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4-19 19:41
《盐铁论》，是西汉学者桓宽在盐铁之议结束后，根据会议记录整理的史料，记述了刘弗陵时期朝野内外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一场论辩。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由于御史大夫桑弘羊欲继续施行刘彻时期的盐铁专营等经济政策，大将军霍光遂以汉昭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召集贤良、文学入朝，同桑弘羊等人展开辩论，史称“盐铁会议”。汉宣帝时期，学者桓宽依据其会议内容的记录，整理而成《盐铁论》一书。《盐铁论》全书共六十篇，第一至第四十一篇为辩论内容，主要记录了关于盐铁官营问题辩论内容，四十二篇至五十九篇则是余谈，主要记录了是对本次辩论“未尽事项”的余论，最后一篇则为桓宽所做的后序，他认为儒家观点更为合理，更倾向于文学、贤良的观点。
学者李兴认为《盐铁论》一书的完结，使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体系建构得以完成。书中的辩论内容，对后世的文学、经济、历史学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学者唐庆增将其称为中国研究经济事务的第一部专书。现代学者章太炎对《盐铁论》一书予以较高的评价，称“论汉著作，莫如盐铁”。
关于《盐铁论》的书名含义，有“惋惜说”“不满说”“首字说”“泛论说”四种相关意见。
清代学者纪昀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和日本学者山田胜美的《盐铁论》中，认为《盐铁论》中的“盐铁”二字是惋惜的意思。根据文学、贤良们的建议，多被丞相、御史大夫采用，但是盐、铁专卖的政策却没有改变。桓宽因此惋惜贤良、文学，取“盐铁”为名。
明代学者金蟠认为《盐铁论》名字的由来是出于桓宽效法司马迁命名《》的做法，表达自己对盐、铁专卖政策的不满。
近代学者欧宗佑认为《盐铁论》的名字由来是因为首篇的内容。根据《盐铁论·本议》中“今郡国有盐铁、酒、均输、与民争利”一句而来。之所以举“盐铁”二字，是以其代“盐铁、酒榷、均输”等词使用。
近代学者唐庆增认为《盐铁论》的名称源于对该书的泛论。认为书中的辩论内容虽广，但多由盐铁问题所引出，加之书中的讨论重心在于盐铁国有制是否将继续下去，因此选用“盐铁”来指代其他方面。
桓宽（生卒年不详），字次公，汝南郡（今属上蔡县）人，博学通达善于撰写书籍。曾学《公羊春秋》，在汉宣帝时期，被推举为郎官，之后又前往庐江郡担任知府丞。桓宽参考盐铁之议结束后的记录，将双方的辩论内容编著成书。
《盐铁论》成书于刘弗陵时期，是当时展开的关于盐铁官营问题辩论会的记录。刘彻时为筹集对抗匈奴的资金，抑制地方诸侯王和商人对盐、铁、铸钱等产业的控制，先后采取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统一铸钱、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为西汉带来巨大的财政收入，加强中央政府的实力，但也影响到民政的生活。桑弘羊和霍光都是武帝托孤的顾命大臣，霍光为了缓解统治集团内部的压力，主张对国家垄断的工商业稍微放松，与桑弘羊的经济主张出现了明显分歧，始元六年（前81年）盐铁之议前，霍光将桑弘羊兼领的大司农职务剥夺，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于是在刘弗陵始元六年（前81年），大将军霍光以汉昭帝的名义发布诏书，以“问民间疾苦”为由，召集各地推举而来的文学、贤良60余人前往长安，同支持盐铁官营政策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辩论。论辩的结果是废止榷及关内铁官制度，其他的政策则依旧执行。
此后，桓宽根据会议上双方的辩论内容，著成《盐铁论》一书，其中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是辩论内容，而四十二篇到五十九篇则是会议后的余谈，最后一篇是全书的后序。
《盐铁论》分为十卷六十篇，内容主要是关于盐、铁等国营专卖和酒类专卖政策的讨论。这本书以“文学”“贤良”一方和桑弘羊等人另一方为对立双方进行质疑和辩驳，通过反复的问答和辩论来深化论点。每篇都以一个主题为中心，诸如错币、禁耕、复古、孝养等。这些主题涵盖政治、经济、民生、内政、外交等多方面。每篇虽然有不同的标题，但内容却相互连贯，前后一致，通过反复的问答来深化论点。这本书以“文学”“贤良”一方和桑弘羊等人另一方为对立双方进行质疑和辩驳，有时他们从容不迫地进行说理，有时则以抨击为特点，还会引用事实和比喻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写作生动有力，让读者易于理解。
其文首第一篇《本议》摆出了双方的基本观点，为全文纲要所在；其后至四十一篇，为辩论过程及内容的具体记录，相当于发言纪要。桑弘羊等人主张保留原有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有利于发展生产、造福人民。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可以平衡资源分配，支持边疆开支，救济贫困，防备水旱灾害，抑制兼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及促进商品贸易和工业发展。因此，他们提出了“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的思想，即在保留原有政策的同时推进改革。
贤良、文学一方则主张取消这些政策，以孔孟之“耻言财利”为依据，提倡“仁义”，认为治国应当以礼义来治理民众，而不应当过分强调经济利益。他们否定了这些政策的作用，并主张取消盐铁专卖、酒税和州县均输，将重心放在发展农业上，并进一步提出恢复民间可自由铸钱的政策，提出了放任思想，主张国家不应干预海洋贸易，并允许民间私自铸造货币以促进经济交流。
其后四十二篇至五十九篇主要是对本次辩论“未尽事项”的余论，其中对抗敌、和亲、法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桑弘羊等人的辩论中，他们主张采取屯边政策，强调通过筑城设械来自我防御，认为有备则能制人，无备则会被制于人。他们强调了对抗敌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以武力自卫的观点。另一方面，贤良和文学派则主张以德服人，减少使用武力，倡导反对战争。此外，桑弘羊主张法治，强调根据时势变化采取合适的措施，并认为高贵的人应该用德行来影响他人，而低下的人则需要用武力来对付。另一方面，贤良和文学派持相反观点，认为礼让不足以禁止邪恶，而刑罚可以制止暴行。
《盐铁论》最后一篇是《杂论》，作者桓宽认为儒家观点更为合理，更倾向于文、贤良的观点。
《盐铁论》可以算作汉赋的一种变体，是一部出色的对语体散文，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创新的意义。《盐铁论》的行文风格可以描述为“精微朗畅”。这一风格的特点体现在段落安排和以文学发言作为结尾等方面。
首先，文章的段落安排非常规律和整齐。不同篇章采用了类似的结构，即将复杂的辩论内容分割成简洁明了的小对话，并且相邻的几个小对话存在内容上的重复，以体现辩论的特点和激烈程度。此外，前后文章融为一体，不会因为小标题的转换而使文章变得破碎。
其次，文章结尾常常采用文学、贤良的发言作为结尾，并且基本以御史等人的发言作为开头。这种结尾方式隐然表达出了儒生的话是各篇的结论性意见，并且展示了儒生的许多思想主题，学者陈迪认为这表现出作者对于儒家传统的尊重和倡导。
《盐铁论》的对于史料的运用非常娴熟。贤良、文学作为饱读经书的儒生，非常擅长引用儒家经典、先秦和秦汉诸子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在会议发言中直接引用了约100个例子，其中引用最多的是《诗经》，共30个例子；其次是《论语》共21个例子。此外，他们还引用了《孟子》《春秋》经传等其他经典，以及一些著名学者如老子、孙子、贾谊、东方朔等的言论。
相比之下，出身于洛阳商人家庭的桑弘羊虽然批评贤良、文学的引经据典，称其为“呻吟稿简，诵无人之语”，但他自己也会时而引用经典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主要引用的经典包括《诗经》《易经》《春秋》和《论语》。
《盐铁论》全文通篇都是对话，但是其叙述方式独具匠心，桓宽在行文的过程中，也对其谋篇布局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安排。全文继承了晁错散文重质轻文的思想，运用本色的语言析理抒论，不注重语言色彩的修饰，用语言的准确性、精密性渲染出 自然之色，使文章读起来朴素明快。对话也都有完整周详的体系。如在全书的开篇，桓宽言：“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即在《本议》中交待了全书将要叙述的背景和内容，又在《取下篇》结尾处写到：“公卿愀然,寂若无人。于是遂罢议止词。奏曰：‘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为不便。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奏，可。’”，以此作为会议第一阶段辩论的结束，并交代争辩结束后草明廷对此做出的反应，接着又以“贤良曰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作为第二阶段会议的开始，并提到第二次会议是在众儒生向公卿大夫辞行时展开的，这与其结束时的“大夫抚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当此之时，顺风承意之士如编，口张而不歙舌举而不下，闇然而怀重负而见责。大夫曰：‘诺，胶车倏逢雨，请与诸生解。’”的大论相呼应。
在写作上，《盐铁论》通过一定的集中和概括，将几个各有特点的人物描写的比较生动。它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各篇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使得整个作品更加完整、有条理。
贤良、文学同桑弘羊一方针对盐铁国营、酒类专卖、统一铸钱、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政策展开争论，其中关于义利的争议，始终贯穿于全文。
贤良、文学们认为“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序之教，恭让之理，聚然可得而观也”，将义和利对立，指出盐铁国营等政策，滋长人们的求利思想，导致民心和风俗的败坏。贤良、文学以儒家“重义轻利”的理论为根据，认为盐铁国营等政策，普通民众无法从中获利，只是在助长地方豪强。这样的行为将导致地方豪强坐大，最后将危害国家统治。
桑弘羊则表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赵女不择丑好，郑妪不择远近，商人不愧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他表示追逐利益是人的本性，从功利的角度为盐铁国营等政策作解释。桑弘羊从国家角度出发，认为利益的驱使，可以使商业更加繁荣，让国家增加更多的税收。
学者张海楠认为桑弘羊的思想更加务实。他从统治阶级和国家利益出发，注重利益的存在。而且相比于普通的营利活动，桑弘羊更注重国家之利。
双方在产业的问题上也存在争执，贤良、文学主张农业为本，桑弘羊一方认为工商业能促进国家发展。
贤良、文学们认为“国富”是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为政者应当施行仁政。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命脉，对工商业他们则持抑制态度，认为商业给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桑弘羊等人则强调施行这些政策，主要是为弥补国家府库。他们不反对农业，但社会不能只有农业，认为“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通过政策的调整，可以让各地都获得所需物资。
学者张海楠认为桑弘羊的认识中已经表现出初步的互利思想，这种思想具有理想色彩和伦理意义，但是他只看到了表面的经济现象，没有深究其深刻的政治原因，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在当时还是非常超前的。
双方针对法提出多种见解，贤良、文学们主张德治，而桑弘羊等则主张法治。
贤良、文学们主张以道德教化民众，是为德治。他们认为严刑峻法对民众已经失去威慑作用，“疲马不畏鞭？疲民不畏刑法”，认为如果再坚持严苛的刑罚，会危害国家统治，并列举陈胜、吴广反抗秦朝的故事。他们认为刑罚只是起辅助作用，应当以德教为主。在具体执行法律的时候，认为法律不能超乎人情，应当因人而变。
桑弘羊一方认为应当坚持以法律约束民众，是为法治。桑弘羊崇尚韩非子、商鞅的法家理论，表示“民者敖于爱而听刑”，主张严刑峻法，认为“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好也”。主张通过严刑峻法的手段来约束民众，维护国家统治。桑弘羊一方认为法律不应当变动，不能因人而异。
在刘彻一朝，对外发动数次战争，获得一定成果，但也导致国内问题严重，因此双方在战争问题上争议不断。
贤良、文学们认为对匈奴的战争是“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最终只会导致“用军于外，政败于内”的结果。“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希望通过感化的方式，来化解匈奴的侵扰活动。他们向桑弘羊等人表示，应当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并警告他们，如果继续战争，将会导致同样的事情出现。
桑弘羊一方则认为“匈奴桀，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指出匈奴“反复无信，百约百叛”，主张应当加强边防，反对以和亲等政策处理对匈奴的关系。提出“遂先帝之业，志在绝胡、貉、擒单于”，主张继续战争，彻底将边境危险解除。
学者张海楠认为他们在对历史的理解上存在分歧。一方肯定了历史上的战争，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总结，而另一方则对历史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虽然文学、贤良否定了匈奴战争的功绩，但他们对战争可能带来的问题和威胁有着敏锐的意识，这是可以借鉴的。
在看待古与今的问题上，都认为古代比现代好，普遍带有复古的情绪，喜欢引用古代事件作为依据。
贤良、文学们是崇古而非今，他们先后说出诸如“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等等话语。他们认为古代的民风淳朴，社会风格合理，很多事物都是美好的，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桑弘羊一方是崇古而厚今，他们推崇古代是因为，他们要为现实当中的行为寻找理由，而引用古代先贤的行为作例子，就能减少各方面的争议。
学者张海楠认为这种复古情绪折射出中国古代一种普遍的审美观念，即并非所有人都追求现实和功利。在历史中寻找理想的传统，常常让很多人心中构想出一个与现实对立的理想世界。他们设想着一个理想的时代，试图逃避当下已经难以忍受的现实世界。
《盐铁论》的体裁是记言文献、策文和论辩散文相结合，它是“会议记录”转变为个人著述的先导之作。《盐铁论》在“原始会议记录”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增添修饰文章，将其转化为个人著作。学者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发展了汉赋的对话题材，将其变得生动形象，有向戏剧化的发展趋势。
《盐铁论》中许多篇幅都有描写当时的社会制度、情况，为后世研究当时的社会提供许多研究资料。诸如《散不足第二十九》中，就在历数当时社会中的奢侈逾度情况。
学者张鸿翼在《儒家经济理论》中指出，盐铁之议的召开和《盐铁论》的完成，标志着儒家文化包括其经济伦理思想的正统化、系统化的最终完成。在《盐铁论》一书中可以看到，儒家正统地位已然确立，它对先秦的诸家学派的吸收融化基本完成，基本的理论体系也形成确定下来。
《盐铁论》当中涉及许多西汉的经济政策与情况，虽名为“盐铁”，但实际上是涵盖许多其他经济问题。书中不仅有朝中官员对经济的看法，还有地方人氏对经济的意见，因此该书为后世学者提供研究西汉经济的途径。学者唐庆增对其颇有赞誉之词，认为《盐铁论》是中国研究经济事务的第一部专书。
东汉文人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评价《盐铁论》“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
南梁文人江淹在《江文通集》中，评价《盐铁论》“莫不异说而同俭，乖议而共治”。
南宋文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评价道“或是或非，一切付之公论，而或行或否，未尝容心焉”。
明代文人朱君复在《诸子斟淑》中，评价“夫《盐铁论》累累数万言，可谓博矣，第少古劲之气，与西汉文不类”，朱君复认为《盐铁论》的写作风格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不同。
现代学者章太炎对《盐铁论》一书予以较高的评价，称“论汉著作，莫如盐铁”。
学者唐庆增评价《盐铁论》是中国研究经济事务的第一部专书。
关于《盐铁论》一书的具体完成时间，史籍当中无明确的时间记载。从《汉书·公孙田刘王杨蔡陈郑传赞》的记载中，可以知道该书写成于汉宣帝时期，但具体年份无载。
学者严灵峰在《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中，将《盐铁论》的创作时间标为公元前73年。
学者吴慧在《桑弘羊研究》当中认为《盐铁论》应当成书于盐铁之议召开后三十年，即公元前50年，《中国古典名著总解说》一书也采用同她相同的说法。吴慧等的推断方式，是将刘弗陵召开盐铁会议的时间，减去汉宣帝在位的时间所得出的。
学者陈直通过对史书考究，认为《盐铁论》中有许多同《史记》类似的语句，认为桓宽应当是在读过《史记》之后，才创作的《盐铁论》。学者黑琨延续这个说法，从《史记》的出现时间，和提交《史记》的杨恽生平推断。结论为《盐铁论》的成书时间不早于公元前66年，具体时间约为公元前66年，至公元前49年，大概是在盐铁之议结束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著成。
学者王永通过对各种说法的考究，认为《盐铁论》的成书时间，大约为公元前73年到公元前49年，进一步可推测为公元前51年左右，即盐铁会议结束后三十年的时间。
关于臆造说的来源，最早出自清代的学者姚鼐，他认为《盐铁论》中有不少部分是臆造的。学者赖建诚也延续这种说法，他将《盐铁论》分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意识思想、匈奴问题、相互讥讽六类，其中关于经济的部分只占比12%，而意识形态的问题则占比有三分之一，因此他推断《盐铁论》中的42-59篇可能是桓宽自己臆造的。
学者黑琨则对臆造一说予以驳斥，她认为《盐铁论》中的42-59篇并非臆造。她梳理赖建诚论据当中的疏漏之处，并列举史书当中的证据，最后推断出那些篇幅并非桓宽所臆造。
《盐铁论》最早著录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当中，书中只表示有六十篇，没有提及分几卷。随后的典籍，诸如《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崇文总目》《宋史》等，都只是注明十卷或六十篇。
《盐铁论》在宋代之前没有出现刊本，一直到南宋赵扩的嘉泰年间（1201-1204），才出现《盐铁论》的刊本，这时期的刊本被称之为嘉泰本，明代学者涂祯在《新校刊盐铁论》中写道“其书在宋尝有版刻，历岁既久，以失传，人亦少有知者”。从涂祯的说法中可以得知，嘉泰本在明代时期就已经失传。
明洪武元年（1368年），出现《盐铁论》明刊初本版本，被称为《新刊盐铁论》（1368年-1424年），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版本比明朝涂祯本要早上百年。
朱祐樘弘治十四年（1501年），学者涂祯刊《盐铁论》。他将盐铁论分为十卷，共六十篇。该本应当是现存《盐铁论》中，今人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学者张之象为《盐铁论》作注。他还是第一位为《盐铁论》作注解的人，他将《盐铁论》分为十二卷、六十篇，是唯一一本将《盐铁论》分为十二卷的版本。他以涂祯的版本为基础，在其上增加注解。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学者张敦仁依照涂祯本作覆刻，并请来学者顾广圻为其校勘，并在此后附上一卷《盐铁论考证》。但该单行本因战乱原因遗失，此后有海宁陈氏的影印本、潮州郑氏的龙溪精舍重刻本等。此后中华书局1936年、1989年出版的《四部备要》都是依据这个版本校刊。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学者王先谦以明代涂祯本为底本，把自己所著的《盐铁论校勘小识》《重校盐铁论》加入其中。将张敦仁本同卢文弨的《群书拾补》列在正文之下，以便人观览。他还将平时同好友王启原、胡元常对《盐铁论》的心得也加入其中，最后再为这些内容一一注解，并将其他时期有关《盐铁论》的部分列入其中，作出校刊本。
较为特殊的还有崇文书局出版的百子全行本，该本《盐铁论》是以张之象本翻刻的。但他删去张之象的注释，并且将全文六十篇文章，直接列为上下两卷。
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学者王利器所著的《盐铁论校注》。该书是他结合前人版本的《盐铁论》所作，更深一步地发掘《盐铁论》中所蕴含的各种思想价值。
有关《盐铁论》的版本众多，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很多版本。除去上述版本外，古代有明代学者徐仁的《点校张注盐铁论》、清代学者卢文弨的《群书拾补》、现代有1975年学者徐德培的《盐铁论集释》、2006年学者杨树达的《盐铁论要释》等。
《盐铁论》是中原地区古代经济学著作中的重要篇章，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近70年来，国内学界对于《盐铁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其中学者林松通过文本语言特点的分析，揭示了其中的修辞手法和表达方式，探讨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思想传达，为我们深入理解《盐铁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学者周雪峰则从版本流传出发，对《盐铁论》进行了考察，进一步还原了原始文本的面貌，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盐铁论》的内容和形式。学者龙文玲将国内外研究成果按照备期、发生期、发展期和多元期四个阶段进行了整体梳理，让《盐铁论》形成更加完整和系统的研究框架。学者王亚楠则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按时间分为四个阶段，在文献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语言学五个板块进行了整理。他的研究工作对于我们了解不同学科领域对《盐铁论》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指导。《盐铁论》的研究从最初的学术探讨到现在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尽管在不同时期研究成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偏颇，但是它们之间仍然具有着明显的关联性。
在《盐铁论》的研究中以郭沫若和王利器二人的成就最大。郭沫若的《盐铁论读本》遥承林振翰的说法，从儒法斗争的角度来阐释《盐铁论》。郭沫若认为它是处理经济体裁的对话体历史小说，发扬汉赋的对话特点，有向戏曲文学发展的趋势。郭沫若的这些结论，对后世的学者研究都产生很大影响。王利器的《盐铁论校注》以张敦仁覆刻涂祯本为底本并将明代以来《盐铁论》的各版本，和其他书籍中引用的《盐铁论》文字都一一校对。学者龙文玲认为《盐铁论校注》旁征博引，解释清晰，是集《盐铁论》校注之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