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10 14:37
内藤湖南（日语：ないとう こなん，罗马字：Naitō Torajirō ；1866年8月27日 —1934年6月26日），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后以“湖南”之号行于世， 出生于陆奥国马毛内村（今秋田县鹿角市）。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
明治十八年（1885年）毕业于秋田师范学校，担任小学训导主任，执行校长。明治天皇二十年（1887年）进入东京。明治三十年（1897年）任佛教杂志《明教新志》记者，之后任《三河新闻》《日本人》《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万朝报》专栏作家，在日俄战争中以宣扬开战论而名声大振。明治大学四十年（1907年）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任历史学系东洋史学讲座讲师。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为京都大学教授。四十三年（1910年）获博士学位，并任京都大学东洋史学讲座教授二十年，与同事狩野直喜、桑原骘藏组成“京都学派”。大正十五年（1926年）退休，为帝国学士院院士。 昭和九年（1934年）6月26日，内藤湖南去世，终年68岁，葬于京都郑伯奇的法然院。
内藤湖南在中国历史的宏观方面，有两大见解：一系空间上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一系时间上的“唐宋变革说”。 内藤湖南在中国学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对中国稀见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证、编辑、出版，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划分，对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论证，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以及在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目录学、敦煌学、满蒙史地等领域，也都卓有建树。
1907年10月被聘为京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两年后升为教授，讲授东洋史。
1909年11月从住北京的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京师大学堂的罗振玉处，得到保罗·伯希和在北京展示敦煌写本的消息和部分照片，立刻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续发表《敦煌石室发现物》、《敦煌发掘的古书》，首次向日本学界介绍敦煌文书的发现及其价值。
1910年8月又在《朝日新闻》上发表《西本愿寺的发掘物》，介绍大谷探险队的收获，并应邀参加大谷收集品的整理，编辑《西域考古图谱》（1915）。在获知中原地区官府已将藏经洞所剩文书全部运抵北京后，与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富冈谦藏、滨田耕作奉京都大学文科大学之命，于1910年8月至11月到北京调查敦煌市文书。翌年写出《清国派遣教授学术视察报告》，并将所获资料展览。
1924年，率弟子石滨纯太郎往巴黎、柏林等地收集资料，归国后发表《欧洲所见东方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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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洋史学已独立发展，不能等同于汉学或中国学，最早提倡者为那珂通世于高等中学的教师会上。而在各大学东洋史学科的成立中，首倡者那珂通世虽在东京大学，但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的成立尚晚于京都大学。
在京都大学东洋历史学科三讲座中，又因讲座教授者受训背景的差异，因而在京都大学形成两种不同研究理念的学风。即以内藤为首的“支那学派”，及以桑原骘藏为首的东京学风。
表现在京都大学的两种不同学风，实即日本东洋史研究观点的缩影，亦即表现于京都大学内的东洋史研究风尚，有“支那学派”与“东洋史学派”之分。两派的中原地区史观，分别是“东京学派”采极端否定中国的文化与文明，即以德国利奥波德·冯·兰克学派为史观；而“支那学派”的中国史观则是极为推崇中国文化，且与中国学者保持良好的往来关系，三田村泰助喻之为“内藤学”，亦是所谓“京都学派”的主导奠基者。
两派主要的歧异，在于对中国考古文物的看法，东京学派以甲骨等考古文物为伪物，而内藤等“支那学派”则视其可证之史实。
但此种对立的中国史观，并未影响两派学者间的私谊。持此种对立史观的学者，亦被后来的学者以对比的方式进行研究，如增渊龙夫的研究，即以内藤虎次郎与津田左右吉为对比，研究成其大作。继其后者，尚有五井直弘等人。
两大学派虽史观不同，但都不可免的，参与了日本为侵略亚洲大陆所设立的研究事业。或因此，被讥为为帝国主义者服务。又由青江舜二郎及竹田笃司二氏的回顾，可窥知当时京都大学的东洋史学科的声望，更在东京大学之上。然此并非本文探讨的重点所在，仅作为时代背景的了解，主要还是在探讨内藤历史学研究方法，及其学术观点。
内藤的历史发展观中，影响较大的有“天运螺旋说”与“文化中心移动说”。前者，有喻之为“天运螺旋循环说”，亦有学者视为大势论或时势论，然其间应有些微的差异。内藤此说的提出，即在反驳欧西学者的“中原地区文明停滞说”，即内藤有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史观，但其认为历史变迁虽是循环的，然其发展过程则是有差异的。
此外，内藤期望“天运螺旋循环说”的应用范围需加以扩大，期达于真、善、美之境，如此可得有一大有作用的学理。另一历史发展观即是“文化中心移动说”，内藤以文化中心的移动促成了统一大势，即其文化中心的移动非相对的兴衰，乃是文明的普及，即文化中心移到哪儿，文明即被带到那儿。即文明所到之处，该地即得到开发，开发的成果当会使文化差异缩小，因此而带来统一的气运。或因此种史观，内藤看中原地区五代十国的割据，不仅未妨害文化的发展，反而有助长文化的普及。
又其“文化中心移动说”，早已应用在其第一本著作《近世文学史论》中，可知此一历史学研究理论，与其学术研究相伴随，可视为其史学研究通则之一。此外，即其在“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历史观中，表现其对边陲文化的注目。
因此，其以汉代的发展受秦、楚文化的影响。就内藤所论，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交流，而每一种文化交流必当汇流产生出自有的特色。因文化交流是缔结人类文明的重要元素，笔者深信所有灿烂的文明都是经此文化交流的过程而来。
创立了京都学派。内藤湖南是京都大学中国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学术生涯始于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1899年，内藤湖南首次访问中国的旅行，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之后他专心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1907年，内藤湖南成为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历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在任20年中，以他为核心，打造出了世界著名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文化间谍时代的内藤，利用各种手段，展开了收集和盗取中原地区古代文献活动，包括《崇谟阁本《满文老档》——清朝开国历史见证》《蒙古源流》《清文鉴》《满蒙文大藏经》《盛京全图》乃至著名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篇》，以及宋元善本和唐宋碑帖等一大批珍贵文献。他亲自拍摄的全套《满文老档》照片，至今也是日本满学界和国际满学界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宝库。史学大师时代的内藤，先后出版的主要汉学研究著作有：《清朝衰亡论》《支那绘史》《支那史学史》《支那目录学》《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のの文化》《支那近世史》《燕山楚水》《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等，后来被结集成14卷本的《内藤湖南全集》出版。
独创性学术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史时代区分观点。内藤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远古至东汉中期)、中世(五胡十六国至唐中期)、近世(宋至清代)三个时期。在此期间，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向外扩张到停止的历史变化。二是唐宋变革论的观点。内藤首先从政治上阐述了唐宋之际是中世贵族制的崩溃，宋代君主独裁政治建立的一个历史过程。其主要的标志是代表贵族利益的九品官人法被中止，科举选官制度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唐朝中期以来至北宋建立期间发生的历史变化。三是宋代近世文化。内藤认为，宋代以后的文化水平不仅可以与欧洲近世文化相匹敌，有时甚至超过了欧洲。他称宋以后为近世，不仅是指距离现代比较近的意思，而是认为其文化已达到现代人同水平的程度。内藤湖南的上述独创性学术观点，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史观。他以文化史为一条主线来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见解，为后来以宫崎市定、谷川道雄为代表的几代研究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内藤历史学的影响。内藤湖南及其开创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术影响是世界性的，也将是跨时代性的，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史的每个方面几乎都可以发现内藤史学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影子。内藤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对中原地区商周历史研究的影响。内藤湖南特别认识并肯定了利用出土文献解释商周两代历史的学术方法，他搜集的东北地区古代金石碑刻的拓本资料，为罗振玉出版《敦煌石室遗书》提供了素材和依据。二是对中国隋唐史研究的影响。内藤湖南“隋唐贵族制”和“宋代近世说”的出现，最大限度启发了对隋唐政治制度的研究。“宋代近世说”把由宋到清历史进程等同为一个早熟而且高度发达的封建王朝走向长期衰老的漫长历史过程，这为日本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有意无意之间直接提供了文化注解，也成为内藤历史学及其本人遭人诟病的直接证据和原因。三是对中原地区敦煌学研究的影响。内藤湖南是敦煌学的开创者。他最早参与了对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市文献的收集、调查和整理，为敦煌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至今仍影响着中国历史学界和敦煌学界。四是对中国历史学界章学诚研究、清史研究的影响。内藤湖南远比中国学者更早地、更全面地发掘了章学诚的遗书，并且肯定了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一书的史学思想和学术贡献。五是对中国历史学界的特殊影响。内藤湖南创建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心移动说”，提出了“中日文化同一论”，把日本文化看成是中原地区文化中心的延长点和未来中心所在地。这一理论至今是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禁区之一。
内藤湖南不仅在中国历史学研究方面贡献颇著，对中国绘画史领域也有较深涉猎，尤其是在“南画”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之所以关注“南画”，一方面是针对近代日本绘画发展政策过分提倡“日本画”而导致文人趣味的“南画”日渐衰落；另一方面也为日本新的收藏趋向提供画学理论支持。而京都学派的研究路数和他自身的史学素养，不仅使内藤湖南精辟地解读了中原地区古代画学文献，纠正了日本人对中国文人画体系的偏狭理解，更是从史学结构上把握了影响中国绘画变革的制度与文化因素。在当时中日文化界递次批判文人绘画的浪潮中，内藤湖南通过对“南画”历史的研究，积极宣扬这种东方绘画样式和审美趣味，并阐明了它在世界文化中的应有价值。
内藤湖南所著的《中国绘画史》，是近代日本第一部较有系统的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学术著作。内藤湖南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主要是源于日本的明治末年和大正时期，他并不着眼于日本古老的收藏，而是更心仪于明清时期的绘画，并极力推崇中国的文人画，这与当时日本学界守旧派的观点截然相反。此书由在京都大学文学系所作讲座的笔记整理而成，以朝代为序叙述中国绘画历史，行文中时时与日本绘画对比，彰显中国绘画对日本绘画影响的源流关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内藤湖南在对不同的画家风格分析和鉴定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指出：“自董源至赵孟頫的绘画主要注重创作意图，通过熟练的绘画技巧完成作品，而四大家的作品更注重率意，作画完全依靠自然手法。一般认为四大家的风格主要继承董北苑，或者是吸收继承董北苑手法的巨然的风格。因此，从他们的作品来看，在构图上几乎没有任何董北苑的痕迹。黄公望的作品中多少有些董北苑的风格特点，但是其他人的画中则完全看不出来。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学习董北苑的技法，但是并不追求形似，而主要学习其精神，追求神似。”“以往的著名画家均无法摆脱一种职业画家的特点，这一点即使赵孟頫也是同样，而四大家却能超凡脱俗，他们摆脱了熟练的绘画技巧的束缚，以一种文人气质作画，在近世时代，为中国画开辟了清新的境界，结果自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内藤湖南在中国历史、中国文献学、甲骨金石学等领域都有相当的成绩和影响。”（读特评）
“内藤湖南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学者，是日本中国学的首倡者。”（宫崎市定评）
“作为京都大学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和核心人物，他被日本学术界称为‘京大の学宝’。”“所谓‘实证学派の内藤湖南’乃是对他一生治史风格的概括。”“内藤湖南完全是按照中原地区传统文人的要求来培养自己。他擅长书法和写古体诗词。在他写的一首七律中，他希望自己是个中国的四品官、最后当个穷书生。”（刘正评）
“内藤湖南前半生曾任《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万朝报》等媒体的记者或主笔，后半生则任京都大学教授。虽跨舆论界和学术界，但内藤湖南在两方面均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就学术界而言，内藤湖南为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对后世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有很大影响。”（张新朋评）
“内藤湖南是著名的汉学家，学术成就显著。他的研究特点有：注重史料研究，重视传统经史的研究，强调历史学的独创性和理论化，善于探求史事的渊源，贯穿古今，能够从横向比较同一时期的历史的异同，也能从不同时代的相同历史意见进行比对。”（崇景评）
“作为日本史学大家，内藤湖南在国际学术领域举足轻重，由其所创立的‘内藤史学’也名重一时。”“内藤湖南知识渊博，研究视野开阔，文字羁而不群，跳跃性极大。”（高俊峰评）
“《中国近世史》《中国史学史》，这是日本最伟大的汉学家内藤湖南教授（1866—1934）的两部遗著。”“两书都是以学生所做内藤的讲课笔记为基础编成的。”“内藤上课是从来不带讲义的，只是非常偶然地会带一张小卡片作为提示，课程都在他脑海里。这位教授不带讲义，却总是用一个布包袱把参考书带上课堂，大多是大大小小的文言文书籍。在讲课当中，他会不时地一边继续讨论，一边打开这些书诵读其中的段落，有条不紊且轻而易举。”（杨联陞评）
在明治三十二年（即1899年），内藤湖南于天津市与严复等人士会面，彼此交流十分愉快。内藤对严复极为钦佩，称赞他的文章气势磅礴，堪称大师之作。他认为严复“眉宇间透露出英勇气概，在戊戌政变后众人沉默不语的氛围中，言辞常常自由奔放，无所顾忌，无疑是此地的顶尖人物”。相对而言，他认为康有为情绪过于高昂，这可能是变法未能成功的原因。
内藤湖南在学术领域与“二堂”有着深入的交流。在明治天皇四十五年（1912年），罗振玉和王国维全家迁居日本，内藤湖南对此提供了帮助。大正八年（1919年），罗振玉返回中原地区，临行前仍挂念着古籍的刊印工作，于是致信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表示因匆忙回国，未能将唐朝手抄古籍付梓，“此愿未了”；他将京都的住所“永慕园”委托给二人处理，内藤和狩野按照李耕意愿，卖掉了他的房产，将所得款项捐赠给京都大学用于印书，这就是《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唐钞本丛书》的由来。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在该书的序言中赞扬罗振玉的“高尚情操，超越世俗，尤其是他对古代文献的热爱和善良的意愿，更值得尊敬”。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卓有成效，与罗振玉齐名。罗振玉在大正三年（1914年）撰写的《殷虚书契考释》中发现了“王亥”的名字，这启发了王国维去研究《山海经》和《竹书纪年》，从而得出“王亥是商朝的先公”的结论，并将这一发现告知罗振玉和内藤湖南。罗振玉随后广泛搜集有关王亥的甲骨文资料，并在《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中发表；内藤湖南也对甲骨文有所研究，并在大正五年（1916年）发表了《王亥》一文，采纳了王国维的观点并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内藤的学生神田喜一郎认为，“这篇论文是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其独特的见解和深厚的中国古典学问，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
内藤湖南与胡适虽然未曾见面，但在学术上彼此欣赏。内藤湖南非常推崇清代乾嘉时期的大学者章学诚，并将其学问视为“绝学”。他在大正九年（1920年）编写了《章实斋先生年谱》，并在昭和三年（1928年）完成了《章学诚的史学》，以此来表彰章学诚的成就。大正十年（1921年），胡适也出版了一部同名著作《章实斋先生年谱》。他表示，自己创作这部年谱的灵感源自于阅读日本内藤虎次郎编写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支那学》卷一，第三至第四号）。在大正九年（1920年）12月14日给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的信中，胡适高度评价了“内藤谱”的学术价值，称其为“极有用的材料”，并请求青木正儿催促内藤湖南尽快公布他所掌握的“章氏遗书”。在大正十年（1921年）2月3日的信中，胡适再次提及“内藤谱”：“我已经安排人手翻译内藤先生的《章实斋年谱》，这份年谱收集得非常全面，让我非常钦佩。”大正十年（1921年）2月17日，青木正儿回信给胡适，传达了内藤湖南对胡适给予“内藤谱”的高度评价表示“十分感谢”的话语，并且内藤湖南还撰写了《胡适之新著〈章实斋先生年谱〉读后》一文来评论“胡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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