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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森(1867年1月23日～1919年7月6日），字荫庭，安徽寿州（今寿县）人。
1898年2月，创办中原地区首家华商面粉厂——阜新面粉厂。1901年升候补道，任上海电报局帮办。1905年，与聂之台等筹建上海商务总会，任会董事兼副会长。翌年，任启新洋灰公司和州矿务公司协理。1908年，兼北京自来水公司协理。次年，任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兼直隶出品协会协理。翌年，任直隶劝业道，后因弹劾辞职。1912年，任安徽实业司司长，旋被免职。同年9月，任北洋政府国家银行事务所会办，应邀筹办中国银行，任筹备主任。1913年4月，任中国银行总裁。同年6月，解职，任安徽省都督兼民政长。后任赴日本实业调查专使。后在北京组织中日实业Inc.，任总裁。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全国农工银行筹备处筹备员。是年，创办通惠实业特种公司，任临时总裁。翌年筹办中孚银行，任总经理。
1919年7月6日，病逝于天津市，终年52岁。
孙多森，字荫庭，安徽寿州（今寿县）人，1867年1月23日（清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生。少时读私塾，接受的是传统教育.
1893年，其父去世，三年后母亲亦病亡。
1896年起，孙多森兄弟俩便在其叔父孙传的支持和帮助下，利用家资创办实业。孙多森投资开办实业是从机制面粉业开始的。鉴于当时机制面粉业有利可图，且制造较易，孙多森便派他家的当差宁钰亭去上海市筹办面粉厂。经过两年的准备。
1898年2月，与其兄孙多鑫共同出面，在上海创办阜丰面粉公司，孙多森任总经理，孙多鑫任协理。阜丰面粉公司资本规银30万两，并获得清朝准免税款，向美国购买机器，是华商在国内开办的第一家机制面粉厂。总公司设于上海北京东路，厂房建筑于莫干山路。
1900年，建成投产，日产汽车公司面粉2500包（500桶）。阜丰集团面粉公司开办后营业颇有起色。
1904年扩建厂房，增置机器。
1905年，国内发生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又因日俄战争后东北三省面粉销路见好，阜丰厂日产增至7000余包，获利甚丰。不久，孙多鑫投直隶总督袁世凯幕下任职，阜丰完全由孙多森经营。
1901年，升迁候补道，并任上海电报局帮办。
根据清朝商部在商务繁华地区均须设立商务总会的要求，上海市各业于1901年联合组成的商业会议公所相应改为商务总会，孙多森被推为会董。期间，为了增强工商各业的联络，孙多森主持为上海商务总会制定了“试办章程”73条和“事务条规”23条。
1906年，公举为商务总会协理，表明孙多森在上海实业界已具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投到袁世凯幕下后，主要同周学熙一起，替袁世凯经办启新洋灰公司、直隶滦州矿务局和天津造币厂等企业。孙多鑫与周学熙为安徽省同乡，又是亲戚，关系十分密切。因有此层特殊关系，孙多森亦称周学熙为“姻叔大人”，对周言听计从。
1907年春，孙多鑫病故，袁世凯召孙多森去天津市接替其兄的职务，从此他与袁世凯搭上了较密切的关系。孙多森抵津后，与周学熙共同经营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局，担任两公司协理。在袁世凯直接支持下，他们在经营管理方面为两公司争得了诸多特权。孙多森等还依恃袁世凯的支持，成立了直隶滦州矿地公司。
1908年，清朝决定兴办京师自来水事业，周学熙为此成立了京师自来水Inc.，周自任经理，请孙多森任协理。在兴建过程中，孙多森在筹集资本、购置机器以及施工等方面积极为周学熙出谋划策。
1908年4月，开始筹建京师自来水公司。
1909年，直隶全省工艺总局成立，孙多森任总办，并兼南洋劝业协赞会会董。杨士骧接任直隶总督后，孙多森被指派会同周学熙组织直隶出品协会，任协理，在天津劝工陈列所举办劝业会。
1910年4月，任直隶劝业道，其在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公司的协理职务由其叔父孙传檙接替。任内，孙多森编著有《直隶实业汇编》一书。不久，孙多森遭到直隶省议局的弹劾，被指为“庸人”，遂自请辞职，仍任启新洋灰公司和直隶滦州矿务公司协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2月，被袁世凯推荐为清内阁和议代表，随总代表唐绍仪到上海市，参加南北议和。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为压南方革命党人作更大让步，直接同南方议和，唐绍仪只能于此时辞职，孙多森无事可做，便回到了天津市。同年5月，孙多森被派往安徽省，任实业司司长。但未及一月，即被免职。
1912年9月，财政总长周学熙呈请设立中国银行筹备处，派金邦平为总办，孙多森为会办。随着中国银行各项制度的陆续建立，12月19日，财政总长周学熙呈文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请任命孙多森管理中国银行事宜。23日，袁世凯发令“任命孙多森管理中国银行事宜”，他因而成为中国银行的最高负责人。24日，孙多森即“到行任事”，并请领关防。
1913年1月15日，“管理中国银行事宜”关防正式启用。孙多森上任后，第一件事是核查中国银行的资本数。孙多森在中国银行任职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修订，并由政府公布了《中国银行条例》。中国银行初建时，当时的财政总长陈锦涛曾草拟了一个《中国银行条例》，后因南京临时政府北迁，未及提交参议院讨论。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先后拟定了两个方案，第一个依据熊的旨意，第二个主要体现中国银行监督吴鼎昌的主张，但亦未经参议院讨论。周学熙任财政总长后，与孙多森在吴鼎昌所拟方案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形成《中国银行则例》，并于1913年4月7日经参议院议决通过，4月15日由财政部公布施行。周、孙修订后的《中国银行则例》与吴鼎昌所拟方案基本相同，体现了中国银行国家银行的地位和商业化独立经营的形式，这是孙多森在中国银行负责人不长时间之任上，为中国银行办的一件大事。孙多森在中国银行任上，中国银行在代理兑换销毁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所发行的军用券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绩另一方面，孙多森仍十分注意中国银行内部的组织建设。他根据新通过的《中国银行则例》第二十八条关于“中国银行须照本则例主旨，详订章程”的规定，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拟定了《中国银行办法大纲》。
1913年5月，财政总长周学熙辞职，由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任财政次长并代理部务。虽然孙多森本人并未因周学熙的引退而提出辞职，但仍在6月被免去总裁职务，离开了中国银行的岗位，结束了他在中国银行短短半年多的任职经历。
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中原地区的政治形势一时呈现南北对峙局面。南方革命党人坚持民主共和，极力维护和发展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而袁世凯北洋集团则顽固推行专制独裁，千方百计向南方扩张势力，企图从革命党人手中夺取胜利果实。同盟会直接领导的江西省、广东省和安徽省等省，尤为袁世凯所忌恨。
1913年6月30日，袁世凯继免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后，又下令免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柏文蔚的职务，以孙多森继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7月4日，孙多森由南京市乘“建威”号军舰前往安庆市接任，但自始就遭到安徽省议会特别是中国国民党议员的强烈反对。面对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在孙中山领导下，7月12日，李烈钧首先发难，宣布江西独立，打响了“二次革命”第一枪。接着，黄兴、陈其美等在南京、上海市发动响应。15日，安徽驻军旅长胡万泰在安庆响应，发动安徽公民会及省议会要求孙多森辞去都督职，拥柏文蔚复任都督兼凤阳县总司令。16日，孙多森急电袁世凯及陆军部，请求调派第八师即日赴皖援救，并电请倪嗣冲出任皖北司令。17日，安徽省宣布独立，孙多森被胡万泰软禁于都督府，并欲杀害。后经柏文蔚致函胡万泰从中说项，遂将孙多森释放，专轮将其送往南京市。7月27日，袁世凯下令免孙多森本兼各职。28日，权宜暂维秩序，环迫宣布独立。随后，孙多森经海路至天津市转赴北京市，亲向袁世凯解释安庆事变及当时的处境，取得袁的谅解。8月3日，袁世凯宣布孙多森并未参加“叛事”，并派孙为赴日实业调查专使，前往日本考察。
为了筹备帝制，袁世凯于1914年5月设立参政院，孙多森被袁指定为参政。
1915年1月27日，袁世凯策令孙多森授为上大夫。8月，杨度、孙毓筠等发起组织“筹安会”，在所谓“学理讨论”幌子下，连篇累炮制鼓吹君主立宪的文章，公然为实行帝制制造舆论。在以杨度、孙筠为理事长的“宪政协进会”所上两份“劝进表”中，孙多森均列名其上。其中一份劝进表，孙多森是作为“宪政协进会”的“公民”，即上海商会、商会全国联合会和宁波商务总会的代表列名其上。
在此期间，当社会上盛传冯国璋在南京市反对实行帝制，倡议实行“联邦”时，孙多森还以参政院参政名义奉派前往南京探听虚实，做冯的工作。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忧惧中死去，孙多森也悄然退出了政治舞台。
1914年5月，孙多森被袁世凯派赴日本考察回国后，顺应日本的投资要求，与王克敏、陆宗舆、曹汝霖、杨士琦、李士伟及日人中岛久万吉、仓知铁吉、尾琦敬义等在北京发起组织中日实业Inc.。6月，该公司经农商部批准开业，资本500万日元，中日各半，于东京设本店，北京市设总营业所，上海市设分所，由杨士琦任总裁，日人仓知铁吉任副总裁，孙多森任专务取缔役。一年后，公司实行改选，李士伟与仓知铁吉分别当选为总裁、副总裁，杨士琦改任顾问，孙多森当选为取缔役，专务取缔役由方燕年担任。
1915年3月，周学熙再度出任财政总长，厘订农工银行条例，设立全国农工银行筹备处，孙多森被派为筹备员。7月，袁世凯拨官款60万元在北京创办通惠实业有限公司，由孙多森牵头禀请农商部立案。7月15日，通惠实业有限公司正式开业，推举孙多森为临时总裁，施肇曾为副总裁，财政部委派林保恒为官股代表，任协理职务。先于北京市设总公司，上海市、汉口设分公司。随后，又以资本6万元并招商股14万元，在烟台市创办通益精盐公司；集股30万元于河南新乡开办通丰面粉厂；并创办天津通孚堆栈及上海沪丰准栈、协孚地产公司等企业。
1916年11月，在周学熙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孚银行，自任总经理，他在中国银行时的老搭档聂其炜（上海道聂缉的儿子、曾国藩的外孙）任协理，卞白眉任总稽核。总管理处初设在北京，总行设在上海，另在天津市等处开设分行。后来发现总行和总管理处分在二处极不方便，于是把两者归到天津北马路（即解放后天津中国银行的行址），后来又迁到万商云集(成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上海市。
1917年6月，孙多森再次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裁，但因不久后发生张勋拥爱新觉罗·溥仪丁巳复辟而未能就职，7月21日即被免职。
1918年，中孚银行开办国外汇兑，通过美国花旗银行和运通银行、大日本帝国银行代办国外汇兑，为中国第一家特许经营外汇的商业银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一个较好的发展机会，上海阜丰面粉厂的经营也有较大的发展，获利颇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上海阜丰面粉厂虽与国内其它民族工业一样遭到列强的排挤、打击，但因其有官僚势力的支持和设备良好的条件，故能顺利渡过难关。
1919年，阜丰面粉厂增资至70万银两，改组为Inc.，在“五四”运动和以后的抵制外货时期又得到了一定发展。
1919年7月6日，病逝于天津市，终年52岁。
北洋政府时曾担任直隶全省工艺总局总办、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局协理，升迁候补道，任上海电报局帮办、商务总会协理、直隶劝业道、清内阁和议代表。
创办和参与创办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实体，如中国实业公司、通惠实业公司、北京中国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河南通丰面粉厂、山东通盖精盐厂等，是周学熙的重要臂膀。
创办银行，一是参与创办了中国银行；二是创办了孙氏家族的中孚银行。
孙多森上任后参照日本银行的制度，将三局扩大为国库、出纳、营业、发行、证券、计算、检查、文书共8个局。为了防止工作人员营私舞弊和工作差错，他特聘请了两位外国人担任稽核员和司账员，直接向他本人负责。这个稽核员的职位就是后来的总稽核的雏形。对于稽核工作的高度重视，后来形成了中国银行内部机构设置上的一大特点。总稽核的地位仅次于总裁、副总裁，有权检查业务上的任何环节和漏洞，这对保证银行的正常发展，防止出现重大失误，维护银行的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孙多森还主持修订了《中国银行条例》30条，从法律上维护了银行的健康发展。
《直隶实业汇编》
《孙多森与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条例》
可是袁世凯当政的北洋政府初期，实在是个天下大乱的年头，财政的极度困乏仍是当国的第一头痛大事，财政部长换了一任又一任，公债发行了一批又一批，外债也一借再借，民心已丧尽。作为国家银行的中国银行，日子自然也难过极了。况且袁世凯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势力，大搞军备，一再令孙多森为之筹办军饷，还抛出“善后大借款”，又派出刺客谋杀了革命党人宋教仁，致使国内形势更加动荡。孙多森自知这个“金融盘子”危机四伏，无心久留，在1913年5月周学熙辞去财政总长职务后，也于6月份辞去了中国银行总裁职务。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袁世凯与南方中国国民党人的矛盾终于激化，竟一下子下令罢免了国民党籍的三个都督（广东省胡汉民、江西省李烈钧、安徽省柏文蔚），又以“皖人治皖”的名义，叫孙多森去填安徽都督的“空”，并兼民政长，又授予二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及文宪章，以示宠络。孙多森久在北方，对南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并未深入了解，于政坛事务远不及办实业来得得心应手，于是糊里糊涂上了老袁的贼船，还差点儿送了命。
他受任后只带了三位秘书（机要秘书方焕经、文秘顾震福、庶务于从龙）和四个随从，共8个人轻装赴安庆市就任。巧的是原先的安徽都督柏文蔚也是安徽寿县人，并且在孙家还担任过西席（孙家孙多枚的家塾老师），柏文蔚碍于情面，与之和为贵，交待了职守。但是其他中国国民党人大为不服，在孙多森上任后的第七天，就爆发了兵变。12月14日，国民党人李烈钧、黄兴、陈其美等分别在江西省、南京市、上海市发动反袁斗争，15日，安徽省驻军胡万泰（旅长）在安庆发兵响应，鼓动安徽公民会及省议会要求孙多森辞都督职（仍保留民政长），拥柏文蔚复任都督兼凤阳县总司令。16日，都督府被围，孙多森急电袁世凯及陆军部，请求调派第八师即日拔营前来救援，并电请安徽军阀倪嗣冲出任皖北司令。然而，远水救不了近火，安徽已是中国国民党人的天下，胡万泰还是率兵打入了都督府，囚禁了孙多森及其随从，并扬言要把他们处死，以向袁世凯示威。后来由柏文蔚出面调解，以孙之来皖“上命差遣，概不由己”，说“孙多森并无实力，杀之无足轻重，如果放了他，还能取信于天下”等等，终于幸免遇难。
最后由柏文蔚派出楚豫号炮艇，送他们到南京市。而安徽省方面另由国民党人孙孟戟接任都督。孙孟戟亦是孙氏家族的人，是孙多森的族弟。袁世凯鞭长莫及，未表同意，亦未公开反对，反正孙多森决不能再干了，也就算承认了既成事实。
孙多森回到北京市后再也不愿过问政事，不久即赴日本考察实业，数月才归，此后就一心一意地办实业，通惠实业公司、中国实业公司等均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为了使这些公司在资金上得到保障，1916年他又创办了中孚银行。
安徽寿县孙氏家族与近代中国企业.寿州孙氏祠堂.2014-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