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新士(中国男篆刻家、书法家)

汪新士先生名开年，号不舍翁、无际老人。生于浙江江山市(现江山市)大陈乡的一个书香世家。是上个世纪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

成长经历

出身名门　转益多师

汪新士先生名开年，号不舍翁、无际老人。书斋名养气斋、锲镂轩。汪新士先生1923年生于浙江江山县(现江山市)大陈乡的一个书香世家。大陈乡四面环山，峰峦起伏，小桥流水，满目苍翠，汪新士少时就生活在这“环山十里皆松树，天下应无第二园”的世外桃源之地。

自古江南多才子，多有隐逸之士。汪新士祖父汪乃恕为光绪年间衢州市首富，曾任州府商会会长。他一生积德行善，铺路修桥、建凉亭、施药医，创办义学萃文学会(民国改为萃文中学)，新旧《江山县志》都有记载，被誉为“清末慈善家”。父亲汪志庄为民国初年国会议员，在北京住了10年，精诗书印，书法造诣尤深，至今衢州博物馆还收藏有他的多幅隶书。伯父汪访平篆刻别树一帜。母亲余氏更是“文艺传家三百年”的七代书画之家。舅父余绍宋是民国时期的大书画家、理论家，与梁启超、陈师曾、叶恭绰、于右任、黄宾虹等友善，回国后从政，官至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因不满意北洋政府与法国签订的不平等贷款条约，而拒绝签字(即民国史上的金法郎案)，愤然辞官回故里，专事研究学问，著有《画法要录》、《书画书录题解》，现此两书仍为研习书画者的理论典籍，其家乡浙江省，建有余绍宋纪念馆。

幼年的汪新士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书林画海文化氛围十分浓烈的家庭环境里，耳濡目染，培植了他对书、印的浓厚兴趣。5岁开始跟随父亲临帖写字，15岁从伯父、舅父研习篆刻，临摹西八大家作品。父亲常教导他篆刻应“执刀如执笔”。1948年汪新士在他的《学印师承记略》中记述：“开年幼喜涂鸦，见家君临池，心窃好之，退诸小则摹拟以为乐，稍长好为人书，即非所求者，亦强赠之，至为可笑。弱冠学治印，辛巳赴龙游省觐舅氏余越园先生……”

有一次，汪新士给外婆去拜寿，并带着自己的书印作品求舅父余绍宋教诲。舅父展开一看，大吃一惊，以为是自己旧作。

余绍宋见外甥确为可造之才，遂于1941年，将其介绍给从他学山水画的门生韩登安学艺。韩登安名竞，别号仲静，书斋曰容膝楼。1933年入西泠印社，1947年为印社总干事、代理社长，也是书法篆刻界一大名家。其细朱文印人称绝艺，尤擅多字印及小印。当时汪新士在浙江丽水县碧湖镇省立联合中学艺术科就读。其美术课教师是徐悲鸿的得意门生孙多慈女士。

抗战初期，韩登安在浙江省人民政府任省政府主席黄绍秘书，代省主席回信，时间比较充裕。汪新士常将自己习作寄给韩山师范学院指点。韩登安不厌其烦为其细加批改，评论指导，虽极细微处，亦不放过。汪新士1941年至1945年从韩师函授学篆刻四年，功业大进。

汪新士十分珍惜韩师教诲，把有韩登安阅示的印存辑为八厚册，郑重地在封面题签《汪新士学印初稿集成》。可惜这八本《印存》在解放初期汪新士赴上海市读书时未及带走而散佚。幸被族人汪德祥父子拾得一册，农民用其背面作收谷账本，由族侄汪逸羽索回，得以虎口余生，成为手抄孤本。笔者在汪老处看到过此残本。见韩氏在每方印稿上都用蝇头小楷批示：“茂秀”、“流走自然”、“有韵”、“尚佳”、“稍细则秀”、“此为岭南一派，刀法笔意均佳”……并从字法、篆法、章法上亲作示范。老一辈印学大师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令人叹服。

抗战时期，汪新士曾随校逃难，衣物用品多有散失，惟保存的印谱及治印之具无遗，特别是1941年他在舅父余绍宋家拓的《寒柯堂印存》八册，均是名家为余绍宋所刻的用印，共2000余方，保存完好，足见汪老潜心斯道之志不移。

抗战胜利后，汪新士随校复员到上海市，就读于上海诚明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院长蒋维乔原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校长，著名学者。汪新士亲聆其授古典文学课，因此汪老古文功底深厚，善吟诗作对，自吟自撰自书，一气呵成，对仗工整，且时出新意。20岁撰联自寿：“童子何知，幸承旧德；冠年初度，敢忘先忧。”

去上海前，舅父余绍宋写了一封荐举信，将汪新士介绍给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老朋友、书法篆刻界一代宗师王福庵。

王老不仅学养高深，人格也十分高尚。上海市沦陷时，汪精卫派人邀王氏去南京汪逆伪政府任职，王氏严辞拒绝，并刻了“山鸡自爱其羽”一印以表心迹，曾轰动一时。他和其他几位西泠印社创始人，后人誉为西泠创社“四英”的，约定终生不任西泠印社社长。他为自己治了一方印：“但开风气不为师”。

汪新士拜见王福庵前，韩登安也多次向王福老谈及过汪新士，说汪新士为可造之才。为郑重其事，父亲汪志庄特将自己珍藏的一页扇面让汪新士带去作为拜师礼。王福庵展开一看，不禁一惊，竟是他父亲王同(同治年间进士、大学问家)写给太师秋圃夫子的书法作品，大喜过望。仔细欣赏，连说从未见过，但表示实不敢受。汪新士说：“父命难违，请老伯一定要收下。”王福庵这才站立起来，屏息沐尘，毕恭毕敬对着扇面鞠躬，三拜而受之，并为汪新士的印屏题写“新士铁笔”，收其为弟子。

当时西泠印社的大师们大多住在上海市，为让这位高徒博采众家之长，王福庵又引见汪新士拜见寓居沪上的西泠老人丁辅之、唐醉石并拜其为师。自拜了这两位名家为师，汪新士便经常出入于丁、唐住所，求教于这两位老前辈，聆听教诲。丁、唐二老常在精要处加以点拨，以“小心落墨，大胆奏刀”、“以古为师”、“印外求印”等语相勉，令爱徒得其精髓。在沪期间，王、丁、唐，以及马公愚等，均向这位晚生出示了他们历年珍藏的古今石章印谱，指点他精勘鉴别。汪新士花了两年时间，将王、丁、唐的藏印共800余方，钤拓成谱。在丁老亲手督导下，学会了拓边之法，达到“黑白分明、油光闪亮”的八字要求；并几次亲见唐醉石老师用切中带削的滚刀法为其修改刻印，而得其真传。

就这样，汪新士在上海大学求学期间，在完成学校功课之余，遍访在沪的书画名家，穿行于众师之间，同时广涉前人碑帖，深研金石印章，上朔秦汉，下法邓(石如)赵(之谦)，功力益进，使其在风华正茂之年而头角崭露。

汪新士还为自己的篆刻总结了一套经验：“运笔临石之初，试收神摄气以审度，平心静气以布局，沛然盛气以发刊，则气之所存，形神险巧俱随之矣。”

汪新士转益多师，书法篆刻艺术造诣已达到相当水平，水到渠成。1946年，汪新士由恩师王福庵、韩登安引介，加入了西泠印社这所篆刻艺术殿堂。当年与他同时入社的有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大千时年48岁，他24岁，是当时社中年纪最小的，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这个纪录，可谓少年得志。抗战前，西泠印社社员每年清明节、中秋节两节各聚会一次，每次一周左右，在一起切磋技艺，开办展览，交换收藏。1947年重阳节，是西泠印社抗战胜利后补行成立40周年纪念会，汪新士有幸列其中。是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各位老前辈谈古论今，挥毫奏刀，乐也融融。汪新士置身其间，感到受益匪浅。2001年夏，汪老向我出示了1947年秋西泠印社补行四十周年纪念的社员合影照，留影者多为鹤发银须，或届中年，惟汪新士少年英俊，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五十多年后，重睹旧物，岁月蹉，汪老不胜唏嘘。西泠创建近百年，先后入社的不到300人，照片中的五十多位早期社员，至2001年夏，健在的只有晚他一年入社的高式熊、方去疾和汪老而已，真是硕果仅存。

情感生活

刻印娱亲与书艺姻缘　1948年，汪新士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后，1949年7月入上海华东新闻学院研究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前身)。为研究班授课的是范长江、恽逸群、王中等我国最具权威的著名报人和新闻理论家。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急需无产阶级新闻人才，研究班的学员只学习了一年就毕业了。说来也巧，汪新士正好是民国时期最后一届的大学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期新闻研究班学员。

解放前夕，汪新士已家道中落。原来，汪新士的父亲汪志庄兄弟四人。祖父汪乃恕去世后，父亲分得良田1600亩，加上祖母的一份，共3200亩。汪志庄辞官归隐后，在家乡办报纸，兴实业，开电灯公司，建电影院。汪志庄秉承祖上遗风，乐于施舍，助人求学。尝谓：身外之物不足惜，但求温饱足矣；纵使千金不复来，亦复何憾。有一次，家乡一庙宇倒塌，和尚到汪家化缘，汪志庄将卖田准备给两个儿子的学费悉数捐给庙里，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1948年，汪志庄60岁生辰，汪新士专为父亲治了“守拙归园田”、“老不求名语益真”、“千金散尽还复来”、“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我愿慈闱多福寿”等二十多方石印，收在他解放前印拓的《娱亲印存》中。汪新士以刻印娱亲，一时在师长、亲友中传为美谈。舅氏余绍宋在《娱亲印存》扉页上题辞：“娱亲之方法不一端，而以刻印娱其亲则前人尚未有。开年此刻实为创举可嘉也”。

1949年解放初，汪新士与小他六岁的张明之(原名张明珠)结为伉俪，说起来，这也是一段“书艺姻缘”。

汪新士就读的上海诚明文学院，校址在上海闸北区。沦陷时学校迁到江西上饶，院址为基督教办的孤儿院所占用。汪新士的老师韩登安知道后，当即给其同事的外甥张九如写了一封信，请他为汪新士解决住宿问题。汪新士搬到亭子间与张九如同住。亭子间里放有一架风琴。汪新士在中学时是歌咏队长，会钢琴，经常在音乐老师的提琴伴奏下演出。张明之初中毕业时，代人上过音乐课，自己弹风琴伴唱。听到汪新士用和声弹风琴，十分羡慕，就跟着学弹起来。她又想考高中，汪新士就帮他复习国文，这样便日益亲近起来。张明之从小由外婆抚养长大，和外婆最亲热，因外婆经常称赞汪新士勤奋好学，品行端庄，十里洋场，从不涉足。九如心领神会，就去杭州市找袁家舅舅和韩登安当介绍人，把三妹许配给汪新士，造就了这段姻缘。

工作经历

生命谷底的秦砖汉瓦　汪新士在华东新闻学院研究班毕业后，开始准备分配他到山东《大众日报》，后考虑到他夫妻分居两地，改分配到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政治部宣传部，创办《上海铁道报》。宣传部长见他擅长书画，将其留在宣传部工作，并编写《铁路宣传员手册》。1953年，铁道部创办上海铁路电讯信号专科学校，缺乏师资，让他改行任教员。1956年铁路教育大发展，铁道部又在武汉市筹建铁路运输学校，汪新士同夫人张明之一起调到武汉。汪新士任语文学科主任，张明之在校图书馆工作。

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汪新士一下子跌进了人生的低谷，这场噩运改变了他以后的大半生命运。

整风运动初期，学校联系到他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出身，将其划为右派，因他不认错，又“升格”将其打为反革命，开除公职，判刑四年，投入监狱劳改。1961年方始出狱。

在此以前，他拿的是副教授级工资，每月96元。失去工作后，只有妻子一月59元的工资收入维持他夫妻和四个孩子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精简城市人口，号召居民下乡，下乡者除由政府负责路费外，还给200元安家费，带小孩的另有补助。汪新士一咬牙，1962年带着10岁的女儿新立和六岁的儿子迎超，下到钟祥市长城人民公社肖家店孙家湾生产队。肖家店是钟祥县最落后的地方，缺水缺肥，每个工分只有4分钱，一年中有半年是吃的返销粮。

虽然队里看他是个知识分子，没有让他做田里的农活，安排他给生产队放牛，但生活还是十分艰难，煮一锅稀饭吃三餐，也同队里的老乡一样，喂养了几只鸡，用下的蛋拿到镇上去换点盐油酱。10岁的女儿汪新立帮助他放牛、洗衣、碾米、做饭和照料弟弟迎超生活，喊周围社员为大伯、大妈，农民都很喜欢她。

昔日的篆刻大师，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一下子跌入了低谷。但生性乐观和性格倔强的汪新士在艰难的岁月里没有失去自信，仍痴迷于他赖以为命的篆刻艺术。白天要放牛、做饭、洗衣、种菜，只有夜晚才能拿起刻刀，但连起码的电灯也没有，他便用墨水瓶做成煤油灯，夜晚伏在煤油灯下潜心刻印，常奏刀至转钟一二点。腹中饥饿，就喝几口用瓦罐在柴草灶里的余火煨熟的稀饭，就一把腌咸菜，聊以果腹。生活上的困难他能克服，他感到最为难的是没有刻印材料。开始他一方石章六面刻满，后来带来少有的几方石章也用完了。一次他放牛路经一片瓦砾地，偶然心有灵犀，想到了秦砖汉瓦。便参考秦始皇开国之印，试着在磨光的青砖青瓦上刻了几方砖印、瓦印。拿在放大镜下一看，连自己也惊呆了：这些砖刻、瓦刻颇为新奇而别有一番风韵，那种金石斑驳的情趣，是人工难以模仿的。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在钟祥市期间，他共刻了六十多方砖、瓦印。每刻完一方印，他都要在煤油灯下，用放大镜仔细观赏把玩，欣赏一番，感到乐不可支，宠辱皆忘。

1964年毛泽东主席正式出版了他的诗词37首，荣宝斋准备举办毛主席诗词全国书画展，向全国征集书画印作品，西泠印社、东湖印社为此向社员转发了通知。汪新士深为毛主席诗词表现出的深的思想、磅礴的气势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风格所震撼。为表达对领袖的崇敬和爱国之忱，他决心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把毛主席诗词的精神用篆刻转换出来。通过反复研读，发现毛主席诗词虽只发表了37首，却涵盖了从“五·四”运动到社会主义建设近半个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实。是一卷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史诗。于是他找到了创作的主题：“一幅悲惨壮烈雄壮瑰丽的长卷”。他从中精选了34句诗词，用三字句、七字句组合成了一组类似歌谣体的印刻：《毛主席诗词集句》：

怅寥廓，江山如此多娇；忆往昔，百年魔怪舞翩跹；惊回首，洒向人间都是怨；风雷激，红旗卷起农奴戟；枪林逼，敌军围困万千重；缚沧龙，红军不怕远征难；驱虎豹，红旗漫卷西风；俱往矣，天翻地覆慨而慷；天下白，百万雄狮过大江；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起宏图，欲与天公试比高；同心干，六亿神州尽舜尧；今胜昔，芙蓉国里尽朝晖；全无敌，扫除一切害人虫；迎春到，风景这边独好；看今朝，神女当惊世界殊；歌一曲，环球同此凉热。

1965年，《毛主席诗词集句印屏》送荣宝斋展览，好评如潮。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没有人敢公开宣扬。直到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书画展在北京展出，这组毛主席诗词篆刻作品，才重见天日，引起再一次轰动，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奖给他四枚纪念章。

文革之灾

在劫难逃“文革”再陷囹　汪新士下到钟祥的第二年春节，夫人张明之从武汉赶来看望他和小孩。见他拖着两个孩子在农村劳动，十分艰难，特别是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很难解决，意欲将小孩带回武汉市。但此事谈何容易。因当时下放时，新立和迎超的户口都随父亲转到农村，要想再转回城市，那比登天还难。在苦苦作了一番思想斗争后，汪新士一咬牙，又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与十多年相濡以沫的妻子张明之离婚，以便子女随母亲将户口转到武汉。虽然这是万般无奈出此下策，但为了子女们的前途和今后免遭连累，他与妻子不得不忍痛斩断情丝，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张明之携儿女回城后，为负担一家大小的生活，白天在学校上班，夜晚到职工夜校教课，含辛茹苦、艰辛备尝，直到20年后汪新士重获自由，他们夫妻、父子(女)才得以重新团聚。

“文革”一开始，桀骜不驯的性格和不谙世事的书生气又让汪新士做了一大糊涂事，他竟然上书中央某大报，写了一篇什么“建议书”。招致他被抓去无休止地批斗、挂黑牌、游街。身体上的折磨，他尚能忍受，而令他心里滴血的是抄了他的“家”，将他几十年耗尽心血珍藏的书法作品，印章、印谱，包括他精心刻制的《毛主席诗词集句印谱》的原件，统统抄缴一空。其中有陈伏庐(清末翰林、民初国民政府秘书长，即陈叔通的二哥)和他的先师王福庵、唐醉石、马公愚、韩登安等为其书写的书法篆刻作品，及他1948年为父亲刻的多方印章均未能幸免。所幸的是他侄儿汪乐夏(中学高级教师)，几年前因向他学篆刻，采用函授形式，两人常有书信往来。也许是汪新士对文革初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风云有所觉察，或对自己斗胆上书中央提建议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有所醒悟。他于1966年初将随身收藏保存了20余年的两本印存、两幅印屏寄给了汪乐夏，并嘱咐侄儿妥为保存。寄给侄儿印谱时，他无意中将1947年西泠印社补行纪念成立40周年的合影照及社员题名录也夹了进去。汪乐夏受叔父重托，将印存、印谱连同那帧珍贵的照片视为生命，绞尽脑汁、冒着风险，不避艰辛地将其藏匿在大柜底，悬置于农村大屋的房梁上，包裹在破烂的衣物中，并多次转移到亲戚、同学、朋友家，尽管他自己家也被抄，个人所珍爱的制印工具及带纽石章被抄走，但三叔托他保管的这批文物得以躲过了十年浩劫被保存下来，于1985年完整无缺地送还给汪老，收入到后来汪老出版的《汪新士篆刻书法集》里。因文革时西泠印社也被抄，照片及题名录已佚失，汪老将那帧弥足珍贵的西泠印人合影照片赠给了西泠印社。使这一珍贵文物能留存于世，真乃苍天有眼，不幸之幸。

1973年清理阶级队伍。汪新士不仅是右派、反革命分子，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孝子贤孙，而且还清理出他二哥在解放初期逃往台湾，表姐夫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着复杂的台港关系，还加之他斗胆上书中央等罪名，在批斗会上由军管会当场宣布将他逮捕，判刑15年，再次投入监狱。这年，汪新士整整50岁，一代英才，遭此劫难，令人痛心。

恢复自由

创建南纪印社设馆授业　1985年，汪新士提前三年被释放出狱。自1958年汪新士运交华盖，噩运伴随他历时长达27年之久，使得他精力正旺的中、青年时期几乎全部在磨难中度过，浪费了他宝贵的黄金时期，真乃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一大悲哀。

汪新士出狱后，坚持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而又热心的孙华明副专员安排他到荆州师专讲授了两年古代文学课和书法课。接着，又在学生们的帮助下，在荆州东门内仿古一条街开办了汪新士艺术中心，以卖字治印为生。

汪新士恢复自由后，又欣逢太平盛世，精神十分亢奋，他十分珍惜这迟到的春天。创作欲望如火山喷发，他重涉印坛，再展雄风。

1985年9月，他被邀参加河南省国际书法展开幕式，所送去的11方印章全部入选，被同行誉为“刀法浑厚沉雄、布局参差错落，因字设形，自成一格”。这是他重获自由后，第一次参加大型书法篆刻展出。从此，他更一发不可收拾，作品在各种展览会上不断亮相，本人也频频出现于各种集会和展览会上，拜访心仪已久的同辈与名家，结交才华初露的青年朋友，在印坛沉寂了二十多年的汪新士焕发出第二次青春的夺目光彩。

此时，汪新士已年逾六旬，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的人生坎坷，使他顿悟出“人世无常、艺术永存”的真谛。他忆起早年王福庵恩师“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教诲，决定在楚文化发祥地的荆州市，倡导西泠精神，培育新时期的书法篆刻艺术人才。在昌少军、李少春、戴诗春、江传国、严峰、马在新等众弟子的帮助下，于1986年端午节在荆州创建了南纪印社。汪老将印社取名“南纪”，取意于《诗经·小雅·四月》诗句：“滔滔江汉区，南国之纪”。

为祝贺南纪印社成立，沙孟海、谭建丞、邓少峰、钱君陶、吴丈蜀、王遐举、陈大羽、颜家龙、叶一苇、刘江、林乾良、王京甫、陈振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佘雪曼等书印界名家纷纷来电、致函和赠联题词相贺。

在南纪印社，汪老集合书法篆刻界同仁聚会(他们称为雅集)切磋技艺，举办作品展、编印学习资料、出版社员作品，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并立下多出有用人才，将荆州市造就为篆刻之乡的宏愿，设馆授业。将自己平生所学的全部学识心得技艺倾囊而出，循循善诱、奖掖后进。

1991年，汪新士受原在江陵中学任教的弟子江传国之邀赴深圳度假。临行前，由他的学生操持，提前为汪老70生辰祝寿设宴，为汪老壮行。汪老一到深圳，就感到这里极富现代城市化气息，且温和湿润的海洋性气候很适合他的身体。在学生的劝说下，汪新士在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留了下来。

深圳十年，又有五百多学员从汪老学艺。汪老秉承“老师是怎样教我的，我亦怎样教学生”的宗旨，一如既往、教书又育人。

汪新士曾先后为一代伟人邓小平和彭真，以及陈立夫、沙孟海、关山月、钱君陶、陈大羽、刘宇一、刘江、吕国璋、陈振廉、朱森林等名人治印。其中有不少印章是汪老的得意之作。如“朱森林”三个字包含有六个“木”字，为使这六个“木”字有变化、不呆板，他将“林”字的两个“木”粘连在一起，变成一笔；而“森”字的三“木”则似连非连。印章为满白文，整体布局可谓“密不容针，疏可跑马”。彭真之子傅亮将汪老的铁线篆书《傅氏彭真藏书》印章带回家后，彭真同志看了这方整体对称、线条均匀、苍劲有力的篆刻，十分高兴地说，这是我收藏的30多方印章中最满意的一方。为此傅亮特为汪老题词：“清风傲骨，为人师表”，要拜汪老为师。1995年，台湾人陈开雄先生回大陆时，慕名请汪新士为中国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写了一幅字，刻了一方印：“立夫九十九岁后书”。陈立夫老先生十分高兴，欣然书一条幅“天爵常修”相赠，并亲笔给汪老写了一封感谢信：“承惠赐横幅书法及篆刻图章一块均工雅可爱，无任感谢，兹回赠拙字一张，敬请指教为幸。”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近十余年，汪老可以说是他一生中的大丰收时期。他的书印作品先后在国际书法展、中日百家篆刻邀请展、当代名家书画展、西泠印社国际篆刻书画邀请展、韩国第三届国际篆刻展，纪念赵谦之诞生160年书画邀请展、全国印社篆刻联展等高品位的中外展览会上展出，多次获奖，并选入《现代篆刻家作品集》、《纪念孙中山篆刻集》、《国际书法篆刻大观》、《当代篆刻家大辞典》、《当代书法家大辞典》、《当代印人名鉴》以及《江陵县志》、《衢州市志》等辞书、方志中。1999年，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了《汪新士篆刻书法集》。他在世时不仅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南纪印社创社社长、北斗印社社长，还是余绍宋研究学会研究员、深圳书画艺术学院篆刻研究班导师和广东岭南印社导师。汪新士的一位书坛老友曾对汪老半戏半真地说：“你少年得志，老年得福，为两头红。”

驾鹤西去

送别先生　感天动地　公元2001年11月19日凌晨，天空出现近年来最大的一次狮子座流雨星。汪新士按照多年的生活习惯，还在手把手教着三个学生刻印，印面已经刻好，又刻了三面边款，这时已是凌晨3点。这方印章是深圳市一对有识的家长宋湘雄先生、谢群女士为庆贺他们的女儿宋晗煜喜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及10岁生日，而特别送给她的一份珍贵礼物。不想这方石印竟成了汪老六十余年执刀石的“绝笔”。

送别了学生，汪老又看了半小时书。这就是他去世后床头边那本还没有合上的《西泠往事》。2003年，是中国篆刻学术中心西泠印社创建100周年，作为当今资历最深的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他已收到了印社的约稿函，他准备为纪念西泠印社成立100周年撰写回忆文章。

上午九点半，他起床穿衣，感到心急气喘，便向楼上指了指，对夫人张明之说：“喊阿卢”。阿卢(君华)也是客居深圳市的一个外地人，住六楼，汪老在四楼，他是汪老一位很友善的邻居，常去汪老住所看大师作书治印。他急忙背着汪老到下面的一家诊所去看医生。刚下到二楼，发现汪老的手松了下来，背上也觉得有些沉重，经打“120”，医生赶来抢救，汪老已停止了生命的最后一息，于上午10点45分与世长辞。后来汪老的弟子桂建民先生特为卢君华书字一幅，曰：“驮灵”。谓先生驾鹤西去，阿卢这位憨实忠厚的小伙子就是驮负先生的那只黄鹤。

汪老一生甘守清贫，可谓两袖清风。但他却为世人留下了精湛的书法篆刻艺术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承传西泠精神的二千弟子。他逝世后，他的学生们倾其心力，合力操办他的丧事和善后事宜。11月23日上午的追悼会开得既简朴又隆重。主持追悼会、致悼词和各方张罗的除了汪老家人外全是汪老的学生。以致前来参加采访的深圳市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法制报、深圳侨报、深圳电视台、深圳广播电台、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的记者以及汪老的生前好友，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无不为弟子们对老师的一片真情而动容。特别是在与汪老的遗体告别时，没有任何口令，也没有一个人示意，几十位弟子不约而同齐刷刷地一起跪在汪老的灵柩前失声恸哭。跪在最前面的大弟子昌少军抚摸着汪老的美银须，呼天号地，有的弟子手臂被拉青了，也不肯起身。电视台的记者一边拍电视一边流淌着眼泪。

汪新士追悼会一结束，汪老的弟子们立即聚会，一致决定成立“汪新士艺术研究会筹备组”，并决定编印出版《悼念汪新士先生专辑》，编写出版《汪新士年谱》，成立汪新士艺术研究会，举办《汪新士书法篆刻遗作展》和开展纪念汪新士先生诞辰80周年系列活动等，并遵照恩师的遗愿，筹备湖北中流印社(已获批准，昌少军被推选为首届社长)，协助汪老之子汪迎超出版《汪新士篆刻书法作品集》第二、三集。追随了老师20年的昌少军，满怀深情地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在老师生前未尽到孝道，老师走了，我要尽全力为老师做一些事。”他主动承担了补充、修订并出资出版《汪新士年谱》的任务。

他的另一位高足李海为感师恩和继承先生遗愿，繁荣荆楚文化，自愿将自己在荆州南门外梅村一栋有11间平房、占地约300平方米的住宅无偿捐赠给汪老创建的南纪印社。

弟子们对汪老的一片真情，受到书法篆刻界的普遍赞誉。汪新士的师弟、著名的书法篆刻家、理论家、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林乾良先生感叹地说：“新士兄一生收徒二千余人，可谓印坛独一无二，特别是他待学生如儿孙，学生也报以挚爱的父子、祖孙之情，恐怕世上的许多真儿孙也是做不到的。这也是师兄最大的福分，我看近代篆刻家中是罕有甚俦的。”

汪新士先生毕生醉心于书法篆刻艺术，度过了他那铄金流石的璀璨人生。他没有给后人留下钱财，却在人们永志不忘的记忆里，留下了他那笑容可掬、清风拂面、银髯飘飘的高师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