪境内)，余姚四大先贤之一，以高风亮节闻名 。他不仅是刘秀的好友，也是中国百家姓中严姓和庄姓的名人，而作为隐士的严子陵，其身上体现了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重要特征。严子陵是历史上较为特殊的一位隐士，年轻时拜著名道学家梅福为师，后在长安（今西安市）太学学习时认识了南阳人刘秀（后成为了光武帝）。到了中年，严子陵在天下无道的王莽时期已归隐，而在天下有道的光武帝时期，多次拒绝刘秀的邀请，亦选择归隐。严子陵具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品质和“使贪夫廉，懦夫立”的高风。
公元前37年，严子陵出生于会稽余姚，原名庄光，为了避讳东汉明帝刘庄而改姓严，其父亲是南阳郡新野县令。
严子陵年轻时热爱学习，曾拜著名道学家梅福为师。他外出游学，寻访天下名师，以求得更多的知识。他曾在京城长安今西安市的太学学习，期间认识了南阳人刘秀，两人相差了32岁，经常一起切磋学问并互相欣赏，成为忘年交。之后两人又一起奔赴汝南，拜大儒郑敬为师，学习《尚书》。
公元8年12月，严子陵正值中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将天下之田改为“王田”。王莽赏识严子陵的博学多才，屡次聘他出仕，严子陵都违抗不从。在王莽的统治下法令苛细，徭役繁重，吏治腐败，民怨沸腾。在爆发农民起义时，汉王室成员刘秀乘机发展自己的力量，在严子陵的积极帮助下，经过南征北战，平定了各地的起义军，恢复了汉室统治。公元25年，刘秀终于击败王莽，在洛阳市建立起东汉，当上了皇帝。而这时严子陵却避居僻乡。
公元25年8月5日，刘秀在洛阳登基，他本人求贤若渴，奖励名节，尊敬与优待有才学的知识精英。急需治国人才的刘秀想到了同窗同学严子陵。刘秀让画师绘制了子陵的人像图并广发于众。后来，有人在富春江发现一个酷似严子陵的人反穿着裘皮袄在钓鱼，刘秀得知后便立即派人去隆重邀请，但被严子陵多次拒绝。
公元29年，在刘秀亲自致书力邀下，严子陵实在推诿不过去才勉强进京。刘秀亲自来到客栈拜访严子陵并向他表明了共同治理天下的意图，而严子陵却提起了古时尧与巢父的故事。刘秀意识到严子陵没有当官的打算，只能将其当作朋友。
在严子陵拒绝了刘秀入仕的邀请后，刘秀将其请到宫中，与他谈论旧事、请教治国理政之道。两人一直谈到深夜还是意犹未尽。光武帝便留严子陵同床睡觉，睡梦中严子陵将自己一条腿放到了皇帝身上。第二天侯霸命太史官上奏，让其称“昨夜客星冲犯帝座甚急”，想借此事令刘秀心生猜忌，但他却哈哈大笑，并无责怪之意。虽然刘秀并不介意，可严子陵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官场中的复杂。当刘秀再次邀请子陵任命谏议大夫时，他终于不辞而别，最后隐居于富春江畔。严子陵这个“客星”的称号也名传四海，而后来两人睡觉之处从宋代到清代被称作“严州”。
严子陵之后便来到富春江边，过着农耕渔钓的隐士生活。公元41年，光武帝刘秀再一次征召严子陵，严子陵也再一次拒绝了，并索性回到故里陈山隐居起来。公元43年，严子陵病逝于家中，终年80岁，安葬于余姚市东北的客星山（后划入慈溪市境内）。后人为纪念他，把陈山改名为客星山，并在姚北严家建造了高风千古石牌坊。
在魏晋时期，严子陵隐居垂钓地钓石逐步被开发为钓台，而严光精神开始实物化；到了隋唐严子陵钓台碑刻题词无数，不绝于史册，经诗人创作咏严诗的流转，进一步丰富了严光形象。严子陵在唐诗中，已逐渐成为盛世隐居、艺术人生与美好生活的文化符号，唐人讲到严光时强调的是真实山川、江南风物、隐居人生，是对俗世生命的肯定，也表现了唐代诗人入世追求的特点，即半隐半仕，或时隐时仕，亦隐亦仕；后来在南北宋时期，到了隐者道德与政治化的时代。范仲淹始建严光祠，并在《严先生祠堂记》中曾赞赏刘彻时代的隐士严光，即严子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将严光确立为隐士典范形象，认为其具有激贪立懦、有功名教的作用；南宋创建的钓台书院与高节书院，培养了大批士人，严光成为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代表。但杨万里则从功业价值的角度质问子陵固守一己高洁的社会价值何在。后来黄公望绘制了《富春山居图》，更是让严子陵的精神意象成为富春江中的一部分。
严子陵作为富春江文学传统中核心的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钓者; 而富春江上的钓台，也是历代文本化山水中最重要的钓台。严子陵作为一名隐士，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品质和“使贪夫廉，懦夫立”的高风深深的影响着黄公望。仕途不顺的黄公望在五十岁后，开启了自己的绘画生涯。他来到严子陵曾经隐居的富春江边上，花费了多年时间在其晚年杰构了《富春山居图》。黄公望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严子陵隐居地富春山，并西而向上、东而向下的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画中意象的核心部分是对黄公望影响颇大的严子陵，黄公望希望通过他的艺术安顿严子陵的生命。由于富春江有历代诗人墨客路过、寓留或想象，皆反复吟咏严子陵故事而成为文化意象，成为一条有关士人安身立命而富于身份焦虑的特殊江水。从宋代的《严陵集》与明代的《钓台集》这两部与“富春江”有关的重要文学集中，可以看出黄氏心中的“富春江”的涵义与诗歌传统相关。而始于东汉高士严子陵的传说正是富春江传写不衰的核心价值。黄公望画了富春江，也画了隐者，实际上就是构建了以富春江和严子陵为中心的文化意象。严子陵作为富春江文学传统中核心的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钓者; 而富春江上的钓台，也是历代文本化山水中最重要的钓台。
写到富春江的诗歌，几乎没有不写到严子陵和钓台。有关严子陵及其山水意象最早的总集是含有两百余首古今诗文的《钓台集》，其中与严子陵相关的诗文约一百余首，广泛涉及咏古、咏怀、咏史、送别、赠答、行旅、登览等类型，严子陵意象在有关富春江的文学表现中，占据中心的位置。最早写严子陵的人，也是最早开发富春江之美的诗人谢灵运，其《七里濑》明确表示富春江意象最核心的部分即严子陵，只要进入富春江的深处灵魂，就不免要写到严子陵。在唐诗中严子陵是一种观赏性、工具性的价值，如杜牧的《寄桐江隐者》: “潮去潮来洲渚春，山花如绣草如茵。严陵台下桐江水，解钓鲈鱼能几人。” 李频的《题钓台障子》:“君家尽是我家山，严子前台枕古湾。却把钓竿终不可，几时入海得鱼还。”到了宋元时期有关严子陵诗歌讨论的焦点，已经渐渐转向国家意识形态，与个人精神价值之间的张力。在元代，严子陵形象中精光所聚之处是一种对君王的傲气，道的尊严，渐成歌咏传统的主调。但也有别的说法，如李纲的《严陵滩下作二首》：“帝座高悬汉客星，樵渔今亦想英声。钓台直下三千尺，谁谓先生只钓名。”以及魏的《子陵垂钓图》：“羊裘那肯换簪缨，一曲桐江老此生。高节终扶炎汉，渔竿不是钓虚名。”认为子陵不图利，只是爱名，而名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资本，终成为利禄。因而须强调，先生是真钓鱼，与渭河边的姜子牙不同。名节、风教，这里其实是说严子陵的存在意义不仅是精神意义，而且扶持名教、参与辅佐了汉家天下的社会道德秩序。黄庭坚在《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称：“平生久要刘秀，不肯为渠作三公。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说出了超越于权势的士的尊严是严子陵的意义所在，重于九鼎，即士的价值与尊严，高于王的价值之上。
严子陵钓台位于距桐庐县以西约15公里富春江北岸宫春山上，是东都高士严子陵隐居垂钓之地，故亦称严陵山。严子陵于山的东台进行垂钓，传闻说严子陵以巨石作为支撑垂杆。内有石亭，不过其是在乾隆进行建造，样式朴素，从此处进行眺望可以将富春江尽收眼底。关于西台有一例典故：南宋遗民谢翱奠祭爱国英雄文天祥而掩面痛苦，所以此处又被称为谢翱台。在其西侧，严先生祠堂沿着江边建设，大诗人宋范仲淹所撰《严先生祠堂记》石碑就立于祠内，那一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名句就刻于此处。也正是因为范仲淹在此设像建祠，其影响也传遍中国。严子陵有效地促进了北方知识分子的南迁和南方民俗的文明化，因为向南方移民的士人需要自己的精神偶像来团结人民。尤其在士人思想活跃的宋代，将严子陵与其渔钓之地，当作精神向标和道德殿堂，最后演变为思想讨论的地方。许多古代的文人墨客在经过此处也发出了自己的感慨。
黄清堰村位于宁波余姚市低塘街道，全村绝大部分姓严，是浙江省善治示范村，该村有一座建于明代的石牌坊，牌坊的正背两面分别镌刻“高风千古”“清节流芳”，并标明其“为汉徵士子陵严先生立”，“徵士”正是指严子陵这般不接受朝廷聘用的隐士。并且还有皇亲堰古桥、茅湖遗址、严氏宗祠等大量古迹。从民间野史得知，黄清堰的“黄清”源自于严子陵是刘秀的挚友，而得名“皇亲”，后改名为“黄清”。严氏宗祠位于黄清堰村中央，正是为纪念东汉高士严光而立，该祠占地约2亩，三进院落，被曲折的村巷环绕，与人间烟火交融。祠院内设有子陵廉政文化工作室、宗祠大厅“一本堂”、严子陵生平事迹阵列室。宗祠为清代砖木结构建筑。该宗祠祀奉汉高士、余姚市四先贤之一的严子陵。宗祠于西晋初年即有建造，有《客星祠记》为证。以后历代多有修建，现为清代所建。
参考资料
元初：谢翱登严子陵钓台，作《登西台恸哭记》流露出士大夫的忠义责任意识，文章中也体现了南宋丞相文天祥对严子陵高风亮节的景仰之情。
明清：小说中的严子陵是一个道法似妖、清介狂、帝王之师、预卜先知、将隐还休隐士的形象。同时也有人质疑严子陵的隐士风格，如朱元璋在《严光论》一文中提到：“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不但质疑了隐居的人德就高这一观点，还对严子陵不为朝廷效力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一方面认为严子陵不报君恩、忘恩负义，另一方面批评他不体恤民情。
由唐至清，关于严子陵的意象由享受人生与山水乐事，到了探讨政治与道德之真谛，再到立身处事、人事实践中的挪用与暗寓。
近现代：严子陵作为文化人物，在艺术、文学领域大放异彩，其文化圈层不断外拓，影响力也不断扩大。毛泽东青年时代《讲堂录》，亦曾推崇子陵: “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但他同时也认为为严光应当如张良辅佐刘知远一样，出任刘秀的辅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