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02 19:26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俄语：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1530年8月25日—1584年3月28日）史称伊凡四世、伊凡雷帝（也译作“恐怖的伊凡”），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
伊凡四世是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与其第二任妻子叶莲娜·格林斯卡娅之子，出生于莫斯科。伊凡四世三岁即位，由其母亲叶莲娜及多名波雅尔摄政。由于波雅尔们的横暴。当时各集团激烈争权、倾轧和谋杀，对伊凡四世冷酷多疑、残忍好杀的性格的形成及其即位后的行事风格产生了深刻影响。1538年，叶莲娜突然去世，她的弟弟格林斯基王公成为伊凡四世的监护人。1547年，格林斯基在暴乱中被打死。
1547年1月16日，时年17岁伊凡四世正式登基，其首次采用沙皇的称号。登基后伊凡四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政治上其重组重臣拉达、设立衙门（Приказ）制度等巩固中央集权。军事上，设立特辖军，提升军事装备、改革军事指挥体制等使军队实力得到提升。在经济上，伊凡四世实行新的土地法令，推行沙皇特辖区制度，将土地掌握到自己手中，同时设置新的征税制度-大索哈。为了加强中央集权，1564年冬，伊凡四世突然携家眷离开了莫斯科，最终得到主教同意其有权处决任何想处死的叛徒”的许诺之后，他回到了莫斯科。之后，伊凡四世对于背叛自己的波雅尔大臣尽数处死，但在此过程中也有大量无辜百姓惨遭屠戮。伊凡四世还扩展了俄罗斯的版图，其征服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为俄罗斯版图扩张打下了基础。为了取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伊凡又与波兰、瑞典打了一场长达25年的战争，结果以失败而告结束。1584年3月28日，伊凡四世去世，其子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继承了皇位，其舅舅扎哈林-尤里耶夫、妻兄鲍里斯·戈都诺夫、杜马主席伊凡·姆斯季斯拉夫斯基、伊凡·舒伊斯基和别利斯基大公五人摄政。
伊凡四世的改革对俄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改革是在农奴制社会内部、不动摇农奴制基础的前提下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伊凡四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采取大胆而果断的措施抑制波雅尔的分裂势力，提高非世袭贵族出身的有才干的中小贵族之地位，广泛开展对外贸易、改革军事、增强国防实力，促进了俄罗斯的富强。在伊凡四世的领导下，俄国的领土面积扩大至398万平方公里，较之他即位时相比增加42%。
对于伊凡四世的评价，后世也是充满着尖锐的分歧。其中在十月革命前夕，统治阶级为了本身的政治需要，就对伊凡四世的行为加以歌颂，1916 年沙皇的皇后写信给沙皇尼古拉二世说：“要是彼得大帝、伊凡·格罗兹尼、保罗皇帝的话，就能把他们(革命者)全部消灭掉。”苏联时期的威伯尔院士在他的《伊凡·格罗兹尼》一书中同样把伊凡四世捧到了崇高的地位，他把伊凡四世所实行的一些残暴的行为说成为正当的和必要的，他解释伊凡四世之所以有时采取残酷的措施，是因为在他手下的人中发生了一系列叛变，其中有的叛徒想把俄罗斯的土地贩卖给敌国，当他讲到伊凡四世的外交军事活动时，甚至说：“我真想把他称作是我们时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家之一。”而安德烈·库尔布斯基所撰写的《莫斯科大公史》中谴责伊凡四世的个人专断统治和残酷屠杀臣民的行为，他认为沙皇不应该对自己的臣民任意生杀予夺，而应该不仅在波雅尔中，而且应在”全国人民“中采纳“嘉言善语”。
1530年8月25日，伊凡出生于莫斯科，他是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与其第二任妻子格林斯基家族的叶莲娜·格林斯卡娅的儿子。瓦西里三世从1505年开始统治莫斯科大公国，直至1533年去世。
1533年，伊凡四世三岁即位，其父亲瓦西里三世在死前曾留下遗诏，要组建一个摄政会议，由叶莲娜、伊凡、伊凡的弟弟格奥尔基、莫斯科都主教以及7名波雅尔大臣组成，等伊凡四世长大后，再把政权还给他。在瓦西里三世死后不久，叶莲娜就与辅政的7名波雅尔大臣发生了矛盾。她下令取消了大臣的辅政权力，将所有权力都揽到了自己手里。
幼年时的伊凡四世由于长期处于宫廷斗争，同时，他的弟弟尤里天生聋哑，不能伴他做游戏，使他非常孤独，领主们又对小时候的伊凡四世进行各种折磨，其中在斗争中得势的舒伊斯基兄弟经常在早晨冲进伊凡四世的寝宫，将小伊凡从睡梦中叫醒，强迫惊恐的小伊凡在十字架前唱“赞美歌”，甚至用大刀或长矛架在伊凡四世的脖子上，威胁要将他的头砍去，致使年幼的伊凡性格受到了刺激，也导致其长大后的多疑以及对任何人都不相信的性格。
幼年的遭遇也导致伊凡四世十分残忍好杀。12岁时，伊凡四世曾爬上塔楼的最顶端，将不会说话的猫和狗等动物从上推下去，听着小动物摔死时发出的惨叫而哈哈大笑。有一次老鼠偷吃了他的糖果，他就把他的房间中的老鼠全部抓起来，用铁丝将老鼠尾巴系上，把老鼠一个一个地吊起来，口里念叨着：“念你们作恶多端，朕将判处你们极刑，”然后用他的佩刀一刀一刀割老鼠的肉。
1538年，叶莲娜突然去世，她的弟弟波雅尔贵族格林斯基成为伊凡四世的监护人。1543年12月29日，13岁的伊凡受监护人格林斯基的唆使，下令将另一个监护人、波雅尔贵族安德烈·舒伊斯基处死，舒伊斯基的尸体在宫门外暴尸两个小时之久。1545年，伊凡四世度过了自己15岁的生日，寿诞之喜刚庆贺完毕，他就下令割掉出言不逊的宫廷大臣阿法纳西·布图尔林的舌头，一个月之后，又宣布罢免5名最显赫的波雅尔领主。
1547年1月16日，时年17岁的伊凡四世到了登基的年龄，其在克里姆林官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加冕仪式，大主教马卡林把一顶从东罗马帝国传下来的皇冠戴在他头上。为表明自己已拥有无限的权力，伊凡四世采用了“沙皇”的称号。“沙皇”一词并非伊凡的创造，它来源于古罗马皇帝的称号“盖乌斯·恺撒”（俄语沙皇（царь）是从拉丁文“恺撒”（Caesar）一词转音而来），自此，伊凡四世成了俄罗斯第一位沙皇。
1547年6月26日，莫斯科发生了百姓暴乱，愤怒的人们冲击宫廷，要求伊凡四世把他的舅舅格林斯基交由他们处理。伊凡四世只得将自己的舅舅交出，结果愤怒的市民把格林斯基拉出宫廷，当即用石头把他砸死在市政广场上。人们把格林斯基家族的邸宅洗劫一空，把他的一些同党也抓来烧死。沙皇也吓得逃出莫斯科附近的沃罗比耶沃村。这次暴动也使得伊凡意识到人民的力量，并且对其后期的改革方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之后伊凡四世进行了全面的改革，1549年2月，伊凡四世在莫斯科召开了所谓“调解会议”，实际上是俄罗斯的第一次绅会议。1551年，伊凡四世召开了有宗教界代表和世俗封建主代表参加的“百章会议”（因会议决议编成一百章而得名），通过了由西尔维斯特于1550年编的新法典。
1548年，伊凡加冕后的第二年，便发动了大规模征服喀山汗国的战争。1550年，伊凡四世出动大军远征喀山遭到失败，1551年春，在玛里人所居住地带，靠近伏尔加河河岸的山上，面对着喀山城，修筑了斯维雅日斯克城，并迫使当地的玛里人脱离喀山汗国的控制，臣服于莫斯科沙皇。
1552年，他率领了15万大军直逼喀山汗国，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喀山汗国灭亡，被纳入俄罗斯版图，伊凡四世随即自称“喀山沙皇”，1554年，伊凡四世派3万军开始进攻原为钦察汗国属国的阿斯特拉罕汗国，于1556年春将其吞并，为沙俄打开了通往西伯利亚、中亚和黑海三个方向的通道，为后来沙俄的崛起和东扩打下基础。
1556年，政府颁布军役法，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改革。其做法是：推广伊凡三世时已实行的“领地制度”，即由沙皇授与领地作为报酬，广泛吸引中小波雅尔从军。伊凡四世对教会势力亦极力加以限制。伊凡主张没收教会土地，分配给服役波雅尔，但遭到以大主教马卡利为首的教会势力的坚决反对。结果，政府的计划只是部分地得以实现。
1556年，沙皇召见了与西伯利亚汗国毗邻的斯特罗甘诺夫家族，询问边境形势，并授权他们抵挡西伯利亚汗国，令他们在西伯利亚汗国近处构筑工事堡垒，招兵买马，伺机侵占西伯利亚汗国。到了1557年，西伯利亚汗国也向俄罗斯称臣。
为了打入欧洲，与西欧列强争雄，伊凡四世开始准备用武力开辟一条贯通波罗的海的航路，为此，从1558年开始，他又同波兰和瑞典进行了长达24年的立窝尼亚战争。
1560年，伊凡四世的妻子安娜塔西亚去世，因为此事件伊凡四世也变的不正常起来。1563年春，伊凡四世忽然重病，卧床不起，包括斯塔里察公国王公、伊凡四世的堂兄弟弗拉基米尔·斯塔里茨基等人开始密谋篡位，但不久伊凡四世痊愈，对于此阴谋，伊凡四世也是了如指掌并伺机报复。
1564年冬，伊凡四世突然携家眷离开了莫斯科，来到首都附近的亚历山大罗夫村，并宣城是由于周围人的背叛，使得他对这个国家心灰意冷，所以选择离开，他的行为在莫斯科引起了恐慌，在得到总主教对他的“有权处决任何想处死的叛徒”的许诺之后，他回到了莫斯科。
1565年年初，伊凡四世开始了第一轮镇压。他以“重大叛国案”为名，首先处决了戈尔巴特王公，及其岳父、御前大臣戈洛文，还有他年仅15岁的儿子，并将支持把斯塔里茨基立为莫斯科皇位候选人的库拉金和雅罗斯拉夫斯基两位王公的财产和土地全部没收，其家族及领地上的其他波雅尔被赶往喀山，随后，他便把矛头直指斯塔里茨基，剥夺了其旧有领地，限定其只能住在莫斯科，处于沙皇的直接监视下。
1567年夏，俄罗斯在同立陶宛的战争中失利。就在此时，俄方从抓获的一名立陶宛间谍身上搜到了一封信，信中说波雅尔杜马成员伊凡·别利斯基、伊凡·姆斯基斯拉夫斯基、米哈伊尔·沃罗敦斯基和伊凡·费奥多罗夫同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二世·奥古斯塔暗中勾结，他们表示连同土地一起臣服波兰国王，计划于当年秋季乘伊凡四世率兵出征时，在齐格蒙特二世的武力配合下，将其逮捕，拥立弗拉基米尔·斯塔里茨基为沙皇。
1568年4月，伊凡四世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见了波雅尔杜马成员和首都要人，直接刺死费奥多罗夫。随后，特辖军奔赴费奥多罗夫的领地，对该领地的王公波雅尔及其家属仆人尽数屠杀。伊凡四世之所以首先拿费奥多罗夫开刀，是因为他怀疑费奥多罗夫是那场“阴谋”的主谋。这就是著名的“费奥多罗夫政变”。
然而回到莫斯科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伊凡四世又展开了新一轮屠杀，这次针对的是自己的近臣甚至宠臣。1570年1月8日，伊凡四世率领特辖军来到诺夫哥罗德。沙皇直接宣布诺夫哥罗德参与了前段时间的叛变，大主教皮敏是叛变的首领。随后，特辖军在诺夫哥罗德烧杀抢掠，残酷堪比之前的蒙古军队入侵。
1570年7月25日，伊凡四世下令特辖军在莫斯科的一个广场上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处决了一百多人，里面有沙皇的亲信、特辖军的创始人之一阿巴斯曼诺夫，还有其他的大臣。
1574年，沙皇再次下令，准许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在乌拉尔山脉东侧——鄂毕河及其支流图拉河、托博尔河和额尔齐斯河等地建城募兵，就此俄罗斯将其势力直接扩张到西伯利亚汗国境内。斯特罗甘诺家族秉承沙皇旨意，多次进犯西伯利亚汗国，与汗国的人民屡屡发生激烈冲突。
1579年，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派人与曾被沙皇处以重刑的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奥莱宁联系，鼓动他入伙，去征服西伯利亚汗国，为沙皇拓展疆土效犬马之劳。
1581年，经过长期谋划准备，叶尔马克率领840人的队伍前去征讨西伯利亚地区。俄罗斯帝国军队沿水路前进，经过楚索瓦亚河，翻越乌拉尔山脉，跨越谢列布良卡河、塔吉尔河、图拉河、托博尔河，最后侵入额尔齐斯河。相继攻占了西伯利亚汗国的旧都成吉-图拉城和新首府卡什雷克城。
1582年，被旷日持久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伊凡四世与波兰和，放弃其已占领的部分立沃尼亚地区。第二年又与瑞典签订停战条约，被迫将已占领的沿海东南岸重镇雅姆、柯波里和伊凡哥罗德割让给瑞典。经过25年的战争，伊凡四世夺取通向西方出海口的斗争以失败告终。
1581年11月15日，由于太子妃衣着问题，伊凡父子发生激烈争吵，加之太子原本有病在身导致太子去世。1584年3月18日，伊凡四世离世。他身后留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费奥多尔，是第一个妻子安娜斯塔西娅所生，时年27岁；另一个叫德米特里，为最后一个妻子（第七个妻子）所生，刚一岁半。根据遗诏，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继承了皇位，其舅舅扎哈林-尤里耶夫、妻兄鲍里斯·戈都诺夫、杜马主席伊凡·姆斯季斯拉夫斯基、伊凡·舒伊斯基和别利斯基大公五人摄政。
1547年1月16日，伊凡正式加冕并采用“沙皇”称谓。从此以后，俄罗斯历代君主均以“沙皇”自称，沙皇制度成为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代名词。伊凡采用沙皇称号是一个重大的行政改革。其意义在于，伊凡四世举行加冕的行为在法律上确立并巩固了莫斯科君主们为创建专制政权而斗争的整个时期（的成果），对于结束波雅尔寡头的纷争和巩固中央国家权力机关更具有直接意义”。
同时在国家的对外关系中“沙皇”称号的使用抬高了俄国的国际地位。大公的称谓在西欧被译为“亲王”或“公爵”这两个封号均低于“国王”或“皇帝”，而“沙皇的俄文译音可直译为“皇帝”。这样，俄罗斯君主在名义上与西欧各国君主等同。
伊凡四世还编撰了新法典，史称《一五五O年法典》（又称《伊凡四世法典》）。新法典规定审判权和行政权集中于中央，废除王公领地的司法特权，地方权力由封建波雅尔、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选举的地方长官行使，他们对中央政府负责。新法典重申了《一四九七年法典》关于农民在尤里耶夫节的出走权，但对“外遇”（离开原主人，另寻新主人）手续费、“卖身折债”和“易主赎金”做了更详细的规定，增加了“居住费”的数额。这是俄罗斯第一部统一的法律文献，它的实施显然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削弱了波雅尔的权力。法典限制了领主和地方官吏的权力，使审判和治理权更加集中于中央。
组建重臣拉达是伊凡行政革新的又一重大举措。1549年初，一批政府新人活跃在沙皇周围，史称“重臣拉达”（或称“近臣拉达”）。“拉达”（Рада）一词来源于德语“会议”之意。重臣拉达的出现与波雅尔杜马成员的扩大密切相关。重臣拉达成立之后，即成为伊凡改革的参谋和执行机构，着手改造国家，从行政、军事、财政等多方面巩固统一的俄罗斯，加强中央集权，树立沙皇的权威。
伊凡四世还废除了废除食邑制和门第制，所谓“食邑”是指地方行政官吏将征收的赋税纳入私囊，也就是不折不扣地依靠平民百姓供养。俄国的波雅尔都以最大的市、县作为“食邑”。在其所辖的范围内，波雅尔随意规定税收。所谓“门第制”是按门第的“高低”显贵程度和亲族父亲，祖父和其他“亲戚”的地位任命官吏的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个人的才能和阅历并不重要，只要出身“高贵”，纵然目不识丁也能担任高级官职。
废除食邑制和门第制之后，俄罗斯开始允许政府任命门第不太显赫但骁勇善战的统领担任副统帅，过去只向食色贵族缴纳苛捐杂税的地方改向国库缴纳租赋，过去由食色贵族掌握的司法权和税收权转人由居民选举的县主和城市督办手中，他们的活动直接受莫斯科的刑事衙门领导。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具有重要的作用。
衙门（Приказ）制度是俄国16世纪初至17世纪彼得大帝改革前实行的重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衙门机关是沙皇借以管理国内外重大事务的执行机关，在俄国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衙门制度萌芽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即产生于俄罗斯国家初步统一的伊凡三世时期。衙门的出现是统一国家集权管理的产物。16世纪30年代出现了管理服役军人、监督各地方武备事务的军务衙门，但到伊凡四世改革之前，衙门机关只是稀少零散地见于史料，而大量的、职能确切的衙门机关的出现还是在伊凡四世亲政之后。按职能分工的衙门代替按地域分工的宫廷机关是伊凡四世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其按照分工不同设有射击军衙门（1571）、火炮衙门（1577）、石器衙门（1583），甲衙门（1573），医药衙门（1594—1595）等，还包括各地方司法衙门。
伊凡四世使衙门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并且各衙门职责分明。它的出现打击了封建割据势力。后来衙门制度成为16世纪至17世纪极富俄罗斯特色的行政管理制度。以此为发端俄罗斯逐渐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
伊凡四世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后，便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张，以扩大沙皇俄国的版图。伊凡四世曾三次派兵人侵喀山，但都以失败告终。但他野心不死，在对军队进行改革后，又开始第四次人侵，最终获得了胜利，使得俄罗斯开始向西伯利亚地区扩张。以后，伊凡又占领了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汗国。为了取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伊凡又与波兰、瑞典打了一场长达25年的战争，结果以失败而告结束。在伊凡四世的领导下，俄国的领土面积扩大至398万平方公里，较之他即位时相比增加42%。
为了镇压波雅尔的反抗，伊凡四世还建立了“特辖军团”，特辖军团由一千人组成，其成员经过严格筛选。他们多是拥护沙皇的波雅尔，其中也有少部分豪门波雅尔和领主的代表，都曾为沙皇立过“汗马功劳”。“特辖军”身着黑色服装，在马鞍旁挂有一个狗头和一把形似扫帚的刷子，表示将扫荡国内的叛逆分子，跟踪追击，无情镇压。“特辖军团”的建立，进一步巩固了沙皇的权力。沙皇依靠“特辖军团”采取极其残酷的手段，无情镇压波雅尔的叛乱。
特辖军对不服从沙皇命令的人实行残酷镇压，这一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也使很多人遭到了屠杀，尤其是一些波雅尔贵族。在实行特辖制之后的7年时间里，有大约4000名波雅尔贵族被屠杀，而这些波雅尔贵族原本都是一些较有实力的人。通过这一番清洗，俄罗斯波大雅尔贵族的势力大大地减弱了，而地方的一些小波雅尔贵族逐渐显现出来。
伊凡四世统治时期，俄国的常备军总数已经达30万人，其中骑兵人数为15~20万人，这个时期，俄国军队的军制已初步建成，军队最大的编制单位是团队，团队的人数一般为500~1200人。团队以下为五百人队、百人队、五十人队、十人队。军官一律由波雅尔担任，军队中大量聘请外国人担任军官职务，他们大多是日耳曼人、苏格兰人、英格兰人和波兰人。但是这些外国军官中有一些是外国间谍，更有一些人对军事一窍不通，绝大多数人不懂得俄语，训练和指挥都成问题。
伊凡四世逐渐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努力以俄国人代替外国军官，但直到1662年，1000名上尉以上军官中，外国人仍占400名。高级军官中外国人的比例更大，直到17世纪70年代，才出现第一名俄罗斯将军。
同时在1559年编撰的新法典中，伊凡四世也颁布了“兵役条例”，要求军队主要由波雅尔士兵组成，规定封建主每一百五十俄亩土地必须出全副武装的骑兵一人，以加强军事实力。
领地民团是国家武装力量的基础，更是专制政体的阶级支柱。伊凡四世政府对领地民团的改革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改善中小波雅尔和波雅尔子孙的法律和经济地位，改进服役制度，从而提高领地民团的战斗力和改善整个军队的组织结构、状况。
在伊凡四世时期，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军队的武器装备略有改进，射击军是当时的精锐部队，装备火绳枪，后来又出现了燧发枪。但民兵和亲兵武士队仍然使用的是大刀、弓箭、长矛等冷兵器。俄军军队中出现了独立的炮兵兵种，当时的火炮用铜铸造，后来改用生铁铸造，带有轮式炮架，发射球形铁弹。
军队指挥体制的改革是伊凡四世军事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整个国家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经过改革形成了比过去更为明确的军事指挥体制，沙皇负责对军队和整个军事工作的总的领导，各个衙门直接指挥武装力量的建设与训练，吏部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负责召集所有的俄国军队，把它们组编成团，根据沙皇和杜马的指示任命将领并向他们下达军事行动计划。总的来说，伊凡四世时期军事指挥体制的改革是成功的，整个世纪都沿用了这个指挥架构。
伊凡四世政府的土地政策是巩固和鼓励军功领地即俸田（Поместъе）发展。伊凡四世推行沙皇特辖区制度，他把全国的土地分为两部分：一是普通区，由波雅尔组成的“杜马”管理；一为特辖区，由沙皇直接管理，其中特辖区主要在中部，总面积约占全国土地的一半以上。这些地方富饶、繁荣，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凡在特辖区以内过去属大波雅尔统辖的世袭领地，一律变成王室的财产，由沙皇分封给服役波雅尔。大波雅尔失去的领地则从遥远的普通区得到补偿。这种获得领地的波雅尔即“服役波雅尔”，紧紧地依附于沙皇，成为沙皇对付领主世袭波雅尔的忠实有力的工具。
同时伊凡四世还实行统一的土地课税单位—“大索哈”，从50年代初开始政府组织了全面的土地清查活动，50年代的土地登记遍布俄罗斯国家37个县和其他一些行政区，其中包括中央各主要县区以及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地区，覆盖面极广。土地登记的目的在于为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课税单立做好准备。在组织土地登记过程中，政府开始全面推行新的、统一的土地课税单位“大索哈”。大索哈以土地占有者的阶层归属和土地质量来确定。
伊凡四世改革了教会，消除各地教会的差异，建立统一的教会，实行统一的宗教仪式，禁止教徒等向教会和修道院捐赠土地，禁止他们自行购置土地，限制教会扩张势力范围。
在伊凡四世的父亲，瓦西里三世的时代教会与世俗政权矛盾和斗争的就日益激烈。教会内部约瑟夫派和禁欲派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朗化。到伊凡四世加冕之后，以沙皇的忏悔牧师西里维斯特为首的禁欲派积极站到新政府一边来，支持政府教产世俗化的决定；而都主教马卡里领导的约瑟夫派坚决捍卫教产受上帝保护、不得侵犯的原则，他们属于教会中的保守派。1550年9月15日政府通过决议·“禁修道院在城市中建立新的乡镇，禁止在某些旧的乡镇建造宅院。在修道院乡镇逃避赋税的城关居民要返回城关区”。
为了进一步协调世俗、教会封建主之间的利益关系，1551年2月召开了有宗教界代表和世俗封建主代表共同参加的百章会议。10个与会代表中有9个是约瑟夫派或其拥护者，所以，约瑟夫派的主张得到了广泛肯定。会议决议汇编成册，共百篇，称《百章决议集》（或《百篇书》）。沙皇伊凡四世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主要“问题”的要点有：（1）关于与门第制作斗争。（2）关于重新审查世袭领地、俸田和食邑。（3）关于修道院、王公、波雅尔的田庄。（4）关于取消小酒馆。（5）关于取消过境税。（6）关于渡河税与过桥税。7）关于国境卡。（8）关于编世袭领地册及为从世袭领地征兵编订细则。（9）关于整顿俸田的分配。（10）关于“寡居的女波雅尔”（波雅尔子女的寡母）的保障制度。（11）关于对诺盖使者和客商的监督制度。（12）关于全面的土地登记。
百章会议虽然没有达到制服教会的目的，但宗教仪式的归一对统一国家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教会的嚣张气焰亦有所收敛。尽管如此，随着中央集权和专制制度的巩固，到彼得大帝的宗教改革之后，俄罗斯教会各方面势力已非往昔，彻底从属于世俗政权。
对于伊凡四世的评论在不同的时期，也充满着尖锐的分歧。
早在伊凡四世当政时，当时的政治家伊凡·佩累斯维托夫等人就极力维护沙皇的专制统治，伊凡·佩累斯维托夫还在他所写的《沙尔格拉得陷落记》引述拜占庭帝国的历史，说明沙皇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否则，沙皇如果将政权交给大波雅尔或僧侣分享的话，就必然要导致国家的残破、衰亡。
同时期的安德烈·库尔布斯基所撰写的《莫斯科大公史》却谴责伊凡四世的个人专断统治和残酷屠杀臣民的行为，他认为沙皇不应该对自己的臣民任意生杀予夺，而应该不仅在大波雅尔中，而且在”全国人民“中采纳“嘉言善语”。他还写信给伊凡四世，信中强烈谴责伊凡四世任意杀戮他手下的能干的大臣和将领等专横暴虐行为。两人还就专制统治写了5封信进行辩论。
俄罗斯帝国时期贵族历史学家卡拉姆辛和伊洛瓦斯基等人，对伊凡四世的残酷统治行为，也不无微词，不敢公开为之辩护，虽然有些俄罗斯历史学家在批评伊凡四世残暴行为的同时，也指出他在加强俄国中央集权中的作用，但19世纪的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留契夫斯基却驳斥了这种意见。他认为伊凡四世时所建立起来的政权机构，如果没有伊凡四世的话，可能会更加容易、更加平稳地建立起来。十月革命前夕，统治阶级为了本身的政治需要，就对伊凡四世加以歌颂。
苏联建立之初，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一书中讲到伊凡四世和安德烈·库尔布斯基的通信时，认为在当时伊凡四世虽然实行了一些改革，但是，他所实行的新政乃是将一切足以阻滞莫斯科居民转变为沙皇奴隶者的人，完全消灭。伊凡四世力图将俄国人民都变成毫无个人自由即财产权的奴隶。他认为虽然库尔布斯基思想上有些保守，但比起伊凡四世的新政要易于同情的。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苏联的政治生活充斥着个人崇拜的风气，伊凡的形象也被粉饰成英明的形象，威伯尔院士在他的《伊凡·格罗兹尼》一书中把伊凡四世捧到了崇高的地位，他把伊凡四世所实行的一些残暴的行为说成为正当的和必要的，他解释伊凡四世之所以有时采取残酷的措施，是因为在他手下的人中发生了一系列叛变，其中有的叛徒想把俄罗斯的土地贩卖给敌国，当他讲到伊凡四世的外交军事活动时，甚至说：“我真想把他称作是我们时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家之一。”
在1996年出版，由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A·H·萨哈罗夫以及A·Π·诺沃谢里采夫、Л·B·米洛夫等编写的《俄国通史》中，作者肯定了伊凡四世同阿达舍夫、安德烈·库尔布斯基、马卡里亚（东正教总主教）等“重臣会议”成员所进行的改革措施；同时不认可特辖制是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不可避免的“进步”措施的观点。
在1997年，由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出版的《俄国史教程：第2卷》中表示“如果没有伊凡，莫斯科国家的生活也会像在他之前和在他以后那样发展；不过，没有他，事态的发展会比有他更容易些、更稳当些，当时一些极重要的问题的解决也许不致产生他所造成的那些震荡……可以把他比作旧约中的瞎眼大力士：他为消灭敌人，把房顶上坐着敌人的大厦搞垮了，结果连自己也压在下面。”
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曹维安认为，不能把伊凡四世看作是超越了俄罗斯历史一百年的“悲剧式人物”，因为他的敌人是虚构的，而俄罗斯国家正是压死他自己的那座大厦。俄国在经历了17世纪初的大动乱后终究没有崩溃，但这并不是伊凡四世的功劳。
特辖制实行后，全国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凡有谋反嫌疑的人，皆会被镇压或处决；刑讯逼供滥杀无辜是常有的事；大波雅尔神职人员、黎民百姓，甚至连伊万四世自己的妻儿，也都在“特辖军”的刀剑下在他歌斯底里的狂怒中丧了命。为了反对特辖暴政都主教阿法纳西在修道院清修其继任者菲利普二世也因揭露其暴行，很快被废黜拘禁。1569年12月沙皇以叛国通敌为罪名，亲自率“特辖军”征讨诺夫哥罗德。从莫斯科至诺夫哥罗德沿途的城市均遭到“特辖军”的烧杀抢掠，被洗劫。
伊凡四世经常邀请一些领主进宫，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些酒肉朋友的圈子。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斟满的第一杯酒要由伊凡四世先饮，然后将用这个杯子装满酒一一送到其他人的手里，直至大家喝的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如果在斟酒时有人不听劝酒，拒绝干杯，那么他绝对不会被再次邀请，甚至有可能为此送命。
在伊凡四世的晚年，他成了一个变态的疯子。1560年伊凡的妻子安娜塔西亚死后，他的神志越来越不正常。俄罗斯史家认为他晚年得了梅毒，当梅毒进人晚期，就会使患者神经错乱。伊凡四世的儿子、王储伊万，被他无故用权杖击毙。
伊凡四世的死因，后人有种种猜测。据说，是他的一个亲信戈都诺夫收买了给他治病的英国医生，用毒药将他害死的。近年来，苏联科学家对他的遗体进行了化学分析，发现含量很大，证明他很有可能中毒而死。但目前对这一看法仍然存在异议。
伊凡四世的别名称谓来由不一，有人称由于其血腥的暴行以及乖张暴戾的性格，被人们称为雷帝，也有人称伊凡四世出世时，据传他呱呱坠地时，天上响起了响彻云霄的雷声，附近的群山随之动摇。据说喀山汗的妻子在远达数千公里外都听到这个婴儿的哭声。
伊凡四世晚年在宫中豢养了一些魔术师。他还从英国请来占星术家耶利谢乌斯·波美利乌斯（Eliseus Bomelius）。后者擅长制作毒药，伊凡雷帝用这些毒药清除了不听话的达官显贵。波美利乌斯还创立了星象占卜，据传，占星术家们还通过国君下象棋预言了他的死亡，而象棋也是伊凡四世的一个爱好。
俄罗斯著名画家伊里亚·列宾的经典杰作《伊凡雷帝杀子》，就是以伊凡杀子当时的历史场景为题材创作的。画中表现的是1581年11月16日那一天，伊凡四世在暴怒之中用沉重的权杖击打儿子伊万的头部后，从狂躁症中清醒过来，头发蓬乱的伊凡雷帝跪坐在铺满了红地毯的地上，右手把儿子搂在怀中，左手试图捂住儿子头上血如泉涌的伤口，眼中流露出惊惶恐惧和无助的神色。而王储伊万双目无光，半躺在伊凡雷帝怀中，但仍然左手支地，似乎试图挣扎着站起来。沉重的金属权杖沾满鲜血，被遗弃在一旁。这幅杰作当今仍收藏在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