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14 18:45
《爱莲说》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所创作的议论性散文，现收入《周敦颐集》，托物言志是其主要艺术特征。
北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至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周敦颐任南康郡（今赣州市）通判时，已建莲池，并于嘉八年（公元1063年）五月在此地挥笔题写《爱莲说》。“说”是古代文体之一，“爱莲说”即论证自己爱莲的原因。本文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描写莲花高洁的形象；第二部分则揭示了莲花的比喻义，分别评论三花，并以莲自况，赞美了莲花坚贞的品格，同时抒发了作者内心深沉的慨叹，表现了作者高洁的人格和胸襟。长期深受读者喜爱。
全文仅一百一十九字，语言精炼，艺术手法亦别具特色，主要运用托物言志和衬托的手法。文中将莲、菊、牡丹三种名花相比照，前段由渊明爱菊、世人爱牡丹说到予独爱莲，侧重于描绘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庄重的资质与特性。后段先借议论揭示出三种花各自的象征意蕴：菊似隐者，莲似君子，牡丹则象征富贵。并以概括之语点破各色人等的不同追求，从而在对莲花的极力赞美中，寄托着作者鄙薄富贵利禄、不与浑浊世事同流合污的人生态度。作者通过对莲花的爱慕与礼赞，表明自己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对高尚情操的崇奉，对庸劣世态的憎恶。其三教合一的价值观，传承了传统经典思想，激发了后人的理学兴趣和道德觉醒。文章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使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象征意义广为流传，还曾经在日韩受到广泛关注。现在入选统编语文教材，被应用于初中语文的教学中，此外也收录在中国台湾的语文课本中。
据清邓显鹤《周子全书·年谱》记载，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五月，周敦颐创作《爱莲说》，由沈希颜亲自书写，并以篆书的方式刻在额石上。《赣州府志》说，位于城北爱莲书院的爱莲亭的地方曾是濂溪书院的旧址。这些记载充分证明，北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至治平元年（公元1064）周敦颐任南康郡（今赣州市）通判时，已建云栖祩宏，并于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五月在此地已挥笔题写《爱莲说》。《爱莲说》与其三教合一的理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敦颐曾作题莲诗道:“佛爱我亦爱,清香蝶不偷;一股清意味,不上美人头。”他移居莲花峰下，看到吟诵佛教经典中赞颂莲花，再加上对道家、儒教于核心理念的吸收和个人品行的高洁，使《爱莲说》到达入禅入道又入世的境界。
虽然《爱莲说》是早在赵祯嘉祐八年（公元1063）所作，但从北宋到南宋初年，《爱莲说》鲜为人知。吕祖谦选录宋朝文人重要散文作品而编选而成的《宋文鉴》中并没有《爱莲说》。因为朱熹对周敦颐极为重视，在他编的《濂溪先生集》中，《爱莲说》被收录。随着周敦颐地位的提高和《濂溪先生集》的流行，《爱莲说》渐渐广为人。清代文人郑之侨写的《爱莲说辩》说“塾师童子皆诵习之”，可见《爱莲说》在当时流行非常。
翻译：水上和陆地上花草中，可爱的有很多。晋代陶渊明唯独喜爱菊花。自从唐朝以来，世上的人都很喜爱牡丹。我唯独喜欢莲花,它从淤泥中生长出来，却不受淤泥的沾染；它经过清水的洗涤后，却不显得妖媚。它的茎中间是贯通的，外形是笔直的，不生枝蔓，不长枝节。香气传播得越远越清幽，它笔直洁净地立在那里，只可以远远地观赏，却不可靠近去玩弄它。
我认为，菊花，是花中的隐士；牡丹，是花中的富贵的花；莲花，是花中的君子。唉!对于菊花的喜爱，在陶渊明之后就很少听到。喜爱莲花的，还有什么人像我一样的吗？对于牡丹的喜爱，应该是很多了。
北宋中叶，士大夫在封建统治下，追求富贵利达，耽于享乐之风盛行。面对此种境况，作者概然命笔，写成此篇借物咏志的散文，通过对莲花的爱慕与礼赞，表明自己对美好理想的懂憬，对高尚情操的崇奉，对扁劣世态的憎恶。其懿德高行与美学情趣，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在今天也不失其思想价值。“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连串铺叙，对莲花挺拔秀丽的芳姿，清逸超群的美德，特别是可敬而不可侮慢的崎磊落的风范，作了有力的渲染。实际上，作者借莲的生长环境，暗讽官场黑暗，指出如果想要官场上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格，就如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那么难。周敦颐一生为官正直清廉，数洗冤狱，为民作主；晚年定居庐山，著书明道，洁身自爱，颐养天年，这些都是其身体力行，澹泊明志，情操高洁的体现。
唐宋之际，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原地区，“莲花”的意象因此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印度佛教中，莲花”象征佛教的“清净法”和“实相佛性”。与周敦颐《爱莲说》直接相关的佛教经典是《维摩诘经》。《维摩诘经》中的《佛道品》有言：“以高原土地为例，这样的地方不会生长莲花，而卑下潮湿的淤泥中却能生长出这朵美丽的花。这种情况象征着烦恼和困扰中，才能使众生觉悟并接受佛法的教义。正是通过超越生活中的烦恼和困境，人们才能获得心灵的觉醒和提升。”《维摩诘经》所说“莲花”和“淤泥”的象征，几乎与周敦颐的《爱莲说》一模一样。尽管周敦颐的《爱莲说》取自《维摩诘经》，但又不完全一样，他对佛教的精神进行了儒家的转换。在《爱莲说》中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并不是要追求成佛，而是要追求成为“君子”。他将“莲花”的象征由“佛”转换成了儒家的“君子”，也正是如此印度传来的外来文化精神，被转换成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精神。从此，在周敦颐以后的中国文化中，莲花就有了新的意义象征，就是儒家的“君子”。
《爱莲说》以荷花“不蔓不枝”、“亭亭净植”的特性从人际关系角度切入, 宣扬主体独立, 正如《论语·为政》所云:“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庆历朝廷之中渐起“党议”之风。周敦颐在政治上位卑, 并没有资格直接参与上层的议论、争斗，“亭亭净植”、“不蔓不枝”是对矫矫不群、不比不附的独立人格的呼唤,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 有着特殊而深刻的意义。
周敦颐是宋代的理学大家，《爱莲说》以“中通外直”形象化地阐释了理学家的本体论。“中”指心性本体, “通”是对心性本体状态的描述, 即人应该通过修养来使自己通达透彻，不受阻碍。“直”是指立身的端毅刚直, 不虚与委蛇。周敦颐以身践“直”, 吕陶《诗序》记载其立身处世, 云:“他非常擅长区分忠诚与奉承，能够拯救出现的困境和忧虑。即使是非常强大的力量，也不能超过他的勇气”。“出淤泥而不染”不是对佛教典故的简单因袭 , 而是阐明了心性修养的重要性。“中通”则“外直”, “中通”为体, “外直”为用;“中通外直”是理学心性修养学说、道德自隆意识与立身处世、伦理责任的有机统一, 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超越了佛家虚玄的范畴，也弥补了传统儒家重事轻功的不足，展示出了一种全新综合的哲学思考方式。
《爱莲说》是全文仅一百一十九字语言精炼的文章，使用了虚词和句式变化等手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虚词的运用包括“之”“而”等，让语句更加完整，情感更为跌宕起伏，警示和告诫更加有力。句式变化的特点之一是第二部分，议论和抒情交织，用“菊花——牡丹——莲”的顺序进行，但在结尾的抒情部分却变成了“菊花——莲——牡丹”的顺序。殷秀德认为句式的变化其实是体现了文本的写作意图，他通过将三种花的顺序调整为上下文一致与原文进行比较，最后得出周敦颐的写作意图更注重“个人感情的抒发，更重对‘竞名逐利的世态人情的批判’,是伤心、失望与警示。”《爱莲说》中韵脚错落，四个四字句，韵脚落在“直”“枝”“植”三字，节奏清晰；四字句中也有韵：“清”“亭”“净”，一气呵成，音调悠扬流畅。展眼全文，可以看出文中主要段落，大致押“先韵”，“蕃”“丹”“染”“蔓”“观”“玩”——每隔几步，就在韵律上呼应题目中的主题词“莲”。
《爱莲说》是一篇具有鲜明议论性的散文作品，其主题和写作情感可以从标题中明确揭示。整篇文章贯穿着“爱”这个关键词，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周敦颐运用叙述手法，先叙述了菊花和牡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流传至今，例如他写道：“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这为作者引出了自己“予独爱莲”的观点做了铺垫。接着，他用描写的方式，描述了莲的生长环境、外观和香味等特征。第二部分中，周敦颐首先使用“予谓”这一词语，以议论的方式指出了菊花、牡丹和莲这三种花的象征意义。菊花象征着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逸者，牡丹象征着追求财富与地位的世人，而莲则象征着具备高尚品德的君子。接着，他用“噫”一词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他对于很少有人像陶渊明一样喜欢菊花感到遗憾，对于世人追求财富与地位持有批判态度，对于没有人和自己一样喜爱莲以及追求君子之德的人感到无奈，并发出感叹之声。全文通过描写和议论表达了自己对莲花的喜爱以及对现实社会追求财富与地位的批判，同时对于很少有人欣赏菊花和与自己一样追求君子之德的人感到遗憾和无奈。
《爱莲说》为宋代散文中的佳作，不仅思想深刻，情趣健康，其艺术手法亦别具特色。其中有对众花的叙述，有对莲花君子形象的描写铺陈，有对爱花态度的议论，有对内心感概的抒情，而这一切又都为“爱莲”的主旨服务，主题思想十分鲜明。其中采用了多样的写作手法，主要运用托物言志和衬托的手法。文中将莲、菊、牡丹三种名花相比照，前段由渊明爱菊、世人爱牡丹说到予独爱莲，侧重于描绘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庄重的资质与特性。后段先借议论揭示出三种花各自的象征意蕴，在儒家、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中，莲花的含义得到了丰富，莲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高尚、纯洁、追求真理、摆脱世俗纷扰的象征之一，代表着人类追求精神升华和内心净化的意愿。牡丹作为许多唐代文人的写作对象，赞美其盛世昌盛、富贵繁荣的象征意义。牡丹的美感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富足与兴盛。因此牡丹一直是唐朝社会发展和审美观念变迁的象征之一，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繁荣与美学追求。菊花从药用价值到魏晋时期追求长寿相关联，直到陶渊明以他的一句名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将自己与菊花相联，表达了归隐之人最高境界的理念，使菊花从此成为隐逸与高尚美德的象征。通过对三花内涵的概括点破各色人等的不同追求，从而在对莲花的极力赞美中，寄托着作者鄙薄富贵利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洁身自好的思想志趣。周敦颐通过以莲为审美对象来表达自己追求高尚志向和人生理想的意愿，同时通过对比菊花和牡丹来突出莲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描绘莲花形象时，他还运用了比喻、排比和反问等修辞手法。例如，“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句话通过比喻的手法，表达了君子即使身处困境也能保持纯洁无瑕、不受外界诱惑的高贵品质。而三个“者也”的排比运用既写出了三种花不同的特性，也表达了自己对莲花的极致喜爱。另外，句子“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成功地将描写从物到人的转换，通过“亭亭”一词的运用，突显了君子的高耸挺拔之美，与周敦颐自身经历相呼应，展示了君子的傲岸高洁品质辐射于四方。最后，“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句话说明君子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品德。
这篇文章弘扬了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鼓励社会中的政治人物履行道德职责，忠实为大众谋福利，树立起莲花一般的高尚榜样。相对于在先秦诗歌中以娇弱草本或多情女子形象出现的莲花，这种对莲花形象的推崇，重新演绎了莲花的特质，使其成为高尚的象征和中国文化的符号。文章 虽没有直言理学, 却充满理学的意境。 理学下的传统文化, 包容, 正直, 诚恳被不经意间赋予在爱莲身上, 体现了既不否定也不排斥别人“独爱菊”与“盛爱牡丹”, 正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君子胸怀。同时也表达三教合一的价值观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尚的品格表达，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的珍贵遗产，传承了传统经典思想，激发了后人的理学兴趣和道德觉醒。
《爱莲说》是濂溪之学的重要内容，它在镰仓时代前期传入日本，并通过室町时代的五山禅僧的研究和传播产生了一定影响。随后，濂溪学伴随着宋学的发展，在江户时代成为主流学术思潮，并蓬勃发展起来。《爱莲说》在日本知识人中也受到赞美和歌咏。这些歌咏涵盖了莲花的香味、姿态、花朵、叶子和枝干的外形，以及表达莲花内在具备出淤泥而不染的品德。这些歌咏抒发了日本知识人对于君子人格理想的追求。莲花所展现的境界犹如光风霁月，其德行则与莲花的品德相契合。莲花所具备的特质包括不染泥涂、有节操可依、洁净清通且恬淡芳香，这种境界体现了内外一致的洒脱和真诚，不分远近、内外皆具共同之美。
《爱莲说》在高丽朝鲜末期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古代韩国文人的广泛关注和创作。这些文人创作了大量有关莲花的短诗、长篇注释、解释、评论和赋诗等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爱莲说》的欣赏和更深刻的理解。这种文化现象反映了与中原地区和日本不同的咏莲特点。韩国文人的作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们赞美了莲花的植物特性之美，强调了莲花的高雅和纯洁。其次，他们深入探讨了莲的品质之美，突出了莲花的品格和品德。最重要的是，他们寄寓莲花于君子人格理想中，强调内在道德和适度的距离感。这一特点对于周敦颐学派来说，标志着他们对这一思想体系的更进一步的发展。韩国文人对《爱莲说》的深入研究和创作体现了文化交流的丰富性，同时也突显了濂溪学派的影响力，使莲花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象征，强调内在美和君子品格的重要性。这一现象在韩国文学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时期是中原地区报刊杂志等媒体迅速发展的时期，《爱莲说》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状态，人们对其进行了新的内化和接受，可以分为六种类型，包括教科书、书籍的跋文和后记、艺术文学创作、仿作、游戏作品以及注释和翻译等。在民国时期的文献中，这些作品都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爱莲说》虽短小却内容丰富，备受关注，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的古典文选版本中被遗漏。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多方位的解读，这些解读时间跨度长久，关注内容多样。因而学界对此名篇的学术研究资料可谓相当丰富。本文现在入选统编语文教材，主要被应用于初中语文的教学中。纵观教材对《爱莲说》主题教学内容的规定主要集中于作者“高尚品格的人格追求”方面，这也与学术界认同最多的“赞美君子高洁志趣说”相吻合。在文章的艺术特色方面，学界的研究主要围绕结构特点、语言形式、写作手法三个角度。无论是主题还是创作手法，本文都是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中的重要范例。
邓韶玉说：“《爱莲说》为宋代散文中的上乘之作。不仅思想深刻，情趣健康，其艺术手法也别具特色。”
林云铭说：“周敦颐学派获得了许多圣贤未传的传统，所以他们创作的《爱莲说》实际上是借用莲花这一题材来表述他们的学说。廉溪学派的两位先生对于莲花的比喻尤其频繁，莲花成为他们学说中的重要比喻对象。
清·过《古文评注全集》卷四：“过商侯曰：濂溪先生写爱莲而寓意在莲本身。学者读此可帮助洗涤内心，明白道德。”
清·李扶九、黄仁《古文笔法百篇》：“章法分明，局度深稳，有道之言也。其文乃深而有味，若果说是事物则浅索矣。”意在赞此文结构分明，格局深沉，言之有物，言简意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