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4:52
八七会议是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会议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纠正了大革命以来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健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制定新的形势下党的战略、策略方针。参加会议的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等正式代表共21人，共产国际代表维萨里昂·罗明纳兹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重要文件，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和斗争策略。
《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八七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为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并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史专家方城认为：八七会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担当的魄力、危机处理的能力、自正自净的活力、坚持探索的毅力，而这些力量的根本，均在于信仰信念的定力。
1926年3月和5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决议案”，显露出其破坏国共合作，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意图把共产党人排挤出中国国民党领导机关，夺取革命领导权势企图。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天凌晨，大批青洪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向上海市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随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借进行调解之名，收缴了工人纠察队武装。13日上午，第二十六军开枪打死100多名游行的工人和市民。随后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也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
1927年5月初，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开始限制、制裁工农运动，拥护工厂主和商人，保护地主、富农。6月10日与冯玉祥等在郑州交换了对付工农运动和共产党的意见，将河南省的唐生智，张发奎部队撤回武汉市，控制局势。与此同时汪精卫担任武汉政府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排斥出去，并在他的私邸召开会议商量与共产党分裂的办法。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反对，召集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彻底显露汪精卫集团“分共、分共"的反革命本质。汪精卫集团并实施了“武力清党”，从7月13日开始，陆续有革命者被屠杀。 并于8月2日对武汉市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等革命团体的共产党人、进步青年和工农革命群众疯狂进行搜捕枪杀。
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导致共产党人大量被屠杀，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瓦解和被消灭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地组织和各革命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原来蓬勃发展的各地工会和农民协会，到处被查禁或被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潮。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并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1926年12月，在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在党中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丰革命中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情况下，使大革命惨遭失败。
1927年8月2日，为援助南昌起义，牵制敌人兵力，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有七万余名工人参加的武汉工人总同盟罢工。罢工工人停工封厂，组织示威游行，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国民政府”“打倒汪精卫、唐生智”等口号。武汉三镇出现断电、断邮、断航现象，处于半瘫痪状态，引起中国国民党武汉当局的恐慌，对罢工进行镇压。在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各行业被迫陆续复工。大罢工的失败说明，面对当时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继续采取进攻的方针和合法的形式来取得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927年7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新方针。7月下旬，共产国际新代表罗米那兹到达武汉市。在罗米那兹指导下，中共在武汉的领导人积极进行紧急会议筹备工作。
1.起草会议文件。文件起草主要在中央领导人秘密住地汉口英租界德林公寓完成。由罗米那兹、瞿秋白、苏兆征等人分别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
2.确定会议议程。因时间紧迫，只准备开一天会议。瞿秋白、李维汉、罗米那兹等人研究确定会议的议程是：接受共产国际最近对于中国革命的指示；批评党中央的错误,确定新的方针策略；改组中央领导机构。8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会议议程，对改组中央问题进行酝酿，提出新的常委会应当加入工人分子，今后中央的指导应该集体负责。
3.确定会议时间、会议代表。紧急会议原定于7月28日举行，因形势异常紧张，来不及召集远地代表，只能一边推迟会期，一边设法通知附近各省。直到8月6日，出席会议的代表仍无法到齐，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便决定立即尽数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以及湖北、湖南省、上海市党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时间定在8月7日。
4.选定会议地址。为确保会议安全，经过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人多次实地考察和分析，将会址选在汉口三教街41号苏联驻国民政府农民顾问拉祖莫夫的居所。
出席八七会议正式代表共21人。包括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中央候补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青年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军委代表王一飞。邓小平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维萨里昂·罗明纳兹，以及纽曼和洛蜀莫娃。
会议开始后，李维汉说明此次会议召开的原因，并介绍了会议的议程。
共产主义国际代表罗米那兹首先做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指出召开这次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会议所要解决的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及改组中央领导机关的问题。随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的主要内容做长篇发言，回顾分析了1927年4月至7月党在路线、策略上的右倾错误，着重讲了中共中央限制工农运动向中国国民党让步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策略以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和错误的责任问题。
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代表先后发言，他们以尖锐的语言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批评他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并强调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之一。
瞿秋白代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分析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形势,提出了今后大力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强调“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同时点燃各地“农民要求暴动”的火线，造成工农革命。他代表中央常委会向与会者宣读了关于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党的组织问题等决议案，提请会议讨论通过。会议文件系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决定立即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
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被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邓中夏、毛泽东、周恩来、彭公达、张太雷、张国泰、李立三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新的临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省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危急的紧急关头，坚持了革命的方向，迅速扭转了革命危机的局面，对恢复和发展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会议确定把土地革命作为党的任务总方针之一，由此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1928年春天在井岗山开始了土地革命的试点，随后逐步推开。并于1928年12月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农民分得土地的神圣权利。1929年4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经过几年土地革命的成功实践，各地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等。1931年12月1日公布实施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以法律形式将土地革命的成果巩固下来，将土地革命的任务固定下来。
八七会议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高压统治的斗争，以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最为突出。起义争取了国民党中的革命人士，更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和苏维埃政权的开始。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境的秋收起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井冈山市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成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依据革命形势的变化，迅速将中共整个党的组织从公开、半公开状态转入地下秘密工作状态，并及时地确立了党在秘密状况中的组织管理方式和工作办法的各项原则和措施，以适应白区工作环境，保存党的组织。并通过建立一个严密有序的地下交通网络，使整个党的地下组织串联在一起，从而保证了党的地下组织散而不乱。八七会议不仅使中共在政治上找到了新的出路，而且在组织上将党从崩坏的状态中拯救了出来，给党赋予了新生命。这一切也为此后中共长期坚持的白区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八七会议作为一次中央的紧急会议，完成了它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相关领域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不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历史性转折，也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共中央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评价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坚持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藉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中国共产党历史》评价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评论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危急的紧急关头，坚持了革命的方向，迅速扭转了革命危机的局面，对恢复和发展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但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没有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反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埋伏下了一个祸根。
党史专家、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审方城在接受中国新闻网采访时这样评价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担当的魄力、危机处理的能力、自正自净的活力、坚持探索的毅力，而这些力量的根本，均在于信仰信念的定力。
会议地点位于武汉市，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是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转折点。纪念馆2001年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电影《风云1927》讲述了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五月份马日事变发生，湖南长沙大批共产党员被害，国共合作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为此，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陈独秀、邓小平等人汇聚武汉商量对策，以期为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寻找出路。此时的武汉市鱼龙混杂，有貌似公正的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有不谙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代表和各路军阀武装，共产党人举步维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革命者彻底丢掉了幻想，在经历了一系列斗争之后，共产党人先是在南昌市举行了武装暴动，接着在武汉召开了期待已久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从而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使中国革命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八七会议.中国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3-12-04
《党史上的重要会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3-12-04
党史专家：挽狂澜于既倒，八七会议彰显的力量仍具现实意义.中国新闻网.2023-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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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1927 (2014).豆瓣电影.2023-12-21
八七会议.文津网.2023-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