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1:05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年9月9日-2016年2月11日），出生于英国伦敦。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是美国第二代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与史景迁、魏斐德被并称为美国“汉学三杰”。孔飞力于1959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学习中国近代史，并于1964年取得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期间还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孔飞力转向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后任职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等。20世纪80、90年代，孔飞力专注于学术著作的编著和国际学术交流领域，为汉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2002年至2005年期间，孔飞力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于2007年从哈佛大学退休。孔飞力的学术生涯中还贡献了许多学术著作，其代表作有《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等，他还参与了《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其中《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还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颁发的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2016年2月11日，孔飞力逝世，享年83岁。
1933年9月9日，生于英国伦敦。孔飞力是费迪南德和德莉亚·库恩的长子，他的父亲曾担任《纽约时报》伦敦办公室主任，后来在《华盛顿邮报》任职。他的母亲是一位作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社区战时服务办公室的信息主任。孔飞力将自己的第一本书献给了父母。
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威尔逊（Woodraw Wilson）高中，同年考入哈佛大学。
1954年，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学士。
1954-195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日语与日本历史。
1955年夏一1958年夏，在美国本土服役。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
1957年春，转移到美国东部继续服役18个月。
1958-1959年，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58-1962年，担任福特基金外国研究员。
1959-1964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教授学习中国近代史。
1962年，与Sally Cheng结婚，1963年儿子Anthony出生。
1963年，开始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讲师。
1964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
1965-1966年，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研究员前往京都大学从事研究。
1970-1971年，担任ACSL中国文明研究员。
1971-1974年，担任了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主任。
1971-1976年，担任当代中国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974年，升任芝加哥大学正教授。
1975-1978年，担任美国历史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
1975-1977年，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
1977年，担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研究员。
1978年秋，回到哈佛大学，接替费正清担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历史讲座教授。
1979年6月一7月，随美国明清史专家代表团访华，参观了中国六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图书馆，以及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
1980-1986年，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1984年，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研究员。
1984年，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到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接触到1768年乾隆发生的“叫魂”案清宫档案。
1984年8月13日一1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教授和辽宁省档案局领导陪同，参观抚顺市档案馆业务建设。孔飞力教授回国后，于9月14日致函市档案馆表示满意和感谢。
1990年8月31日至9月3日，孔飞力在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题为《西方对近代中国政治参与及政治体制的影响》的学术演讲。
1994年1月，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讲学。
1994年6月28日，在近代史研究所庆祝建所四十周年及纪念创所人郭廷以院士举办的“纪念郭廷以先生史学讲座”上发表“魏源（1794--1857）政治思想中的参与与权威”演讲。
1995年，参加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担任“中国和中亚”分会第84讨论小组“Humor in Republican China"的主席。
1996年3月1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为学生做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学家应当研究海外中国”（Why Should Sinologists Study Overseas China？）的演讲。
1999年3月11-14日，参加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担任“中国和中亚”分会第142小组“海外华人和身份与文化在中国南方的变化，1900-1949"（"Chinese Oversea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1900-1949"）的讨论。
1999年11月2日，在美国“国际移民大学委员会”高级系列学术讲座上做，“当代中国移民”（Contemporary Chinese Emigration）演讲。
2002年10月3日，孔飞力在Lake Forest College的东亚研究讲座上做了题为“A Stateless Expansion： Five Centuries of Chinese Emigration.”的演讲。
2003年4月10日，孔飞力在美国Swarthmore College的吉纳维芙·李青雯（译音）亚裔美国人问题96纪念系列讲座（The Genevieve Ching-wen Lee’96 Memorial Lectures on Asian-美利坚大学 Issues）上发表了“中国家庭怎样创造历史：四个世纪的移民”的演讲（How 汉语词类 Family Made History：Four Centuries of Emigration）。
2003年11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做题为Chinese Emigration：Themes for a Global History的演讲。
2003年7月24日，在近代史所做题为“农村社会与海外移民”的讲演。
2003年7月25日，在社会所做题为“华人的社会经验中一些适应于移民活动的特点”的演讲。
2003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中国移民：一部世界史的诸多方面”（汉语词类 Emigration： Aspects of a World History）的主题发言。
2016年2月15日傍晚，汉学家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发布信息称，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于北京时间2016年2月11日逝世，享年83岁。
20世纪50-60年代的有关学术思潮对孔飞力的学术成绩具有深刻的影响。大学阶段，孔飞力就在哈佛大学接受了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的指导，萌发了人类学的关怀。接着，诺曼·包拔新的史学思潮主张人类社会彼此独立和多元的观点，促进美国中国史专家酝酿“中国中心观”，关注中国社会本身的“独特性”，并尝试从中国社会内部重新发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年鉴派史学家还重视用长时段方法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长远发展趋势，突破以往惯用的以“循环论”眼光认识中国历史的方法论。与此同时，年鉴派史学家对“总体史”的追求，综合研究倾向和“分解”研究倾向，都导致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孔飞力的学术研究明显表现出跨越社会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的态势，将社会科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明显表现出他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利用；在《叫魂》中，又注意了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综合利用。他关注对中国历史的横向研究，把中国分为省、地区、县乃至更小的地区单位。孔飞力对1796-1864年的军事化问题研究，就限定在中国中部和南部区域。他还考虑对中国历史的纵向探讨，着重“由下而上”地研究中国社会，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基层社会，特别是绅士阶层与家族。他试图表明，中国社会也是充满着差异和变化的社会，中国社会是“停滞社会”的说法没有根据。他试图通过对中国的家族和绅士阶层的研究，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孔飞力精于概念分析、重视运用中原地区原始档案，具有良好的中国语言基本功。孔飞力等第二代中国学家注意从新的理论视角解释过去被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冲击”下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学术交流的正常化，使美国学者获得直接接触清宫档案的机会。这些都为孔飞力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历史机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孔飞力把海外华人移民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新重点。海外移民史的研究，使他得以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考察融为一体，在更开阔的视野下审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探讨海外华人与祖国、与住在国的复杂关系及其身份认同、历史与现实遭际、华人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心态等问题。他认为海外华人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研究海外华人，可以了解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过程，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国家去移民，他们在海外的经历怎样、怎么发财？或者成功，或者失败。还有，别的民族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欺负华人，有什么历史缘故？海外华人和当地的居民、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又怎么影响到他们的前途？内容很多，它涉及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以及民族学和国际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学科都构成海外华人研究的一部分。
1993-1994年，孔飞力在哈佛大学开设海外华人课程。孔飞力认为中国文化使中国移民形成几个很有价值的特点，一个是家庭制度，一个是商业化，中国早期商业化的历史和移民的历史关系很密切。还有一个特点是在海外维持中国文化，这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国移民在海外，它的融合过程，事实上很慢。中国人在泰国融合得比较成功，可是很多泰国的华人家庭仍然维持他们原来的中国姓，他们的个人行为和信仰都是非常中国化的，具有很浓厚的中华文化的特征。
孔飞力认为，要理解海外移民史，必须将中原地区漫长的国内移民史作为基本的背景，海外移民史只不过是整个移民进程的一个特例。孔飞力十分强调将海外华人移民史与中国历史本身联系起来考虑，海外移民史的根在中国。这是孔飞力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立场。
孔飞力形象地将中国比作一所海外移民的学校。他所谓的“移民学校”，是指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著名商业城市，如厦门市、广州市等。孔飞力认为它们是向海外移民的“中转站”。海外移民在国内这所“移民学校”获得的是“历史资本”，即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获得的历史经验，而不是“文化资本”。
孔飞力在中国社会史、政治史的研究中，历来十分注重研究绅士——社会精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海外移民史问题上，他仍然关注社会精英这一群体的作用。当然，在海外华人社会这一特殊群体中，社会精英不再是拥有功名的文人绅士，而是来自各个方言集团和区域集团的华商。孔飞力认为主要有两种方式，使海外华人精英获得其领袖地位的认同。一是，通过强调“祖国”意识来超越方言的、区域集团的界限。二是，通过捐款给慈善事业和教育。获得当局向他们颁发各种头衔。海外华人社会精英追求身份认证的结果，就是泛华运动（pan-Chinese movement）的兴起。
孔飞力深刻总结了泛华运动的双重后果。从积极方面讲，泛华运动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具有社团甚至地区影响力的华人领袖，如陈嘉庚。但从消极方面看，泛华运动又付出了痛苦的代价，“祖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社会—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使得华人在新加坡这个被其领导人称为多元种族的国家里以及其他南洋国家中倍受排挤。在东南亚，“华侨”一词至今仍具敏感性，他们与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常为排华运动之口实。
孔飞力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是1840年鸦片战争。他认为这场战争的影响虽大，但就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而言，比不上太平天国。这个观点对学界的影响很大，无论是否赞同，都不得不重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昶）
孔飞力是解剖政治权力结构的“生理学家”。他反复研究中国的政府问题：它是如何运行的；统治者是如何维持统治的；人民是如何被统治的。这是一个在当时美国似乎已经“过时”的课题，但他却长期沉醉于此，并运用心理—功能人类学的理论，对其进行悉心解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孔飞力的学生在亚洲、北美和欧洲的大学担任教授职位，其中包括：辛西娅·布罗考，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布鲁克，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校长；蒂莫西·奇克，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路易斯·查讲座教授和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普拉森吉特·杜阿拉，杜克大学；卡尔·格思，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教授和华侨和华裔研究终身讲座教授；威廉·C·柯比，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前院长；李孝迪，香港城市大学中国与历史系主任；林满红，台湾中央研究院现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和第一位女性院长；范德文，剑桥大学亚洲和中东研究学院院长。根据对菲利普·库恩的著作和相关著作的统计概述，OCLC/WorldCat涵盖了大约30多部作品，发表在7种语言的90多种出版物中，拥有2900多个图书馆藏品。库恩出版了许多文章和五本书，以及《剑桥中国史》中的章节。
孔飞力对中原地区近代国家形成的叩问，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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