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03 19:32
匈奴，也称胡、凶奴等，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公元前三世纪前后至魏晋活跃于中国北方边境。
春秋战国末期，匈奴族曾经与秦国、燕国和赵国发生战争，公元前244年曾被赵国李牧击败十余万骑。秦灭六国之战后，匈奴被秦的将领蒙恬驱逐出河套平原地区。西汉建立后，冒顿单于将匈奴推向最强盛的阶段，拥有骑兵将士三十余万，先后并东胡、大月氏、楼烦、白羊、丁零诸邻族，领土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西伯利亚地区，南达长城，给西汉政权带来了大量威胁，汉朝只得遣送宗室公主为单于阏氏、馈赠财物、开放关市与其缔结和亲。在刘彻的前期统治下，汉军通过河南战役、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等战争击败匈奴，但在汉武帝晚年，匈奴重新击败汉军并再次控制漠北。汉宣帝在位期间匈奴由于单于即位的问题产生严重的分裂，自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匈奴内部开始出现分裂，汉宣帝五风元年（公元前57年）出现五位单于争权夺利的局面，南匈奴的首领挛鞮稽侯狦取得胜利后率众归附西汉。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的首领醢落尸逐鞮单于率众归附刘秀，被安置在河套平原地区（阴山以南的黄河冲积平原），而北匈奴于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被窦宪击败，被迫于永元三年（公元91年）向西迁移，留下的漠北十余万户加入鲜卑后逐渐鲜卑化。东汉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南匈奴呼厨泉单于被曹操拘留，其部众分为五部并散居各郡县。魏晋，匈奴的分支屠各胡、卢水胡、铁弗匈奴曾建立前赵、北凉、西夏等政权。
匈奴经济上以畜牧业为主，少数城镇略有农业，日常逐水草迁徙，住穹庐，食畜肉，衣皮革。手工业有冶铁、铸铜和陶器制造。每年正月、五月和秋季举行三次集会祭祀，匈奴政治上实行两翼制度，由单于庭直辖中部，左贤王等左方王将管辖东部，右贤王等右方王将管辖西部。中国民族史专家林干评价：“匈奴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第一个以显赫声名载入史册的部族，它在中国历史上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甚至给予世界历史以一定的影响。”
“匈奴”二字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逸周书》中的“商朝正北空同……戎翟、匈奴、楼烦……良弓为献”，之后又出现于《山海经》《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据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任崇岳总结，现代我国学者对“匈奴”名称来源有“‘凶恶奴隶’说”“匈奴之名源于摔跤说”“‘凶’与射箭有关说”“匈奴之‘匈’为‘’的拼音”“‘匈’与蒙古语‘人’有关说”等，任崇岳认为“匈”为“猃狁”拼音，而“奴”是后来汉族加上去的带有歧视意味的字；新疆社科院研究员卡哈尔曼·穆汗从汉语古音的角度论证出匈奴的正名与“戎”和“胡”的古音接近，认为“匈奴”名号与匈奴崇拜日月的习俗有关；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认为匈奴就是现今的“达斡尔族”，属于蒙古语族，其中谓“人”为Kung、Kun、Ku等，是对“匈奴(Hiungnu、Hun)”一词的转讹，且认为“胡”是对“匈奴”首字“匈(Hiun、Hu)”的译音。不过据《说文解字》描述，“匈”指的是外内胸，啌气所冲，能发出议之声；“呶”可以理解为“呼喊”“喊叫”，其根源来自于我国古代北方戎狄萨满祭祀习俗中的“叫天”表现形式，萨满用“呼麦”和“巫啸”的方式模仿大自然中的动物和各种声音，并运用到祭祀过程中以通神灵，这种行为被记录下来之后就为演变“匈奴”。因此李焕青教授认为“匈奴”可以理解为“胸()呶”，用以称呼那些“外膺内胸，啌气所冲，能发出呶讙之声”的人们，或众人呶讙的场景。
匈奴的先祖是夏后氏的苗裔淳维，尧舜时期就有山戎、獫狁、荤粥等不同的部族活跃于北部蛮荒之地，日常畜牧并逐水草而居。商周，匈奴人开始与中原政权有所接触，周文王姬昌率部击败犬戎族（夷，匈奴的先祖之一），后来姬发姬发修建洛邑城并将戎狄赶至泾水、洛水北边，戎狄迫于压力向周代进献财物表示臣服，之后周穆王借口“戎狄不贡”率军攻打犬戎，并活捉5个犬戎部落首领、4头白狼和4头白鹿。西周末年，周朝王室势力渐微而戎狄逐渐强大并不断南下骚扰，姬静率军击败戎狄并修建朔方城以防御戎狄进攻。姬宫湦继位后，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致使申侯与犬戎联合攻进丰镐遗址，犬戎于是盘踞在泾渭之间并在中原烧杀抢掠，后犬戎被西陲的诸侯秦襄公击败。
周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山戎先是越过燕国攻打齐国，与齐僖公在齐国都城外交兵但双方损失惨重，之后山戎南下进攻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派出几个诸侯的军队击败山戎。周襄王即位后迎娶戎翟部落首领的女儿做王后，与戎翟结成军事同盟以共同起兵进攻郑国。周襄王打败郑国后，遭到冷落的翟后联合周襄王的继母惠后邀请戎翟出兵废掉周襄王，并立惠后的儿子子带为王。周襄王被里应外合的子带和戎翟兵马打败，子带继任周王而戎翟趁机入驻中原（陆浑一带）。周襄王派人向晋国求援，晋文公趁机以“尊王攘夷”为由号召各诸侯国联合进攻戎翟，晋文公指挥联军击败戎翟军队将周襄王接回做周王。
此后戎狄经常处于秦国、晋国两个诸侯国霸主的威胁之下，晋文公将其赶至西河的圜、洛一带，被称为“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在由余辅佐后率军征服西戎8个小国，戎狄部落为求生存而散居各处（绵诸、犬戎族、狄等部落居于陇西，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部落居于岐、梁、泾、漆的北边，林胡、楼烦等部落居于晋国北边，东胡、山戎等部落居于燕国北边）。春秋末期，晋悼公派魏绛出使戎翟，戎翟向晋国进贡，而后赵毋恤越过句注并攻占并代地区迫近胡貉部落。姬午二十三年（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赵武灵王通过“胡服骑射”改革军队使赵国军队势力壮大，他率军赶走林胡、楼烦等部落并扩张北部领土，后设置代郡、大同市、雁门三郡，而林胡、楼烦等部落逐步融入不断壮大的匈奴部落。
戎族部落中还有盘踞在陕西省北部、甘肃省中北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的义渠部落，骑兵实力强大以至于扩张道秦国的南洛河流域。秦惠文王三年（公元前335年），义渠在洛地击败蚕食土地的秦惠王大军，但秦惠王七年（公元前331年），义渠王向秦国求援以解决义渠国的内乱，秦惠王派庶长操率军平定义渠国的内乱，之后义渠王向秦国屈服称臣，而秦国对义渠实行恩威并施的掠夺和拉拢政策。秦惠王十八年（公元前320年），秦国出兵进攻义渠并占领郁（今庆阳市东），义渠王通过公孙衍得知秦国的战略后决定伺机攻打秦国。两年后魏国、赵国、韩国、燕国、楚国联合攻打秦国，秦国为防止义渠背后偷袭而送给义渠王“文绣千匹，好女百人”以示拉拢。义渠王假装收下礼物却实际上趁机攻打秦国并在李帛城下击败秦军。
秦惠文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14年），秦国率军夺取义渠的25座城池，之后秦宣太后为稳定后方与义渠王结盟，宣太后还为义渠王生下两个儿子，义渠王也逐渐对秦国放松警惕。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宣太后用牛羊美女笼络义渠王，以请义渠王到秦国观光的名义将他骗到秦国，秦宣太后在甘泉宫设宴并趁义渠王放松之际命士兵将其诛杀，随后吞并义渠的全部领土，秦国在义渠故地设置北地郡并设义渠县作为北地的郡治，义渠的剩余部众向北逃亡后成为匈奴浑邪王部。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秦开率燕军袭击东胡部落使其向北和西败退1000多里，之后秦国、赵国、燕国相继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迫使大批胡人部落向北迁徙。赵孝成王初年（公元前265年），赵国将领李牧驻守代、雁门以防备匈奴，之后在公元前244年李牧率军击杀匈奴十余万骑。李牧乘胜前进消灭檐褴并降服林胡，把赵国的边防线推进到了匈奴的发源地——阴山山脉下。
秦灭六国之战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朝大将蒙恬率军三十万北攻匈奴，匈奴的头曼被秦军击败，秦军夺取河南省地区和河套平原地区，匈奴被迫向北迁徙。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与蒙恬去世，匈奴趁中原诸侯背叛秦朝之际南下侵扰。当时头曼单于的大阏氏（妻子）生的长子是冒顿，但头曼宠爱小阏氏生的幼子并意图废长立幼，于是头曼决定与大月氏结盟以共同对付东胡，并派大儿子冒顿到月氏做人质以示结盟诚意。冒顿到月氏后头曼违背承诺率军袭击月氏，月氏王意图诛杀冒顿，冒顿获悉后寻机偷走月氏良马逃跑。头曼认为冒顿单于有勇有谋，于是让他统领一万骑兵，后冒顿发明出鸣镝响箭并训练士兵的骑射技能，他严令将士们跟随鸣镝所指的目标射击，如有违令则处以斩刑。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冒顿在出猎途中趁头曼不备以鸣镝为信号将头曼单于射死，后冒顿率众诛杀其后母和弟弟以及反对他的大臣，自立为单于。
东胡王听闻冒顿弑父自立，他派使者去匈奴意图拿走头曼单于时期的千里马，冒顿召集群臣商议此事，群臣一致反对将老单于的千里马给东胡王。冒顿单于认为对邻国不需要吝惜一匹马，仍将千里马送给东胡王。东胡王得到千里马后认为冒顿软弱可欺，于是继续遣使前往匈奴并意图得到单于的一位阏氏。匈奴群臣获悉后愤而请求冒顿率军攻打东胡，但冒顿仍下令将阏氏送给东胡王。东胡越发骄狂而想要侵占和匈奴之间的千里边境无人区，冒顿召集群臣征求意见，部分大臣认为此地可以放弃，但冒顿将主张给予东胡土地的大臣诛杀。随后冒顿率领匈奴全军攻打东胡，并处斩畏缩不前的士兵，东胡王被迫仓促应战而至兵败被杀，冒顿趁机吞并东胡领土、部分残余部众和牲畜。之后冒顿单于向西击败月氏，向南吞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将秦朝时蒙恬所夺匈奴的土地全部收复。
西汉建立之后，汉高祖刘邦将韩王信封于代地并以马邑为国都，冒顿率军围攻马邑迫使韩王信投降匈奴，之后趁机率军向南越过南句注攻到至太原市城下。刘邦听闻后亲率大军前往攻打匈奴，适逢天气寒冷且降下雨雪致使汉军士卒伤亡，于是冒顿假装败退以引诱汉兵并藏匿其精兵，刘邦率军向北逐击冒顿至平城后，三十二万步兵没有完全抵达，冒顿率精兵四十万骑将刘邦围困于白登七天。刘邦于是暗中遣使贿赂匈奴阏氏，冒顿单于看到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没有如约发兵，就听信阏氏的建议打开一角放走刘邦的军队。此后冒顿经常率军侵略代地，刘邦为稳定边疆而派遣娄敬送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每年送给匈奴相当数量的絮缯酒米食物，与匈奴约为昆弟表示和亲。
刘盈、吕雉时，冒顿致信吕太后对其出言侮辱，吕太后听信樊哙和陈平等人的建议复与匈奴和亲。刘恒前三年（公元前178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侵河南地上郡葆塞并杀略人民，汉文帝命丞相灌婴率八万五千车骑攻打右贤王，但由于济北王造反而下令罢兵。汉文帝前六年（公元前175年），汉匈开始重新修好，汉朝赠送匈奴绣十匹、锦三十匹等礼物。老上单于即位后，汉文帝派遣宦者燕人中行说护送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7年），老上单于率十四万骑军入侵萧关并斩杀北地都尉刘卬，抢走大量的人民和财产后攻至彭阳县，烧毁回中宫并一路杀到雍甘泉。
刘恒任命周舍、张武率十万骑兵在长安附近驻扎以防范匈奴入侵，后又派遣卢卿、董赤、张相如等人出击匈奴，经过一个多月的战争后匈奴被汉军驱赶出境。后汉文帝苦于匈奴每年入侵边境（云中、辽东等地）且杀戮抢掠人口，于是致信匈奴提议和亲，得到匈奴单于的同意。军臣单于即位四年之后匈奴再次断绝和亲并进攻上郡和云中，汉朝派出六位将军在句注、飞狐口等地防备匈奴。刘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又一次恢复和匈奴的和亲关系，开放边境贸易并向匈奴的单于献礼，派遣翁主（一种官员的职位）按照旧约进行交涉，直到汉景帝去世汉匈之间没有大规模的入侵发生。
刘彻即位之后继续与匈奴展开和亲和边境贸易，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汉武帝派遣护军将军韩安国、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率30万精兵在马邑附近的山谷设伏，他还命令屯将军王恢和材官将军李息率3万人切断匈奴的后勤补给和撤退路线。商人聂壹受汉武帝派遣以经商为名诱惑军臣单于出兵，军臣单于贪图马邑城的财物和牲畜而亲率10万大军进入武州塞。聂壹与朔州市县令提前密谋，以死囚犯伪装成县令来欺骗匈奴使者，但军臣单于率军到达距离马邑百余里的地方时，攻下了一个小亭并俘获雁门尉史。他获悉汉军的计划后下令撤军，王恢、李息、韩安国等人率军无功而返，此后匈奴开始断绝和亲并侵略汉朝。
刘彻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遣将军卫青、公孙贺、公孙敖和李广出击匈奴，只有卫青一路俘虏匈奴七百人，而公孙贺无功而返，公孙敖和李广出雁门被匈奴击败，之后汉武帝派遣将军韩安国驻军渔阳防备匈奴。次年匈奴二万骑兵杀辽西地区太守，相继侵略渔阳、雁门，将军卫青和李息率领三万骑兵出雁门和代郡，俘虏匈奴几千人。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再次从大同市出兵至陇西县，在河南省击败匈奴楼烦和白羊王并收复河南地区，设置朔方郡并修缮秦朝时蒙恬所修建的要塞（河南战役）。军臣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单于自立为单于后，匈奴数万骑入杀代郡太守恭友，之后又入雁门、代郡、定襄县、榆林市朔方等地，后卫青相继两次率军出击匈奴，从朔方、高阙出兵击败匈奴右贤王，再出定襄数百里击败匈奴。
刘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天和夏天，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万骑两次从陇西出发，第一次经过焉支山斩杀匈奴首级并俘虏一万八千人，还夺取休屠王的祭天金人；第二次途经居延攻打祁连山脉，共俘获匈奴首级和俘虏三万多人。而后匈奴入侵代郡和雁门，汉使博望侯和李将军广出击匈奴左贤王，汉军损失几千人而败退，后匈奴的浑邪王杀死休屠王并率四万多部众降汉。次年春天，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分别从定襄县和代出击匈奴，斩获匈奴首虏共计一万九千级，并前进至颜山赵信城后撤退。霍去病出代地两千多里与左贤王交战，斩获匈奴首虏共计七万多级，左贤王将军全线溃败，霍去病封于狼居胥山后返回。之后匈奴远离边境致使内蒙古地区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郡以西至令居，屡次修建灌溉渠道和农田，官吏卒众约五六万人。
刘彻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野侯赵破奴率领汉军二万多骑兵出朔方西北攻打匈奴，匈奴兵八万骑围攻赵破奴，汉军全军覆没且他本人被匈奴生擒。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广利率军三万骑出酒泉市并在天山击败右贤王，俘虏匈奴上万人而回，但之后被匈奴大军围困差点没有逃脱，六七成的汉军将士阵亡，而后因杅将军公孙敖与彊弩都尉会师涿涂山但无功而返，骑都尉李陵率五千步骑与匈奴激战但战败被迫投降。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李广利率领六万骑、步兵十万人出朔方郡攻击匈奴单于，彊弩都尉路博德率领万余军队与李广利会合，游击将军韩说和因杅将军公孙敖分别率领三万步骑兵出五原、雁门攻击匈奴左贤王，汉军与匈奴交战不利而全部退军还朝。刘彻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广利率军深入漠北，匈奴派右大都尉与卫律率五千骑兵在夫羊句山对抗汉军，前期李广利大军节节胜利而后在杭爱山（蒙古共和国杭爱山）全军覆没，至此匈奴得以重新掌控漠北。
由于自然环境和战争等因素影响，匈奴人口和领土的减少且内部矛盾加剧。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他的妻子和弟弟合谋，推举右贤王屠耆堂为单于，之后屠耆堂任用亲信并排除异己致使引起内乱。他战败后自杀后，匈奴开始争夺单于王位。西汉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东部的姑夕王等立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为呼韩邪单于，击败握衍朐单于，握衍朐鞮自杀。有人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同时呼揭王、右奥鞮王、乌籍都尉各自立为单于（史称“五单于争立”）。屠耆单于击败乌籍和车犁，他们败走西北，合并军队。他们放弃单于的称号，支持车犁为单于，结果被屠耆打败。呼韩邪趁机进攻，屠耆大败自杀，车犁投降。后来，呼韩邪的兄弟立为郅支单于，位于东部。屠耆的从弟也自立为闰振单于。东汉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闰振攻击郅支但战败被杀，而郅支又击败挛鞮稽侯狦并占领漠北王庭，呼韩邪向汉朝投降，郅支带着部众退至康居，呼韩邪占据漠北王庭。
东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矫诏派遣大汉西域的驻军和属国军队，兵分六路攻击郅支单于，其中三路从南方的帕米尔高原（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仓山的总称）经过大宛进入康居，在陈汤和甘延寿率另三路沿北道经乌孙进入康居（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西）。之后康居的副王抱阗率领数千骑兵袭击乌孙赤谷东，而陈汤率军反击杀死460多人、解救470多俘虏并获得牛、马、羊等战利品。进入康居后，陈汤命令士兵不得抢劫，后他们在离郅支城（郅支单于在康居建造的城池）60里的地方扎营，通过俘虏的康居贵族探知城内的情报，以后几天先后在离城30多里、3里的地方布置阵地。郅支单于以数百人守城并对汉军大喊，汉军用弓箭和弩箭射击城上的骑兵和步兵，这些骑兵和步兵以盾牌士兵在前，持长兵器和弓箭的士兵在后向城下进攻。匈奴的数百名骑兵试图出城反击但被汉军射杀，半夜汉军攻入土城。当时，康居的万余骑兵在城外的十余处援救郅支单于但未能取胜。天亮时康居的兵力撤退，汉军攻入城中并四面放火，郅支单于、阏氏、太子和名王等人共计1518人被斩杀，145人被俘，另有超过一千人投降。
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朝贡并请求结亲，刘奭刘奭因此将宫女（待诏掖庭）王昭君赐予他，王昭君被封为宁胡阏氏。呼韩邪去世后，其后代单于根据他的遗嘱，和汉朝保持长达30多年的友好关系。王莽建立新朝后，意图通过武力提升自己的声望和削弱匈奴的力量，他将匈奴地区划分为十五部，立呼韩邪的十五位后代为单于，收回汉宣帝给予诸国的金质“匈奴单于玺”，并发给乌珠留若鞮单于“新匈奴单于章”，以此降低单于的政治地位。他还将“匈奴单于”的称号改为“恭奴善于”，然后再改为“降奴服于”，致使匈奴与中原的战争再次爆发。大约在东汉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国内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人和牲畜饥疫流行致使大量死亡，此时匈奴的统治阶级由于争权夺利而再次分裂。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的八个部族立呼韩邪单于的孙子日逐王比为单于，与蒲奴单于形成南北对立的两部分，日逐王比带领4万多人南下向汉朝投降（被称为南匈奴），安置在河套平原地区，留在漠北的被称为北匈奴。
北匈奴受自然环境影响而社会经济衰退，他们尝试与东汉和亲以打破东汉与南匈奴的关系，并通过和亲与东汉交换物资。东汉只同意两国人民进行互市，因而北匈奴多次袭扰东汉的边塞地区，东汉率军征讨并在汉匈战争中接连取胜，但由于刘庄去世和中原大旱，战争暂时停止，此后北匈奴多次南下投降汉朝。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鲜卑攻击北匈奴，优留单于被杀致使北匈奴发生大乱。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和耿秉率军联合南匈奴军队击败北匈奴，而班超在西域击败助战的楼兰，战后北匈奴实力大为削减，以致于次年北匈奴遣使向汉朝投降，但不久新投降的北匈奴部众强迫前单于的儿子逢侯单于即位。
东汉刘肇永元三年（公元91年），汉朝和南匈奴再次击败北匈奴，北单于在战争后逃至乌孙地域，但仍然频繁地在天山南北地区进行掠夺活动，残留在西域的余众还活动了六十多年。东汉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北匈奴攻占伊吾郡并斩杀东汉将领索班，为抵抗西域的北匈奴，东汉政府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他在柳中集结兵力于东汉刘祜延光三年至五年（公元124年至公元126年）两度打败北匈奴，使得西域的局势开始稳定下来。后北匈奴的势力开始再度上升，东汉军队于东汉永和二年至五年（公元137年至公元140年）在西域沙漠地带多次击败北匈奴。
东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汉将司马达率军攻击蒲类海并击败北匈奴的呼衍王，之后呼衍王率领北匈奴再度向西撤退。由于在西域受到东汉的反击，北匈奴已经无法维持其立足之地。大约在东汉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左右，部分北匈奴开始西迁，还有诸多北匈奴人仍留在北方草原，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南匈奴一起融入黄河流域的汉族。西迁的北匈奴部落来到锡尔河流域（流经现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内陆河，其最终流入咸海）的康居国。四世纪中叶，匈奴人击灭位于今顿河以东的阿兰聊国，并于公元374年开始入侵欧洲的东哥特人，东哥特人被迫退至德聂斯德河以西的西哥特人境内，西哥特人战败后分别向南逃至多瑙河北面的森林地带、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的国境。
南匈奴归降汉朝之后被安置在河套平原地区，期间他们多次借助汉军击败北匈奴并吸纳大量降众，南匈奴的势力也因此得以扩张。但由于南匈奴内部构成复杂而管控难度也逐渐加大，内讧、叛乱和南单于制造的暴行经常发生，因此汉朝对南匈奴的管理逐渐变得更加严格。东汉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南匈奴发生内讧，羌渠单于被部族人杀死，其子栾提于夫罗即位后为对抗另一位新的单于而向汉朝求助，之后南匈奴通过战争掳走东汉的名儒蔡邕的女儿蔡文姬。东汉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南匈奴的首领归附汉丞相曹操，蔡文姬也因此得以返回汉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拘留南匈奴的呼厨泉单于，并任命右贤王去卑监国，同时由于匈奴人大量涌入中原地区而将南匈奴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左、右、南、北、中，各自安置在现今的陕西、山西、河北一带。每个部分由一位贵族领导（官职名称为都尉），同时还指定汉人担任司马以监督各部，其中於夫罗单于的儿子刘豹就担任左部都尉。
晋朝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匈奴族人刘渊趁西晋末年混乱之际在并州离石起兵随后称帝，占领中国北部的大部分领土，其子刘聪于西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攻占长安并灭亡西晋。东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人石勒在上邽杀死刘熙、其他将领和官员等三千余人并灭亡汉赵王朝（史称前赵或汉赵）。之后匈奴人与鲜卑族不断混血通婚而诞生后裔铁弗人（也称铁弗匈奴），其中著名的铁弗人赫连勃勃趁乱夺取关中并以长安为都，建立十六国之一的大夏国，直到刘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年）被北魏的拓跋焘灭亡；月氏人融入匈奴后被称为匈奴别部卢水胡，其后裔沮渠蒙逊自立为北凉国主，直到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被北魏所灭；一小支匈奴部族进入了辽东半岛，融入了与高句丽相近的宇文鲜卑部落，其中宇文泰之子建立北周政权。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匈奴在中国的最后一段历史，之后匈奴政权及其人民不见于史册，大多数都与中原汉族混合杂居并改变姓氏，比如呼延氏、刘氏、乔氏、卜氏等。
匈奴族政权在头曼单于时期已经发展强大，其疆域范围东与东胡相邻，南与河南地相接，北与浑庾、屈射、丁零、乌孙等族为邻，活动于河西地区以东、西拉木伦河流域以西以北的广阔地域。匈奴在最强盛的时候，东破东胡（今内蒙古东部大兴安岭一带），南并楼烦、河南王地（今山西北部与陕西北部），西击月氏与西域诸国（河西走廊，今甘肃的武威市、张掖市、酒泉一带），北服丁零与西北的坚昆。此外匈奴还控制现在的新疆，设置僮仆都尉管理该地区，势力一直伸张到乌孙、大宛或葱岭以西的大夏、康居等地（今中亚细亚的咸海、黑海一带），北部到现在的贝加尔湖一带，这是在冒顿及其后代还未征服东胡与月氏或西域诸国之前的匈奴疆域。
匈奴的左右两翼制度来源于草原游牧民族独特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日出之方作为正方，即为左方；日落之方作为反方，即为右方），匈奴政府在单于之下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单于把所辖地区和部众分为三部分，匈奴单于作为最高首领居中并直辖中部，左贤王治理匈奴东部地区，右贤王治理匈奴西部地区，左右二部从两翼拱卫。左右贤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负责一方的军事和行政；每个谷蠡王之下又有向谷蠡王负责的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候等“二十四长”——“万骑长”；诸二十四长亦各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此外匈奴将贤能者称为“屠耆”，因此太子一般担任左屠耆王。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六角）；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
匈奴单于的传位制度主要是世袭，一般情况下遵循成年长子继承的优先原则，特殊情况下从前单于的血亲中选择（如弟、耳孙、季父等）继承人，兄终弟及是匈奴单于继位制度的补充，但南匈奴时期则以兄终弟及为主线。除了首领单于之外，匈奴政权中的四大王（左贤王、左谷蠡王、右贤王、右谷蠡王）也基本遵循单于的世袭制度，四大王中的左贤王是第一个有资格继承单子位的人（单于储副），当左贤王出现空位时，下任左贤王首选是其成年长子，其次是单于弟，此外一般左贤王继承单于位后，原来的左谷蠡王、右贤王、右谷蠡王相继上升为左贤王、左谷蠡王、右贤王，其下依次递进。匈奴的世袭制度总体上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将单于和各大王等连在一起，以维护匈奴的统治稳定。
匈奴单于之下将全国的行政单位划分为五大部分，单于庭所在的核心区域位于蒙古高原的中心，位于中原政权直辖的代、云中以北的广阔的草原地带（上谷郡以西、上郡以东，直面中原代、云中之间的北部地区）；左贤王位于东方南部（南与中原的上谷郡、东与乌桓相接，云中以北以东、辽河下游以北以西之间，最北曾达狼居胥山、余吾水、郅居之水）；左谷蠡王位于东方北部，北与丁零相接；右贤王位于西方南部并与氐羌相接（东起上郡，西至盐泽）；右谷蠡王位于西方北部并与坚昆、乌孙等族相接。四大王是单于派驻地方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其封地为匈奴政权中的四个“最大国”，四大封国以犄角之势保护着单于庭。
匈奴政权在头曼单于以前形成松散的氏族部落联盟，这也是匈奴军事民主制或军政合一的正式阶段，从最开始的淳维单于到头曼单于，匈奴的大小各族时聚时散。直到冒顿单于征服许多邻族并建立奴隶制政权后，匈奴人的军事民主制时期走向结束，但其后冒顿单于行政单位分封（单于庭、左贤王庭、右贤王庭），这也受到氏族部落联盟体制的影响。此外匈奴军事民主制的重要体现还有匈奴的“议事会”制度，匈奴人一年三次集会尤其秋季（九月）大会，诸部首领汇集商议重大军事和政治问题（单于称号的袭用、五单于争立、匈奴西部土地问题等）。
胡亥元年（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后，匈奴的政治体制中主要包括以“单于”“左贤王”“右贤王”为代表的挛鞮氏上层贵族和以“呼衍氏”“兰氏”“须卜氏”等为代表的姻亲氏族。挛鞮氏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掌握匈奴的军政大权并垄断单于位的继承权，挛鞮氏诸王驻军管理地方并控制姻亲氏族；姻亲氏族处于从属地位，担任“辅政”性质的骨都侯、左右大当户、左右大且渠等职务，匈奴政治体制、政权稳定的前提是挛鞮氏诸王通过发动“掠夺”战争、索取“岁奉”“通关市”等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并将其分配给姻亲氏族等贵族，获取他们对政权和政治体制的支持。
阏氏是匈奴少数民族所独有的王妻称呼，单于和诸王的妻妾、单于和诸王太子的母亲都可以称为阏氏。阏氏一词是匈奴语音的汉译（燕支、燕脂、胭脂），其实际的来源是与妇女装饰用的胭脂有关，而燕脂是出自西域甘肃的燕支山，燕支山下有制造燕脂的原料红蓝（燕支粉），妇女涂在脸颊和嘴唇上增加魅力，为了与山名有所区别而改为烟肢、燕脂和胭脂，之后为显示单于妻子等的尊贵而改为阏氏。匈奴的阏氏可以分为单于阏氏（单于的妻妾）、母阏氏（单于和诸王太子的母亲）和诸王阏氏（诸王的妻妾）；阏氏的来源主要有匈奴国中名族（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收继婚姻（匈奴为保持种姓的纯洁和完成对丧偶妇女及其子女的抚养而实行的一种以身份继承制为基本法则的婚姻制度）、政治联姻（比如大汉、月氏的公主）、战争俘虏（比如蔡邕之女蔡文姬）四种，而阏氏在匈奴的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可以决定单于位置的继承和官员的任免，也能亲自上战场作战。
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自己制造的手工业品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和战争用品。首先是兽毛皮革制品，如衣服、马褂、长靴、尖帽、风帽等穿着物品，穹庐的墙壁、地毡、毛毡等，此类物品除自用外还可作商品或礼物；其次是木制品，如穹庐用的柱梁、马鞍、车等，匈奴人日常吃畜肉，杀了牛羊，其骨可能用为器皿或工具。近人在蒙古高原匈奴人的墓中掘出很多古物，包括陶器、石器、铜器、铁器、银器与金器，其中有生活必需品、军用品与装饰品。这些古物中有很多是汉朝给予匈奴的，有的是匈奴从汉族或其他各族掠夺而来的，也有的是匈奴用交换方式得来的。出土的古物，只能说是匈奴人使用的手工业品，不一定是匈奴人制造的。即使是匈奴出产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匈奴人制造的，也可能是久居匈奴的汉人或其他种族人制造的。
匈奴是一个狩猎与畜牧的民族，匈奴自头曼、冒顿单于以后都很重视狩猎，射猎对于匈奴人来说不仅是食品或娱乐，同时也是军事训练和纪律手段，这可以保证匈奴人的骑射技术、严明纪律和军事力量，在和平时期射猎与畜牧也是合而为一。匈奴在社会发展的初期主要靠打猎为生，而头曼与冒顿单于在位时已进入畜牧为主、射猎为副的时代。除了畜牧和射猎之外，匈奴人还喜欢捕鱼为食，但史书少有记载匈奴人的鱼类食品，不过游牧民族依靠的畜类中最重要的是马、牛、羊，而马的种类很多。精兵之外，当还有很多不为骑兵所用的马，骑兵是匈奴攻战的主要力量。战国时代，汉人时常受到主要是匈奴骑兵的扰乱与侵略。匈奴人在欧洲，不仅战时用骑射，平时也常在马背上，连吃饭、闲谈及办交涉都在马背上，马肉、马乳可作食品，马乳还可以制酪。在匈奴人的食品中牛羊肉、乳尤为普通，此外马还可以作祭品与盟誓之用。
匈奴人喜欢与附近邻国尤其是汉人进行贸易，匈奴的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和统治者的奢侈品不能自给自足，因此他们主要用牲畜与中原地区或其他民族进行商业交换，而且常常以价值十倍的牲畜来换取“奇缯物”（奢侈品）。同时他们将从汉族那里得到的物品转卖给其他人以谋取利益，或者进行其他物品的交换。匈奴人成为将汉人物品运送到西域诸国的中间商，因为这些国家都喜欢汉人的丝绸，但由于匈奴的存在，汉人与西域的交通一直受到阻碍。自从匈奴消灭大月氏并控制乌孙、呼揭、楼兰及附近的二十六个国家后，匈奴完全垄断汉人与西域交通的路线。西域诸国无法直接与汉人交易，只能依赖匈奴作为中间人。直到刘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人占据河西一带并与西域诸国直接交往，匈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遭受巨大损失。
据史书和新疆出土的文物来看，匈奴民族的语言是复音语，与单音语的汉族语言有根本的区别，比如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谓贤为“屠耆”。由于匈奴内部种族复杂，语言经过长时期的混杂会互相影响，因此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认为匈奴语是东胡（通古斯）语、蒙古语的结合体，在帕米尔高原以东乃至葱岭以西的西域诸国，匈奴语也可能是通用的，而在匈奴语中也有其他各种族语言的成分，匈奴分化之后，南匈奴的种族语言都同化于汉族。单于的名字有的是单音的，如单于咸、单于舆；有的是双音，如头曼、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有的是三音节，如挛鞮稽侯狦、伊稚斜单于、句黎湖、狐鹿姑；有的是三个音以上的，如虚闾权渠、握衍朐鞮。两个音既为一字一义，三个音或四个音也可能是一字一义；部分音是常常见于各单于或其他的名号或官号的，比如呼——单于名字有呼韩邪、呼揭、呼兰若尸逐、栾提呼厨泉、呼徵；在语法上，单于这个称号，固常放在名字之后，如老上单于或老上稽粥单于，军臣单于等；也可以放在名字之前，如单于咸、单于舆等。
据《汉书》《史记》等史料记载，匈奴没有文字书面语言，他们认为言语是对自身的约束，匈奴语的书写符号——文字没有流传下来。据桓宽的著作《盐铁论·论功》记载，匈奴虽然没有记述礼义的书籍和文字，但文武百官会刻骨卷木以记忆事宜，同时呼衍氏等大姓是通过口头的方式向单于汇报刑狱案件，没有无文簿和记录，而匈奴单于屡次写给吕雉和西汉皇帝的文书，一般出于汉人之手，用汉文书写，另外匈奴官员中有一种中行说的人，他们平常负责教授单于及其左右简单记录和计算匈奴的人众畜物，至少要教他们数目字，中行说是文帝时陪同汉朝嫁给单于的宗室女的官员，所能教单于左右的也是汉族的文字或数目字。因此匈奴不仅有刻骨的或雏形的文字，而且也受到汉族文字或计数符号的影响。
匈奴的民歌留在史册上的只有一首，但是名字不详，讲述的是刘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被汉击败、失去祁连山脉和焉支山（今甘肃河西走廊，燕支山或作属支山）之后的无限感慨——“失我祁迎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妹妇无颜色”。这首民歌把“燕支山”与“嫁妇无颜色”联系在一起，由于“燕支”与“胭脂”（匈奴用“红蓝”花染粉为面饰以美容）同音同义，而匈奴的妻子“阏氏”，以燕支山比作阏氏和胭脂，表达出百姓对匈奴威望衰落的感伤。除此之外，史书并没有记载匈奴人自身的音乐，但从后人的诗歌中可知匈奴广泛流行的乐器就是胡笳和鞞鼓，最著名的就是东汉末年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匈奴人的艺术主要反映出他们长期的游牧生活和狩猎生活，因此动物形或动物画最为普遍，比如在诺颜山及其它漠北地区匈奴墓葬中出土的骨器、毡毯、铜饰牌等，上面都绘有牛、马、鹿头形或体形的兽类图画，还有各种兽头铜像、金制兽像、石雕和木雕等等，除此之外还有表现匈奴人偶像崇拜的人像石雕、匈奴人像刺绣画、白玉人形、木俑等艺术品。
秦汉时期的匈奴服装属于一种左直襟式的短衣，虽然没有裙裳遮蔽膝盖以下的身体，但由于匈奴民族身处燥寒而多风沙的环境，为保暖和骑马射猎的生活需要，他们的下装形制如同后世套裤，左右各一，分著两腿（无裆之裤），作用在于护腿保暖。简而言之匈奴民族的服装基本是上衣下裤的形式，上衣就是左衽直襟式的短衣，下裤为合裆之裤，足部则穿着革制靴鞋。服装材料主要在采用动物皮毛，最晚到西汉晚期开始兼用丝绸，左衽窄袖紧身短衣，衣长不过胯部，衣服领、襟、摆、袖等处均以皮毛镶边；下装则至少包括束口满裆长裤与连袜套裤两款类型，其靴鞋分为短勒与无勒两种。虽然匈奴民族服饰的特点具有特殊性，但使用丝绸表明其服装已深受中原汉服的影响。
《史记》《汉书》等史书中都有对匈奴宗教信仰或迷信风俗的零星记载，匈奴人主要的宗教信仰是祭拜天地、日月和祖先，并对鬼神现象存在迷信，例如居民日常生病则被认为是鬼神作祟，战胜敌人则是神灵保佑。匈奴每年正月、五月与秋天（九月）三次集会，其中五月在龙城的大集会全体祭祀祖先、天地和鬼神，而秋天在林的集会是为秋天收成而感谢天神的集会。匈奴有定期的集体拜祭，又有每日的日常拜祭，匈奴每天都要拜日月但与每年三次集会不同。匈奴每年的三次集会都祠龙，说明匈奴人是祠龙的。他们祠龙是因为匈奴在古代以龙为图腾。匈奴在战争的时候还相信各种巫术。缚马前后足以置城下，埋羊牛于军道及水上，都是巫术用于军事方面的表现，匈奴还有饮血以为盟誓的风俗，既是一种盟誓，也是一种宗教仪式。
匈奴作为草原的游牧民族，“以攻战为事”的军事战争文化是其典型的特点，匈奴的军事体制和政治体制与官制一般是相结合的，匈奴自单于以下的左右贤王至当户，麾下分别有上万骑兵和数千骑兵不等，他们不仅是匈奴单于手下的大臣，同时也是匈奴政权的大小军事统帅；此外匈奴实行的是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他们平时为放牧打猎的牧民，战时则为冲锋陷阵的士兵，由于匈奴人日常的狩猎生活和游牧习惯使得他们骑射弓马技术娴熟，较容易维持战斗力，对军事战争的开展比较有利。在具体的战争中，匈奴军事作战的战术特点是“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简而言之就是“诱敌深入”的机动作战，比如汉高祖七年冬天（公元前200年），匈奴军队通过诱敌深入将汉高祖刘邦的汉军围困于白登山。1969年，考古学家在乌兰察布赵家房村匈奴墓葬中发现了铁制的剑、矛、刀等兵器，1974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补洞沟墓葬中发现了环首、长条形的铁剑，直背凹刃和弧背凹刃的铁刀，扁棱形、三棱形和三棱带翼形铁簇、铁鼎、铁錢、铁环和长方形铁带扣及铁带饰。在饮牛沟墓葬中发掘出止了很多铁制的武器、工具：铁短剑、鹤嘴斧、环型刀、铁铸。1979年在鄂尔多斯市的西沟畔墓葬中发现柳叶形长条铁剑、铁马嚼、铁瓣、铁锥、铁勺。
匈奴本部的自然地理形势比较突出，中间是自成单位的蒙古高原，周围多有山岭为屏障，东有兴安岭，东北有肯特山，南边有阴山山脉、贺兰山，西边是阿尔泰共和国山，西北是唐努山（东西走向后折向西南，延长为杭爱山脉）。除此之外还有大面积的荒漠地区（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大戈壁），几乎占了蒙古高原盆地的全部，包括了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分。自东北地区向西南伸张，东西最长处约为两千公里，南北最长处约为一千公里，面积达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除了大戈壁中这几个大盆地之外，蒙古高原上还有三个盆地：一为色楞格河流域（在大戈壁之北、科布多省与唐努乌梁海之东）、二为科布多盆地，三为唐努乌梁海盆地。色楞格河流域包括杭爱山与乌兰台戛山以东、肯特山与阿尔唐乌鲁桂山以西和乔伦以北。
历史学者马长寿认为匈奴在最强盛的冒顿单于时期人口在一百五十万左右，而学者袁祖亮认为冒顿单于时期的人口在140万以下，但学者林干认为最强盛时匈奴人口在二百万。汉宣帝即位后匈奴发生五单于争立的内乱，人口减为一百七十五万，混战结束之后人口持续减至约一百五十万，直到南北匈奴分离之际，匈奴的人只剩下大约一百三十万。东汉末年至三国初期时，匈奴被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左部帅刘豹管辖一万多户人口，主要居住在太原郡故兹氏（今山西汾阳）；右部管理六千户驻守在祁县（今山西祁县）；北部四千多户驻守在新兴县（今山西忻州）；南部三千多户驻守在蒲县（今山西隰县）；中部六千户驻守在文水县（今山西文水），总计3万余户和近20万人口。而刘豹之子刘渊于晋朝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在太原市起事之际，并州匈奴的总人口大概是35万上下。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评价：“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匈奴时常为中原地区的祸患，想要知道哪一方较强的时候，需要设立军备以征讨。”
内蒙古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亦邻真评价：“游牧经济的产生是蒙古地区上古时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巨大的飞跃，是北方民族人民（匈奴）的伟大历史贡献，北方民族牧民不断积累经验创造了许多独特的生产技术。”
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查拉尼斯评价：“这些生息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是一般巨大力量……他们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向东、向西运动时，对中国、波斯、印度和欧洲所产生的压力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地区历史的发展。”
苏联史学家列·尼·古米列夫评价：“古代匈奴人不存在任何社会制度，他们由单个家庭赶着牲畜—马、牛、羊和一些骆驼、驴子，在草原上过着一种游牧生活。”
中国民族史专家林干评价：“匈奴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第一个以显赫声名载入史册的部族。它之所以能悠如此长期活跃，并在中国历史上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甚至给予世界历史以一定的影响，这与它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兴起时已进入铁器文化时代及具有的民族特点和社会特点有关。”
目前发现的匈奴大型墓葬的年代都在西汉晚期以后，一般都是地表有长方形或梯形土台、带墓道的规模较大的贵族墓葬，主要分布于蒙古中部偏北的省份和与蒙古中北部和西北部接壤的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和图瓦地区。据2011年的考古材料，当时已经发掘的匈奴大型墓葬有二十几座，其中蒙古中央省的诺音乌拉墓地的M1、M6、M20、M23、M24、M25、M31；蒙古后杭爱省海尔汗苏木的高勒毛都墓地的M1、M20、M79；蒙古肯特省的都尔利格纳尔斯墓地的M1、M2、M5；蒙古科布多省的塔黑勒特霍特格尔墓地的Ml、M2、M64、M82、M83为最典型。绝大多数匈奴大型墓的墓穴以上都有高出地表的土台，形状、尺寸与墓穴基本重合，高度一般为0.5至1.5米。匈奴大型墓的葬具均为木质棺，规模较大的墓葬均有内、外两重椁，一重棺，棺放置于内椁的中部或偏向西侧。规模较小的墓葬只有一棺一椁。匈奴大型墓葬绝大多数被盗，只有位于蒙古科布多省的塔黑勒特霍特格尔墓地M82没有被盗，其中出土的汉式铜镜残片是流行于王莽至东汉前期的铜镜，绝大多数为宽平的边缘上带花纹。
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调查发现和发掘出近20处匈奴的城塞和村落遗址，蒙古境内有10几处，分布于中央省、后杭爱省、布尔根省、肯特省、乔巴山省及东方省，如中央省孟根莫利苏木布和方台古城、肯特省吉尔嘎特汗苏木成赫林赫鲁姆古城、南戈壁省诺姆根苏木呼勒特道布古城等形制、结构布局基本相同，它们的建筑材料、纹饰、制法与秦汉中原建筑常见的式样相似；恰克图东35公里处的都列尼村是目前发现的面积较大的一处匈奴时期的重要定居遗存，其中发现大量陶器、青铜动物纹饰牌、铁犁铧及房屋、窖穴遗存；外贝加尔最著名的发现是乌兰乌德市西南16公里的伊沃尔加古城，该城坐落于色楞格河古河床左岸台地上，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
史学界对匈奴族的族源没有定论，主要有汉人苗裔说、来源于西方说、来源于鲜卑和通古斯说、源于义渠和楼烦说和不同称呼说等几种说法。最早描述匈奴人是汉人苗裔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迁认为匈奴的先祖是夏后氏之苗裔淳维，为《史记》作注释的张晏、乐产、应劭、服虔、韦曜等都赞同司马迁的看法，但班固的《汉书》对这一说法表示反对；民国时期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吕思勉、林惠祥，包括现代的历史学者林干认为古代的荤粥、猃狁、粥、鬼方、犬戎族等皆是匈奴的不同称呼，都是指的同一个民族；学者黄文弼认为匈奴族源于唐训方、林胡、楼烦；历史学家岑仲勉、孙次舟认为匈奴是从西方印度或波斯迁来的民族；史学家朱学渊认为从语言上讲匈奴的族源是鲜卑和通古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