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3-31 14:14
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1864年），是清末由洪秀全等人领导的反对清代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
1851年1月，洪秀全在桂平市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开始。3月，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之后在永安市发布封王令，基本上确立了太平天国的初期官制。1852年4月，太平军突围北上，并于次年3月，占领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首都，正式建立起与清朝政府对峙的政权。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派兵进行北伐和西征。但北伐军因偏师深入，孤立无援，全军覆没；西征军攻占了汉口、汉阳和武昌，并取得了湖口县、九江大捷，给湘军以重创。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了清政府围困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解除了天京南面、北面的威胁。但太平天国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成为其成功的保证，反而激化了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并最终引发了天京变乱，导致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被诛；石达开出走，后在四川大渡河被俘，并被清政府杀害。天京变乱后，湘军反扑，清政府重建江南、江北大营，洪秀全重用陈玉成、李秀成等年轻将领以扭转危局。之后，太平天国取得了三河镇大捷，并再次攻破江南、江北大营，解除天京之围。接着，李秀成率兵挺进苏、常，占领了常州、无锡、苏州市等城市，并进攻上海市。但在上海，太平军遭到中外势力的联合抵抗，1860年8月，李秀成撤出上海。在太平军进军苏、常之际，湘军围攻战略要地安庆市，并于1861年9月攻陷安庆，由此，天京处在湘军的直接威胁之下。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打压了清王朝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中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但是，它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它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虽然是一个鲜明的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但因其空想性，最终并未实施；太平天国后期，由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要求学习资本主义的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可于历史条件，也未能实施。不过，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开始萌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乾隆中期以后，清代统治日益腐败，朝廷公开卖官鬻爵，统治阶级公然将官吏的贪污变为合法的陋规。爱新觉罗·颙琰亲政以后，虽然整肃了朝廷风气，又加强了对地方吏治的整顿，但清朝的吏治腐败已积重难返。道光帝即位之初，曾试图从清查州县陋规入手整伤吏治，但遭到各级官员抵制，道光帝只得下旨停止清查。而地方官自设陋规予取予夺，贪赃勾结，造成“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的后果。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贪赃枉法的行为，在被压迫的民众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内部危机进一步加深。清政府府库空虚，财政赤字巨大，清代统治者将战费和战后赔款转嫁到广大民众身上，新增各种苛捐杂税。《南京条约》默许鸦片走私贩运，进一步加剧白银外流，导致银贵钱贱的货币危机。洋货的倾销，冲击了沿海地区手工业，导致工商业者大量破产。清朝中期以后，人口暴增，造成人多地少的困局，而地主阶级又不断兼并土地、加重剥削，导致饥民、流民群体不断扩大，加剧了社会动荡；再加上连年灾荒，激化了本已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活路，农民抗粮抗租，白莲教、天地会等秘密会党领导游民进行武装斗争，两大反抗潮流威胁和动摇着清代的封建统治。
明末清初，基督教一度在中国有一定程度的传播。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教士就已进入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省一带进行活动，因此，家住广州市附近的洪秀全得以与传教士和基督教发生接触。1836年，洪秀全在广州参加科举考试期间获得了基督教传教书籍《劝世良言》一书。1837年，洪秀全参加考试，再次落榜，回家后病重昏睡多日，醒来后，他声称自己在病梦中，见到一位老人，老人给他一柄剑，叫他铲除鬼魔。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宗教信仰是比较自由的。中国人所信奉的神灵有很多，中国社会对神灵信仰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增加一个信仰的神，甚至创立一个以往没有的新神，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也是为社会所容许的事情。这也为洪秀全接受《劝世良言》并创立一个新的宗教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
1843年，洪秀全在第四次落榜后，仔细阅读了《劝世良言》，他发现书中所写内容与自己1837年落榜后的梦境可以相互印证，从而确信上帝是唯一的真神，而自己受命来到人间，是为教导中国人敬拜上帝。此前，基督教传教士为了让中国人易于接受，考虑到中国人传统上有对“天”或“天帝”的信仰，而“天”也被称为“上帝”，因此，在翻译“God”一词时，就将其翻译成“上帝”。虽然这两个“上帝”完全不是同一个事物，但由于《劝世良言》中用“上帝”两字表述基督教中这个唯一的真神，这就导致洪秀全发生误解，将两者完全等同起来；此外，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中关于天堂、地狱的观念，与基督教中的“天堂“地狱’“来世”等概念一致，这也促使洪秀全接受了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拜上帝教。之后，他将基督教与儒家经典相结合，写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文章以完善拜上帝教的理论。洪秀全在诠释拜上帝教教义的时候，还大量地引用《诗经》《尚书》《易经》《孟子》等经典中关于“上帝”的语句，以此证明远古时期中国人已经信拜上帝。
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教后，首先说服了表弟冯云山、堂弟洪仁玕等人皈依。1844年4月，洪秀全、冯云山离开家乡花县，到广州市、顺德区、南海等地传教，但成效甚微。5月，他们到达广西贵县的赐谷村，经过3个多月的宣传，信教并受洗的群众有100多人。9月，冯云山离开赐谷村到桂平市金田村紫荆山区传教。
紫荆山地区居民除世代居住的汉族外，还有很多壮、瑶等民族和大半来自广东省的汉族客家人。他们多以“种山烧炭”为生，生活极为贫苦，有长期反压迫斗争的传统；这里又地处桂平、武宣县、平南县、象州县各县交界，官府力量有所不及，有利于冯云山组织群众，积蓄反抗力量。三年后，冯云山建立起了一个以紫荆山区为中心、拥有教众2000多人的根据地。
1847年8月，洪秀全来到紫荆山区。这时，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区，特别是紫荆山一带，灾荒频仍，阶级斗争进入高潮时期。洪秀全、冯云山以紫荆山区为主要基地，大力宣传拜上帝，并带领群众捣毁庙宇，砸烂菩萨，开展斗争。拜上帝会势力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他们毁坏偶像，甚至“践踏社稷神明”的行为，引起了当地地主士绅们的仇视。1848年1月，当地士绅王作新逮捕了冯云山，并控告冯云山等“名为教书传教，实则阴结党羽图谋作乱”。后在拜上帝教群众的集体营救下，冯云山于10月出狱。
冯云山被捕，推动了革命斗争的进程。之后，洪秀全、冯云山加紧在紫荆山区进行发动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850年6月开始，各地拜上帝会成员得到洪秀全的通知，陆续集中于紫荆山麓的金田村，进行“团营”。为了适应长期战争的物质准备，洪秀全等在全军实施“圣库”制度：入营教众将所有财产缴纳于公“圣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
1850年11月，太平军在平南思旺打退了前来“围剿”的清军；1851年1月1日，洪秀全在桂平蔡村江再次大败清军。11日，洪秀全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与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领导核心。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出紫荆山区，进抵大湟江。钦差大臣李星沅率清军一万多人迅速向浔州集中，由向荣任前线指挥。1851年2月，向荣被太平军打败于牛排岭，之后，又被太平军击败于屈甲洲。向荣两次败北后，不敢再言进攻，改用围困的办法。3月，洪秀全率领起义军由江口突围，经桂平新墟入紫荆山，并越山到达武宣东乡，之后，洪秀全在东乡“登极”，正式称天王。
4月，广西巡抚周天爵联合向荣向太平军进攻，洪秀全、冯云山亲自指挥，大败清军。5月，太平军自东乡进入象州境，清廷方面派大学士赛尚阿继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军务，跟在太平军后面尾追。9月，太平军攻下永安，这也是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占领的第一座城市。
在永安，太平军整顿队伍，封王建制，进行初步政权建设。1851年12月，洪秀全发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该诏令，基本上确立了太平天国的初期官制。太平军驻扎永安过程中，人数增加到三万七千人。
太平军到达永安后，乌兰泰部跟踪而来，同时赛尚阿调兵遣将，对太平军采取“围困”的战略，但被太平军所败。1852年4月，洪秀全发布“突围令”。永安突围后，太平军猛攻桂林，月余不克，主动撤围北上，于6月攻克全州。在全州战斗中，冯云山不幸中炮负伤，后不治而亡。
之后，太平军挺进湖南省，攻克道县、郴州市，围攻长沙市。进攻长沙时，萧朝贵阵亡。洪秀全在获悉萧朝贵阵亡后，率领大军包围长沙，两月不下，便主动撤围，继续北上。12月，太平军攻克益阳市，然后越洞庭湖，克两湖咽喉重镇岳阳市（今岳阳）。岳州船户率民船五千余艘参加了太平军，太平军自此建立水营，并增设“典水衙”一职。接着太平军向湖北进军，接连占领汉阳、汉口、武昌。
1853年2月，太平军自武昌沿江东下，水陆并进，克九江、下安庆市，于3月20日攻占南京。3月29日洪秀全入南京城，太平军布告安民，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起与清朝政府对峙的政权。太平军又乘胜分兵继续东下，一支由江北向东推进，占江浦，克仪征市，之后攻占了扬州市；一支沿江东下，占领镇江市，与天京呈犄角之势，遥相呼应。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不久，清军即赶来堵截。钦差大臣向荣率万余人在南京城外孝陵卫一带建立江南大营，阻扼太平军东出苏、常；钦差大臣琦善率万余人在扬州外围建立江北大营，遏止太平军北上中原。同时拟南北配合，伺机夺占天京。洪秀全、杨秀清决定固守天京，同时派兵北伐京师，西征长江中游。
1853年5月，天官副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正丞相吉文元率北伐军2万多人，自扬州市出师。北伐的总目标是直捣北京，推翻清代统治。北伐军经安徽、河南省、山西省、直隶长驱北上，10月13日前锋攻至张登镇，离保定市仅60里。此时，爱新觉罗·奕詝令惠亲王愉为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钦差大臣瓜尔佳·胜保抵御太平军。
胜保所部于10月13日到达保定。北伐军改道由张登镇折回深州市，欲乘虚东进夺取天津市，然后进攻北京。27日，北伐军攻克沧州市，29日占领静海区。李开芳又率领一支北伐军进至独流杨柳青。10月30日，北伐大军进攻天津，离城仅十里。当时，天津地区的地主富商组织团练，又掘开运河堤岸放水，使津南区变成泽国，北伐军的攻势被阻。接着僧格林沁和胜保先后率军赶到，北伐军被迫分兵固守静海、杨柳青及独流三处，互为犄角，由进攻转为防御。时值隆冬，北伐军粮食不继，棉衣无着，在饥寒交迫中与清军战三个月后，于1854年2月开始南撤。3月，北伐军撤至山东阜城固守待援，吉文元在此战死。
洪秀全在天京得到北伐军被阻的消息后，很快组织了北伐援军。1854年2月，一支由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率领的北伐援军从安庆市出发北上，但在临清市被清军堵截后南退。南返途中，援军被清军袭击，几乎全军覆没，曾立昌战死。5月，天京再组援军，封秦日纲为燕王率师北援，但第二次北伐援军至舒城县败回。这时，太平天国在西征战场上与湘军战斗激烈，已无力组织第三次北伐援军。
在阜城县待援的北伐军，在5月初突围南下，退到东光县连镇，在此得到北伐援军已抵临清的消息，于是便由林凤祥留守连镇，李开芳南下接应。李开芳来到山东高唐州时，才知援军早已南退。这样，林凤祥和李开芳被多于自己10倍的敌人，分别围困于连镇和高唐县两地，陷入绝境。
1855年3月，坚守连镇的北伐军，被僧格林沁攻陷，林凤祥伤重被俘，之后被杀害。连镇陷落后，清军全力攻高唐。3月17日，李开芳率军突围南下，在茌平区冯官屯再次被围。之后，僧格林沁引运河水灌冯官屯。5月31日屯破，李开芳向清军乞降，被押至北京杀害。至此，历时两年的北伐失败。
太平天国在北伐的同时，又分兵西征。西征的目的，是为了攻打两湖，西袭巴蜀，并夺取江西省、安徽两省的广大腹地。西征军由礼部尚书正相胡以晃、夏官副相赖汉英等人率领。
1853年5月，西征军自天京溯江而上，进入安徽，连克芜湖市、池州市、安庆市等地。之后，太平军进入江西，接连攻陷彭泽县、湖口县、九江。这时，赖汉英奉调回天京，九江由殿右八指挥林启荣镇守，国宗石祥桢等指挥太平军继续西进，并于10月攻克武汉市，之后第二次攻占汉阳、汉口。这时，皖北的太平军正全力夺取合肥市(今合肥)，因此，破汉口、汉阳后，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等还师入皖，国宗石祥等退守蕲州镇、黄州府一带。1854年1月，太平军攻克庐州后，皖北太平军主力再度进入湖北，在曾天养、石祥桢的率领下逼攻武汉，并于2月第三次克复汉阳、汉口。此后，西征军分兵两路：一路向湖北西部进攻，一路渡江进攻武昌并向南攻打湖南省。
向湖北西部挺进的太平军由曾天养率领，接连攻占孝感市、云梦县、随州市、宜昌市等地。西征军还派出了少数人员进入四川省。渡江南下进攻湖南的太平军由礼部尚书又副丞相林绍璋率领。这支太平军克复了武昌，并占领了岳阳市、湘阴县、靖港镇等地。在靖港，太平军击溃了湘军水师，曾国藩欲投水自尽。接着，林绍璋率一支尖兵攻克了位于长沙市西南的湘潭市。
靖港战后，曾国藩不甘心失败，又于28日亲自指挥40只战船和800陆军进攻靖港，结果被太平军全歼，曾国藩再次想要投水欲自尽。正在这时，太平军在湘潭失利的消息传来。当时，湘军塔齐布、周凤山的陆军主力和褚汝航、杨载福、彭玉麟所统率的水军联合进攻湘潭，林绍璋屡战不胜，于是退出湘潭，北走靖港。此后，曾天养闻讯也停止西进，回军入湘支援友军。
6月，曾天养与林绍璋在常德市会合后，一道退守岳州。经过靖港镇、湘潭的两次战斗，湘军也损失惨重，7月，曾国藩经过两个月的休养，再次进攻太平军，并攻陷岳阳市。曾天养数次组织反攻，但均告失败。8月11日，曾天养阵亡。之后，太平军退回武汉市，湘军则紧追不舍，再陷武汉，之后，湘军分三路进攻田家镇。太平军方面，陈玉成会同前来支援的殿左参拾壹检点曾风传驻守蕲州镇；燕王秦日纲率主力守田家镇。由于杨秀清采取消极防御的策略，太平军损失惨重，燕王秦日纲被迫东退。太平军西征战局危急，杨秀清派石达开率军增援，冬官正丞相罗大纲也从江西饶州赴援。
太平军援军到达后，石达开驻湖口县，罗大纲守湖口对岸之梅家洲，他们与九江守将林启荣互为椅角，严阵待敌。12月，湘军水师攻至九江、湖口。从1855年1月开始，石达开等指挥太平军夜夜骚扰湘军营地，引起湘军的烦躁情绪。曾国藩的湘军自湘潭市战后，打了几次胜仗，将士皆骄，急于求胜。1月29日，湘军水师轻舟从湖口冲入鄱阳湖，留大船在长江之中，石达开等在湖口设卡筑垒，断其出路，湘军水师被分割为两部分。石达开命太平军进攻留在江中的湘军水师，湘军百余艘战船皆被焚毁，太平军取得湖口大捷。
湖口大捷扭转了湘潭战后太平军连续败退的局面，湘军水师仅余百余艘破船，败退到武汉市修补。九江江面的湘军水师被肃清后，太平军分兵乘胜西进，再次克复云梦县、随州市、汉阳、武昌区等地。曾国藩则率被困在鄱阳湖的湘军水师，逃到南昌市。石达开乘胜进攻。但就在南昌即将被攻破时，杨秀清调江西省太平军回天京解天京之围，因此，对南昌的进攻停了下来。
在长江沿岸的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的同时，另有太平军趁机占领了安徽和江西的广大腹地。在1853年到1856年间，太平军在皖北、皖南先后克复过近40个州县，其中包括：皖北的游州、凤阳县、亳州市、庐江县、安庆市、桐城市、舒城县、六安市、合肥市等；皖南的芜湖市、铜陵市、池州市、祁门县等。江西方面，到1856年7月，江西省13府中，有9个府城50余县都掌握在太平军手中，形成一大块比较巩固的统治区。
太平军北伐和西征之后，天京及扬州、镇江市三城即处于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大营的钳制之下。1855年2月，清军加紧了对天京和镇江的进攻，太平天国为解镇江之围，从西线抽调一部分兵力，由燕王秦日纲率领，包括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承相李秀成等将领在内支援镇江。1856年2月，秦日纲派陈玉成乘小船冲过清军水师的防线，与镇江守将吴如孝会师，李秀成等部则由外发起攻击。4月2日，秦日纲大军与镇江城内吴如孝、陈玉成等东西夹击，大败敌军，镇江之围得解。当日夜晚，太平军主力北渡长江，次日黎明对江北大营长围发起攻击。在太平军的进攻下，江北大营修筑的长围及所有营垒全被摧毁。4月5日，太平军克复扬州市。
秦日纲等人击破江北大营后，江南大营兵力再次围攻镇江市，紫金山清军兵力空虚。杨秀清认为，此时是歼灭江南大营的良机。因此，他令秦日纲放弃江北，与石达开共同进攻江南大营。5月，石达开与清军激战于秣陵，威胁江南大营腹地。不久，秦日纲率数万大军，对镇江外围清军发起进攻，清军溃败，江苏巡抚奇他拉吉尔杭阿自杀。6月，秦日纲率军到达天京，与天京城内援军和石达开军队相互配合，摧毁了江南大营，向荣率军退守丹阳市。8月9日，向荣于丹阳军中病故，9月8日，清廷正式任命和春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明朝军事。
太平天国在西征取得一系列胜利，尤其是1856年6月攻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后，从根本上扭转了自建都以来军事上的被动局面。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成为太平天国事业成功的保证，反而激化了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杨秀清独揽了太平天国的教、政、军大权，并取得了代天父传言之权，成为凌驾洪秀全之上的“上帝”的代言人。8月，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面对杨秀清的逼迫，洪秀全一面答应于9月杨秀清生日时予以加封；一面召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回京。9月2日凌晨，韦昌辉突袭东王府，与秦日纲一起杀死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随后，又扩大事态，以清除“东党”为名，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杀害杨秀清部属男女2万余人。
9月中旬，石达开赶回天京后，斥责韦昌辉杀人太多，韦昌辉又准备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得知后，连夜逃跑，韦昌辉将其留京家属尽数杀害。石达开到达安庆市后，立即调集大军，准备讨伐韦昌辉。11月初，洪秀下令诛杀韦昌辉，并将韦昌辉的首级解送到石达开军营，要石达开回京辅政。之后，石达开回到天京，被封义王。洪秀全经过韦昌辉叛乱后，对石达开怀有戒心，在加封石达开的同时，还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弘光帝，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不满，于1857年5月出走天京。1863年5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被清军包围，陷入绝境，遂向清军投降。6月25日，石达开在成都被清军处死。
天京变乱后，尤其是石达开的分裂，带走了大批精兵良将，太平天国出现了“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局面，各战场形势急剧恶化。在湖北战场，1856年12月，湖北巡抚胡林翼等攻陷武昌区，国宗洪仁政等东退武穴市、黄梅县。同时，汉阳守将秋官副丞相钟廷生亦退出汉阳城。在江西战场，湘军分路援救被围困在南昌市的曾国藩，并围攻宜春市、瑞州、赣州市。1857年12月，瓜洲、镇江市同日失守。趁天京变乱之机，清政府又重组江南、江北大营。1858年初，江南、江北大营相互配合，逼攻天京。曾国藩的湘军则从长江上游进行反扑，太平天国形势危急。
为了扭转危局，洪秀全重建新的领导集团，1858年，洪秀全任命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
8月，经洪秀全批准，李秀成召集各路将领在枞阳县举行军事会议，以确定解除天京之围的作战方案。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对付长江以北，首先是力量最为薄弱的皖北之敌，然后会攻江北大营。会后，陈玉成率部东进，攻克合肥市，之后，在滁州乌衣镇与李秀成军会师，两军配合，攻破了浦口江北大营。江北大营经此打击后一蹶不振，至1859年3月被迫撤销。
1858年9月，清军企图攻打安庆市。南路由水师提督杨载福、总兵鲍超等率部从正面围困安庆，北路由李续宾带湘军主力袭庐州，企图切断安庆后路。11月，李续宾率部进犯三河，三河守将吴定规向洪秀全告急。陈玉成在击破江北大营后，率军前往救援，同时让吴如孝、李秀成等部接应，之后，三方相互配合，将李续宾部围困。在太平军的围攻下，湘军精锐损失尽，李续宾及曾国藩的胞弟曾国华被击毙。太平军取得三河之战，安庆之围得解。
1859年，洪秀全封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并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洪仁提出了《资政新篇》等文件，力求改革内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
此时，天京仍被江南大营围困。为解决江南大营的威胁，1860年1月，李秀成召开芜湖市军事会议，会议确立了“三十六计之围魏救赵”即奇袭湖州市、杭州市以解天京之围的战略。2月，李秀成率兵奇袭杭州，诱使江南大营分兵往救，3月，太平军迅速回师攻其不备，5月，太平军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摧毁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逃跑，江南大营被粉碎。
天京之围解除后，洪秀全在天京主持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方针。洪仁玕提出东征苏南、上海市，然后回师安徽，合取湖北。这个方案得到李秀成的支持及洪秀全的批准。
1860年5月，李秀成、陈玉成等各路太平军一齐向苏南挺进。太平军进军迅速，在丹阳市歼灭清军上万人，和春在浒墅关镇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不战而溃，逃到上海。6月，李秀成率军攻克常州、无锡、苏州市、江阴。之后，李秀成扩大战果，由苏州南下，攻占吴江区、嘉兴市、昆山市、太仓市、嘉定区等地，并兵临上海城外。太平军进攻上海时，遭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抵抗。英、法组织了联合部队，在上海近郊布防；苏松太道吴煦与买办杨坊出资雇用美国流氓华尔组织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7月中旬，洋枪队袭取松江区，但在8月上旬，洋枪队进犯青浦镇时，遭到太平军的有力回击，死伤惨重。8月12日，太平军再次攻克松江，并乘胜向上海市挺进。在上海城外，太平军遭到英法联军和清军的共同抵抗，李秀成脸部受伤。不久，李秀成撤出上海。
在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进军苏、常和上海之际，曾国藩趁机进逼安庆。安庆是天京上游的最后屏障，是太平军和湘军争夺的战略要地。1860年9月，洪秀全召集陈玉成、李秀成讨论援救安庆的措施。最终，洪秀全决定从长江两岸会取武汉市，迫使敌人抽出围攻安庆的兵力西援湖北，以解安庆之围。洪秀全还作出具体部署：陈玉成率军从长江以北，由安徽入湖北，攻武昌北面；李秀成在长江以南，经江西省、湖南省进攻武昌西南侧，并决定1861年4月，两军会师武昌。此外，洪秀全还布置了两支配合力量，即侍王李世贤和辅王杨辅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皖南战场活动，牵制敌军。
1861年3月，陈玉成按作战方案攻克了离汉口只有160里的黄州府（今湖北黄冈），直指武昌。当时，湘军主力集中在安庆市一带，在安庆指挥作战的胡林翼得知太平军的动向后，急得肺病发作，连连吐血。就在太平军攻取武昌的重要时刻，英国舰队司令何伯、参赞斯密斯·巴夏礼公开阻挠太平天国进攻武汉市。此时，李秀成因为不赞成会攻武汉的战略决定，迟迟不西进，未能如期到达武汉。4月中旬，因安庆形势紧急，陈玉成在德安、随州市各留精兵万余，等待李秀成会攻武昌，他自己则率兵东撤，援救安庆。6月，李秀成部终于进入湖北，但因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的恫吓，以及北岸的陈玉成已回师安庆市，李秀成未作出任何进攻武昌的作战准备，便全军东返。于是，太平军解安庆之围的战略宣告失败。
太平军会攻武汉的战略失败后，使曾国藩无后顾之忧，于是集中兵力围攻安庆。7月，太平军在安庆外围的据点几乎全部陷落。8月上旬，陈玉成会同杨辅清、林韶璋等三路太平军进援安庆，仍不能打破包围。9月5日，湘军攻入安庆城内。安庆保卫战失败，天京失去了屏障。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退守庐州。他派部将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率部远征西北，以广招兵马，早复皖省。1862年5月，清军攻陷庐州，陈玉成率残部退到寿州，被明投太平军暗通清军的寿州团练头子苗沛霖诱捕，解送至清军瓜尔佳·胜保营。6月4日，陈玉成被杀害于河南延津，年仅26岁。
李秀成从武汉前线经江西省东退，安庆市失陷之际，他正在围攻抚州市，之后，他进入浙江省，攻陷临安区、杭州市，并于1861年12月攻克杭州。接着，太平军分路进攻，连克各州县，占领浙江大部分地区。
1862年1月，李秀成水陆并进，第二次攻打上海。当时，上海的中外反动势力已经公开勾结。1月14日，太平军自松江区攻破奉贤区，大败洋枪队。2月，清政府正式批准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公所”筹划“借师助剿”。清政府把华尔的“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扩编至5000人。4月4日，英、法、俄三国侵略军进至七宝，联合镇压王家寺太平军，太平军奋起抵抗，并击伤了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的小腿。8日，李鸿章的淮军由英国轮船陆续运抵上海市，清廷任命李鸿章署江苏巡抚。5月，侵略军攻占嘉定区，之后又进攻奉贤的南桥镇。太平军猛烈抵抗，击毙了法国侵略军海军司令卜罗德。此时，李秀成率领一万多太平军精锐部队从苏州市赶到，在太仓市打破清营三十余座，知府李庆琛被击毙。太平军乘势克嘉定、青浦区。青浦守敌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思德被俘。太平军又乘胜围攻松江区。但是，正当围攻松江的紧要关头，李秀成下令撤松江之围，把主力撤回苏州。第二次进攻上海功败垂成。
在李秀成进攻上海市时，天京被湘军围困。李秀成自上海退兵后，于1862年6月和8月在苏州召开了两次军事会议，商议救援天京的战略方针。李秀成计划联合13个王的军队，约二三十万大军，分三路进兵解围。9月，李秀成率大军自苏州市西上，并于10月进攻雨花台区曾国荃军营，湘军受重创，曾国荃面部受伤。但由于时近寒冬、棉衣不继、粮食奇缺等原因，在激战45个日夜后，李秀成不得不主动撤军。
天京保卫战没有取得胜利，洪秀全给李秀成以严责革爵处分并令其执行“进北攻南”新计划，即渡江北征，进军安徽、湖北，企图使围攻天京的湘军分兵北援，以解天京之围。但是，李秀成对这项战略并不赞同。他勉强接受命令。12月1日，他派章王林绍璋、对王洪春元等自天京下关渡江，他自己反而从天京回到苏州市，一直拖延到次年二月底才集中大约三十万人渡江北上。此后，因为曾国藩加紧围攻天京，洪秀全又命令李秀成立即回师救援。回师途中，李秀成遭湘军袭击，伤亡惨重，回到天京城内的士兵总数不及一万五千人。洪秀全的“进北攻南”计划失败。
“进北攻南”计划失败后，湘军于1863年6月攻陷了天京城南要塞雨花台和聚宝门外各石垒，并切断了天京水路和粮食来源。9月中旬，围城的湘军增至四万人，并先后占领了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等天京外廓重镇。11月，孝陵卫也被湘军攻陷，湘军合围天京之势形成。
在太平军主力投入天京保卫战时，苏、浙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1863年5月，李鸿章率淮军联合查理·乔治·戈登“洋枪队”进攻苏州，12月苏州陷落，太平天国苏南战场瓦解。1864年3月，左宗棠与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和中法混合军“常捷军”联合，攻陷杭州，太平天国浙江根据地基本瓦解。
天京被合围后，太平军在无粮断援的绝境中继续战斗。6月1日，天王洪秀全逝世，其长子洪天贵福即位，是为幼天王。这时，能守城作战的太平军将士不过三四千人。7月19日，湘军攻入天京城内，天京陷落。
天京沦陷时，李秀成带幼天王突围而出，但不久后失散。之后，李秀成被湘军俘获，并在狱中写下数万字供述，旋即被处斩。幼天王洪天贵福遇到由皖南广德前来迎接的干王洪仁玕。洪仁玕保护幼天王到广德市，之后又到湖州市。1864年10月，洪仁玕和洪天贵福在江西省被俘。11曰18日，洪天贵福在南昌市被凌迟处死，随后，洪仁玕也被杀害，太平天国运动至此失败。
天京陷落后，太平军余部仍在坚持斗争。南方太平军余部主要有驻扎在江西的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来王陆顺德区。天京陷落后，他们相继辗转移师福建省。1864年10月，李世贤攻克漳州市府，陆顺德攻占永定区和龙岩市。12月，李世贤在漳州万松关大败清军，汪海洋也大败清军帮办军务刘典于南阳市、新泉等地。这样，以漳州为中心，在闽西南及粤东形成了一个新的基地。汪海洋驻汀州之南阳，号称十六七万人；李世贤驻漳州，号称二十万人。为镇压这支太平军，左宗棠奉命入闽督师围剿。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也公开支援清政府，并为清军提供物资、人员和武器支持。1865年5月，李世贤退出漳州。李世贤战败后，其残部归汪海洋指挥。同时，陆顺德自南靖县主动撤退。9月18日，天将林振扬缚陆顺德降敌，陆顺德及太平军其他将领和战士一百余人都被杀害。之后，汪海洋势孤力薄，在粤赣闽边界流动作战。1866年1月，汪海因伤重牺牲，其余众由偕王谭体元统领。2月7日，谭体元在丰顺县白沙坝一带全军覆没。
天京沦陷后，在北方的太平军一支由扶王陈得才率领，向东南进攻；一支由赖文光赖文光及捻军梁王张宗禹等率领北上河南省。1864年9月，两军在湖北会合，之后在浠水县大败清军。蕲水胜利后，赖文光和陈得才又分兵前进。赖文光东走皖北太湖，后又折回，大败僧格林沁部，击毙提督萧河清，11月进逼汉口，后又北走孝感市。扶王陈得才北走英山县。11月，陈得才在霍山黑石渡败于僧格林沁及安徽司英翰。这时，太平军内部发生叛变投敌事件：陈得才部天将马融和、倪隆怀等率所部7万多人降于僧格林沁；天将范立川、陈汉太等又率众11万余降于英翰。陈得才因军心涣散，服毒自尽。
陈得才死后，北方战场只剩下赖文光率领的太平军余部和捻军。1864年12月，赖文光等大败僧格林沁于襄阳市，之后复败之于邓州市唐坡，僧格林沁率数十骑逃入邓州。1865年1月，又败僧格林沁于鲁山县。5月，赖文光所部太平军与捻军联军，全歼僧格林沁部于山东曹州高楼寨，僧格林沁以及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等均被击毙。之后，清政府派曾国藩为钦差大臣，镇压这支联军，但曾国藩未能阻击联军。12月，清政府撤去曾国藩的钦差大臣职务，令李鸿章继任。之后，在清军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联合镇压下，1868年1月，赖文光在扬州瓦窑铺自投清军吴兰营，后被杀害。赖文光去世后，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等继续战斗。这支联军在张宗禹的率领下，横扫陕西、山西、河南、直隶，逼近北京。为此，直隶总督官文、陕甘总督左宗棠“交部议处”，钦差大臣李鸿章被革去骑都尉世职，拔去双眼花、去黄马褂，北京戒严，清廷命恭亲王奕䜣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办理巡防事宜。张宗禹遂改变路线，于5月抵达山东。8月，张宗禹在战斗中去世，太平军余部的斗争到此结束。
金田起义之初，为安置合家举族投军者和加强部队战斗力，太平军采取男女别行的措施，即男女分开居住。太平军进入天京三天后，也开始实行男女别营的管理。年力精壮的男子充作“牌面”，随时准备外出执行作战任务；60岁以上15岁以下及有残疾者为“牌尾”，差使较轻；有技艺专长者则入专门的馆衙。妇女除部分擅长女红者入绣锦营外，亦被单独编为女军。
圣库制度形成于金田起义之初，且与严别男行女行相辅相成。圣库制度规定参加革命的人，不得私藏财产，“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这一制度在金田起义后逐步发展完善。建都天京后，由于在城市居民中拆散了家庭，实现了人无私财，圣库及其各种衍生机构也出现了空前的繁盛。金银珠宝、参茸、钱钞、衣服等物，由圣库负责收藏。粮米的收纳支放，设有典入圣粮和典出圣粮。日用百货及副食供应，则设有典买办、典油盐、典茶心、典天茶、浆人衙、宰夫衙、药库等，各类货物分别集中调拨使用，原有的各种私营店铺一律取缔。
太平军进入天京城后，即布散《旧遗诏圣书》《太平军目》《太平条规》《幼学诗》《十全大吉诗》《三字经》等，令人诵读。违者施以鞭扑；认为天父不存在的人，立即将其五马分尸。为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制统治，太平军实行捣毁一切庙宇邪神偶像的政策，同时下令焚除一切孔孟诸子百家等所谓“妖书邪说”，并严禁买卖藏读。
社会生活方面，太平天国严厉禁止吸食鸦片、黄烟和饮酒、嫖娼等种种恶习；度量衡方面，制定了“钦定天朝正尺”，比当时常用之尺长7分；交易中使用钱文，也规定一律使用足钱，不准扣串，因为“天朝万事满足，不准丝毫欠缺”；太平天国还颁行了《天历》，以366日为岁实，以12个节气为月首。
太平天国兴起时，正值西方列强依据不平等条约，加紧对中国进行渗透之际。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列强宣布持“中立”政策，并相继访问太平天国，以试探太平天国的对外态度。1853年4月、12月和1854年5月，英国、法国、美国公使先后来访。太平天国对列强的到来事先毫无准备，由于来历不明，这些擅闯长江的外国军舰均在镇江市或天京江面遭到太平军炮击。
太平天国对西方人的“中立”态度抱有戒心，担心他们有刺探军情的意图。同时，外交礼仪及国际观念的冲突也成为双方交往的最大障碍。因为敬拜同一个上帝，太平天国视英法美列强为“兄弟”，但同时又沿袭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视他们为进贡番邦，宣称洪秀全是“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另外，西方人乘军舰而来，侵犯了中国内河航运权，但由于缺乏国际法常识，太平天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双方接触时，三国外交代表均提及各国与清政府所订条约的内容或提交文本，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其条约权利。太平天国没有对此直接表态，仅表示不反对与外国通商，也同意开辟商埠，但一切要等全国平定后再行定夺，并明确表示严禁鸦片贸易。基于上述原因，加上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并无迅速取胜的迹象，西方列强遂调整策略，转而全力与清政府进行修约谈判。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为维护其侵略权益，与清政府相互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1853年冬，洪秀全在天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不仅是一个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而且牵涉到政治、思想、文化和生活等各个方面。
在政治上，全国民众都按照军事体系组织起来。每二十五家设两司马管理。两司马之上设有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监军、总制等官职。总制管一个郡，郡相当于清朝统治时期的府，两司马领导的二十五家是社会的基层组织。军帅以下各级官员叫做乡官，都由下面保举，各地乡官均有审理民事诉讼之责。
在经济上，《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重新平均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即按照人口，不论男女，平均分配土地；同时规定“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
在文化教育方面，《天朝田亩制度》废除了私塾和书院制度，实行政教合一，教学内容废除了四书五经等孔孟经书，改为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
在婚姻嫁娶方面，《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所有婚娶弥月喜事用度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凡天下婚姻不论财。”
《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鲜明的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也是太平天国建设新世界的蓝图，但因其空想性，《天朝田亩制度》并未实施。
1859年，洪仁玕总理朝政后，向洪秀全提出了力求改革内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太平天国政权的《资政新篇》。从结构上看，全篇共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部分。
洪仁玕认为：“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因此，《资政新篇》首创“用人察失类”。后三类为改革的具体措施：“风风类”，就是要提倡革除腐败的生活习惯和落后陈旧的风俗；“法法类”，就是实行新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刑刑类”，就是采用新的刑法制度。
上述三类中，又以“法法类”为主。主要内容为：政治方面主张集中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建议设立带有一些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新闻官”（类似监察官）、“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检举箱），使“民心公议”，能“上下情通”。经济方面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事业等，还提出奖励创造发明，实行专利制度。文化和社会改革方面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废庙宇寺观；禁止溺婴、买卖人口和鸦片；改革文风。外交方面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文化交流，平等往来，但不准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资政新篇》是中国历史上要求学习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但囿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未能实施。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早已结束，但其留下的影响不可磨灭：
军制方面。在太平天国以前，清代的军制为绿营、八旗军制，但八旗入关不久，便已没落，绿营到了爱新觉罗·颙琰、爱新觉罗·旻宁时代，积弊日重，不堪大用，以致太平军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席卷了东南，占领了南京。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只能寄希望于湘军和淮军。待太平天国覆灭及捻军被平定后，由湘淮军改编成的“防军”代替了绿营，湘军的制度代替了绿营的制度，清代的兵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革，并造成军队从国家到个人手中，这成了后来军阀势力的起源。
政治方面。在太平天国兴起以前，清廷将相要职，由满族担任，中国的政权掌握在满人手中。金田起义后，因赛尚阿、琦善等重臣无法剿灭太平军，清廷只能倚重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所以，同治初年，曾国藩总督两江，管辖四省，东南财赋也尽归曾国藩一人掌握。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后，清朝的封疆大吏中，汉人数量过半，沈桂芬、李鸿藻、翁同稣、孙毓汶等人甚至入职中枢，政府实权也掌握在汉人手中。于是，清代从满人统治的局面，变为汉人统治的局面。与此同时，由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手握重兵，国家权力也从中央集权逐渐转向地方分权，形成内轻外重的趋势。后来，义和团运动时，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疆吏与八国联军订立东南互保条约，便是近代中国中央集权势力的没落与地方分权势力的第一次抬头，而其导源就在太平天国战役时期。
财政经济方面。清代咸丰以前，财政的主要收入为地丁、钱漕、关税、盐课四项，其中又以地丁为主。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因受战乱影响，人民流离失所，地丁多不足额，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开始实行厘金制度，这一税收制度，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是清政府的重要军费来源。与税收制度同时变动的，还有货币制度。咸丰以前，清代的货币制度是银铜并用的双本位制度，1853年之后，因清政府财政已山穷水尽，再加上铸币所需的铜无法运送到京，清政府便鼓铸大钱，滥发纸币，结果造成币制复杂化，并导致金融紊乱。同年，小刀会响应太平军起事，占领上海城，地方官吏逃跑，征税机关停止运转。因清政府无法行使征税职权，不得不任由外国领事代收，此后，在英、法、美领事的要挟下，清政府成立了外国人管理海关的制度。另外，为调动民众应对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收揽民心，1855年之后，清政府在太平天国战区中心的长江流域开展减赋运动，此次减赋，促进了破败的农村地区的恢复。1861年底，李秀成进攻上海市时，清政府军饷断绝，清政府由江海关道吴煦经手，以江海关出票为担保，向外国人借款，于是，中原地区借外债的历史由此开始。
社会方面。因为太平天国战乱祸及，中国人口减少了二分之一左右，且有大量田亩抛荒，以致社会凋敝。但同时，广大的抛荒田亩又需要人口开垦，因此，当时社会只担心荒田无人开垦，而不存在有人力却无田可耕的事，所以，百姓有业可营，有地可耕，有工可做，社会民生状况好转，这才有了“同治中兴”。此外，上海附近的民众在大乱中向上海租界逃难，造成了后来租界华洋杂处的制度。
文化运动方面。太平天国提倡一夫一妇、禁绝娼妓、强迫放足，且女人有参政的权利，这些改革促进了妇女的解放；其严禁吸食鸦片、饮酒、赌博等恶习的规定，改革了旧的生活习惯；其施行太平新历，铲除宜忌吉凶的迷信，提倡通俗文字，主张文章质朴明晓，并提出“文以纪实，言贵从心”的文学革命的理论，又是对风俗和思想的革命。以上改革对后来的辛亥革命时代以至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革命运动方面。太平天国革命开民主主义之先河，树民族革命之先声，后来的辛亥革命就是承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渊源而来的。且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在其集团中所实行的共有共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制度，恰符合孙中山所说的“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
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开始萌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认为，“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它是民族革命，这话自不错，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丝毫没有在制度上建树。他们比较象样的是军制，但始终未觉悟到水师之重要。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大抵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了。”“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清代，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
英国学者汤普森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持续了十五年之久，毁坏了中国一些最为富庶与繁荣的省市，据估计夺去了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条生命，这场运动被非常不协调地称为“太平”，是广大无知的民众对他们残暴专制的统治者最为不清醒不明智和无纪律的反抗。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
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纲》中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基本群众及其革命动源主要为贫农。从历史方面看，太平天国革命带有中国历来的贫农革命所具有的两种特点，即异端的信仰和为本身求福利。这两种色彩，都是与士大夫社会势不两立的。而士大夫社会自秦汉以来就种下了深固的奠基石，贫农革命虽然可以兴起于一时，但最终仍旧无法推翻士大夫统治的社会势力。所以中国历代的贫农革命，除非做领袖的人向士大夫社会妥协，把贫农本身的利益出卖，是从来不曾建立过新政权的。
从太平天国自身来说，太平天国的政制组织中带有封建制度的残留。永安建制时，太平天国就规定了爵位的世袭制；之后又颁布了称谓诏令，严定上下等级的称呼；在礼仪方面，有凡诸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等封建色彩浓厚的礼制。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封建特权思想和封建等级制度更是恶性发展。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没收群众的财产归入圣库，但他们自己却积聚私蓄；他们禁止群众夫妻会合，但自己却广置妻妾。而养尊处优的环境，又使他们之间掀起了争权夺利的暗斗，以致爆发了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的两度内讧，给太平天国运动造成致命创伤。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龙盛运等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一书中认为：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既有国内的封建治阶级，又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他们勾结起来，对太平天国进行联合绞杀。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扶持了汉族地主武装；至于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列强，虽然一开始表示“严守中立”，但《天津条约》，特别是《北京条约》签打之后，英美法等国侵略者直接出兵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处于腹背受敌的太平军，就在中外势力的共同镇压下失败了。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史学界有两种看法：
一是认为它是单纯的农民战争。持此观点的主要有范文澜、康右铭，他们认为：大平天国革命和以往历史上任何农民战争一样，是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在这场革命中是唯一的力量；它们所提出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虽然体现了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但它所标榜的平均主义的方案，却在实质上是反动的；革命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改变历来所采用的宗教迷信手段、政治上封建保守的色彩很浓。因此这些学者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仍然不超出旧式农民战争的范围，就性质而言，都是单的农民战争。罗尔纲更是指出，太平天国的性质是贫农的革命。
二是认为它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持此观点的有束世、祁龙威、戴逸、郭毅生，他们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具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它固然无可非议的是农民战争，以农民作革命的主力，但它爆发于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崛起于经济较为发达、中西交通频繁的两广，此时社会各阶级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民已不是中世纪的封建农民，他们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点，农民以外还有新兴的市民等级，这一社会力量投入革命斗争中，成为其核心和骨干。《天朝田亩制度》虽然带有空想性，但实质上却是一个彻底的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的进步纲领，它的本质是进步的而不是反动的。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虽然也还带有封建社会的母斑，但它的启蒙民主主义的性质却是无可怀疑的。以往的农民战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直接的意义，但太平天国革命却显然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发展道路。这些特点都符合于列宁关于“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