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5:40
1922年5月，彭湃开始在他家乡海丰县地区开展农民运动。至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成立的时候，会员已经有10万人之多。海丰农民运动的声威，很快远播到东江地区和全省农村，为后来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图为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合影，后排左2为彭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大力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在中共早期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的领导下，广东海丰成为全国农民运动最先兴起的地区之一。
1922年5月，彭湃开始在他家乡海丰县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同年7月，彭湃发动五位青年农民和他一起，成立了仅有六个人的农会。农会成立后，他们在贫苦农民中进行宣传发动工作。不但帮助会员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反对封建恶习，而且带领农民打击土豪恶霸的剥削，取消苛捐杂税，因此逐渐获得了农民的信任。在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农会会员就发展到500多人。10月25日，在彭湃同志领导下，赤山约农民协会成立。农协发表了宣言，制定了章程。至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成立的时候，会员已经有10万人之多。海丰总农会团结全县农民实行减租，向封建剥削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斗争。为保护农民的利益，农会规定将农产品集市的权力归农会掌管；反对地主肆意加租、易佃剥削农民；创办农校，农民子弟免费入学；动员农民造林，山林收益按劳分配；成立仲裁部，为农民主持公道。这些措施深得农民拥护。当地的土豪劣绅十分惧怕农会，一时间，欺压农民的事几乎看不到了。海丰农民运动的声威，很快远播到东江地区和全省农村。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农运风暴席卷了广东省。
同一时期，湖南省、湖北、浙江省、江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的农民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于1923年春开始开展农民运动。4月，在水口山矿区作工会工作的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被党派往衡山岳北白果开展农民工作。9月中旬，在白果召开了岳北农工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一万多农民。大会通过了关于改善农民生活、农村教育、解放农村妇女等项决议，并发表了《宣言》，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反抗敌人的压迫和剥削。"为自己解除困苦，争谋利益"而斗争。农会成立后，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工作，酝酿减租减息斗争，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加入农会的人很快增加到四万人以上。
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也是开展农民运动比较早的地区。1921年8月，共产党员沈定一来到萧山区的山北地区，向附近二三十村的农民发表了《农民自决》的演讲，他说："我的主张，便是废止私有财产，'土地公有'。"为培养农民子弟，他自筹经费于9月16日开办了衙前农村小学，教师中有宣中华、杨之华等革命者。随后于9月27日，成立了衙前农民协会，会上，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选出了六名农民协会会员，推举贫农李成虎为领导人。同年秋，农会领导农民开展抗捐减租活动，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示威大会，取得了胜利。这一年，萧山区许多乡的农民都减交了40%的租子。
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为后来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出版于1926年，是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农民运动的专著，本书的作者就是被誉为中国农民运动领袖的彭湃。
彭湃，1896年生于海丰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21岁时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读书。在俄罗斯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和一批留学日本的同学开始研究学习社会主义学说，并因此被列入日本警署的“黑名单”而受到监视。
1921年5月，彭湃毕业回国，在广州市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怀着革命的激情回到家乡海丰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农民运动的道路。海丰县是军阀陈炯明的老家，官绅势力盘根错节，农民们根本不相信他这个富家公子会站在穷人一边，彭湃身穿布衣、头戴斗笠、光着脚板到农民中去宣传革命思想，终于赢得了农民的信任。1923年元旦，由彭湃担任会长的海丰总农会成立，会员达到了10万人，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个农会。
在从事海丰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彭湃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1923年底到1924年初，彭湃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7月，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市建立，彭湃担任主任，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成为我党培养革命干部的一个创举。
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中，党中央决定彭湃为前敌委员会委员，他和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排除了张国焘阻挠起义的意见，打响了反抗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组织疯狂反扑，斗争形势急剧变化。彭湃根据党组织决定回到汕尾市，组织海陆丰农民成功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并筹建了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农村为基地，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建立红色政权的首次尝试，为日后红色政权的建设积累了理论和实践上宝贵的经验。
彭湃的革命生涯具有独特的经历，海陆丰人民至今仍传颂着他的革命故事：当年，为了表达自己对农民的赤诚之心，他把自己家里的田契送给佃户们耕种，佃户们不敢要，他便当众将田契烧掉，和妻子一起与农民一样过上简朴的生活；在汕尾市残酷的武装斗争中，他身先士卒，带头打冲锋，他的妻子许玉庆也丢下吃奶的孩子上战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彭湃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年8月，他在上海市参加江苏省军委会议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彭湃化名给中央写信，报告狱中斗争情况，表达自己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的决心。8月30日，彭湃被中国国民党枪杀于龙华凇沪警备司令部，年仅33岁。
作为开辟中国革命以农村为基地走向胜利的先行者，彭湃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他！
彭湃是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农民运动大王”。他虽然“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实践家” ，但他在实际斗争中写下的一些著作、文件和所作的一些讲话、报告，却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许多关于农民运动以及土地斗争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和主张大多是他在党内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比较早地进行了阐述，因而同他领导的实际斗争一样，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始终闪耀着它的光辉。
彭湃虽然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但他树立了爱国民主思想以后，逐渐地转变了自己的立场。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他已开始重视农民问题。1919年9月，早稻田大学的部分学生发起成立“建设者同盟”，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其成员有很多来自农村，很重视农民问题，强调从事农民运动，彭湃便是这个组织的积极参加者。1921年5月回国前，他在同施存统（复亮）的谈话中，已经具有“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的思想。
彭湃回国后，立即在广州市、海丰县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并在海丰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向工人、农民作《农民生活与地租问题》等讲演。1921年10月担任海丰县劝学所长和教育局长后，他曾想从教育入手从事社会革命，但从1922年5月起，他便“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开始农民运动的进行” 。开始，他的行动并不为农民所信任，但他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7月底成立了有6人参加的农会。接着，于1923年1月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7月成立了广东省农会。从此，他领导汕尾市农民以至广东全省的农民，逐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并随着斗争的开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关于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的思想主张，其主要内容是：
1.农民深受封建地主等等的压迫剥削，具有很强的革命性。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主要致力于开展工人运动。直到1923年，党的一些领导人对农民运动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农民没有作出正确的分析。1922年12月，张国焘在《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一文中说：“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上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 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虽然也说中国的“各种革命部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农民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农民“所受外资侵入生活困难及贪官劣绅军阀灾荒之痛苦”，往往“能激起他们的群众运动”，但又说在自耕农占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像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厉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 。在他于这年年底写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进一步宣扬了这种思想。文章虽然也说“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外资侵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但又说“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迂迁被难苟安”，从而使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甚至说如“以为马上便可在农民间做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 。总之，在他们看来，农民是落后的，难以加入革命，当时不可能发动农民运动。
然而，彭湃早在1922年11月18日给李春涛的信中，就指出：农民“实在不乏聪明的人。他们对于农会的组织，都具有很强烈的情感。他们现已渐有了阶级的觉悟。他们现已渐能巩固自己阶级的营垒”。并说农民虽然少有团体的训练，不比工厂的工人，“但他们有忠义气，能老老实实地尽忠于自己的阶级”；“物价日贵，农民生活日益困艰，他们时时都有暴动的心理，反的心理” 。在1923年7月19日给李春涛的信中，他还说：“农村的纯无产阶级对于田主、资本家的敌视是很深的。故农村的阶级的反目，老早就有，不过没有人挑拨（即宣传发动——引者）罢了。”也就是说，在农民中蕴含着雄厚的革命基础，领导他们开展农民运动，完全是可能的。
彭湃认为、农民的革命性，源于他们所受的深重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他在1924年5月11日关于海丰县农民运动致陈独秀的信中，以海丰第三区林姓地主为例，说“他们对于佃户异常苛酷，屡屡升租，不遂则收回田地，批与别人。十年前每石种田（……）纳租额不过五六石，至多亦不过七石。现在每石租田竞升至二十石租之高”，致使农民“收支相抵每年亏本二三十元之多。他们现在觉得是太亏本了，他们晓得团结了” 。1925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会上的报告中，对农民初步进行了划分，说80%的农民可以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其中佃农约占50%，半自耕农约占30%，自耕农、雇农约占20%，并具体地讲述了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受压迫的情景，说农民在政治上艰苦万分，深受土豪劣绅、民团乡团、警察、县长、军阀等等的压迫，毫无权利与地位可言；在经济上深受地租剥削，要将一半以至2/3的谷交于地主，自己年年都亏本，只好靠作工、卖东西甚至鬻妻卖子来还债；在文化上则没有书读。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农民占人口80%，在此层层压迫之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革命的，—条便是死，如果不革命便只有死了。”
在《海丰农民运动》这篇著名的著作中，彭湃进一步详细描绘了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受压迫的情况。他说在辛亥以前，农民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辛亥后在陈炯明统治下不但不能摆脱这些压迫，并且增加了新兴地主的护弁及手枪之恫吓，他们对农民毫不客气地殴打、逮捕或监禁，甚至直接迫勒抵租和强派军饷。在经济上，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军费负担、苛捐杂税之沉重，使自耕农入不敷出，零落变成佃户，逐渐无产阶级化；佃农更要受50%至75%地租的剥削，更加亏空得厉害，日陷于悲哀和不幸，妻儿卖尽之后自己或卖身过洋为仔猪，或跑到都市为苦力，或上山为匪为兵，总是向着“死”的一条路去。在文化上，由于无钱读书，80%的农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革命是无路可走的。
彭湃对农民生活状况的深入调查和具体分析，可以说在中国共产主义党内是最早的。正因为他了解农民，熟悉农民，深知农民的苦难，所以他坚信农民的革命性，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农民运动中去。
2.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革命运动必须依靠农民，不能忽视农民的力量。
彭湃一再强调，因为农民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而且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所以农民在革命运动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早在1923年2月20日由他起草的《海丰总农会宣言》中，便明确宣告：“我们农民，是世界生产的主要阶级。人类生命的存在，完全是靠着我们辛苦造出来的米粒。我们的伟大和神圣，谁敢否认！” 1925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会上的报告中又说：“由历史的事实可以证明，欧洲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工人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农民。” 1925年底他与阮啸仙为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提案》，进一步指出：“农民就是全国最大多数的国民，中国国民革命若不得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参加，则革命断不能成功。” 1926年5月，由他领导和主持的广东省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也指出：“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换句话讲，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便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在经济的观点上和群众的观点上，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占人口最大多数和占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农民如果不起来，中国的国民革命绝对不能有真正成功的希望。所以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占一个最主要的地位，农民运动问题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应该说，他的这些论述在当时是比较突出的。
3.农民必须与工人联合起来，农民运动必须与工人运动互相支援。
早在1923年5月1日，彭湃就在《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中，指出工人和农民同是受压迫剥削的，有共同的敌人，应该团结起来。宣言号召说：“我们要在这一天，轰轰烈烈地显示我们伟大的阶级团结，鲜明我们的阶级意识，整饬我们的先锋队伍，发挥我们的斗争精神，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协力推倒国际资本家以完成无产阶级的解放！起呀！我们亲爱的工人和农人！起！起来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资本主和军阀！争回我们的固有权利——自由和幸福！世界的无产阶级呀，团结起来！” 1925年4月14日，他在海丰县农工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上的演说中，再次号召工人农民“从此觉悟，团结起来。农人组织农会，工人组织工会，同心协力，向田头宣战，向资本家宣战。农民实行减租，工人实行加薪” 。
如果说上面这些论述和号召还只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到1925年下半年，他的工农团结的思想就是直接从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而且更加明确了。1925年8月4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工农联合”的口号。他说：“工人革命单独可以成功吗？农民运动单独又可以成功吗？这是决不可能的。因为军阀和资本家时常利用不肖农民来捣乱农会，就是商团未被政府解散前，也利用未觉悟的农民，来破坏农会的组织，所以农民运动的成功，非联合工人不可。工人农民的地位已是没有分别，所做的工作，又是相同，故又非联合不可。”“海丰农民运动，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工农联合万岁！”
这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会上的报告中又说：“现在社会中有两种人主张革命最彻底的，这两种人应该互相联合，互相团结，然后彻底革命才能成功，这两种人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我们工人要革命成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工农联合问题，因为农民是工人的好朋友，与工人在一条路去革命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会听了彭湃的报告后，立即作出一个关于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把彭湃的主张写进了决议案中，并高呼“工农联合万岁” 。
1926年，彭湃仍然在积极宣传工农联合的思想。这年1月10日，他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欢迎海员工会代表大会上的开会词中号召说：“我们农工阶级，就要在革命的根据地联合起来，在一条战线上奋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使全中国革命化，全世界革命化。” 2月23日，他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欢迎省港罢工工友大会上的欢迎词中又说：“只要帝国主义强硬—分，我们团结十分。如果帝国主义强硬十分，我们团结百分，就不能不将帝国主义打倒呵！”
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也有不少论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但像彭湃提出得这样早，强调得这样突出的，还是不多的。
4、农民应该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应该与兵士联合起来。
从海丰县、广宁县、花县减租运动受挫折的教训和农民的强烈要求中，彭湃清楚地认识到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1924年12月5日，他在关于广宁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写给中共广东区委的补充报告中，说“农民总是向我们的宣传鼓动员指出，光有宣传鼓动而无武器什么也干不成的”。并明确提出：“广宁、花县及其他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再次证明：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从我抵达广州市的第一天起我就对此深信不疑，而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1925年4月，他在《关于东江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又说：“我一入海丰县境，农民就向我表示要求减租，取消苛捐，发给武装。以上三项，尤以武装之要求为迫切。”“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这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会上的报告中，还坚决驳斥了那种“农民不必组织农民自卫军”的论调，认为这“很容易驳倒他” 。他以广宁县、花县、番禺区、中山、五华县以及海防丰农民被镇压、摧残的事例，说明农民运动要取得胜利，非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不可。
关于加强农兵团结、实行农兵联合的思想，比上述主张提出得还要早。1924年12月19日，彭湃在广宁农兵联欢大会上的演说中，就提出兵士是“有事为兵，无事为农”，原与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因而我们要进行革命，以反抗那不利于农民、兵士之特殊阶级。农兵团结，共同建设一个衣食住充足的安乐国家。这必定要农兵联合，才能够得着最后之胜利“。最后他带头高呼：”农兵联合万岁！“
由于彭湃重视农民武装的建立，所以在他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专门设立了军事课，还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这些措施，对于农民武装骨干的培养和各地农民武装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建立农民武装，这是农民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许多地方的农民运动受到摧残，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武装，或武装力量不够强大。彭湃在领导和开展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很早就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并提出农兵联合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十分宝贵的。
5.农民运动要注意政权的掌握。
1923年1月1日彭湃起草的《约农会简章》明确规定：”会员与田主发生争议时，须立即报告本会，由本会派遣代表，与之交涉“；”本会对于会员间争端，当本自治之精神，极力和解之“；”本会如遇无赖之徒，到会员处勒索时，当向前与之理论“ 。除此之外，还规定农会有救济老弱疾病无依者、普及教育等责任。这些规定，实际上使农会具有了政权的一部分因素。因此，彭湃在《海丰农民运动》中说：”从此以后，乡村的政治权力，已由绅土土豪之手，而移至农会。同时各区警察及司法衙门之生意，亦觉冷淡。“ 1926年5月，由他领导和主持的广东省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决议案》明确提出：”我们要联合全体农民，以多数人应享得幸福之原则，争回为劣绅土豪所垄断把持之乡村政权，参加地方政治，得派代表参加地方行政、司法、教育等机关及关于农民事件之会议，以取得实际之利益。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许多地方的农民运动遭受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掌握政权。彭湃这里提出的由农会掌握政权的思想虽然还只是初步的，不如后来提出的夺取政权的思想那样明确，但他从开始搞农民运动就注意到政权问题，是应该充分加以肯定的。
6.农民运动要讲究斗争策略，要注意工作方法。
彭湃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从事农民运动要讲究方式方法。因此，1926年6月2日，他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演中，明确提出做农民运动“要吃苦，忠诚勇敢，受党的指导”，“要从下部工作做起，很谦逊，不要摆出高贵的架子”，“要明白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心理”，“与农民交谈应亲密，然决不可生金钱关系”，“不要贪恋农民妇女（决不要谈新思潮，——自由，平等）”，“不要谈迷信”，“不要偷懒（要宣传每个农民，使其团结起来）”，“不要出无谓的风头，夸自己能干；自己有力量功劳，要归功于农民群众才好”，“谈话不要深奥，用俗语，且要耐烦”，“利用绅士一时，用后置之不论”，“初次与农民谈话，可用白话告以历史”，“不要显出与农民不一律的动作”等12个注意之点。这些注意事项，可以说是对群众工作经验的较早的总结，即使现在看来，也仍然很有启发。
彭湃很强调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他除了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启发农民的觉悟，用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实际事例激发农民的斗争精神，编写了许多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诗歌教农民传唱，还主张通过实际斗争来教育农民。1923年7月，海丰县狂风大作，又发大水，农民损失严重，彭湃一方面积极发动农民要求减租，一方面又认为“农民的解放运动，减租运动，如是因着年凶，是无甚价值的。因为恐他们或竟忘了减租的意义和我们的目的，故有价值，还是要在丰年来减租”。这就是说，并不是为减租而减租，更重要的是通过减租来教育农民、组织农民，而为达此目的，在丰年减租自然要比灾年减租更有意义了。
彭湃还主张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出发开展斗争。1923年2月，他在给李春涛的信中就提出，农民运动所采取的政策是：“（一）对讨田主，（二）对付官厅水库。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在实际斗争中，他把农民组织起来，首先着手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1922年冬他起草的《农会利益》传单，就提出了防止田主升租、防止勒索、防止内部竞争、凶年呈请减租、调和争端、救济疾病、救济死亡、救济孤老、救济罹灾、防止盗贼、禁止烟赌、奖励求学、改良农业、增进农民知识、共同生产、便利金融、抵抗战乱等17项。海丰总农会成立后，对外提出了改良农业、增加农民知识、做慈善事业的口号，对内则提出了减租、取消“三下盖”（指地主收租时连续用斗盖在斗上刮3次，以把谷子压实，达到多收谷子的陋规），取消“伙头鸡”、“伙头鸭”、“伙头钱米”（指地主下乡收租时农民要送鸡鸭钱米或招待的陋规），不给陋规与警察的口号。这些问题，都是农民最迫切要求解决的。当时因觉得减租条件不成熟，还预备做5年的准备后再实行。但1923年受灾后，他及时领导农民开展减租斗争，并注意不提出过高的要求，决议以减租7成为最高限度，收获不足3成者照数减之，如全无收获者则免交，以利于减租斗争的开展。为了防止地主夺地，加强农民的团结，他提出了“同盟非耕”、“穷人联合”等口号，即地主对农会会员易佃加租时，其他会员不能去耕种，对非会员也加以说服，不予接受，如地主坚持不让原佃户耕种，则所有人都不去耕种，让土地荒芜，从而保障了农民的租佃权，防止了地主的破坏，加强了农民的团结。
在实际斗争中，彭湃主张从实际出发，采取各种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一些讲习班中，他不仅讲授《海丰农民运动》、《东江农民生活状况》等课，还专门讲《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受到普遍的欢迎。1926年下半年广东农民运动进入困难时期以后，他适时地提出了许多克服困难的措施。在1926年8月召开的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他对将要通过的《广东农民目前最低限度之总要求》的决议案作了说明，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案，为处于困难时期的农民运动指明了经济及政治斗争的目标。9月，他通过对花县惨案的调查，明确提出革命斗争“已转入一个新的时期”，应该“积极的去保障民众的集会自由，尤其是农民协会的组织。在目前至少须使农民得到减少重租和高利剥削之痛苦，镇压农村的反革命势力” 。在《为五华农友哭一声》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国民革命到了一个难关”，革命的对象已不是军阀的势力，而是军阀势力之根源——农村中逆党劣绅土豪大地主民团等反革命势力，应该按照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本党无论何时，应站在农民利益方面而奋斗”的决议，坚持斗争，“打破这个难关”。1927年2月24日，他还在《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会务报告》中，提出为了战胜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的反动逆流，“应先检查我们本身的力量”，健全农会的组织，“应用自己的团结的力量，使各路的农民兄弟和民众，都互相帮助”，而“不好靠政府的力量” 。这说明他这时已觉察到了国民政府的右倾，认为只有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这个思想在当时提出是难能可贵的，实质上就是独立自主地去开展斗争的思想。
1927年3月，彭湃前往武汉市参加中共五大。在他到达的前一天，即3月30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他被推为临时执行委员。当时，湖南等地的农民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已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4月上旬，毛泽东在粤、湘、鄂、赣农协负责人和河南农民自卫军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以满足农民要求的主张，彭湃表示积极支持。4月19日，他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引用他1925年5月7日在海丰县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与李春涛向126位代表作的调查，在发言中强调了解决土地问题以及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他说：“减租虽有利于农民，但不能解决农民痛苦。要解决农民痛苦。必须解决土地问题。”“政权在农民手里的地方，土劣势力不大，土地问题还容易讨论，至土劣势力甚大的地方，则农民必先要求武装。”他的这些主张，特别是他关于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先有武装的见解，是极其宝贵的，可惜当时未能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
大革命失败以后，彭湃经九江到达南昌市，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并被推为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起义的领导人曾几次讨论土地革命问题，并决定了一个土地政纲。到南昌后，又制订了《农民解放条例》，因谭平山不同意开展土地革命，所以条例提出了“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的主张。起义失败后，部队分路南下，8月27日到达瑞金市，前委在这里又召开会议讨论土地政策问题，根据广东战士的意见，将“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土地”改为“没收土地”，取消了亩数限制。9月12日，部队到达上杭县以后，张国焘认为没收土地会侵犯小资产阶级利益，对小地主应该予以保护，提出把“没收土地”改为“没收五十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这个意见虽遭反对，但终获通过。对于这样的土地革命纲领，彭湃一直不同意，在几次会议上反对谭平山、张国焘的意见。他在上杭与福建省委派来联系的罗明交谈时，曾讲述过在土地问题上与张国焘争论的情况，说起义军一路上没有实行土地革命，没有分配土地，当然是因行军急骤的限制，但主要的还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张国焘、谭平山不主张实行土地革命的缘故。在10月3日于汕头市召开的会议上，彭湃在发言中又强调了进行土地革命、分配田地的重要性，还提出今后不要再用中国国民党的旗帜来作号召，应改用红旗，而且从现在起就应马上实行。
1927年10月30日，彭湃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在《红旗》周刊第l期上发表《土地革命》一文。他借用工人、农民和兵士代表在会上发言的形式，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描绘了土地革命之后的美好情景。他通过工人代表的发言说：“无产阶级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和资产阶级的掠夺与压迫，解除全中国大多数人的痛苦，只有实行土地革命，一切土地集中少数人手上，供他们的享乐，这是最不平的事。”现在应该帮助农友把土地夺回来，杀尽乡村一切的反动势力。后面，他又通过农民代表的发言说：“……我们从今日起永远不用交租了，我们所负的重债也一律不用还了，我们从此不用做地主的牛马。我们目前的任务：第一，须把土豪劣绅大地主贪官污吏军阀寸草不留的杀个净尽；第二，工农阶级武装起来，扩大有训练的军队，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第三，一切土地分配给农民和革命军士的家庭去耕种；第四，毁灭一切土地的契约和债券；第五，一切政权统归农工兵代表会。”最后，他又通过兵士代表的发言高呼：“一切土地归农民”，“一切武装归工农”，“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土地革命万岁”！这篇文章，可以看作彭湃土地革命思想的系统反映。它宣传而且发展了八七会议关于工农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思想，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主张，但也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这都在后来汕尾市的土地革命中得到了体现。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广东军阀发动“四一五”政变后，海陆丰人民已经在5月和9月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10月25日，彭湃又发出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并一举取得成功，两且分别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11月8日，彭湃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到海丰县。接着，陆丰和海丰分别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就此产生。11月18日，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说中，又重点讲述了土地革命的意义，他说：“要明白土地是天然的，因被地主资本家霸占，所以我们连一点田也没有；他要永久地保护这土地，就组织一个政府——反动政府；他还怕政府不能尽量保护他，他又组织一种军队——军阀；而且他要保护自己的土地，还恐没有证据，又造出一种契约，于是就把土地各人瓜分起来，并划定界限、田。”“工农群众要能够解放，除非把这私有制度打破是不行的，所以领导大家起来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动军队！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把一切契约烧掉！把田可以铲去者铲去！这样农民才得着真正的利益。”他还号召说：“我们要解除痛苦，惟有团结起来，夺回一切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在这里，他把土地革命、夺取政权和武装斗争的关系说得简直透彻极了。
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讨论没收土地案时，提案委员会只提出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即调查明白实行分配田地等6条，缺乏具体、详尽的办法。彭湃在讨论中提出了分田的5条标准：“一、照人数多少分；二、照人的力量（老幼强弱）分；三、照家庭经济有无别种收入状况分；四、照土地肥瘠分；五、（分）田地的时期则不必限定，照俄国办法，经乡苏维埃认为要分时则分之。”结果俱被通过。另外，他还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不劳动不得田地。二、不革命不得田地。”这些标准和口号，都被写进了大会通过的《没收土地案》中。这个《没收土地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关于土地分配的法令。彭湃提出的分田标准和原则，除照人的力量分、不革命不得田地两条不妥外，其余的都是正确的，特别是“照人数多少分”、“照土地肥瘠分”等原则，正确地解决了分配土地中的数量和质量两个基本问题，因而对以后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正是根据这个标准和原则，汕尾市迅速地分配了土地，并发给了农民土地使用证，使农民干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回到了自己手中。
从1928年11月起，彭湃离开海陆丰，到上海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担任了中央农委书记等职。在1929年1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18次会议上，他在讨论农民运动通告问题时，就如何对待富农等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在联合富农中原包含着反富农的斗争，这是很重要的，专谈联合或打倒都是不对的。这点通告中是说到但还有一点毛病，这点是比较难使下级同志了解的。我们要解释明白，并要特别连贯的说出来。通告中还要具体的说明才好。”他还说“武装领导非常重要，应如何将武装领导转到贫农手中” 。如何对待富农，是土地革命中一个非常困难而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彭湃在这里坚持了中共六大提出的正确原则，并作了简要而透彻的说明，其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可惜从1929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土地革命中长期实行了过分打击富农的“左”的政策。
1929年，彭湃还撰写了一偏《雇农工作大纲》，对雇农的生活状况、特点、在革命中的地位及对雇农应采取的政策作了详尽的分忻。彭湃认为，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在一般农民运动中，在革命的需要上，居着领导的地位，阶级觉悟要比一般的农民敏锐。他们大体分为3种：第一种是新式的农业资本家剥削之下的纯粹之雇农；第二种是采用旧式耕作方法的富农地主家里所雇佣的，受着讨建残余的压迫；第三种是短期的雇农，游离于贫农与雇农之间，但受的封建剥削特别多。从年龄上可分为成年雇农和青年雇农。青年雇农受压迫剥削之残酷要比成年雇农厉害，尤其是牧童。从劳动关系上又可分为集中的或比较集中的、散漫的、季节的集中的3种。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在农民中最接近于产业无产阶级，因而有与一般农民不同的特点：对革命特别坚决，比较有阶级意识，私有观念比较薄弱，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有特别要求，比较没有地方主义韧封建思想。他们的要求与工人很相同，有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待遇等等。他们的斗争，第一不能离开工人阶级的提携，要受产业无产阶级的领导；第二不能脱离农村中一般农民的斗争。因此，“我们不但要极力的帮助他们的组织，以团结他们，而且要极力帮助他们的宣传和教育训练工作，以提高他们的无产阶级意识，使他在一般农民运动中，团结一般的贫农去起农民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并且“应该使雇农的无产阶级意识，去战胜农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富农的动摇的保守主义或反动宣传，肃清农民中的封建思想和地方主义与家族主义，或地方派别的械斗观念等，使他们能够站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正确路线上来” 。在当时，橡这样全面而系统地对雇农作出分析的著作，是不多见的。彭湃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分析和论述，与他长期从事农民运动，非常熟悉农民的每个阶层是分不开的。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到，彭湃关于农民运动和土地斗争的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他不仅深入分析了农民及其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指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结合实际斗争提出了许多农民运动的斗争策略，而且比较早地论述了工农联合、农兵联合、建立武装、掌握政权、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等重要问题。特别是他对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视，在当时的领导人中是最突出的。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不仅突出地强调了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而且较早地提出了分配土地的正确标准，论述了对于富农、雇农等应采取的正确政策。这些思想主张如同他领导建立我国第一个县级农会、省级农会、县级苏维埃政权和最早实行的较大规模的减租斗争、土地革命的光辉实践一样，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其他地区的农民运动、减租斗争和土地革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一再受到中共中央和许多领导人的充分肯定与赞扬。他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最早的关于农民运动的专著，是研究中国农民运动不能不读的重要著作。因此，对于彭湃不仅要重视他的实践活动，还应重视他关于农民运动和土地斗争的思想主张，充分肯定其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当然，彭湃关于农民运动和土地斗争的思想主张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甚至含有一些错误的地方。他首先是一个实践家，实践重于理论，因而有些方面他在实践中做了，理论上却没有加以及时的总结；有些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论述得不够充分。他从1928年底就离开了根据地，特别是33岁就光荣牺牲了，因而对于土地革命的论述明显地不如对以前农民运动的论述那样充分。如果他不是那么早就牺牲的话，肯定还会作出更多的光辉业绩，写出更多的重要著作，提出更多的有价值的思想。另外，他从1927年起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如提出暴动后要对反动派及土豪劣绅“大杀特杀，杀到他干干净净”，杀到海港的水“都成红色”，各人的衫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的[得]通红” ，并要参加海丰县工农兵次表大会的代表每人负责去杀20人；又如不加区别地提出要废除一切债务(劳动人民间的债务是不应废除的)，烧毁一切契约，铲去一切田茔，这些都是不对的。他提出这些口号，固然与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血腥镇压等有关，但对实际斗争必然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汕尾市根据地很快就陷于失败，与暴动后杀人过多、政策过“左”不无关系。他后来提出当革命深入而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中农就必然表现动摇，只有雇农才能够与无产阶级同路到底” ，以及把对雇农的工作划为职工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不对的。人非圣贤，一个革命领袖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提出一些错误的东西，从来就是难免的。彭湃虽然提出了上述一些错误的东西，并无损于他思想的光辉。他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人。作为许多重要的农民运动与土地斗争思想的最早提出者，永远会受到后人的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