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6-06 21:33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年4月4日－1996年3月3日)，原名玛格丽特·多纳迪厄(Marguerite Donnadieu)，20世纪法国知名小说家、导演与剧作家，主要作品有《情人》(L'Amant)《英国情人》(L'Amante anglaise)《印度之歌》(India Song)《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等。
1914年4月4日，杜拉斯出生于法属印度支那(Indochine)的一个小学教师家庭，父母都是来到殖民地的法国人。7岁那年，杜拉斯的父亲去世后，杜拉斯短暂地回到法国，随后跟随母亲辗转于永隆(Tỉnh Vĩnh Long)、胡志明市(今胡志明市，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等地，并遇到了第一个中国情人。直到1933年，她前往巴黎(Paris)读书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印度支那。1938年，杜拉斯入职殖民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抵抗运动，在1944年到1950年间加入法国共产党。此后更是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及“五月风暴”等政治事件中积极发挥作用。
1944年，杜拉斯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说《厚颜无耻的人》(Les Impudents)。在1950年发表《抵抗太平洋的堤坝》(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大获成功后，杜拉斯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在小说、戏剧与电影等多个领域各有建树。1984年，杜拉斯以自己在印度支那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创作了自传体小说《情人》。1996年3月3日，玛格丽特·杜拉斯逝世，享年82岁，葬于巴黎蒙帕纳斯(Quartier du Montparnasse)公墓。
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过程中，杜拉斯不仅写下33部小说，创作了11部戏剧，而且执导了19部电影。她凭借《情人》在1984年摘得法国文学的桂冠——龚古尔文学奖(Le Prix Goncourt)，且其执导的《印度之歌》《孩子们》(Les Enfants)等影片也凭借其独特性、试验性多次在戛纳电影节、法国凯撒奖以及柏林电影节上获奖。
杜拉斯的父亲是亨利·多纳迪厄(Henri Donnadieu)，祖籍法国洛特-加隆省(Lot-et-Garonne)，在第一段婚姻后拥有两个儿子。他来到印度支那后，担任数学教师、校长，成为当地南非白人社会贵族的一员。杜拉斯的母亲玛丽·勒格朗(Marie Legrand)则出身农家，来自法国加莱海峡省(Pas-de-加来)，在小学教员师范学校求学，拥有充沛精力，虽然在法国已经结婚，依旧前往殖民地的教育机构任职。
1909年，在两人的配偶都去世后，玛丽嫁给了亨利，在嘉定市(即后来的越南西贡，今天的胡志明市)组成了一个教师家庭，并先后于1910年、1911年以及1914年生下大儿子皮埃尔(Pierre Donnadieu)、二儿子保罗(Paul Donnadieu)和小女儿杜拉斯。杜拉斯童年一直跟随父亲辗转于河内(Hanoï)、金边(Phnom Penh)，无法去学校念书，只能白天在家中由仆人照顾，晚上由母亲指导。1921年，亨利因病回到法国杜拉斯镇(Duras)的房屋，随后去世。次年，年仅八岁的杜拉斯跟随母亲第一次回国，来到亨利的普拉提耶(Platier)庄园，在这里她感受到与自然融为一体，逐渐熟悉法国并入学了一段时间。
1924年，一家人登上返程的轮船。在回到印度支那后，杜拉斯一家在金边经过短暂的停留后来到了永隆。母亲在这里担任女子学校的校长，杜拉斯也在永隆享受着宁静的乡村生活，并初次诞生了成为作家的愿望。1928年，因母亲成为沙沥(Sadec)女子学校校长，一家搬到沙沥。大哥皮埃尔是母亲唯一偏爱的长子，经常欺负保罗与杜拉斯，偷甚至抢母亲与弟弟妹妹的钱去吸食鸦片。而母亲对杜拉斯的打骂也是稀松平常。1928年底，杜拉斯来到属于母亲的太平洋边的土地，和保罗一同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但对母亲来说，这里见证了通过种植实现富有的愿望的破灭。
1929年，15岁的杜拉斯被母亲送往胡志明市的中学就读，不仅在学校逐渐展露自己的写作天赋，而且遇到了胡陶乐(Huynh Thuy Le，又译李云泰)——她的第一个中国情人。胡陶乐是当地富有华商之子，对玛格丽特一见钟情。在金钱与欲望的驱使下，杜拉斯献出了自己，和胡陶乐沉溺、玩乐。情人变成了交易，杜拉斯与她的家人不断向胡陶乐索取，以期过上好的生活。杜拉斯逐渐爱上胡陶乐，但在这段关系维持了两年以后，这个生长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男人终究无法脱离自己的家庭，只能应父亲的要求与未婚妻成婚，并给了相当一笔钱，让杜拉斯一家足以回到法国。
1931年6月，杜拉斯一家来到巴黎后，杜拉斯在西昂西亚中学就读，经历了一次堕胎。每天回家后，大哥都会搜她的口袋，拿他让杜拉斯从同学那里偷来的钱。1932年9月，杜拉斯跟随母亲回到印度支那，并在通过中学会考后，拿到哲学业士文凭，并于1933年10月前往巴黎就读。1933到1936年，她在巴黎法学院拿到了学位，并在这里展开了许多大胆开放的恋情。
1935年底，因为发生在杜拉斯那栋楼的一场火灾，杜拉斯遇见、爱上了让·拉格罗莱(Jean Lagranollet)，并迷上了戏剧。两人虽然恋情甚笃，但拉格罗莱忧郁的气质与性格缺陷令杜拉斯逐渐厌倦与恐惧，并与其挚友罗贝尔·昂泰尔姆(Robert Antelme)坠入爱河。这被拉格罗莱发觉，并企图自杀，而罗贝尔陷入自责后也举枪自杀。最终经过调解，拉格罗莱独自离开旅行。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1938年夏末罗贝尔离开巴黎去参军后，却收到杜拉斯的电报“要嫁给你。回巴黎。停下。玛格丽特。”罗贝尔当即请假回去。1939年9月23日，在巴黎第十五区区政府，两人举行了结婚仪式。当晚罗贝尔就离开巴黎。
1938年6月9日，玛格丽特进入殖民部工作，担任助理，由于出色的工作得到晋升，先后担任法国香蕉宣传委员会的助理，再到种植委员会、茶叶委员会，并被调到殖民部互通消息处，成为芒戴尔(Georges Mandel)的新闻专员，负责起草、宣传殖民部的对外事务。期间，她按芒戴尔的要求，写成《法兰西第一帝国》(L'Empire Français)这本关于殖民地的书。1940年4月25日，《法兰西帝国》出版。
1940年6月，在巴黎进行大迁移的过程中，杜拉斯进行逃亡，并在1940年8月，回到了巴黎，不久后与罗贝尔劫后重逢，居住在圣伯努瓦街五号(5th，Rue St. Benoit)。9月30日，她离开了殖民部，开始写作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塔纳兰一家》。
1941年秋末，杜拉斯怀孕了，但由于心理压力与二战时期短缺的物资条件，这个男孩一出生就死了，令杜拉斯痛苦不已。1942年7月，杜拉斯进入书籍组织委员会工作，在出版证检查分配处做秘书，有一个四十多人的阅读班子。1942年11月，杜拉斯遇到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的审稿人迪奥尼斯(Dyonis Mascolo)，对他一见钟情，并断开与其他情人的联系。数月后杜拉斯将迪奥尼斯带到罗贝尔面前，两人一见如故，互相倾佩，建立起长久的友谊。1942年末，在出版《无耻之徒》(原名《塔纳兰一家》)时，杜拉斯抛弃了自己的姓氏“多纳迪厄”，改为“玛格丽特·杜拉斯”，以期和家里，尤其是拉皮条、经常来偷钱的大哥彻底决裂。
1943年，罗贝尔与杜拉斯积极参与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组织的“抵抗运动”。1944年6月，罗贝尔被盖世太保抓进集中营，杜拉斯想尽办法打探消息，并求助于警署人员查尔斯·戴瓦尔。杜拉斯希望和他发展出交情，将丈夫救出来，但这交往却逐渐变味，两人见面次数越来越频繁，但并未得到有用的信息。
1944年，杜拉斯秘密加入法国共产党，全心投入党的事业，每周末尽职尽责在街道卖《人道报》(L'Humanité)，并且一次不落参加722小组会议。然而此后数年，杜拉斯等人所推崇的言论自由、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与当时法国党组织所期望的截然不同。杜拉斯在担任维斯康蒂街党支部秘书时看到更多的，是党组织内部的派系林立、教条主义与致命的神圣性。由于维护好友艾里奥(Elio Vittorini)所持有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不同看法，杜拉斯等人与法国共产党的矛盾日益显露。
1944年12月28日，杜拉斯出版了第二部小说《平静的生活》(La vie tranquille)，该作品大部分写于1943年玛格丽特·杜鲁门与罗贝尔前往杜省(Doubs)度假时，融入了玛格丽特听到小哥哥保罗死讯后的痛苦感受。
1945年4月，杜拉斯终于得到丈夫还活着的消息，此刻他瘦到只有35公斤，身体状况非常糟糕，5月被救出集中营后，杜拉斯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照料了数月才逐渐康复。而杜拉斯在迪奥尼斯的退却与自己对爱的渴求中痛苦万分，最终迪奥尼斯向罗贝尔坦诚了与杜拉斯的一切。罗贝尔与杜拉斯转而成为友谊关系，三人仍生活在一起。
1945年，杜拉斯和罗贝尔建立了世界城出版社(Cité universelle)，可惜因为缺乏资金，仅仅出版了三本书，在两年后就关闭了。
1947年4月24日，由于杜拉斯怀上了迪奥尼斯的孩子，在杜拉斯的坚持下，罗贝尔与杜拉斯离婚了。6月30日，杜拉斯生下了男孩乌塔(本名让·马斯科罗，Jean Mascolo)。孩子的出生，让杜拉斯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母亲，并放弃了已经开始写的《泰奥多拉》手稿，转而在1947年开始创作《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并在1950年正式出版，广受赞誉，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提名。
1948 年春在拉法耶特街 120 号(No.120，Rue de Lafayette)举行的党内会议上，杜拉斯、罗贝尔、迪奥尼斯三人组对党内的斯大林主义展开了猛烈抨击，被党中央是视为“工人阶级中不适宜的知识分子”而受到打压。1950年1月杜拉斯主动退出法国共产党，同年2月16日，法国共产党决定开除杜拉斯的党籍。
杜拉斯与迪奥尼斯始终未婚，1950年，她看到自己的爱得不到充分的回应，在癫狂过后激情也逐渐冷却。1952年，就出版了饱含此时情绪的作品《直布罗陀的水手》(Le Marin de Gibraltar)。随后接连出版《塔尔奎尼亚的小马》(Les Petits chevaux de Tarquinia)《成天上树的日子》(Des journées entières dans les arbres)等小说，基本一年一部作品。
1954年法国当时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爆发起义，要求独立，被法国当局拒绝，随后爆发战争。在杜拉斯、迪奥尼斯等人的倡导下，1955年秋，“圣伯努瓦街小组”创立了“反对继续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知识分子委员会”。10月，杜拉斯和其他三百个知识分子及艺术家在反北非战争请愿书上签名。11月5日，成员齐聚巴黎园丁大厅，呼吁停止镇压，杜拉斯提出，一是拍摄一部反映法国北非人生活的片子，二是拉拢更多画家参与。杜拉斯收留“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为他们提供藏身之处，并用各种方式对专制、迫害以及殖民的不义之举加以揭露。1956年1月27日，杜拉斯参加瓦格拉姆会议，鲜明表达反殖民的立场。1957年，知识分子委员会宣告解散。1958年5月开始，知识分子们回来了，帮迪奥尼斯筹办了《7月14日》(Le 14Juillet)杂志。随后杜拉斯等人共同发表了《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命令的宣言》，在整个欧洲流传，最终遭到法国当局的镇压，甚至由军事法庭起诉并抓捕了多人。最终1962年7月，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的主权。
1956年9月17日，在香丽舍剧院(Théâtre des Champs-Élysées)，上演了杜拉斯的第一部戏剧《街心花园》(Le Square)。
1957年，导演阿兰·雷奈(Alain Resnais)正筹备一部长胶电影。他对杜拉斯的文字一见钟情，在与其谈了五个小时后，决定向杜拉斯约稿。杜拉斯第一次撰写电影剧本，在得到导演鼓励后，写成了《广岛之恋》。这部电影最终相当卖座，曾被戛纳委员会建议代表法国参展，因政治问题而被拒绝。。
在这段感情中，杜拉斯逐渐摆脱了对诸多文学名家的学习、依赖，转而仅相信自己，即她所谓的拐向真实之路。1958年，通过出售《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电影版权所得，她买下了诺夫勒城堡。同年，她首次将自己的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琴声如诉》一共写了八稿，两年后才出品，但杜拉斯自己否认了这部电影，认为导演并未搞懂她的意图。
在20世纪60到70年代，杜拉斯在经济上有些拮据，却也进入了作品的高产期，她改编的戏剧剧本越来越多，不停地替电影界产出各种脚本，在报纸上写文章，还在电台做主持人。她开始探索能与写作平行的更多领域。与此同时，她也愈发受到文学界认可，自1960开始，在梅迪西文学奖担任了六年评委，也收获诸多奖项。
在戏剧方面，杜拉斯的许多作品被陆续搬上舞台，比如1961年4月重新上演的《街心花园》、1962年的《树上的岁月》、以及1963年的《塞纳一瓦兹的高架桥》(Les Viaducs de la Seine-et-Oise)等。1965年《音乐》(La Musica)上映，同年上映的《沙迦王国》与喜剧《水和森林》(les Eaux et Forêts)，由于晦涩与充斥着文字游戏，而结果较为惨淡。杜拉斯也被评为没有搞笑天赋，黑色幽默少有人能看懂。于是杜拉斯以对话小说的方式完全改编了1959年出版的《塞纳-瓦兹的高架桥》，创作出了侦探小说《英国情人》。1968年，这部作品被搬上舞台后，获得了评论界的诸多赞赏。
在自己的作品外，杜拉斯也参与了许多戏剧改编，如1961年和罗伯特·安泰尔姆(R. Antelme)合作改编《阿斯珀恩的证件》(Les Papiers d'Aspern)，1962年和詹姆斯 • 洛德(J. Lord)合作改编《丛林猛兽》(La Bête dans la jungle)以及改编了史特林堡(A. Strindberg)的《死亡之舞》(La Danse de mort)等。
在感情上，杜拉斯逐渐认识到雅尔罗仅是利用她在文人圈里谋求更高的地位，且雅尔罗谎话成篇，经常行踪不定。虽然之前始终对他抱有幻想，但杜拉斯再难忍受雅尔罗对她的欺骗，独自住在诺夫勒，并以两人感情为原型写下小说《劳儿·维·斯坦茵的迷醉》(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最终在1966年2月22日，雅尔罗在与情人做爱时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同年，杜拉斯发表了《副领事》(Le Vice-Consul)，在没有更多写作计划下，她把目光转向了电影。
杜拉斯的第一部电影是1966年5月开拍的《音乐》，与保尔·瑟邦(Paul Seban)共同导演。第二部是与于勒·达辛(Julius Dassin)导演的《夏夜十点半钟》(Dix heures et demie du soir en été)，两部作品都不被评论界认可。杜拉斯决定完全由自己来操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导演，在《毁灭吧，她说》(Détruire dit-elle)的制作中，杜拉斯包揽了监制、导演、脚本创作与对话，在影片中用音乐来决定电影的节奏，运用了大量富含政治影射性的对话。这是一部真正要分析的电影，最终褒贬不一。
在1968年3月，法国学生多次抗议逮捕为反对越南战争而向美国在巴黎的产业投掷炸弹的学生，工人也掀起了总罢工，并在五月达到高潮。5月3日，巴黎的学生集会遭到了警察的干预，六百多名学生被逮捕，几百名学生受伤。1968年5月中旬，杜拉斯等人成立了“大学生—作家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将在提案和学潮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发表大量革命文章。杜拉斯重新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希望，她无视禁令，每天夜里都去听学生演讲，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游行活动。这种感觉让她觉得非常快乐，仿佛又回到了巴黎解放初期的状态。很快，法国政府就夺取了主动权，禁止6月初的示威与集会活动，并解雇了大批参与罢工的工人。
杜拉斯在70年代将主要精力放在电影制作上，拍摄了大量先锋、实验性质的影片。经过1973年在《恒河女子》(La Femme du Gange)中所实验的新的拍摄手法的启迪，杜拉斯在1975年拍出了《印度之歌》(India Song)。这部电影由70多个画面与500多句画外音组成，画面与声音的分离且彼此没有任何关系，打破了电影叙事的规则和语法，成为杜拉斯在商业上唯一获得成功的电影。在生命尽头时，杜拉斯说《印度之歌》是她唯一的电影。1977年，杜拉斯在三天内完成了《卡车》(Lecamion)的拍摄。在这样一部不像是电影的电影中，她不仅仅是导演、编剧，更是最重要的演员，这部作品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直到1985年所执导的最后一部影片《孩子们》(Les Enfants)，杜拉斯共拍摄了十九部电影，其中四部是短片。其后，杜拉斯的许多作品也被改编成电影搬上荧幕。
1988年10月，她动了手术后长期昏迷，直到1989年6月才醒。医生甚至询问乌塔是否需要中止呼吸，第二天杜拉斯却奇迹般醒了过来。她在实施气管切开手术后就失声了，扬始终陪在她身边。出院后几个月，她完成了《夏雨》(La Pluie d'été)，并将原本为《情人》电影而写的剧本改编为小说《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L'Amant de la Chine du)。
在生命的末期，杜拉斯逐渐停止了创作，开始隔断与外界的联系，白天看电视，晚上整理自己书架，仅由扬陪伴在身旁。1996年3月3日，杜拉斯由于肺病发作与全身衰竭，离开了人世。她的最后一句话是给扬的：“我爱你。再见。”杜拉斯去世时眼睛是睁开的，扬请来迪奥尼斯为她合眼。3月7日，葬礼在巴黎的圣日耳曼教堂(St-Germain-des-Pres)举行，并葬于巴黎蒙帕纳斯公墓。
杜拉斯喜欢以自己的家庭与个人经历为素材去勾画她的故事，如《抵挡太平洋的提坝》中，可以看到杜拉斯以其母亲为原型创造的一个母亲形象。她是个寡妇，担任小学校长，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她偏爱大儿子，把大部分遗产都给了他等，这些都脱胎自杜拉斯的真实经历。而在《劳儿·维·斯坦茵的迷醉》中，杜拉斯不仅将她与热拉尔·雅尔罗的感情写入其中，而且在出版前，劳儿情人的名字仍是热拉尔。杜拉斯的作品里常有一个“我”，通过写作她与自己相遇，在时光中凝视、遗忘、回忆，探索自己的内心、非理性的状态乃至形而上的冲动。
更为特殊的，是杜拉斯以印度支那为背景创作、以法国少女的爱情经历为线索去表现异国风情的小说。她从小生长于法属印度支那，熟悉当地风土自然，她将她在异国的童年经历、身所见所闻，都化作支离破碎的片段融入她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如《塔尔奎尼亚的小马》《副领事》《情人》等，这种追忆式的叙述童年在东方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是她大部分小说的主题。
杜拉斯的文学语言具有“极简主义”的特色，因为其作品往往在灵感乍现时，以近乎通灵的状态写就，即其自称“即刻写作”。她的文字不追求古典小说的炼句修辞，看似原始有如不知所云的呓语与魔咒，实际上是用字里行间的一击即中来打动人心，用新鲜奇异的语言表达着人生在世的不可思议。如在《琴声如诉》这部小说中，男人和女人在发生过情杀的小酒馆相遇，讨论情杀，再相遇，喝酒，讨论情杀，最后两人拥吻，然后女人离场。情节简单，字句清澈直白，叙事简练，却让读者在文字所创造的叙事幻觉之外，得以嗅到一丝人物“潜对话”下的心理与感受。因为语言在此似乎走到了不可逾越的表达尽头，也许没有什么比断续的语句和零碎的字词更能传达这种效果。正如作家兼记者克里斯托夫·提松(Christophe Tizon)所说：“在她的笔下有夜，有未加解释之物”。这种文字的表达方法让杜拉斯的写作风格显得十分独特，以至于人们只能用“杜拉斯式”这个词来概括这种写作形式。
杜拉斯的小说被大量改编为戏剧、电影，甚至她本人也成为一名导演，这与她文学作品中常见的电影化叙事是分不开的。杜拉斯习惯将电影中常见的色彩、光影运用在文学写作中，以光影为调度，安排画面，通过其变幻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向特定的情绪或动作。对音乐、音效的把控，同样是其谋篇布局的手法。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属于作品的主题曲，支配着故事的开头、发展、高潮和结局，较之画面更具表现力。在叙事结构上，她用细碎的语句铺陈出一连串时而细腻时而粗糙的意象，有如一台摄像机，任意隔行扫描、并置多个镜头般的画面和场景，造成小说如电影般“时空交错式”的结构。而这种任意通过情绪来串联，使其小说具有很强的画面感，最终为读者建构一个镜头般的想象世界。
杜拉斯的叙述风格看似自由，实则往往经过了精心的安排，在《情人》中从全书第一句“我已经老了”所带来的苍凉感，到最后一句“爱我一直到死”所带来的绝望，整个情感的变化都是在精确的控制之下。其叙述看似颠倒，故事以其恋情为主线，而她家的许多事情发生在恋情之后，却塞到主线中间进行讲述。这样一种时叙颠倒的技巧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多有使用，不仅让读者能把握住情节，提前知道副线结果，而且体现了一种艺术的逻辑。她将中老年对童年的追忆，加上了一层岁月的沧桑感，再用记忆的碎片将这股情绪串联起来，使小说兼具现代性与诗意。
杜拉斯还喜欢将过往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插入新的小说中，形成一种互文性，如《副领事》 中主人公绝望的爱和女乞丐，《印度之歌》 中疯女人的狂笑放歌。这些情节与人物的再现，既把杜拉斯的作品连接在一起，又构成女主人公生活的几个阶段。互文性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其“印度系列”的五个作品中(《 劳儿之劫》《 爱》《 副领事》《印度之歌》《恒河女子》)，对每一部作品的理解，都可以通过另外四部作品进行补充、扩展与交代。
杜拉斯诸多作品的主题，都涉及到不同阶层或不同社会圈子的男女相爱。如《琴声如诉》 中，杜拉斯描写了一个富有厂主之妻和一个厂里的旧职员之间的“恋情”，其酝酿而生的感情，面临着横亘其间的悬殊身份。而在《情人》中，则是叙述了一个贫困的白人女孩与富有的越南华人的结合，不仅是华人男孩受到家庭的阻拦，而且女孩作为殖民者阶层，还要面对社会与同阶层的压力，面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杜拉斯对于情爱的叙述，在冷静的文字之下始终掩藏着激情。她对一种诗意的、召唤式的情绪、氛围和场面能做到独到的把握，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意境，内蕴着矛盾、碰撞的激情，并在这激情中表现爱、孤独、欲望、疯狂和死亡，使得其笔下的情感富有张力。
首先，杜拉斯影片弱化了叙事的作用。在最初的《广岛之恋》《琴声如诉》等电影中，尚且还有桃色、悬疑等元素来抓住观众眼球，而到了《黄色的，太阳》之后，杜拉斯开始弱化影片中的叙事，影片更重视隐喻与态度，而不再讨好观众。其作品跳出了现实主义的成规，经常充满表现记忆的画面，以及人物之间缺乏逻辑、没有主题、近似梦呓的对白。这种意识流的手法在之前的电影中很少见。
其次，杜拉斯的影片往往声音脱离画面单独存在，成为两条故事线索。尤其是在《印度之歌》中，画面讲述的是领事夫人安娜的故事，而声音讲述的是女乞丐的故事。这种声画的错位加剧了陌生感，使人物与故事更加扑朔迷离。同时，旁白的非交流性，映射了内心的孤独与沟通的失败，增强了影片的现代主义内涵。
最后，杜拉斯的电影，其边界是模糊的，正如其一生都不曾承认创作有边界的存在。作为一名执导电影的作家，她的小说中就充满了诸多电影化的叙事，而其镜头中，也充满诗的意境，其旁白由散文替代，其画面经常是为了填满旁白而拍摄的。文学与电影在杜拉斯这里成为混合体，电影是她满足写作欲望的别样的方式。故而，其影片中体现的是一种书写叙事，仅仅借用了电影这种传播方式。杜拉斯的电影，给了声音与画面各自的自由，让观众可以闭上眼，专注于声音而放飞想象。
首先，杜拉斯的大部分作品采用的是无偿参演，票房分账的形式。其电影制作几乎都是家庭式的，迪奥尼斯会在电影中客串演员，并成为了杜拉斯最欣赏的演员之一；她的儿子乌塔几乎参与了她所有电影的拍摄工作，有时候担任助理，有时候是摄影师。
其次，她有一个长期固定的演职人员团队围绕着她。许多慕名而来的演员、摄影、灯光等，想要进入她的圈子，为她工作，并围绕在杜拉斯身边，以其道德观念和语言为核心，组成了一种有如部落的团队，如同一个大家庭。他们中大部分人此后都与杜拉斯建立了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再者，杜拉斯的剧本创作与拍摄在同一个地方进行。杜拉斯认为她的电影不用讨好观众，因此应该在写作的地方拍摄，主要是在她的三处住处里。由此，从写作到拍片，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创作过程，她既像导演那样写作，又像作家那样拍片。
最后，她的拍摄方式灵活多变。杜拉斯拍摄的电影，除了《印度之歌》再没有哪部在商业上获得过成功，因此她的资金并不充裕，她尽可能减少镜头数，由固定机位拍摄，影片时长经常由胶卷长度决定，甚至《塞扎蕾》(Cesarée)等影片是由其它电影多余的胶卷制作而成，由她朗诵的短文作为旁白。
杜拉斯接触电影的初衷，并非是将自己的作品简化为电影，而是试图用电影的方式书写作品，在文学、戏剧和电影等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的交叉点上构建自己的美学，如《印度之歌》的体裁便被她定义为“文本—戏剧—电影”。文学与电影在她身上的共生或许更能让人理解其作品的现代性。
关于电影与写作的关系，杜拉斯的看法也一直在变化。最初的时候，她觉得拍电影比写书要简单。在拍摄《卡车》之后又觉得两者之间没有差别，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拍电影的人和写书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她的想法再次改变，认为拍电影要复杂得多，因为写作只需要服从一种绝对的要求，但是在电影里却能够遇到更多未知的自己。总之，杜拉斯认为电影是物质的，写作则是精神的。一部电影可以诠释激情，书却就是激情本身。
在法国女历史学家克里丝蒂娜 •拉雪 兹-佩内 (Hristiane Lachaize-Péné)的发起下，法国杜拉斯镇中成立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协会。协会不仅颁布了自己的规章，而且决定每年在杜拉斯当地，庆祝玛格丽特·杜拉斯日。
在法国洛特-加隆省议会及其议长，法国前总理让-弗朗索瓦 •蓬塞(Jean François-Poncet)的发起和推动下，创立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奖”。每年将会指定一个评委会轮流评出一部剧本、一部文学作品和一个电影作品予以奖励。
法国皮埃尔·贝尔热-伊夫·圣洛朗基金会(Pierre Bergé-Yves Saint Laurent)和法国特鲁维尔市(Trouville-sur-Mer)市政府资助并联合创办了“杜拉斯奖”。该奖项颁给来自戏剧界、文学界和电影界的人士，以表彰其全部著作，同时还围绕杜拉斯组织讨论和演出。
2006年，为了纪念杜拉斯逝世十周年，其经典剧目《音乐》《痛苦》《广场》《死亡的疾病》《夏雨》《广岛之恋》等被再次改编搬上舞台。不仅在法国举办了杜拉斯电影回顾展、杜拉斯的手稿展和系列讲座，而且法国各大报纸杂志也纷纷推出纪念专号或刊登大篇幅的纪念文章。
2014年，时值中法建交50年与杜拉斯100周年诞辰，中国各地举行了诸多纪念活动。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杜拉斯百年诞辰作品系列共32种，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南京大学、国际杜拉斯学会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协办了“杜拉斯神话：跨越时空的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思南公馆举行了包括“15年镜头中的杜拉斯”摄影展开幕式暨法国摄影大师埃莱娜·邦贝尔吉作品展、杜拉斯诞辰100周年系列讲座、电影放映及讨论、话剧作品放映、朗诵会活动等诸多纪念活动。
杜拉斯虽然逝去，但在法国乃至全世界，杜拉斯热从未减退。去世仅15年，杜拉斯的作品就被纳入法国伽利马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系列，该系列专门收录经典作家作品，其全集一二卷于2011年出版，三四卷在2014年面世。杜拉斯的戏剧入选法兰西戏剧院经典剧目。她的小说也被列入法国中学会考参考书目。
此外，自1994年以来，全球出版了大量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传记，不断地对杜拉斯的生平进行研究，例如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Christiane Blot-Labarrere)所著《杜拉斯传》 (Marguerite Duras)、阿兰 • 维尔贡德菜 (Alain Vircondelet)所著的 《玛格丽特 •杜拉斯：真相与传奇》(Marguerite Duras:Verite etlegendes)、劳拉•阿德莱尔(Adler, L.)著 《杜拉斯传》 (Marguerite Duras)等，其中劳拉·阿德莱尔的传记被公认是较为严谨、详实的杜拉斯传记。
中国读者对杜拉斯的了解，大多始于其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情人》。这部小说自出版后，畅销国内外，被译成40多种文字，在中国的版本也超过13种，并随后引起数波“杜拉斯热”。尤其是在1999年和2000年两年内，就有约30本杜拉斯作品、传记及研究著作被译入中国。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杜拉斯是在中国被译介和研究最多的法国当代作家之一 。她不仅成为女性解放的一面旗帜，时尚与风俗改变的风向标，也对王小波等中国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引发了“半自传写作”“身体写作”的风潮。
杜拉斯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传入中国，在1980年，第2期《外国文艺》就刊载了王道乾翻译的《琴声如诉》。1982年，王道乾翻译的《琴声如诉》出版版本中，还收入了其新译的 《昂代斯马先生的午后》。1984年，杜拉斯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后，在中国掀起一波翻译潮。1985年，王东亮、颜保、蒋庆美、王道乾等人都翻译并发行了《情人》中译本，次年又出现了戴明沛和李玉民的译本，书名为 《悠悠此情》。1986年，陈景亮、谭立德翻译了《长别离·广岛之恋》。1987年，第2期《外国文艺》上发表了张小鲁翻译的《痛苦》。
这一时期的研究以介绍和梳理为主。如王东亮《情人》译本的代译后记、戴明沛《情人》译本中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简介等，均包含对作家及其创作的简要介绍，起到导读作用。而柳鸣九为李玉民翻译的 《悠悠此情》 所写的前言《自传文学中的新探索》 等则更进一步对杜拉斯的创作进行了评述。
90年代前期，在《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等期刊上刊载过杜拉斯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零星见于各种文集中，如199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法国卷”中收录了《痛苦》。而到1999年至2000年，又开始了一波杜拉斯潮，将《外界》《黑暗号轮船》《八〇年夏》等诸多作品带入中国。
除了作品，杜拉斯的传记在这一时期也被翻译过来。从1999年底至2000年初，几个月内就出版了五种有关杜拉斯的传记，包括1999年，方仁杰翻译、弗莱德里克•勒贝莱(Frederic Le Blay)著《杜拉斯生前的岁月》，彭伟川翻译、扬•安德烈亚著《我的情人杜拉斯》，徐和谨翻译、布洛-拉巴雷尔著 《杜拉斯传》，胡小跃翻译、米歇尔•芒索著《闺中女友》以及在2000年，袁筱一翻译、劳拉•阿德莱尔著 《杜拉斯传》。
这一时期，中国对杜拉斯的研究中，印象式评价更多而深入点评较少，并且研究中缺乏系统性，对具有显著互文性特征的杜拉斯作品仅进行单个文本的分析。此外，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情人》等少数知名作品上。
随着译著大量增加，以及西方杜拉斯研究的传入，中国的杜拉斯研究越来越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取得了许多成就。其主要方向包括主题研究的扩展，对杜拉斯作品使用精神分析方法，探究杜拉斯与新小说派的关系，比较文学角度以及杜拉斯与中国女性作家的比较等等。中国的杜拉斯研究逐渐本土化、专业化，并与国际学界的交流也正日益密切。
和同时期的其他小说家不一样，杜拉斯不“做”书。她在体验书，就像信仰宗教那样。（法国作家Jacques-Pierre Amette评）
20世纪80年代，尽管《情人》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杜拉斯知名度很高，仍有许多人怀疑她能否经得起时间的冲刷和遴选，但今天，大学开设了研究杜拉斯的课程，她的戏剧也一直在法兰西喜剧院和其他剧院上演，这一切都足以证明杜拉斯已经是一位公认的现代经典作家。时间证明，杜拉斯逝世十年后，人们还在阅读杜拉斯，而她也将继续被阅读下去。（杜拉斯研究专家Aliette Armel评）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 便不难发现, 杜拉斯在20世纪末占据着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19 世纪末的地位。（法国批评家Philippe Sollers评）
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是卡尔维诺，I.(Italo Calvino)、玛格丽特·尤瑟纳尔(Yourcenar,Marguerite)、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莫迪阿诺(Patrick Modiano)，还有玛格丽特·杜拉斯。读过了杜拉斯的《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读过王道乾的译笔，就算知道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了。（作家王小波评）
杜拉斯的小说，流淌着爱，弥漫着情。无论是湄公河畔的法国少女与中国男人的爱，还是灾难与恐怖交织的广岛市上的日本男人与法国女郎的情，悲与喜都让读者窒息。如她所说，那时，我竟忘记了死亡。（南开大学谷雨评）
杜拉斯的风格自成一派，难以归类，且不在主流之列，在文学圈中一直是争议与戏谑的对象。有人挖苦她的作品只是“改良后的言情小说”，说她是在密特朗（法国前总统）扶持下故作深沉的平庸又自负的女人。她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什么都喜欢接触，什么都要评论一番。她曾参与1968年五月风暴，后反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亦对左派政府大加点评，在文学界和政界都树敌颇多，褒贬不一。总之，一说起杜拉斯，不论其人还是作品，往往能引发分裂与激辩。（中国作家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