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10 17:17
王东培江宁区（今南京市）人。字东培，以字行。号寄沤。书斋曰：岁寒山馆。王东培先生是南京近代诗书画印全面修养的艺术家。
王孝（1875—1947），江宁（今南京）人。字东培，以字行。号寄沤。书斋曰：岁寒山馆。王东培先生是南京近代诗书画印全面修养的艺术家。一生不趋权贵，在乱世浊流中坚持操守，毕生追求艺术，追求真善美。他门生弟子众多，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
南京自孙吴建都以来人文荟萃，堪称文化之邦，也是书画家云集之地。近代艺坛更趋繁盛，书画家辈出。民国年间南京市书家中，以王伯沆、王东培最负盛名，时称“二王”。
王东培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父王藩，字柳门，工诗文，所作“清矫拔俗，自成一家”。著有《剑青室遗稿》。东培受家庭濡染，文字修养深厚，善书画、治印。先生少时随父宦游浙江杭州、宁波市等地。1895年自浙归里应童子试，“得亲炙金陵诸乡贤前辈龚艾堂、顾石公、司马晴江、秦伯虞、陆嬴生、陈凤生、贾子元等二十余位工诗文、精书画者”（《乡饮脍谈》）。1903年乡试中举（光绪癸卯科），领乡荐后亦在浙江省盐务处任职。其父病故后耳闻目睹官场腐败，耻与同流，不愿再入仕途，遂奉母返回故里。在家乡先后任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省立回师、东南大学教席。抗战时流离转徙，避地四川江津。胜利后返回南京市鬻书画以自给，1947年在南京病故，享年74岁。
王东培先生执教“严而慈”，爱才若渴。海内学界、艺坛不少人出自先生门下。杰出者如唐圭璋、吴白陶、沈子善、童雪鸿、李味青、毕伽佗等。先生教学闲暇倾心于诗词、书画、篆刻。生平著述甚富，已刊有《一澄砚斋笔记》《里乘备识》《乡饮脍谈》《北窗琐识》《游梁杂识》《红叶石馆诗词抄》等。
东培先生学术成就，应首推其诗词。他与仇埰、石云轩、孙阆仙号称“蓼辛社四友”。王东培雅好集古今名家词集，藏书甚富。喜吟咏，尤致力于词。对诗、词、曲，上自《诗经》、《楚辞》，以迄唐宋元明清，广泛研究，沉思翰藻，洞晓音律，以长短句著称于世。时人评其词“境界如岁寒孤松，挺拔冷峭，比之南宋作家，无多让焉”。
他在教学之余喜与友人漫游南京市城郭内外的山水名胜，龚贤故居、鸡鸣寺、石头城是他们集会、吟咏、书画之所。他有《百字令》词：“己巳夏，偕大浩山人程伯臧、张二树、杨复明登扫叶楼，作书画，感赋一阕：一年容易，又登临，懒看江山如画。认取斜阳无限好，犹指翠微西挂。落叶纷纷，无人肯扫，此是当年话。行将收拾，旧时巢燕休假。遮没胜事无常，幽人可约，藉忧心写。余枝挥毫，能事促，卖艺如东庄社（吕留良常约黄鸪等卖艺作东庄小启）。腕底尘飞，鬓边劫重，岂共沙虫化。欲论桑海，倚楼听我歌罢。”
抗战期间，南京市沦陷，他避地四川江津，忧国怀乡是他此期诗词主调。流亡中每至一地皆有题咏。他自辑为《姑溪吟》《穿峡集》《隐几集》《沾巾集》《倭杂诅》等，皆此期诗作。平时他常吟杜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市向洛阳市，”寄托抗战必胜的信念。即至风云突变弹雨纷飞之际，身处逆境，仍寄情于翰墨：“每日晨曦乍露，山室香清，握笔临书，萧条自得。亦有墨迹未干，惊魂乱驶。屋瓦弹雨，丁丁碎响。”（《又自叙所书》）
1945年日本投降，东培先生挥毫作《瓦壶梅花图》，并题诗：“甫到晓钟春已回，千门万户笑颜开。几家亦有迎新意，买得瓦壶插野梅。”自川返宁后，得巴山蜀水滋养，他的书画诗词更益精进。回宁不久，他为词人仇埰（字述庵，书斋名鞠斋）画《鞠讌斋填词图》，并题“卜算子”一首：“身世幕云遮，只望西楼月，满眼尘扬起海东，孤愤屈原托。八载劫中过，梦笔花生秃。倩写幽情检韵时，夜雨茁薇蕨。”这首词隽语短章，含蕴无限。八年离乱噩梦难忘，重返家园后他曾书赠友人一副楹联：“一历劫灰惊八载，难忘风雨阻山河。”
他的诗比词作数量少，但亦意境清新，隽永可诵。如《游雨花台戊辰清明》：“出郭迎新霁，群山列笑屏。村云都护绿，野鸟乱飞青。茶薄休评水，绵轻犹憩亭。年年当此节，因雨不曾经。”
东培先生生处乱世饱经沧桑，晚年蛰居城南陋巷，深居简出，潜心书画。生活虽清贫，但染翰挥毫使他解忧和陶醉，忘却人间一切烦恼。他在《又跋自书》中说：“黄梅雨气，直逼萧斋。倦坐又思睡，振起弄翰。煮茗一瓯。相对临池，笔势飞舞，与风雨为动荡，恍惚如游太虚幻境，无人间烦恼，忧我五中。”
王东培先生的艺术成就，以书法为最。真行篆隶四体皆备，尤以行楷著称。他的行楷骨秀神怡，飘逸洒脱。笔笔有来历，书卷气浓厚。
东培先生少时受家庭濡染，喜爱诗文书画。十四岁从父命临写家藏《淳化》、《大观》帖。早年客居杭州市、宁波市等地时从县黄安舒游，先学篆书，并治小学。与当地书画家沈筱波、施亦秋、程浣之、王杏楼均有交契。他早年在杭州时甘于寂寞，不趋时尚：“客杭州时，终日处小楼，除作书外，盖无余事。门以外冠盖纷扰，利禄争攘……而余乃百无一为，灾纸秃翰，以为娱乐。”（《北窗琐识，汇订杭州所书自叙》）可见他青年时期专心务学，不赶时髦，才有以后艺术成就。1911年，东培先生自杭归里常与李瑞清、张金鉴、张通之、杨复明、马石楼、商衍鎏切磋书艺。
清末民初碑学仍占书坛主流地位，东培先生没有随波逐流。他对金石碑版虽也尽力探讨，但他倾心于帖学，一生也得力于帖学。他有一副自撰联：“汉白元朱丽贞石，柳骨颜筋铸金体。”说明他对金石碑版、法帖、玺印的广泛兴趣。
他的篆书作品传世较少，他“集汉武氏祠题字，以小篆书之”的一副楹联，用笔生拙，颇有意趣。他在《跋胡晚晴先生篆书》中说：“乾嘉时作小篆书，多矩于李阳冰、钱十兰、桂冬卉、孙渊如、钱梅溪先生是也。于是上蔡县廉悍峻刻之气概，一变而为安排妥当，古意虽不逮，用笔恬静，结构严密，固自然有法。”（见《北窗琐识》）他在《钮嘉篆书楹联跋边》中说：“吾未尝识钮先生，而知此篆书之妙。盖能摹吉金文字也，与吴耘庐用笔同，耘庐为钱竹汀高弟，作篆拙于用笔，而神于用墨，得古竹书之味。吾尝谓以豪笔出篆，究不入古，而又若作真书，极意求工之，诩曰：是斯、冰也；则亦斯、冰而已。”
他的隶书常以篆法为之，写得古雅不俗。他说：“近临金农隶书，用笔取篆法为之，敛锋侧下，有云雁回翔之致。作篆隶二十年，乃仅仅增此一境，意嘻难矣。”（《自跋所临分书》）
东培先生自辑有《红叶石馆临古今名人法书》两巨册，为其中、晚年日课之精粹。从中可见其师承之广及书艺特色。翻遍全书，百家纷呈，书史上的一些卓有成就的书家：王羲之、王献之、钟繇、禇遂良、颜真卿、李世民、欧阳询、李邕、徐浩、米芾、赵孟頫、倪瓒、黄庭坚、陈奕禧、王文治乃至书画家石涛、金农、恽南田等家书作，他都曾悉心临写，从历代前贤作品中汲取养分，尤得益于二王、禇遂良、黄山谷诸家。东培先生对前人作品勤于摹习，但更多是读帖，从中比较鉴别。他认为，“临帖宜多，读帖宜熟，离帖尤宜自立。”（《又评学生书册》）他认为临摹中要以已所临与法帖相比较，也要以自己习作前后互相比较才能不断进步。他说：“学书与比较书法有以异乎？曰无异也。比较书法，而优劳自勉，学书不外临摹，亦比较之一端耳，与碑较，则谓之学书，与书法比较，则谓之临摹一助。亦无不可学。生积聚自己所书而存之，将以自与自比，自与自较，吾谓进步，当益远，勉之勉之，早日成之，毋自画，毋自懈。”（《丁显曾书册题专》）他对碑帖力求领悟其内在情性，得前人精髓，不拘于原作形迹，从而把握传统的内涵。他在《钱南园先生法书真迹书后》中说：“学鲁公书，能探索于精髓，不徒在迹象间，又能自拔一帜以登坛，五六百年来东注一人而已。今观所书，突过古人，是其加人一等处。”他还谈到学颜书，要于“拙”处留意。“学颜（真卿）书当于拙处留意，不可全取巧处。此为学颜者真传。或曰：拙不易学，亦何必学？不知天下事，皆于极拙处见巧，拙者巧之阶。越阶而趋，行道有戒心。学书之道，亦犹是也。”（《评孟昭范书》）辩证地说明了“巧”与“拙”的关系。他又说：“初临颜字，未有不恶其拙涩者，久之则笔画不敢苟袭矣。初看颜字，未有不虑其生硬者，久之则转捩不觉活动矣。何以故？曰凡造诣之精者，决不骤迎合人之心性，与之融洽，自然有功效。”(《又评学生书册》)。
艺术贵在自然，书法亦不例外。他在《自跋所书》中说：“作为以不事做造为最上乘，腕底风生，人不知而不愠，有君子之道焉。”他喜爱明朝人“处处露风骨，神情飞动”的书法。“吾尝谓明朝人书法，处处露风骨，脱胎于国初，承述于元季，似皆得李泰和精魄、王逸少面目。阳明山人以学术功名显，而字迹亦犹夫人甚矣。明代志士之风骨，可想见矣。此纸神情飞动，可敬可爱。”（《跋王阳明书卷》）东培先生虽倾心帖学，但对碑学也很重视学习：“述（仇埰）近获墓志多种，持此拓语余曰：子知近人张裕钊书法所从来乎？出于此。相与叹赏。因喜述盦鉴衡之密也。濂亭晚年所书，余曾谓其如织女舞，冷峭隽秀，人不易学，而极快眉宇。”（《跋王仲堪墓志》）他在学碑实践中能化刚为柔，融会变化，不露痕迹。他在《沈亭吾临张猛龙碑注后》中说：“《石墨镌华》谓此碑已开率更（欧阳询）、永兴（虞世家）之门户，是就其敛锋言之。至能化刚为柔，则登善（禇遂良）之能事尽矣。有唐一代书手，大率可悟其源。近人学魏晋人书，狂怪怒张，不明开先裕后之由，无或訾之者，迂之者之多也。亭吾先由平原寻轨，进而求之邃密，不能书若予者，已刮目相看矣。”他认为书法以韵胜为难得。
他在总结个人学书经历后，得出“四宜”、“二不”的经验之谈。“余自三十以后，才知书法之难。四十以后，以为书法由难而易。自今以后，又知向之所谓难，非也。所谓易，尤非也。盖余乃知已往之所书，千万笔中不过一二处有合。殆犹入室才趄于门，欲升堂而仍旧未升阶，亦可怜矣。然则如之何？曰宜洗俗气，宜寻妙境，宜神游高寒，宜墨洒空灵；不徇众人之见，不落古人之后，恢恢乎有余，诰乎无垠。奔放洪流，如履平地，飞舞层巘，如鼾卧榻。放之则大拟擘，束之则小比蝇头，无往不利，无道不宜。”（《自跋所书》）他把学书之道归纳为“三持”：“在乎持久，在乎持敬，在乎持勉强。三者坚持，自然有极大效验。”（《题张耀庚字册》）他还认为，作诗文重言外之意，作书重笔外之境。作诗文要言简意，作书也应笔墨精洁。
东培先生酷爱篆刻，限于家境，有些只能抚拓或双钩，自存一份钩摹本，以为欣赏学习之用。
“酷爱印，无力买，灯前席上，悄然有见，倩双钩法，或抚拓之。喟然曰：瓶罄不知耻，奈之何，陶然寻醉，混沌氏之民耳。此沤（东培）境自娱之乐，虽封侯不易也。”（《自题印集》）
东培先生不以篆刻名世，治印仅限于书画上自用，或应友朋之请而刻。故时人知者甚少。他自辑有《三不同室印存》册。所谓“三不同”：“其一左手运刀；二不拘石质；三不鬻末艺”。先生早年刻印颇丰，经倭劫所存无几。从其现存印作看，其篆刻风格多姿多彩，入印文字取资丰富。若与同时印人丁二仲（丁生于1868年长东培六岁）相比，王印风格雅正，丁印个人面目强烈。又因他从不鬻印，所以流传少，影响自然要小。东培谨守传统，但追秦仿汉中市能有自己的精神意象。先生文字、书画造诣深厚，故其治印分朱布白变化雅致。如白文“彬士大利”（图1）及朱文“济民”（图2），两印皆法吴昌硕，唯气势较吴稍弱。白文“福庆长寿”（图3）得汉铜印浓厚拙朴之趣。白文“蒋维乔印”（图4）与朱文“竹庄别号因是子”（图5）为对章，白文系拟汉铸造印风格，端庄典雅，朱文则刚健婀娜。中间“号”字，末笔似欠妥。东培先生视治印为“难事”，他说：“雕虫小技，果能此道，亦未易言矣。余治印稍久，能事之受迫促，殆三十年。而不屑以之名，故于技无精进，盖视为难事，又始终如一也。近代作家钝丁、山堂、寿门而外，厥推叔盖、曼生、顽们而已。益甫精彩飞动尚矣，但不善学者多，惟吴老能变化，余亦瑕不掩瑜。非无作者能自审择之，则思过半……”（《陈阜如刻印刻竹题所著》）他还认为“篆刻是金石学之一，极难。极毕生之力不得工。何以故？曰智力者居其半，学力者居其半，二者不得兼，则难矣。”（《叙友人印谱》）他这种观点与赵之谦相近。他认为提高学力在于下述“三宜”：“宜多读古篆籀之书，宜多作古篆籀之字，宜多看秦汉人之名印，宜多探名大家之秘诀。”（《叙友人印谱》）。李瑞清是硕学高士，年长东培八岁，两人交往甚笃，惺惺相惜。东培佩仰道人，为其治印颇多。1913年东培为其作印，边跋曰：“于戏，公为道士，是谁使之。君子曰：天地闭，贤人隐，此其时。公有遗爱，江南旧民聊献所私。岁在癸丑暮春之初，王安石几席。”（《北窗琐识》）李瑞清故后葬牛首山。东培笃于友情，先后绘《晓霭堂图——清道人临池处》及《清道人墓》两图，对页有题诗和跋语，以纪念赵之谦先生。他对忘年交胡小石非常器重，已未（1919年）年夏五月东培自刻“岁寒山馆”白文印。边款中记：“小石来谈，相与。”均交厚诚挚之语也。
1941年傅抱石先生致函东培先生，并示近印存一册，内收十余方印多为廖季登等友人作，姓名印上有抱石先生小楷题跋，是抗战期间艺坛珍贵史料。
东培先生书法篆刻成就不凡，绘画亦卓然成家。先生工山水、花卉，以山水成就较高。他的山水画染入古，清拔超俗，尤擅写梅。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