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3-07 13:28
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主要作品有长诗、短诗、散文、诗剧。如诗歌《西风颂》《云雀》等，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
雪莱出生于英格兰苏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的菲尔德庄园“Field Place”贵族家庭,其祖父是男爵，父亲当过国会议员。身为富裕庄园的继承人，雪莱却是一个叛逆的青年。1810年就读牛津大学期间，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1811年因写作《无神论的必要性》来证明上帝不存在，被学校开除。1812年参加爱尔兰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他自费印刷并在街道散发他的《告爱尔兰人民书》，提倡民族独立，宗教解放，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1816年5月他在日内瓦湖畔与拜伦相遇，1818年后侨居意大利，与另一浪漫主义诗人拜伦过从甚密。远离英国政治，他不再热衷于社会改革，而是更致力于用诗歌表达自己的理想。1822年7月8日在航海中遇难。
雪莱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批判精神和对理想的向往，其作品的美学观念也成为衰退政治的避难所。卡尔·马克思认为雪莱“从头到脚都是一个革命者，并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雪莱的作品深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并最终融合在希腊主义的旗帜下，阐释成为一种世俗化的、人性化的思想体系。珀西·比希·雪莱，英国文学最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之一，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
1792年8月4日，珀西·比希·雪莱出生于英格兰萨塞克斯郡霍舍姆郡的一个富有贵族家庭，其祖父毕希·雪莱（Sir Bysshe Shelley, 1st Baronet of Castle Goring）通过过继承和婚姻积累家财，并得到权贵诺克公爵的提携，1806年被封为男爵。其父是辉格党议员提摩赛·雪莱。雪莱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狭隘守旧的人，对长子和长孙抱有厚望，但雪莱自幼对培养爵位和财富继承人的庭训深恶痛绝，这样的成长环境使得他萌生了反叛思想和对自由的渴望。
1798年，年幼的雪莱由牧师伊文·爱德华（Evan Edwards）授业开蒙。他的表哥、挚友托马斯·麦迪文也住在他家附近，后来麦迪文为雪莱作传，写下了《珀西·比希·雪莱的一生》。1802年雪莱进入在锡永宫开设的学院学习。1804年至1810年，雪莱入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由于拒不接受高年级学生有权支配和役使低年级同学的“学仆制”，受到了教师和同学残酷的虐待”，而被视为异类怪物，并获得了几乎是追随他一生的骂名：“疯子雪莱”、“不信神的雪莱”。
1810年，18岁的雪莱进入牛津大学读书，牛津大学的教学体系在当时是一切学科都以宗教和神学为基础，并不能适应雪莱的需要。1811年雪莱写出《无神论的必然》，被牛津大学开除学籍。雪莱的父亲要求雪莱公开声明自己与《无神论的必然》毫无关系，结果他拒绝向父亲认错，与家庭断绝了关系。
19岁的雪莱开始了他的独立生活，这一时期，他认识了一位酒吧老板的女儿——赫利埃特·委斯特布洛克(Harriet Westbrook Shelley，1795-1816)，1812年，两人不顾双方家庭的反对，自作主张结为夫妻。雪莱父亲以断绝经济支持的方式企图迫使雪莱就范，反而助长了他反抗旧秩序的叛逆性格。而父子的僵化关系一直延续到了雪莱死后，二人都没有和解。
1812年2月12日，被父亲切断经济资助的雪莱携妻子前往都柏林，支持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解放事业。爱尔兰之行激发了雪莱的创作热情，在都柏林，雪莱发表了题为《告爱尔兰人民书》以及《权力宣言》的演讲。此后一年间，在政治热情的驱使下，雪莱在英国各地旅行，散发其自由思想的小册子。10月4日，雪莱登门拜访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先驱思想家，《政治的正义》 一书的作者——威廉 ·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 1836)。这位葛德文先生，后来成为雪莱的第二个老岳父。同年11月完成叙事长诗《麦布女王》，这首诗富于哲理，抨击宗教的伪善、封建阶级与工人阶级当中存在的不平等。这是他生前被盗印版次和册数最多的一部作品，后来在争取政治改革的宪章派斗士们之间，成了几乎是人手一册的读物，从而被卡尔·马克思称之为 “宪章派的圣经”。
在雪莱创作生涯如火如荼进行，他与现任妻子的婚姻也令他苦恼。后来他与葛德文的女儿玛丽（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1797-1851），一见倾心。玛丽是一个真正能理解他的思想的女人，并由此引起了他对她的强烈爱情。雪莱清楚，必须解除他与赫利特的婚姻关系，才能同玛丽结婚，而且葛德文虽然在其著述中反复宣称自由恋爱，但雪莱与其女儿的恋爱，却难以被这位父亲接受；第一任妻子赫利特也拒绝与他离婚。在这种情况下，他与玛丽私奔法国。而这时期赫利特由于忍受不了失去丈夫的痛苦和孤独，1816 年12月11日不幸溺水自尽。通过法院判决，剥夺了雪莱对孩子的监护权。他在《致大法官里》高叫： “我诅咒你，凭着横遭蹂躏的慈父之心 凭着长久怀抱，最近才失却的希望”。《给威廉·雪莱》中，他还提起这启彻骨之痛的事件：“他们已剥夺了你的兄长和姐姐，使得他俩和你难再相处，使他俩笑容凋落，泪水枯竭，那本该是献给我的礼物，使他俩从小沦为奴隶，献身给恶毒宗教信仰和罪恶的事业。”
1816年五月，携玛丽同游欧洲，在日内瓦湖畔与乔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交往密切，这两位同代诗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雪莱逝世。由于雪莱担心他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子女也可能被剥夺监护权，雪莱携家离开英国，于1818年3月来到意大利与拜伦再次相遇，两人经常讨论文学创作与政治问题。
在意大利期间，雪莱创作热情高涨，他与英国国内的民主运动仍有密切联系，同时关注意大利、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写出了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倩契》(The Cenci)以及政治抒情诗，如《专制国王的化妆游行》》《给英国人之歌》《1819年的英国》《自由颂》等，对英国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与愤怒的批判。
1821年2月23日，约翰·济慈（John Keats）去世。同年6月，雪莱写就《阿多尼》来抒发自己对济慈的悼念之情，并控诉造成济慈早逝的英国文坛以及当时社会现状。正当雪莱的诗歌处于旺盛期，他却不幸死于一场海难。1822年７月１日，雪莱在爱德华·威廉斯陪伴下，乘坐双桅船 “堂”（Ariel）前往莱航去迎接从英国来到的朋友利·亨特。1822年７月８日，在返回他在斯佩齐亚海湾勒瑞奇的住所卡萨马格尼途中，猝遇狂风暴雨，雪莱和威廉斯全都落水罹难。对于雪莱的早逝，他的朋友拜伦等人在海滩上为他举行火葬，雪莱的心脏连同骨灰一起葬在罗马的新教徒墓地，墓碑上写着：“Percy Bysshe Shelley—Cor cordium”(珀西·比希·雪莱——众心之心)。
雪莱意外溺水而亡后，他生前许多未曾发表过的作品一直无法问世，他的父亲一直拒绝出版雪莱的任何著作。作为遗孀的雪莱夫人开始了对雪莱作品的整理，她于1824年出版了《雪莱遗诗集》，1839年出版了四卷本的《雪莱全集》，涵盖了雪莱生前未能出版的大部分作品。
爱尔兰人之歌（The Irishman`s Song，1809）
战争（War，1810）
魔鬼出行（The Devil`s Walk，1812）
麦布女王（Queen Mab，1813）
一个共和主义者有感于波拿巴的倾覆（Feelings Of A Republican On The Fall Of Bonaparte，1816）
玛丽安妮的梦（Marianne`s`Dream，1817）
致大法官（To The Lord Chancellor，1817）
奥西曼迭斯（Ozymandias，1817）
逝（The Past，1818）
⼀朵枯萎的紫罗兰（On A Faded Violet，1818）
召苦难（Invocation To Misery，1818）
致玛丽（To Mary，1818）
伊斯兰教的反叛（The Revolt of Islam，1818）
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1819）
饥饿的母亲（A Starving 母亲，1819）
罗萨林和海伦（Rosalind and Helen，1819）
含羞草（The Sensitive Plant，1820）
云（The Cloud，1820）
致云雀（To A Skylark，1820）
自由颂（Ode To Liberty，1820）
解放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1820）
阿多尼（Adonais，1821）
⼀盏破碎的明灯（Lines，1822）
倩契（The Cenci，1819，五幕悲剧）
暴虐的俄狄浦斯（OedipusTyrannus，1820，诗剧）
无神论的必然（1811）
自然神论之驳斥（1814）
关于把改革付诸全国投票的建议（1817）
诗的辩护（1821）
荷马《维纳斯赞》
但丁·阿利吉耶里《地狱》篇部分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浮士德》部分
雪莱受到18世纪哲学的影响，他在宗教、道德、政治上是革命者。他以诗人身份成为革命者，抱有理想主义：在暴政的废墟上看到和平、爱与幸福的世界诞生。他一生中创造的抒情诗和诗剧是他创作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早期的英国受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雪莱作为时代精神的求索者和思想者，在诗歌中抒发心灵感悟，在散文中把握时代的脉搏。诗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社会寻找出路。克拉克认为雪莱的诗歌灵动、飘逸，充满想象和隐喻，散文则透明清朗，能使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到雪莱的诗意与哲思。
雪莱的创作在道德、诗歌与诗学思想三种要素之中 ，其中道德始终居于本体与核心的位置 ，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其诗篇与诗学思想的基本面貌与精神特征。《麦布女王》中雪莱借女王之口阐述了一个没有专制、压迫和宗教欺骗的人类社会，反对暴力和专制，宣扬进步思想。雪莱对爱情、婚姻的态度隐含着他的道德立场。雪莱的思想观点以及他对婚姻的态度阐明了他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给简恩：回忆》中写道“写道 :“一个精灵在周围散布了 ，迷人的宁静的生命 ，使我们世俗心灵的烦扰 ，归于暂时的安宁 ”。可见在爱情观念上是一个唯美主义者，追逐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对哈丽艾特或玛丽而言就是追求纯美爱情的体现。
雪莱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投射了他对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使他的自然诗被赋予了深厚的政治内涵。雪莱把他的想象映射于写作，作品的创作既是与宇宙的嬉戏，同时又是他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的象征，使这种精神显得神圣和崇高。
《西风颂》中西风变成了一种鼓舞生命的未知的力量的象征，这是一种可以统治世界万物的无限的伟大力量。雪莱的西风既是“破坏者又是保存者”，它不仅是枯死的秋天的象征，也是即将到来的孕育生命的春天的象征。对于已成熟的诗人来说，试图改变世界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雪莱在《西风颂》中，把西风当成是自由的象征，它能横扫落叶，在太空中掀起激流，卷起云块，唤起海浪。它既是破坏者，又是保护者。
人们深刻认识到了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的局限，所以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将视野转向希腊文化。雪莱曾在他的诗歌中用希腊意象表现其思想观念和情感。
希腊作家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悲剧人物普罗米修斯，被铁链捆绑在高加索山上受尽折磨，最终向宙斯吐露了秘密，与宙斯和解后得以释放。然而，雪莱一反有关普罗米修斯的传统写法，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里巧妙地改写了神话的传统结局，以狄摩高根推翻宙斯的暴虐统治作为诗剧的终结。通过对埃斯库罗斯笔下普罗米修斯与宙斯妥协之必然性的颠覆，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焕发出不同凡响的崭新意义，并彰显出他诗歌中所蕴含着的时代变革精神。
《普罗米修斯的解放》中，以普罗米修斯忍受“三千年无眠无休的永无尽头的痛苦”开始，但真正的主题却是凭借残酷的屠杀和仇恨并不能换取抗争的成功，依靠宽恕、仁爱和忍耐才能迎接那即将到来的胜利。因此，普罗米修斯的解放通过普罗米修斯自身的“美好和坦荡”而成就的。用象征手法描述普罗米修斯和朱庇特的斗争，意在表现法国革命失败后的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封建复辟势力的英勇抗争，主人公形象概括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奴役反压迫、争取自由求解放的革命精神，也体现了诗人自己坚定的立场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追求。
雪莱强调诗歌的教育作用，认为诗歌的社会功用高于其他艺术。诗人是“立法者和社会公民的创造者，他们是生活中艺术的发明者”雪莱还阐释了自己的创作观，“在创作时，人们的心境宛如一团行将熄灭的炭火，有些不可见的势力，像变化无常的风，煽起它一瞬间的火焰。”由此雪莱认为支配创作的是“灵感”“激情”，而不是理智或意志。雪莱的“灵感”说代表了浪漫派对启蒙主义者奉行的“唯理主义”的一种反动，其中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成分，但从整体上看，没有突破唯心主义的臼。
以雪莱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推动了工业革命社会的心态转向。虽然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扫清了前进的障碍，但“心态的现代转型比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面对工业革命和科技理性的汹涌浪潮，英国浪漫主义者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精神的根基性缺失和意义本源的匮乏，他们拒不认同工业革命那算计的、冷冰冰的工具理性，因而必须要为此岸世界寻找新的意义和立法根基。
启蒙主义是雪莱诗歌的主要内容，雪莱在《诗辩》中将诗歌看做一个伟大民族觉醒的可靠先驱、伙伴和追随者。《伊斯兰的起义·序言》中，雪莱看到了启蒙的艰难和群众的不觉悟，想要让民众珍重理解道德的尊严和自由。
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就把浪漫主义看成是人们对资本主义进行审美现代性批判的第一步。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从浪漫主义的审美批判中获得了深刻的启示，无论这些思想流派的观点存在多么大的差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把审美的标准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重要武器，因而审美的标准始终成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闪光亮点。
雪莱的作品在20世纪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创作。鲁迅所做《摩罗诗力说》将雪莱和乔治·拜伦作为“恶魔诗人”加以介绍，突出雪莱的孤独与反抗。鲁迅想要“反叛中国的文学传统，以西方近代的恶魔之声，惊醒沉睡中的平和国民。”雪莱思想的启蒙主义为鲁迅贯穿终生。
雪莱的诗对于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之一的郭沫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女神》中大量的诗篇，体现出“愿打破一切诗的形式来写我自己能够够味的东西”的创造精神，这也是雪莱精神的最好表现。
雪莱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今天雪莱的诗歌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
19世纪初的雪莱作品引起的注意有限，论者们往往因为个人、政治和社会等因素而对其产生各种偏见。当时的著名评论家、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不仅批评雪莱《伊斯兰的起义》无趣又没有活力，语言粗鄙散漫，还攻击他的私生活“自私而冷酷”。批评家们只言片语的判断并无助于认识雪莱，因此要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将雪莱重新置入英国浪漫主义以及他所处的历史语境之中。
当时法国大革命的浪潮渐渐退去，威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第一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掌握话语权的时代。强调回归自然的生活，终极的真理要靠个人自己在内心发现，而非在社会事务中求得。然而雪莱是在用一种更加理性的方式审视英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所以华兹华斯在年轻曾认为雪莱作为诗人简直一无是处，“一个在25岁前都没能写出一首好诗的人，我们可以认定他不能，并且永远都写出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人文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如美国文学评论家欧文·白壁德批评雪莱作品中感情泛滥。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认为雪莱是一个“青春诗人”，“这个人没有幽默感，学究气十足，以个人为中心，很多时候，他的行为像个流氓。”
雪莱作品中的无神论的思想和对未来世界的想象，超前于大众读者。丹麦的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论断：雪莱则在前进的道路上超越他的时代太远。群众愿意追随一个比他先进二十步的领袖，但是，如果这位领袖和他们相隔一千步，他们就会看不见。
玛丽·雪莱和李·亨特等朋友在其死后不遗余力为雪莱声名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来洗刷雪莱在生前被指控的不道德、无神论等思想。许多评论家也试图通过将他的不道德阐释为另外一种更高的道德，将他的无神论解读为一种基督教的新的、更高贵的形式。这些努力和那些持续存在的批评和指责混杂在一起对雪莱形象不断建构。
李·亨特是雪莱同时期著作的支持者。认为“他们区别于丛查理二世以来便盛行在英国的法国风格……是真正的英国文学的缪斯。他们唯一的目标是恢复对于自然的热爱，对于思考的热爱，而非仅仅是进行讲述。
华兹华斯后来回忆，从对风格的掌控来说，雪莱是他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是年轻人的最爱，但是无法满足各个年龄读者的胃口。
随着雪莱著作的经典化，阿诺德认为“从雪莱夫人开始，她便将雪莱塑造为一个天使”这是当时对于雪莱最为主流的观点。
雪莱在马克思眼中则是“革命家”，恩格斯眼中的天才的预言家。
苏曼殊认为雪莱“虽然也是个恋爱的自由者。“他为爱情的热忱，从未表现在任何强烈激动的字句内。”“他的诗像月光一般，温柔的美丽，睡眠般恬静，映照在寂寞沉思的水面上。”
郭沫若在译雪莱诗的小序中说：“雪莱是我最敬爱的诗人中之一个。他是自然的宠子，泛神宗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他的诗便是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绝妙的诗”
在罗马，雪莱墓碑上镌刻着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名言："他没有消失，只是经历了一次海水的幻化，化成了富丽珍奇的瑰宝。
济慈-雪莱纪念馆（Keats-Shelley Memorial House）位于西班牙阶梯（Piazza di Spagna）的右边，是法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在生命最后居住的地方，是一所浪漫主义文学图书馆。英国于2019年发起为时三年纪念济慈-雪莱逝世200周年的宣传运动（The Keats-Shelley200 campaign ），活动在英国和意大利两地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