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31 19:06
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一字仲晦，斋号晦庵、考亭，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紫阳夫子、沧州病叟、云谷老人，行五十二，小名郎，小字季延，谥文，又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生于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学者尊称朱子。
朱熹幼时，父亲去世，朱熹随母亲生活在崇安（今武夷山市），19 岁中进士，22 岁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卸任后，专心于儒学。30 岁至50 岁，朱熹挂职宫观（有薪而无事的闲官），主要进行讲学和著书工作。朱熹任地方官期间，积极发展地方教育。如整顿同安区学，重修庐山白鹿洞书院。所订《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南宋以后各地方学校和书院共同遵守的学规。在漳州市，首次刊刻《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名称，由此形成，并作为一套经书，流传社会。在潭州，修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朱熹从政之余，亲自执教，从事教育达 50 年。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子庙的学者，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任南康区、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地区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赵扩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涉及哲学、经学、历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 在教育方面发生重大影响的，有《童蒙须知》《小学》《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资治通鉴纲目》等。 后人辑有《朱文公文集》100 卷、《朱子语类》140 卷等。
建炎四年农历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朱熹出生。朱熹自幼聪敏好学，7岁，随父母迁居建州(今建瓯)。14岁时，遵照其父临终嘱咐，投奔崇安县其父友人刘子羽（朱熹义父），刘子羽在自己的居所旁新筑房屋安置朱熹母子，取名紫阳楼。朱熹遵照父亲遗嘱拜刘子翚、胡宪、刘勉之三人为师。胡、刘视朱熹如子侄，安排生活，热情教诲。刘勉之还将女儿嫁给朱熹。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登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出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任上常向学子、生员讲圣贤做人处事的道理；又倡建经史阁，收藏书籍以供阅读；在公事余暇，探索佛、老及各家哲学思想。三年任满，回崇安武夷山中，讲学著述，曾步行到延平，向其父同窗李侗请教。绍兴市三十年(1160年)冬，朱熹第三次拜见李侗，被李侗收为门生。朱熹的“逃禅归儒”，即直接受李侗的启发。朱熹受李侗的指教与影响，承袭“洛学”正统，奠定了理学基础。
隆兴元年(1163年)，赵昚诏求各方臣民意见。朱熹上奏章叙述施政过失，认为“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意图用理学来推行政治。次年十一月，朱熹与孝宗奏对于垂拱殿，认为：宋与金有不共戴天之仇，主张抗金、反对和议。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应长沙岳麓书院主持的邀请，前往讲学，持续两个多月，开启书院会讲制度的先河。乾道七年(1171年)，因舅父丧事回故里，顺便查访其父衙署旧址．并亲书“韦斋旧治”，刻石立碑纪念。乾道九年(1173年)，尤溪县重修学宫，朱熹撰写《重修尤溪庙学记》，题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学宫正堂。此后，天下学宫匾皆摹此刻制、悬挂。
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渊兄弟等到江西信州(今江西铅山)，参加学术讨论。朱、陆进行一场方法论的争论，不欢而散。是为影响很大的“鹅湖之会”。淳熙五年(1178年)，赵昚降旨授朱熹为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朱熹屡辞不就。后经吕东莱等相劝，于次年三月到任。适逢大旱，立即兴修水利，灾民生活得以改善。次年十月，朱熹督促星子县令王中杰等人，重建白鹿洞书院，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士，亲自订立了较为完善的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陆九渊到该院讲学，所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朱熹认为非常好，把其讲义刻在石碑上。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朱熹再次向赵昚上万言奏章，提出正心、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纪纲、变化风俗建议，进言殷切。但因触及当政权臣利益。被弹劾为“假道学”，仍无法参政。次年，朝廷于十一月诏命朱熹从主管西京嵩山祟福宫的闲职提升为知漳州市。绍熙元年(1190年)四月上任后，朱熹刻印“四书五经六艺”“五经”，广为流传；禁止妇女当尼姑，废除淫祠秽庵；奏请朝廷免去漳州各县原上缴的无名赋共700万缗；还减掉郡内总制钱400万缗，以减轻百姓负担。曾奏行《经界法》，但未获实行。翌年，朱熹返回建阳区，移居考亭，聚徒讲学。
宋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省安抚使，再度到潭州，百姓扶老携幼，争相观看，道路为之阻塞。朱熹上任后重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重新聘请教师黎贵臣等，贯彻自己教学思想，并把《白鹿洞书院学规》颁布于岳麓书院，成为该院正式的学规，是为书院发展史上一件大事。同年八月，朱熹被举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此间曾上书赵扩，指斥宰相韩侂胄窃权害政，宁宗不仅不听，反而罢朱熹的官，任侍讲仅46天。朱熹被罢官后，回建阳考亭，专事讲学，不再过问政事。
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严重打击。
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党禁中的朱熹预感自己时日无多，更加抓紧著述。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想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
朱熹去世后，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使抵制朱熹的当权者不满，令守臣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后，赵昀平反“庆元党禁”，在嘉定二年（1209年）朱熹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
清康熙五十一年，朱熹上升到儒家最高殿堂——孔庙大成殿，成为十哲之次，也就是第十一哲，乾隆时期，增加有若，朱熹为第十二哲。十二哲之中，只有朱熹不是孔子亲传弟子。
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看，朱熹的哲学是以儒学为基础的同时，继承了二程的思想，并吸收了佛家、道家及诸子之说中的优秀思想而建立起来的。朱熹将“理”这个中国哲学史上的基本范畴上升为世间万物及人类社会存在所依附的最高实体，覆盖了包含哲学、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在继承古代哲学基本范畴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新的哲学范畴。
“理”与“气”。这是朱熹哲学体系中最基本的范畴。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后有性;必稟此气，然后有形。”朱熹所阐述的理是形而上者，远早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他认为理是事物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也是伦理道德层面的基本准则。他又将理称为太极，认为理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气也是其哲学体系的重要范畴，位于理之后，是形而下者。气是有情、有状、可追溯的，且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是铸就世间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产生于理和质料二者的统一。朱熹提出理与气二者的关系是有主次之分的。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因为理生气并寓于气中，而气为客为后，则是属于第二性的。理气论是朱熹在吸收了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哲学思想，以及兼收佛、道各家思想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宏大哲学体系。其中的核心范畴正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的历史观以理气为骨架，以理势为经络，以具体问题为血肉，逐层展开。天理是朱熹处理历史问题的基点，与理不离不杂的气则是他处理相关问题的另一要素，理气关系构成了其理解历史世界的“中央子午线”。朱熹对于诸多历史问题的处理，都要从这一关系构成的基本问题来展开和理解。理气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则是“理一分殊”，这是历史世界的基准构架与模式，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都可以看作是理一的分殊，是理通过气具体展现的图景。理势关系则是理气关系的具体化，它阐释了历史中“变”与“不变”的问题，尤其是价值与历史变化的关系。理势关系还涉及历史变化中规律、法则如何起作用这一问题。
“理”与“生生”。朱熹认为天地之理具有化生万物的本心，这种本心能够在人的心灵中真正彰显，且生生不息。“理生万物”，“理主动静”;“未有此气，已有此理”，“未有这事，先有这理”;“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它的基本观点是认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世界万物只能由理派生。立在以天理为一种应然性，又以应然性为本的观念之上的理论是如何描绘这个世界的生生变化的。天是以生为道，天就是天理，天理最基本的一个义涵就是生生之理。它就是生生变化背后的根源，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天地生生不息的过程。《周易·系辞传》中提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则是对这段话的理解。朱熹非常明确地揭示了以理为本的世界中万物本来具有的那种善的，或者应然性的价值。天地万物，继此生理而生，就是天地万物之中本有的不可遏制的那种生命的倾向，万物皆依理而产生，依这种不可遏制的本质倾向而产生。而这样的活动或过程本身就是“善”。因为所谓的“善”，就是人的一种本质倾向，孟子的“性善论”就很好地揭示了这一观点。他们将这种对于性善的论述推广到天地之中，也可以说天地万物“继此生理而生”.也就都是善，只不过各自有各自的善。对于人和事物来说，这个善本身一定有一个具体化的过程。生生之理，要被理解为一种具体化的所当然。关于天理具体化的特征，在天地万物之中，每种事物都被天理赋予了一种本性。性就是理。但对于人来说，除了本性之外，确实存在主观因素影响人的成长，因为人是有主体意识的。这就是天理的具体化的特征，它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又是一个具体的、包含着差异性规定的理所当然。这种具体化的特征不仅体现在个体的本性中，同时又体现在万物相互之间的关联中。
朱熹自幼跟随父亲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审习字，尝学曹操书，后攻钟繇楷书及颜真卿行草，一生临池不辍，书法造诣精湛，笔墨雄赡，超逸绝伦。自古以来，传世墨迹，虽是断简残编，都被奉如至宝加以珍藏。又因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已成为中原地区官方哲学，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思想学说的盛名，把其书法艺术的光芒掩却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现今传世作品以行书简为主，大字墨迹很少。
朱熹的书法被誉为“汉魏风骨”及“韵度润逸”。下笔点画圆润，善用中锋，运转沉着顺畅，入笔藏锋隐芒，绝无狂躁之迹;结构稳健典雅，行气连贯，不刻意工整，风格洒脱自然。朱熹是儒家哲学的宗师，书法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文人的书卷气，崇尚传统法度是可以想见的。他主张“字字有法度，方是字”，但又要能“纵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也就是说，书法必要入法而又能出法，笔墨才能表现出自然的意态。 历代名人对其书法的评价很高，也明显地披露了他独特的书风。明陶宗仪《书史会要》 中曾评价道：朱熹在吸收前人书法风格的基础上，融合自身义理，在书法翰墨方面工笔极佳。善于行书与草书，尤其擅长书写大字。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许永福认为朱熹的隶书点画提按变化少而气力充足，格调高古。
朱熹曾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学，使书院被誉为“潇湘洙泗”;他也重建了白鹿洞书院，邀请了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讲学。朱熹把《大学》重新整理，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宋明理学最突出的代表。同时他也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子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朱熹是闽学代表人物，被后世尊称为朱子。他的理学思想影响很大，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文公文集》《朱子集语象》等。朱熹将《论语》跟《孟子》，以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礼记·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合称为《四书五经六艺》，宋朝以后《四书》的地位逐渐超越传统儒家的《五经》，《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朱熹发扬《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说、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成为后世学者必宗的追求。明代学者薛瑄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着作，直须躬行耳。”清代理学家陆陇其更以朱熹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
乾道朱张会讲后，朱熹一直与湖湘学派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岳麓书院虽是以张栻为首的湖湘学派的学术基地，但多受朱熹之学的渗透和影响。张死后，湖湘弟子又多从学于朱熹，张栻的弟子张巽，曾长途跋涉往福建武夷山拜朱熹，从事于涵养体察，觉受益非浅。张栻另一弟子萧佐曾以进德之说请教朱熹，表示见到朱熹如同见到先师张栻。朱熹与湖湘弟子间的密切关系和影响非同一般，以至曾从学陈傅良事功之学而引起朱子非汉的胡大时，后来也从学于朱熹了。
朱熹在岳麓培养了一批弟子，他们或仕进为官，或从事文教、学术活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朱子门人》(《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卷三《及门姓氏》)所列及门受业弟子，有四百四十二人，其中较著名的湖南籍门人有十人。《平江书院新建君子祠记》所载，朱熹曾两次在岳麓讲学，门人当远不止此。朱熹两次来岳麓讲学后，通过其受业弟子，对于发展湖南省地方书院、普及教育、传播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寒泉精舍是朱子创办的第一所书院，南宋乾道五年（1169）九月，朱子母亲病逝于五夫紫阳楼，朱子少年丧父，壮年又丧母，悲痛之情溢于言表。乾道六年（1170）正月，朱子率领一家老小，亲自安葬母亲灵柩于建阳莒口马伏寒泉林天湖之阳，为了纪念母亲，朱子一边为母亲守孝，一边在母亲墓地边建筑寒泉精舍，研究理学学术，开始了他生平最重要的理学研究生涯，这就是著名的寒泉著述。
朱熹守孝守了10年，这10年间，朱熹除了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外，其他时间都全身心投入到研究理学上，这一阶段是朱子理学学说研究，著书立说的重要时期。在寒泉守墓期间，朱熹完成了第一部理学著作《太极图说解》，这是朱熹逃禅归儒，转向儒家理学研究的标志，他通过太极图来解说他的宇宙生生不已的变易思想，认为太极化生万物的变易和由万物复归无极的变易，构成宇宙总是生生不已的永恒变化运动过程，追求的应当是返归“无极”一理，即天地人三道，达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也就是儒家一贯提倡的“天人合一”思想。
“寒泉精舍”是朱熹创建的第一所带有书院性质的学校，朱熹在这里讲学了8年之久，并且培养了以黄榦为首的第一批门生，撰写了《家礼》《论孟精义》等书，对他此后的学术生涯有着重要影响。
朱熹受命南康区军州事时，也不忘发展书院建设。他调查得知，位于此地附近的白鹿洞书堂自宋皇末被兵火毁坏以来，已经毁坏了125 年。于是朱熹就向皇帝请求重新修建白鹿洞书院，而这也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为了能够使白鹿洞书院发扬光大，于是他便亲自担任洞主，还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请了一大批真正有学问的大儒出山教学，甚至还恳请皇帝写下了牌匾。有了朝廷的承认，这所学校很快便被天下的学者当做求学的宝地。
朱熹在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招纳学生之时，便利用朝廷的力量加以宣传。朱熹明白天底下有许多有才能，但是却因为家境贫寒而不能读书的穷苦学子，于是他便特意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想出了办法。以学院的名义购买了田产，以此来使贫困学者能够得以向学。
此外，他坚信无规矩不成方圆这一谚语，于是便亲自制定学院的规矩，最终编成了《白鹿洞书院教规》，这也是世界教育史上出现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在这其中对教育做了系统的阐述，为后世书院的办学模式提供了借鉴，也为朝廷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成为了天下学子心中的求学之地。
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最大的贡献表现在天文学方面。朱熹在四五岁时便为“天地四边之外，是何物事？”所烦恼。当别人告诉他四方无边时，他还是仍然疑惑，尽管天地无边，但应该也有个“尽处”。朱熹自述说：“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
在中国古代的天文研究中，浑天仪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工具。在《宋史·天文志一》中记有“朱熹家有浑仪”，可以推断出朱熹确实利用浑天仪研究过天文学。在1189年朱熹给弟子的一封信中，朱熹说一位姓赵的人在福州市用浑天仪测试北极离地面的高度是20度，而自己这里的测试高度却是24度，另外一人在“岳台”（地之中心）的测试结果则相差八度。他对这样不同的测试结果感到很奇怪。
朱熹不仅收藏浑天仪，还从自己的研究出发，探讨过对浑天仪的改进等问题。1186年，朱熹在《答蔡伯静》中详细地描述了自己设想的一种可以使人进入其中观看天文现象的庞大的浑天仪———“假天仪”。他设想设计一个球体类似天球，在球体内部标上星辰的位置，而人能进入球体内部，随着球体的转动人便可以随之观察星辰。当时对于太阳，地球和月亮的关系以及月球的变化，只有沈括做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朱熹通过独立研究和思考，接受了沈括的科学见解。
在《朱子语类》中有内容讲到朱熹在家和弟子安卿和黄义刚讨论北辰（北极）的准确位置，他们还利用浑天仪观测，并得出北极并非北极星所在的位置。朱熹对雨的形成解释为：“阳气正升，忽遇阴气，则相持而下为雨。”认为雷的形成是：“只是气相摩轧。”还解释了虹的形成：“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气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气了。”朱熹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理解，是接近科学的。
朱熹时代，科举已成定制，天下学子必须读四书五经六艺。朱熹却教学生们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尤其是《尚书》中的《尚书·禹贡》，它是中原地区最早的地理志。在朱熹时代，学界公认《禹贡》是大禹所作。朱熹告诉弟子，大禹当年管辖的范围很小，其它很多地方他也没亲自去过，只能是收集传说，并不准确。时代过了这么久，很多河流本身改了道，很多地名早就变了。与其空背《禹贡》，不如学当代地理更有用。
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宋史•艺文志》中著录的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主要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昌黎先生集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资治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门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朱熹的思想与其个人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朱熹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生于福建省尤溪一个儒学世家，深受儒学熏染。同时，朱熹家人也多虔诚信佛，其父朱松耽好佛典，经常与净悟、大智禅师讨论佛典，在家通经参禅。朱熹的母亲，外祖父、舅舅等人也都信仰佛家学说。因此，朱熹自幼便是在一个儒，佛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这对他日后的思想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朱熹之父朱松临终之前，将家事托付于好友刘子羽，并将朱熹的学业交予给刘子翠，刘勉之，胡宪三位，这四位友人都是武夷山一带的儒学名家，却都喜好佛学，是儒佛兼修的名士。这几位名士都好交往于僧人，时常便会带上朱熹同行，这使得朱熹对佛学耳濡目染，对佛学开始产生极大兴趣，同时他也随之结交了许多僧人。其中对朱熹影响最大的是大慧宗杲禅师及其弟子道谦开善。朱熹24岁至28岁期间在同安任职，在此之前，他受佛老思想影响较深，而在同安的四年间，却经历了“逃禅归儒”的过程，这与他在赴同安途中拜访李侗有很大关系。
朱熹初见李侗时，曾向他大谈自己对佛学的理解和感悟，并分享了自己与道谦、嗣公禅师多年来讨论老佛玄说的经历，以展示自己近十年来在佛学领域的成就和感受。然而，李侗并不认同朱熹所谓“悬空理会”的“无限道理”。他劝朱熹多看儒学圣贤书，认为“道亦无幽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当时，朱熹虽然心存疑虑并不服气，但他的思想已经开始发生转变。此后，朱熹再次拜李侗为师，开始了从主“悟”到主“静”，再到主“敬”的艰难转变，并逐渐构建起理学的思想体系。在任职同安区期间，朱熹进一步理解了儒学中“理一分殊”的道理。他在同安做了很多实事，并最终体会到为官应该“务实”，而非佛老所主张的“清净无为”。此后，朱熹坚决排佛，视作异端，痛加抨击。他觉得佛教有伤风化，不赞同佛教丧葬仪式，坚决反对火葬。在漳州市任官时，曾禁止妇女出家，不许寺院日夜聚集信众，也禁止以祈福为名敛财。但是他日常则亦与僧人交往，吟诗酬唱，没有门户之见。
朱熹相信鬼神存在，但平常不肯进入庙宇，认为不合义理。朱子也请人看风水，但不迷信，也用《易经》占卜求。1195年，朱熹曾撰万言奏疏，声援被贬的赵汝愚，弟子极力劝阻，以免得罪韩侂胄，结果朱熹依照了占卜结果，放弃上书。
明末史学家黄宗羲在鹅湖之会中评价：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致知说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
宋朝道学家黄干的《朱子行状》曰：“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他还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着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着。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着。”
清朝文学家全祖望称朱子学“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读朱熹《朱子语类》《四书集注》时批注说：“贯通大本大源”，“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尊崇朱子，始终如一，晚年撰百万言《朱子新学案》，开宗明义即谓：“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
明朝著名文学家徐渭在《评朱子论东坡文》中指责朱熹只是要人说他是个圣人，并无一些破绽，所以做别人者人人不中他意，世间事事不称他心，无过中比求有过。
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胡道静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胡适也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说，朱子本人便是一位科学家。”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相当肯定的。他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并对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李约瑟还认为“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比西方早出四百多年。
现代教育家张在军认为朱熹所主张的大学教育，始于读书，终于修身，这叫作“下学 上达”，又称作“由博返约”，他继承了孔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 的思想。在修身过程中，朱熹尤其重视“慎独”“节情”和“忍”的修 养功夫。朱熹提出的道德修养标准是出于维护当时封建制度的需要，但他强调培养人的道德自我评价能力和自我克制能力的 主张，就道德教育方法而论，却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西北大学理学与文学教授张文利认为：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 被称为一代理学宗师。他继承先秦孔孟的儒家思想核心，发展二程伊洛学说， 吸收北宋其他理学家的思想，甚至出入佛老，广泛汲取各家学说义理， 建立了体大思精的理学思想体系，形成有重要影响的学派。
韩世忠和朱熹都是南宋时期的名人。韩世忠是一位武将，而朱熹则是一位文人。他们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他们都是南宋时期的名人；第二，他们都喜欢喝酒；第三，在喝酒时，他们都不太吃菜。韩世忠认为下酒小吃会破坏酒的味道，而朱熹则因为过于节俭而不点菜。朱熹和辛弃疾是好朋友。赵惇绍熙三年，辛弃疾去福建省做官，顺道拜访了朱熹。两人见面后，朱熹提议喝两杯酒，辛弃疾欣然答应。但是当酒端上来时，却没有菜。辛弃疾说：“干喝没意思。”朱熹想了想，让仆人用盐水煮了一碟黄豆。两人喝一杯酒，吃一粒黄豆。如果有人喝一杯却吃两粒黄豆，朱熹的脸色就会变得沉重。
朱熹相信风水的“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之说，他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恶。地之美则神灵安，其子孙盛。”朱熹的学生蔡元定，亦精于风水，二人常相互讨论。朱熹父亲的坟墓曾三次迁移，其母坟(葬于寒泉岭，称“仰天湖穴”)、妻坟、长子朱塾坟(葬于大同山，称“龙湖穴”)，自己的坟地(朱熹及其夫人合葬于黄坑九峰山，称“风吹罗带穴”)，都是他自己亲自选的。
南宋淳熙九年（1182），台州市知府唐仲友为严蕊、王惠等四人落籍，回黄岩区与母居住。同年，浙东常平使朱熹巡行台州，因唐仲友的永康市学派反对朱熹的理学，朱熹连上六疏弹劾唐仲友，其中第三、第四状论及唐与严蕊风化之罪，下令黄岩通判抓捕严蕊，关押在台州和绍兴市，施以鞭笞，逼其招供。严蕊宁死不从，并道：“身为贱妓，纵合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此事朝野议论，震动赵昚，孝宗认为是“秀才争闲气”，将朱熹调任，转由岳飞后人岳霖任提点刑狱，释放严蕊，问其归宿。野史《二刻拍案惊奇》认为朱熹是为了争夺严蕊不成才扯出这些风波的，这是反理学的表现。而根据今天学者束景南教授则认为唐仲友确乎有贪污罪行，《夷坚志》中的情节很多是虚构的，但仍未有足够证据证明严蕊之事纯属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