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0:03
《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是美国作家埃德蒙·威尔逊的作品，由刘森尧翻译，201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本书以穷学者维科在那不勒斯伏案撰写巨著、巴黎革命家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临刑前的自白、伦敦流亡者马克思的生活以及圣彼得堡列宁与列夫·托洛茨基宣告罗曼诺夫王朝覆亡等两百年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详细描绘了这些人物的生活和思想。威尔逊巧妙地将历史事件与人物行动相结合，展现了历史的动态性和人性的深度。
《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中轮番上场的演员们，有人燕尾风流，有人热血沸腾，有人苦苦挣扎，有人风采华丽，有人恶毒如鬼，有人气概英雄，细细数来：马克思、恩格斯、巴贝夫、米什莱、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巴枯宁、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拉萨尔、列宁、托洛茨基……个个叱咤风云。乍看之下，他们仿佛神人，可崇拜而不可理解；但在《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丰富材料的显像下，我们终能见到这些历史演员的真面目。
作者：（美国）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译者：刘森尧
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美国二十世纪广受尊崇的文学（文化）批评家和社会评论家。曾任《名利场》、《新共和》副主编，并为《纽约客》、《纽约书评》等撰稿。威尔逊是位多产作家，取材广泛，既有以美学、社会和政治为主题的作品，也有诗歌、剧本、游记和历史著作。被誉为“文学界的自由人”，“知识上的纨绔子”， “美国最后一个文学通才”。
刘森尧，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爱尔兰大学爱尔兰文学硕士。著有《电影生活》、《导演与电影》，译有《电影艺术面面观》、《电影表演与艺术》、《我的最后一口气：布努艾尔自传》、《魔灯：伯格曼自传》、《电影语言：电影符号学导论》、《魏玛文化》、《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等。
《到芬兰车站》，一部极具创意的历史著作，让我们得以亲见人类曾有过的梦想与愿景。阅读本书，或许可以教导我们如何继续怀抱这些梦想，甚至让这些愿景成真。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学着创造自己的未来。
——马歇尔·伯曼
他（威尔逊）是约翰逊、圣勃夫、别林斯基、马修·阿诺德传统的最后一位重要评论家。他的目标和实践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框架中考察文学作品——这个框架包含着对作者人格、目标、社会和个人根源，周围道德、知识和政治环境，以及作者眼界的性质等方面的专注、犀利、直截了当、发人深思的观点——也是为了将作者、作品及其复杂的背景呈现为一个错综的整体。……对他来说，艺术散发着光芒，但不仅是通过它自身的光线。
——以赛亚·伯林
威尔逊拿手的批评性叙事，变化多端的演奏方式，在书中发挥无遗。他复述人物的文章和思想，加以概念辨析和批判，又不时征引逸闻与趣事，随处穿插细节和场景，节奏感控制得恰到好处：高潮来了，又掐断了，织入另一波起伏中。
《到芬兰车站》的魔力在于，威尔逊并不为他的历史命题所裹挟而滥情，他与笔下的人物在神光离合之间，时而投合其中，时而间离其外，对人物既同情又了解，从不藏起他批判的锋芒。雄浑，是的，但是冷峻。
——江弱水
推荐序/江弱水
致谢
1971年作者序
第一部
第一章米什莱发现了维科
第二章米什莱与中世纪
第三章米什莱与大革命
第四章米什莱要活在历史中
第六章大革命传统的式微：欧内斯特·勒南
第七章大革命传统的式微：丹纳
第八章大革命传统的式微：阿纳托尔·法朗士
第二部
第九章社会主义的起源：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的答辩书
第十章社会主义的起源：亨利·德·圣西门的阶层制度
第十一章社会主义的起源：约瑟夫·傅里叶和欧文的理想社区
第十二章社会主义的起源：安凡丹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
第十四章马克思决心要改变世界
第十五章恩格斯：来自曼彻斯特的年轻人
第十六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合作
第十七章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磨剑
第十八章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创造历史
第十九章辩证法的神话
第二十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去写历史
第二十一章历史行动者：费迪南德·拉萨尔
第二十二章历史行动者：米哈伊尔·巴枯宁
第二十三章马克思：商品的诗人与无产阶级的主宰者
第二十四章马克思死在书桌上
第三部
第二十五章列宁：乌里扬诺夫兄弟们
第二十六章列宁：革命大导师
第二十七章托洛茨基：年轻的鹰
第二十八章托洛茨基要历史认同
第二十九章列宁向历史认同
第三十章列宁抵达芬兰车站
索引
1971年作者序
我们经常易于将其他国家的社会动乱加以理想化，英国人像威廉·华兹华斯和福克斯等人就曾经把法国大革命加以美化，法国人吉尔贝·迪莫捷也曾美化了我们美国的独立革命。俄罗斯距离西方很远，许多美国的社会主义和自由派分子即认为俄国的革命将扫除一切旧的压迫现象，废弃商业文明，同时将建立一个如托洛茨基所说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我们这种想法实在太过于天真，我们没看出来，新的俄国必然还是包含了许多旧的俄国：检查制度、秘密警察、丑陋的官僚嘴脸，以及残酷专制的极权主义作风等等。本书主要想探讨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如何形成，一个基本的“突破”如何发生，以及现阶段人类历史如何因而产生重大变化。我无意推断现今的苏联政府是否会成为人类史上最专制的政权，以及约瑟夫·斯大林是否为俄罗斯有史以来最为残酷无情的沙皇。本书应该可以看成是一些革命家自认为在努力建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忠实记录。我在撰写过程中少不了一些个人的偏见，也许应该趁此加以修正，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是非功过——不管暗示了什么——我则不愿加以评断。
曾经有人批评我对法国社会主义传统语焉不详，比如有人问我：乔雷斯和爱弥尔·左拉在哪里？我的答复是：他们没有讨论的必要。至于阿纳托尔·法朗士，我觉得他没有得到该有的赞赏，撰写本书之时，我即已不赞同小皮埃尔和柯纳尔神父对他的看法，现在更加不赞同。我最近重读法朗士的《当代历史》一书合成一册的新版本，我觉得比初读时更加喜欢，书中所描写的十九世纪法国的政治和社会，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和社会的真实写照，而《饥渴的众神》这本小说中，透过一位不妥协的政治狂热分子所发出的警告，正好吻合了俄国革命前大屠杀事件以来的一切现象。总之，我对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作家并未适当加以对待，但是从他们身上我倒是学到不少东西。
至于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我已经没什么话可以再补充，一位叫作大卫·麦克雷伦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最近出版了一本他称之为马克思的《大纲》的英译本选集，这本书的原稿有一千页之多，写于1857年的十月到1858年的三月之间，至目前为止只出现两个版本，一个是1939年的俄文本，另一个是1953年的德文本。麦克雷伦先生认为这本书极为重要，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思想重镇所在”，并且宣称“任何关于马克思思想后续发展的研究，如果忽略这本书，必将注定失败”。其实，这本手稿只是卡尔·马克思企图勾勒出他整个体系的大纲而已，根据麦克雷伦先生的说法，由于这本手稿的出现，许多学者可以更加确定“马克思是个人文主义者，是个存在主义者，甚至是个‘精神的存在主义者’[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然而，《大纲》毕竟从未真正出版，可以说是马克思不愿意写完他的作品的另一典型例子，我认为他提出的问题一向过于庞大，以致根本无法加以解决。（《大纲》主要的重点似乎落在经济问题上面，马克思如同往常一直想仿效荷马史诗的写法——把自己写的东西看成是一种原始文化的产物——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因而悬而未决。）因此，《资本论》的第一册，这是卡尔·马克思唯一自己生前出版的部分，在今天看来多少像是某种骗局，他在劳动价值上面大作文章，带动无产阶级和资本家进行无情的阶级斗争，至于中间人所创造的价值则只字不提，原稿在此即告中断。然而，《资本论》第一册书中的煽动性愤怒情绪却在该书出版之后引发了许多的革命行动。坦白说，如果以马克思早期未发表的文字为基础去研究他的思想发展，这更加枯燥乏味而徒劳无功，终究只能沦于学院式独立研究的考据行为罢了。马克思期望人们阅读的那些部分，人们已经读了，并且还感受到了他隐含其中的那些情感。
也有人批评我在本书中对列宁形象的描绘过于美好，关于这方面的批评，我必须承认有道理。当初撰写此书时，只能搞到经苏联政府批准的材料，那是暗中安排认可的产物，舍此别无渠道。列夫·托洛茨基写过许多关于列宁生平的文字，他也认为苏联官方的管制行为甚至都使得列宁家人所编撰的家庭纪事也变得不十分可靠，而托洛茨基在他自己所写的《我的生活》一书中对列宁的吹捧笔调，如我所说，简直就像柏拉图在写苏格拉底。直到最近我们才真正有机会看到一些非经苏联官方管制的资料、某些当事人所写的对于列宁的反面印象，如斯特卢威和瓦伦迪诺夫。我们得到的另一个印象是，列宁只对不和他作对的人才会流露关注和温和的态度，至于对其他人，他的态度则是粗鲁而恶劣。斯特卢威和瓦伦迪诺夫这两个人曾经都是列宁得意的助手，但最后都对他背叛唾弃，我在此引用一段斯特卢威所写关于列宁的文字（引自理查·派普斯所撰《斯特卢威——左派的自由分子，1870-1905》一书）：
许多人和我一样对列宁有相同的印象，我随便提两个人，很不相同的两个人：薇拉·扎苏利奇和米歇尔·图干一巴拉诺夫斯基。薇拉·扎苏利奇是我这辈子见过最聪明敏锐的女人，她就很讨厌列宁，她甚至讨厌列宁的长相，他们在政治上的争执并非只是理论或策略上观点的歧异，而且主要也是由于各人在气质上的差距。
多年来我一直和米歇尔·图干一巴拉诺夫斯基走得很近，他常常告诉我他对列宁有多么讨厌，他对列宁的嫌恶多少出于一种纯真的本能，有人认为他的这种倾向显得愚蠢。他以前和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很熟，而且也很要好（亚历山大后来因参与谋刺沙皇而被处决）……他经常以困惑而接近嫌恶的口吻提到两个兄弟竟然会那么不同，哥哥有一种纯洁而坚定的道德感，而且待人温和而有分寸，即使是对待陌生人或敌人也是如此，弟弟则否，他老是摆出一副唐突而残酷的姿态。
的确，列宁对待部属的态度始终充满冷淡、轻蔑及残酷，在我看来，列宁身上这些反常的怪异性格正好也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钱，他眼睛所看到的，除了一心一意要完成的目标之外，别无其他，他借此与其他一些政治圈的朋友形成一个权力的核心，而他唐突和残酷的本性——从我们开始交往以来，此一本性即显露无遗——和他对权力的酷爱巧妙而不自觉地紧紧结合在一起。我们实在很难看出，是他对权力的酷爱促使他不断努力在追寻他的理想目标，还是适巧相反，他透过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以便达成掌握权力的热望。
瓦伦迪诺夫的见证（在他所撰《与列宁的会面》一书中）与上面所述可说大同小异：“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对自己所设定的计划那么热心，性格那么坚定，能够叫别人屈服于他的意志之下，而事实上他这个人给人的第一印象竟是那么唐突粗鲁，实在毫无魅力可言。即使像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或马尔托夫①或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列宁那种本事，可以对他人产生催眠式的影响力，然后加以掌握引导。他们会紧紧跟随他，好像跟随一位独一无二且无可置疑的领导者一般。的确，列宁的出现确是一种少有的现象——特别是在俄国——他那钢铁般的意志，惊人的毅力，不可思议的行动能力，所有这些都赋予他一种牢不可破的自信心……”后来瓦伦迪诺夫和列宁闹翻，他们之间有如下的对话，瓦伦迪诺夫说：“我不会忘记你竟然那么快把我列入你最痛恨的敌人行列，只不过我在哲学领域中和你意见不同而已，你竞对我横加谩骂攻讦。”列宁回答道：“你说得对，在这一点上面你说得很对，所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我的敌人，我不愿和这种人来往，我不要和他们坐在一起………‘列宁不愿意和我握手，说完话转身就走，我从此脱离布尔什维克的组织。”
杰里·斯隆也提到他加入共产党时对列宁的印象：“每次他一走人大厅，整个气氛就变了，变得很生动有力。他会把一股热情感染给别人，如同在圣彼得堡时，大家围在塞迪亚宫，他散发出一股热烈的光芒，笼罩着大会堂的四周。可是如果和他面对面交谈或就近观察他——看他剪报、听他下轻蔑的判断、他分析事情的能力、下决定的果断声调——你绝对感受不到任何神秘的气氛。我记得1921年前往莫斯科时，我偶然听到他一些简洁有力的评断语气，当时感觉身体好像受到重击一般。”
伍尔夫有机会读到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些重要文章，终于能够指出苏联官方所刊行的高尔基的《与列宁在一起的日子》一书充满了谬误和歪曲，甚至根本就捏造了高尔基和列宁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人之间的基本差异在于列宁只想到阶级，而高尔基想到的则是人的问题，他一向把宗教看得很严肃——虽然他并不相信基督教——常常谈到“寻找上帝”的问题，列宁对这个则表示很生气：“任何宗教的观念，任何牵涉到小神的观念，即使只是一点点，都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罪恶。”高尔基自认有责任保护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及科学家——就要求列宁给他一个可以为他们做事情的职位，他不断跟列宁请愿，后来列宁变得很不耐烦，就跟他说，这种事情和革命事业相较起来根本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列宁倒不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赶尽杀绝，他有仁慈的一面，比如他就开释了许多“有罪的人士”。二十年代初期，列宁要处决一批社会革命党人，马克西姆·高尔基出面斡旋，甚至以绝交相要胁，后来列宁让了步，把这些人暂时关在监狱，但不久斯大林继位之后，还是把这些人“清除”掉了。高尔基曾创办一份杂志，叫作《对话》，其目的主要是拉拢苏联和外面世界的关系，但这份杂志却不准在苏联境内发行，而且不刊登俄国人写的文章。高尔基就跟列宁警告不要太过于专制，因为革命的目的即扫除专制，但列宁对这个话听不进去。最后，高尔基在不同的时期写了三个对列宁的印象手记，其中包括了不少批评的语调，最后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即是《与列宁在一起的日子》，但在约瑟夫·斯大林主政时期，就已被动过了手脚。原来版本的结论是这样：“一个人所作所为如果是正确而诚实的，那么他最终必将胜利，否则，只有注定失败一途。”这个结论改为“列宁死了，但是他思想和意志的继承者还活着，他们将继续他未完成的工作，这在人类史上将是一桩空前的胜利”。马克西姆·高尔基所有有关犹太人的看法全被苏联官方删除，下面有关列宁的一段谈话同样被删除：
我常常和列宁谈到革命策略和生活方式残酷的一面。
“你期待怎么样呢？”他困惑而生气地反问，“在这种空前的恶劣斗争中，你还想谈什么人性吗？”
“在一场战斗中，你如何衡量必要和不必要的攻击？”在一次热烈争论之后他这样问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只能以诗般的暧昧方式回答：“我认为没有其他的答案。”[这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我问他：“你会为人民感到难过吗？我自己是会的。”
“我只为聪明的人感到难过，我们之间聪明的人很少。我们这个民族大多数时候聪明又懒散。聪明的俄国人大都是犹太人，或至少有犹太血统。”
从上面这段对话中我们看得出来，列宁对易于妥协和爱争论的俄国人显得很不耐烦，因此他会为此而愤怒，我们看不到我在书中所描绘的他仁慈的一面，这并不足为奇。
弗雷德里克·德穆特，从母姓，出生于1851年六月，当时正是卡尔·马克思一家人落难英国伦敦最为穷困潦倒的时候，一家人挤在苏荷区一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小公寓里。这位私生子后来好像过继给一个劳工阶级的家庭抚养，从此不知下落，但1880年代却再度出现，不久就抛下妻子儿女移民澳洲。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一直以为弗雷德里克是恩格斯的儿子，她对父亲的形象一向认定为理想完美，后来知道事实真相时自然十分吃惊，但她与这位同父异母弟弟依然保持非常友善的关系。在这方面列宁的形象似乎比马克思更为人性一些，他有一位极为亲密的女性朋友，甚至可以说他极为爱她。这位女性朋友名叫伊奈莎，母亲是苏格兰人，父亲是一位法国的歌唱家，她从小被祖母带去俄罗斯，长大后在一个法裔的俄国工业家家中当家庭教师，十八岁时和工业家的儿子结婚。不久之后她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者，成为列宁的忠实信徒，她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离开了丈夫，但仍继续靠丈夫接济过活，直到她丈夫的财产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没收充公。她成为列宁的得力助手，为他弹奏路德维希·范·贝多芬，陪他出席党会议，她能流利使用五种语言，对列宁的帮助更是不可限量，因为列宁除了母语之外，只懂得一些简单的德语而已。一位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说，他有一次看到列宁“在一家咖啡馆里，用两只蒙古的小眼睛，不断瞪着我们这位法国小姑娘，看个不停”。列宁的元配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也常常提到这位女孩，甚至一度还想让贤，自己退出来，让列宁把这位女孩娶过来。伊奈莎是少数被列宁直称“你”而不称“您”的人之一，可见他们之间亲密的程度，他们常有书信往来，1917年，列宁从瑞士回圣彼得堡时，伴随他一起回来的伙伴中，她即是其中一员。她曾经入狱三次，有一次甚至还被流放到外省。根据各方面的记载，她确是一个相当迷人的女性，但根据描述，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是“营养不良、饥寒交迫……因工作过度而不断面露疲态，显然疏于自我照顾所致”。1920年她坐着载货火车前往高加索，不久即染上伤寒死在那里。在上述引用吴尔夫的那段文章中，他也曾提到伊奈莎这个人，巴拉巴诺娃曾告诉他说，当列宁听到伊奈莎的死讯时，几乎当场崩溃，“我从未见过他那样子，这似乎比死了一位‘好布尔什维克党员’或一位好朋友还严重。他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伙伴，他情不自禁”。巴拉巴诺娃和其他一些人都认定伊奈莎和列宁生有一个女儿，这位女儿后来嫁给一个德国共产党员，这位德国共产党员最后却被约瑟夫·斯大林“清算”掉了，乌里扬诺夫家认领了这位女孩。巴拉巴诺娃曾在社会主义政治研习会中和伊奈莎共事过，她跟吴尔夫说：“我对伊奈莎不太有好感，她喜欢卖弄学问，从她的穿着（永远一成不变的朴素装扮）和思想言行等，你可看出来她是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她精通多种语言，列宁对此则一窍不通。”列宁重感情，有人不计利害关系愿意死心塌地为他奉献一切，他当然感动。
多伊彻所撰《列宁的童年时代》，未完成的列宁传记的第一部分，书中对列宁的先祖着墨不少。但是关于乌里扬诺夫这个家族的起源，最多也只能追溯到列宁的祖父那一代，再往上就一无所蟪蛄。多伊彻推测列宁的上面几代祖先可能是农奴，混杂有蒙古族、鞑靼人或卡尔梅克人的血统，他的祖父来到阿斯特拉罕一带，这里是许多农奴的避难所，列宁自己则说：“我对我的祖父一无所知。”他的祖父当时从事裁缝，很贫困，晚年时环境相对好转，已经列入低阶层的资产阶级，但由于出身寒微，始终无法获得真正的公民身份。到了列宁的父亲那一代，由于接受较高的教育，并且终生献身教育界，终于取得荣誉贵族的头衔，真正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但是列宁自己——虽然母亲也算系出名门，他自己也一向自视为学者——却始终是一副粗俗相。
多伊彻另外撰写了三大册的托洛茨基的传记，对托洛茨基的整个政治生涯描写得可谓巨细靡遗，比我在本书中大而化之的描写自然要详尽得多，不过，我认为我所写的似乎没有修订的必要，托洛茨基早年生涯的部分，多伊彻和我所引用的资料来源大致相同：托洛茨基的自传以及马克斯·伊斯特曼所撰的《莱昂·托洛茨基：一位年轻人的画像》。关于处决沙皇家族这件事情，我后来读了托洛茨基的《一九三五年流亡日记》，则印证了我一向的看法：列宁不知道而且不同意这件事情，这不是真的（这件惨案在苏联官方当局一向列为秘密档案）。这则日记让我们了解到，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都是冷血无情：
和斯维德洛夫谈话时，我随口顺便问：“喔，是的，沙皇在哪里？”他回答：“全都解决了，沙皇枪决了。”“他的家人呢？”“他的家人一起解决了。”“全部吗？”我问，露出明显讶异的样子。“全部！”斯维德洛夫答道：“有什么不对吗？”他在等待我的反应。我问：“谁下的命令？…‘我们在此一起决定的，伊里奇认为我们不要让白军有依靠的目标，特别是在目前这种艰难的处境之下……”我不再追问，觉得事情已经告一段落。的确，这个决定非下不可，刚好可以借此昭告世界，我们要奋不顾身继续无情战斗下去。沙皇家族的处决不仅可以吓唬敌人，瓦解他们的士气，同时可更进一步警惕我们自己，要知道此去只有前进，没有退路，摆在前面的，不是全面胜利就是毁灭。党中央的高阶层智囊团中可能有人不同意此种做法，但工人大众和士兵则绝不会有任何疑虑，因为他们绝不会了解和接受任何其他的决定。列宁很了解这个，他懂得如何和群众一起感觉、一起思考，特别是在此一大的政治转折点之际……
我来到国外时，有机会读到关于当时如何枪决以及如何焚化尸体等等的描写报道，我不知道这中间有多少是真实的成分，有多少是杜撰的成分，我只能说我对枪决如何执行实在丝毫不感兴趣（沙皇夫妇和他们的儿女先被用枪加以射击，然后用刺刀加以刺杀，最后把尸体全丢入一个旧的矿坑），坦白说，我不了解这种好奇心。
关于这个新的版本，我改动的地方非常少，只恢复了原来的附录部分，然后拿掉《一九四。年的总结》一文（在各类平装版本中以《三十年代末期的马克思主义》为名），我把此文收入我另一本选集《光明的彼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