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01 14:0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мзин，1776-1826）。俄罗斯的著名的作家、历史学家。
卡拉姆津1776年出生于俄罗斯辛比尔克的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贵族教育。卡拉姆津1787年开始发表文学译作。卡拉姆津1789至1790年卡拉姆津于欧洲西部游历，在欧洲游历之后，卡拉姆津回到俄罗斯，创办《莫斯科杂志》。同时其也开始进行写作，《俄国旅行家信札》、小说《苦命的丽莎》，同时还写作相关文论、剧评。
卡拉姆津积极宣传感伤主义，但是其对于感伤主义的理解之中带有贵族色彩，其对于感伤主义的倡导对于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古典主义提出了质疑。同时，在写作上，卡拉姆津并不主张宏大叙述，在主要人物角色的选择上，其往往选择平民，小贵族等。其写作风格也较为明快朴实，其多描写小人物的内心感受以及生活际遇，在语言上多采用口语化德书写方式。卡拉姆津虽然对于文学上德古典主义传统表示反对，但是在现实政治之中却拥护开明的君主制度。其在晚年致力于论述开明君主制度的优越性质，同时其开始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相关的史料开始进行收集编。其对于俄罗斯史的研究也是对于俄罗斯产生了诸多影响。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以下均称为卡拉姆津）1766年出生于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的乌里扬诺夫斯克（Simbirsk）的一个贵族家庭之中。青年卡拉姆津在私立学校接受了良好的中学教育，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以及自身的享乐观念，卡拉姆津险些成为一个追寻享乐，无所事事的贵族青年。1782年卡拉姆津前往圣彼得堡服役，在一年的服役期之后其返回彼得堡。在彼得堡服役返回之后卡拉姆津发表了其第一部作品《木腿》。卡拉姆津在希姆比尔斯克遇到了共济会会员伊万·彼德罗维奇·伊凡·屠格涅夫，在屠格涅夫的引导以及教导下其逐渐地克服原先的恶习，在对于人生的观念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共济会思想中的神秘的宗教感以及感伤主义的观念对于卡拉姆津的思想产生了诸多影响。伊凡·屠格涅夫将卡拉姆津引荐给诺维科夫，卡拉姆津随后开始帮助诺维科夫的出版物进行撰稿，并且开始对于让-雅克·卢梭以及赫尔德等人的思想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但是1789年由于政见相左，卡拉姆津与诺维科夫的友谊破裂。
卡拉姆津最早的文学成就是对于《裘里斯·凯撒》进行翻译。除《裘里斯·凯撒》之外其还对于汤姆逊的《四季》进行了翻译。1798年其离开俄罗斯前往中欧地区先后到访德国、瑞士、英国、法国等地。1791年其返回莫斯科并且创办月刊杂志《莫斯科杂志》，学者们将这本杂志视为新运动的开端。《莫斯科杂志》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俄国旅行家信札》其被视为是具有某种启示性质的启蒙性读物。《俄国旅行家信札》可以说是卡拉姆津较为成功的练笔，其使得卡拉姆津的写作技巧得到了锻炼。卡拉姆津对于故事的取材来源于俄国的历史，因此具有一定的纪实性，其既是一部文学作品亦是对于卡拉姆津的同时代人的命运的反映。1792年卡拉姆津发表其伤感主义中篇小说代表作《苦命的丽莎》，小说在发表之后得到了热烈的追捧，出现了大量对于其进行模仿的作品，《苦命的丽莎》的出版促进了俄罗斯感伤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在保罗政党时期（1796-1801）期间，由于对于文化、言论的管控愈发加强卡拉姆津不得不保持沉默。但是亚历山大一世的登基使得这一情况得到了缓解，卡拉姆津随乘时代之便创办了一份新的月刊《欧洲导报》，此杂志与之前的《莫斯科杂志》有所不同，《欧洲导报》主要对于时事政治事件进行讨论，并且卡拉姆津以美德的作为其评论的立场，对于拿破仑·波拿巴进行批判，并且对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进行褒扬。期间，卡拉姆津发表文章《诺夫哥罗德征服记》以期对于专制政体的优越性进行说明。除此之外卡拉姆津还对于俄罗斯语言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卡拉姆津反对对于俄罗斯的语言文字进行高级、中级、低级三个等级的划分，并且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应当贴近生活，贴近口语，应当是使用流畅直白的口语进行文学写作。虽然卡拉姆津并未完全摆脱上流社会的意识对于其产生的影响但是其依旧为斯拉夫语言的简化，引入口语词汇、简化语法结构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804年，卡拉姆津放弃文学创作，专心于历史研究。
卡拉姆津的主要文学创作时期是（1791-1804）年，1804年之后卡拉姆津便抽身于文学、新闻、评论，开始在安静的档案与文献之中对于《俄国国家史》进行撰写。经过朋友介绍卡拉姆津得到了“历史编纂官”的位置，于是开始着手进行《俄罗斯国家史》的编写。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至其逝世为止共成共出版十二卷，但是最终并未完成。《俄罗斯国家史》从远古时期开始对于斯拉夫民族的起源开始讲述，下至17世纪对于俄罗斯古典主义时期的历史进行叙述。其对于《俄罗斯国家史》编纂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卡拉姆津对于历史学的研究使得其逐渐形成较为保守的观念，卡拉姆津认为君主专制制度能够维系家国传统与统治的利益，国家的繁荣与强大由专制制度来进行维系，因此其在思想上非常排斥新的规定的制定更是出言“所有新规都是恶政”，并且坚持任何规定以及制度都不能够妨碍统治阶级践行自身的权威。1811年卡拉姆津得在叶卡捷琳娜·帕芙洛夫娜的面前朗读自己的新作《论旧俄罗斯与新俄罗斯》，并且得以面见亚历山大一世，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对于卡拉姆津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对于专制与独裁的观点并不认同，二人未能在此次会面中达成一致。
但是在卡拉姆津的观念之中，专制与独裁为两个概念，其对于专制与独裁概念的理解受到孟德斯鸠的“权力”相关思想的影响，卡拉姆津认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一个“专制君主”但是保罗进行的则是独裁统治。卡拉姆津认可专制制度作为俄罗斯的传统政治形式，并且对于彼得大帝的文化政策进行了批评。
在沙皇俄罗斯，地主所拥有的农奴是俄国社会的基础，亦是沙皇俄国许多的供给物品的产出主要渠道，因此地主依靠其政治地位对于农奴进行打压，并且与商业资本合力对于农奴进行约束与压榨。因而在这种保守的生产制度下，不论是地主还是商人都对于变迁感到厌恶，观念趋向于保守。由此思想保守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便开始对于其进行理论的填充，卡拉姆津便是其中一员。卡拉姆津的历史观念在于对于皇室威严的留存，但是卡拉姆津的社会主义明显不具备应对时代风险的能力，并且其政治思想并没有得到亚历山大一世的认可。卡拉姆津的《古代和近代俄国研究》即是为了亚历山大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女大公撰写，卡拉姆津认为叶卡捷琳娜女大公的专制统治是几近完美的，因而要求对于她那个时代的政府机构机制进行保留。卡拉姆津真正所指责的实际上是沙皇执行的赞助政策以及斯佩兰斯基所代表的官僚主义。
卡拉姆津的伤感主义思想主要活跃在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主要来源于对西欧的学习，但是其主要是对于西欧的感伤主义的形式的学习，其表达的情感的内核依旧是其自身的独特的情绪。其感伤主义的代表作品即为《可怜的丽莎》，其通过农奴女儿丽莎爱上贵族青年但是最终稿被抛弃并且跳湖自杀的人生悲剧表达了对于古典主义的反抗情绪。其以极为细致生动的笔触对于在俄罗斯的日常生活的情景进行了描述，其中的哀怨的情绪，自然的语言以及优美的情节描绘为俄国下一个阶段的浪漫主义开辟了路径。
卡拉姆津的伤感主义实际上是反映了贵族对于现实生活的危机意识，其并不是对于一种新的阶级产生所连带诞生的生活方式的描绘，而是对于贵族阶级的没落以及当时俄罗斯社会强烈的阶级矛盾的掩饰。其作品中的贵族具有极为高尚的品格，而其对于穷苦人的生活现状亦有着并不符合现实的乐观的解释。在其作品中能够窥见其明显的贵族立场，但是在文学角度上其作品的叙述方式以及语言的使用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
卡拉姆津对于启蒙思想的最初的接触实际上是在其进入莫斯科的一所寄宿学校进行学习期间获得的。当时教授卡拉姆津的沙登教授推崇较为前沿的瑞士教育方法，并且对于让-雅克·卢梭的《爱弥儿》中的相关教育理论进行应用。而其人生中遇到的第二个有着重要的影响的人则是伊万·屠格涅夫，彼时其加入了共济会，共济会中的相关思想亦是对于其产生了影响。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其认为人类的理性将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的增长，但是实际上当时的法国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而卡拉姆津的保守主义亦是从其对于启蒙主义的理性的认知的继承以及对于个人主义相关的哲学概念以及理论的进步的吸收。
卡拉姆津吸收了欧洲的启蒙思想，并且其文学创作受到当时欧洲所流行的感伤主义的文学创作方式的影响。卡拉姆津通过对于情感细致的描摹对于书中的人物的情感进行淋漓尽致的体现，并且对于书中人物的令人悲恸的命运与结局进行生动的表达。除对于情感的描摹之外，卡拉姆津还着重对于文本中的故事的细节进行刻画，通过对于日常生活中细节的刻画传递人物的情感。其对于个体情感的抒发以及其对于情感细节的书写使得其成为俄罗斯感伤主义之父。
卡拉姆津对于写作语言的观点来自于他对于启蒙主义思想的吸收以及其对于俄罗斯民族语言的维护。卡拉姆津强调在写作时应当使用日常使用的语言，而非是雅言。而与其日常化的语言相对应的，其在题材的以及主人公的选择上也倾向于选择城市平民或者是小贵族。比起宏大的历史、传说题材的书写，卡拉姆津更愿意对于小人物的个体感受以及个体在时代中的处境进行书写。其在语言、题材上的创新也为俄罗斯文学带来了新的灵感。
卡拉姆津自1804年之后便从文学、出版、时政等研究中脱身而出，开始专注于历史研究。卡拉姆津余生一直对于俄罗斯历史进行研究，其研究的根本目的亦是对于其保守主义思想的实践，其希望以对于俄罗斯历史的研究来对于俄国的君主专制进行维护。其在逝世前留下巨著《俄罗斯国家史》共十二册，虽然在其逝世前并未完成对于《俄罗斯国家史》的写作，但是由于此学术著作史料丰富且其叙述详尽，依然对于后世的历史学、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俄罗斯国家史》中所蕴含的史料十分丰富，其为后世学者在对于俄罗斯历史的研究与编纂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亚历山大·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与许多19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剧就对于其中的相关史料内容进行了借鉴。
莱蒙诺夫提出的对于语言进行改革的提议实际上也对于卡拉姆津产生了影响。当时的翻译工作可以说是成为了对于俄国语言进行实验的场所之一，甚至在对于文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也会被应用到。卡拉姆津开始使用较为平实的口语进行翻译，践行其在文学上的观念。其翻译观念以及其在翻译语言上的观念对于俄国文化界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卡拉姆津希望通过对于语言的简化达到使得俄罗斯使用的语言与教会使用的拉丁文与斯拉夫文进行区别。卡拉姆津此举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形成表达世俗愿望的新语言。卡拉姆津借用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滞重的语言方式，以期将其变为更加优雅的文法风格。同时其放弃了诸多俄语词汇，引入法文词汇，其语言改革较为成功，在当时得到了许多的赞美。但是其对于语言的改革加大了俄国文化阶层与大众阶层之间语言沟通的鸿沟。
卡拉姆津在文学上的一个重要的成就即位其确立了俄罗斯小说的新的语体。因卡拉姆津对于语言的灵活的运用，其避免了西欧的感伤小说的单调，并且对于以严谨的结构与独特的叙事方法以及对于自然景物的生动的描绘形成了贯穿作品的“潜流”。
卡拉姆津作为俄罗斯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其对于俄罗斯伤感小说的创作有着巨大的贡献，其作品对于俄罗斯文学的创作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对于人物心理描绘的方面，不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剖析式的心理描绘还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都可窥见感伤主义小说中的心理描写范式的影子。
当卡拉姆津写作《俄罗斯国家史》而逝世的时候，亚历山大·普希金称赞其完成了“一位真诚人的功勋”。
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认为：“卡拉姆津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这是值得去谈论的一位我国的作家，他完全履行了义务，什么东西也没有埋入地下，并且为了回报给他的五种才能他真诚地带来了另外五种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