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6-04 07:53
禅定（梵语Dhyana Samadh）为梵语“禅那”的转音，亦名禅、定、三昧、正受、三摩提、奢摩他、解脱、背舍、三摩地，包含有禅观、止观、瑜伽等学，由凡夫而至成佛，需要以禅定为阶。禅定的分类方法很多，如今盛行的分类为有相和无相，以及四禅八定和灭受想定。修习禅定方法有很多种，从宗旨、见地和修习方法，以及所对应的教乘，可以大体把禅定分为小乘禅、大乘禅和密乘禅三大类。
传说释迦牟尼佛便是在禅定中悟道，他在指导弟子修行时，不止一次说到禅定。在《圆觉经》中，他说：“一切诸菩萨，无碍清净慧，皆依禅定生。”禅定修习有“四禅九次第定”之学，有人修禅定会一阶一阶提高，有人则会在顿悟中出此入彼，还有人则会止于一禅难以进步。此时，应根据修习者心性，选择适合的方法，继续精进修行，达到佛所说的“制心一处，无事不办”。禅定之人在定中容易碰到种种境界，甚至是魔境，《楞严经》中讲述了由五阴引发的五十种阴魔。种种魔境皆因六根六尘磨荡所引发，此时，应使此心坚定，不忘本念，不起爱怖诸心，魔境自然会消失。魔境来世，切勿着相，如金刚经所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是大日如来。”又如《华严经》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佛家、道家和儒家都有各自的禅定方式，对禅定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有安世高、支娄迦谶、道安、支道林、鸠摩罗什大师、佛陀跋陀罗、惠能、慧远等人，与禅定密切相关的宗派有禅宗思想、净土宗、密教等。
佛教中的禅定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无论是道家的仙丹道术、宋代以来的儒家理学以及传统文化，它们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吸收了禅定方面的内容和精华。如今，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禅定并非局限在宗教层面，人们将禅带入了生活，将禅与心理学和其他科学联系在一起，帮助人们体会到更多的宁静和幸福。
“禅定”来源于梵语dhyana，简称“禅”，也被译作思维修、静虑、摄念。“禅定”一词从东汉时期，就出现在了佛教典籍中，在之后历朝历代的翻译过程中一直被广泛使用，有时也同“等持”“三摩地”“三昧”等替换使用。在《瑜伽师地论》的梵语原文中，有七个词语可以都可以被称为禅定，这些词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指代禅定，在使用时需要了解禅定的具体种类。唐僧在翻译时对应的音译和意译如下表所示：
禅定是佛学重要和基本的修持方法，可以让人从混乱的思绪中安静下来，专注于一种境。《佛学词典》对禅定的解释是：“禅”又名“禅那”，“”禅和禅定是同义，“心定一境而审为思虑者。是为色界所属之心德，不具欲界之心，离欲界之烦恼，乃可得之。这句话的意思是，禅具有心定一境的性质，属于佛教中色界天的心德，安住在这种禅定状态的人，心已经远离了欲界心的状态，也就自然不会再为欲界的事情而烦恼。
“禅定”是由人到佛的修行过程。从释迦牟尼佛、诸大菩萨以及三世诸佛，都历经过禅定的修习。佛教的根本目的是让人解脱，而解脱之道是以戒定慧三学为根本，禅定则是三学的中心，是“戒为定基、定能生慧”的道理。定为体，慧为用。戒针对人的贪欲、禅定对治人心的怒、慧则是破除人心的无明。
宗教心理学认为，“禅定”是通过禅思、禅念、禅观等活动进行修行的。其中，禅思指的是凝聚精神，排除心中的杂念；禅念指厌弃烦恼和各种欲望；禅观指在坐禅的过程中，通过观照真理获得无上智慧。
禅定与瑜伽有着相类似的发展历程，均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山区一带。古印度先民在距今大约七千年之前，发明了用于自我调制心思的秘密瑜伽术，并流传于喜马拉雅山一带。在公元前三千年于印度河流域出土的史前文物中，曾发现雕刻瑜伽静坐姿势人像的印章和石雕。在考古发现的四五千年之前的古印度梵语手稿中，记录了百余条练习瑜伽的法则，其中很多方法同后来出现的佛教禅宗思想、密乘的修行方法相近。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雅利安人来到印度后，将瑜伽术摄入到了以祈祷和祭祀为事的古婆罗门教义中。
印度婆罗门教从众多的自然神中，抽象出了“梵”，并将其视作宗教信仰的归宿和源泉。在婆罗门教义《吠陀》中，认为瑜伽和禅定是敬拜“梵”的方法，是婆罗门的必习课目之一。《泰迪黎耶奥义书》指出：“敬思大梵为生气，其人生存自可久。”此时的婆罗门教义，已经将人系统地拆解为物质性的地、水、火、风四大元素与非物质性的自我、自性、神我的结合，认为只有在生前按教义中的修习方法进行苦行、布施、瑜伽等，才能进入“天道”，否则就要在死后接受诸多惩罚。婆罗门教所追求的“梵我合一”的境界，即在静定中达到涅和解脱的境界，被西方称之为“实践的神秘主义”。
随着印度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出现了多种反婆罗门传统观念的“沙门思潮”。新型的沙门思潮流派众多，按佛典中的说法，为九十六种外道、六十二见，其中影响最大的为“外道六师”：
佛教也是沙门思潮中出现的教派之一，为沙门集团中重视瑜伽实践和禅定之学的一家。与其他教派自称所受的神启为源不同，佛教之源为教主释迦牟尼在禅定中思索的体悟。当时印度沙门的修炼有苦行和禅定两种。释迦牟尼先跟随王舍城外的阿罗兰仙修学禅定，行禁欲之梵行，深入了佛教中的“无所有处定”，之后又跟随郁头兰仙学习进入“非想非非想处定”。释迦牟尼从这两种定中并未见到解脱之道，于是开始苦行，进行了时长六年的绝食修定。结束苦行后，释迦牟尼又按照禅定的修习方法，依次进入各种禅定状态，思索出了“十二因缘”，证得无上菩提，成为佛陀并创立了佛教。
从东汉末到西汉末，为印度禅学到中土的介绍输入期。佛教刚传入中土时，被看作是跟本土仙道一类方术和黄老一类的清净虚无之道，流传不广，传播速度缓慢，信仰者比较重视礼诵和求福，很少有习禅者。当时社会中流行的修养方法，主要为道教所弘扬的中土传统气功。
到了东晋初至南北朝中期这段时间，为印度大小乘禅学在中国的盛传期。这一时期的政局不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苦难状态，思想界出现了大开放的局面，佛教随之勃兴，各种禅法也在民间流行。拓跋焘和宇文邕时，虽然开展了灭佛活动，但佛教已经在民间扎下深根，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经破灭，未几复兴。在这之后出现了很多有名的禅师，也有大量的印度禅师前来传禅。比如，达摩所传的如来禅，便是北朝禅法中很重要的一系。另外，还有念佛禅、实相禅等，均为印度的师传和经教禅法。
到了南北朝后期，从印度传到中土的大小乘各类禅法，经过了中国佛教界的吸收和系统整理、总结、创造后，形成了具有华化色彩的佛教禅学。华化禅学的基本特点为：依大乘经教观心，悟入实相禅。比如，北齐慧文禅师读《大智度论》后，悟“三智在一心中得”，依《中论》中“因缘所生法”偈，建立了“一心三观”的实相观法。慧文的门人慧思，以止观总摄全体佛学，从大乘如来藏说出发，以“自性清净心”为禅观之本，奠定了法华宗的基础。天台宗之后，相继出现了三论、华严、慈恩三宗。
唐宋之后，净土宗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净土宗依《阿弥陀经》《无量寿佛经》《观无量寿佛经》等，宣扬心愿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仰赖他力救度。这一信仰体系，适应了下层社会苦难民众的宗教需要。
华化禅学发展道南宋中期以后，虽然在临济和曹洞二家还有名禅师出世，但禅学已经没有多少新的发展。随着净土宗念佛禅日益盛行，禅门的许多宗师也提倡念佛，很多著述都与念佛禅及往生净土有关。比如，明代法华宗的僧人传灯所著的《净土生无生论》，融通了念佛禅与天台教义。明代高僧真可和憨山德清，也有论述禅、净二法的文字，如真可的《紫柏尊者全集》、憨山的《年谱》。清末以后，佛教呈现了复兴的镜像，在禅行实践方面以念佛、参禅为主。
禅学在西藏的传播，随佛教的盛衰，分为前弘（约650年——987年）和后弘（987年后的两三百年）两大时期。
佛教传入西藏自治区以前，民间流传着以原始巫术和祭祀占卜为主的苯教。松赞干布时期，佛教随着政治联姻传入藏地。松赞干布死后，一些信奉苯教的贵族极力排佛，致使佛像被埋藏在地下，佛教寺庙被毁，僧人被驱逐。赤松德赞即位后，开始弘传佛教，并将当时汉地盛行的禅宗思想引入吐蕃，以神会一系为主，当地人称之为“顿门”“万灵教”。此外，印度密乘僧所传的瑜伽密法在前弘期也有传承，如莲花生、无垢友等印度上师的《幻变经》《集经》《心品》等。838年至842年期间，信奉苯教贵族大臣发动了一场禁佛运动，佛教大约在百年的时间里，几乎在吐蕃社会上销声匿迹。
后弘初期，西藏自治区出现了一批赴印留学并精通梵藏语文和佛学的人，如仁钦桑波、卓弥释迦智、确吉洛卓等译师。在这些译师的努力下，藏文中与禅学有关的经籍得到了丰富。此时的佛教承接了印度的教风，重视禅定和无上部瑜伽的修习。元初时，藏传佛教及其禅学向北传入蒙古，之后又东传内地，南传不丹、锡金王国、尼泊尔，近几十年来又传向了欧美，具有广阔的地域覆盖面。
修习禅定方法有很多种，从宗旨、见地和修习方法，以及所对应的教乘，可以大体把禅定分为小乘禅、大乘禅和密乘禅三大类。
小乘禅的特色是禅观的内容和观智都带有厌世、出世，以及追求个人解脱的色调，以停息一切心识活动的“灭尽定”为最高禅境。《法律三昧经》中就讲到了小乘禅的修行目的——重在“畏苦厌身，一心思惟，取欲自度”，即从畏惧生死之苦出发，一心追求个人解脱生死，观智以三法印为宗。按照禅定入门方法，可分为观息（专注呼吸）和观色（观想一定的形相）；按所修禅定的性质，可分为世间禅和出世间禅两类。
南北二传小乘禅的内容大体相同，在组织结构和入手门径上，有一些不同。其中，南传佛教上座部的禅法共有四十门，被称为“四十业处”，分为七大类：
北传小乘禅法主要有四根本禅（色界四禅）、四无量心观、四无色定，合称为“十二门禅”，分为数息和不净两种观门，即“二甘露门”，还分为五种禅门——数息、不净观、慈心观、十二因缘观、念佛观，称“五门禅”。北传小乘禅的观门与南传大同小异，但止门比南传的四十业处多二十多种，约六十种以上。
大乘禅是小乘禅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与小乘禅所共有，也就是说，小乘禅的修行方法都可以作为大乘禅法的内容，不过，在修习的过程中，需要采用大乘见地指导修行，以尽度一切众生皆共成佛为旨要；另一部分为大乘禅所独有，也就是所谓的“出世间上上禅”以及“非世间非出世间禅”，其种类繁多，如健行、宝月、善立定、金刚轮、便覆虚空、遍照、无垢光、一切法平等性、舍爱乐、断所缘、平等字相，等等。
在《瑜伽师地论》中，总结了大乘经中的九种菩萨禅，被称为大乘“九种大禅”：
密乘属于大乘中的一门，其禅法修行的宗旨与大乘一致，不过更加注重他力救度，追求即身成佛。按照出世流行的早晚和理论的浅深，密乘禅可以分为事形、瑜伽、无上四种。从修行目的和方法上，全部密法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种为本尊法，也被称为“本尊瑜伽”，为大乘念佛禅的发展。下三部的密法本尊分为佛部、莲花部和金刚部，无上瑜伽的本尊分为父部、母部、无二部。第二种为气脉明点修法，通过观想或调息、诵咒，控制自身气与明点，令其化为智慧所依。第三种为菩提心、光明修法，以心性、光明为禅观对象。
佛教禅法虽然有很多种类，但各种不同的法门在修行次第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即重视止观双修。《杂阿含》云：“住戒有慧人，修习心（定）与慧”，意思是在持戒的基础上，得闻思慧，再以慧为导，修习止观。止和观这二者缺一不可，各有各的作用。如《成实论》中所述：“止能遮结，观能断灭；止如捉草，观如镰；止如扫地，观如除粪；止如揩垢，观如水洗。”这讲的是，止有遮止、压伏烦恼的作用，不能够断除烦恼的根株，只有修观得慧，才能断灭烦恼得到彻底解脱。
就止观双修的次第而言，佛教禅修讲究先研习佛典得闻思慧，然后略修四念处等观对治粗重的烦恼妄想。其修行次第大致有三途：第一种，从止入观，达止观双运；第二种，从观入止观双运；第三种，定慧不二顿悟门。法华宗对止观的修行次第，有些独特的看法，认为不同的修习者应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根性，从止、观、顿、渐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法门，不必定一个止观次第的死框架。
佛陀在《大念处经》中开示，正定县指的是色界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和四禅，之后又在《清净道论》中补充了无色界四禅——空无边处禅、识无边处禅、无所有处禅和非想非非想处禅。这八种禅定，叫做四禅八定，在此之外，还有灭受想定。
另外，四禅八定是佛教内外道共同的修法，在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基础上修习四禅八定，为成佛助缘；若以追求神通、证得无色界四孔定的心态去修习四禅八定，则为外道修法。
佛学强调，修习禅定需要先具备资粮，或先修定加行。在《六门教授习定论》《大庄严经论》《瑜伽师地论》《小止观》等经籍中，都强调了修定加行与资粮。
《大智度论》中归纳了禅定中会遮盖功德的五种“盖”，即贪欲盖、嗔盖、睡眠盖、掉悔盖、疑盖。修禅者需要舍弃五盖，才能顺利进修。在习禅之初，要学会调理饮食、睡眠、身体姿势、调息、调心。《小止观》中讲到，在坐禅之初，应先调身，次调息，次调心，从粗至细，令身心调和得所，即“夫入定本是从粗入细，是以身既为粗，息居其中，心最为细静，调粗就细，令心安静，此则入定初方便也”。
佛教禅学的资粮体现在时间、地点、衣食、师侣这些修行条件上。
安世高又名安清，它翻译了诸多关于禅定的典籍。他为1世纪后期安息国王二世之子，后放弃王位出家，东汉恒帝建和元年（147年）来洛阳市，之后二十余年译经不断。他是早期来华传播佛教的西域僧人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安世高翻译了相当数量的佛教经典，单是《出三藏记集》中，就记录了他翻译的35部41卷佛经。古人称安世高擅长于禅，包括数息观、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念佛观等，他所翻译的禅经有：《大安般守意经》《禅行法想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禅行三十七品经》《禅法经》《禅定方便次第法经》《五门禅要用法经》《思惟要略经》《禅经》等。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大月氏人，刘志末年到洛阳市后，开始翻译佛教经典，其中有很多关于禅定的内容。他所翻译的经典多为大乘之学，以《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最为重要。中国佛教的初期弘译可分为两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安世高和支娄迦谶这两位佛教经典译师，代表了印度佛教的两大系统，具有中国佛教初传的特色。支娄迦谶所译的大乘经典，为后世大乘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的《波舟三昧经》是接引佛信仰传入汉地的开始。
道安（312年-385年），出生于河北省，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佛教高僧。当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需要中国佛教僧人对流入的各种思想进行鉴别。道安对传入中国的经典进行研究后，清晰地认识到，印度佛教的核心成分是般若思想，将弘扬与传播般若思想为己任，推动了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道安开创的本无宗被认为是般若学的正宗，为当时六家七宗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培养了诸多禅定修习方面的人才。
东晋僧人支道林（314年-366年）曾提出了禅定修习中的顿悟，他说所谓顿悟，即是寂鉴微妙，不容阶次，一达斯境，便是与佛道相契无间，后世将他提出的这种顿悟称之为大顿悟。这种道生大顿悟之说，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对印度传统佛教的一种创造性诠释，是佛学与魏晋玄理之学合流的结晶，影响了后世禅学的发展。
鸠摩罗什大师于姚琴时代（401年）来中国，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其中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促进了佛教中禅定修习方法在中国的传播。鸠摩罗什所译的经论对大乘佛教理论有了系统的介绍，对佛教在中国的弘传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佛教弟子，如僧肇、道生、道融、慧观、僧睿、道恒、慧严等人。
南北朝时期，禅宗思想尚未大兴起，而禅修却盛行。是以禅定修行为内容的调心、去执、除烦、息妄、打坐修定。原因是印度有大量高僧来中国译经传法，影响较大的禅师为《达磨多罗禅经》佛教经典的译者——佛驮跋陀罗(359-439)，此经是专门讲述禅定的系统经文，对中国的禅定修习者影响较大。他还是60卷本《华严经》的翻译者。
惠能在中国禅宗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被称为是中国禅宗的创始人。他所创作的《坛经》是中国佛教唯一被称为“经”的著作。《坛经》将禅法纳入心学范围，区别于传统的坐禅、念佛、静心等传统禅法，着重向内心探求解脱之道。这种修行方法重视自性自发、自性自现、自性自悟，强调人性的开发、还原和提升，为禅修者指明了新方向和新路径。
慧远（334年——416年），中国净土宗初祖，东晋时名僧。他早年广学儒家与道家经典，21岁时拜道安为师，听道安讲授《般若经》时顿悟，之后剃发出家，以弘扬佛法为己任。慧远在庐山东林寺深居30余年，以普度众生的胸怀，将庐山建立为当时南方佛教的中心，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发展。慧远提倡念佛三昧的修持方法，通过专注一心观想佛像和佛土，达到禅定中一心不乱、神识清明节的正定境界。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主修止观，有各种不同的禅修方法。达摩是中国禅宗第一代祖师。后传至弘忍后 ，其弟子分出南北两派， 以 “观心” “守心”为继承的北宗派经历安史之乱后 ，被南宗惠能逐渐取代 ，“禅宗 ”所指即为六祖禅。其修学体系以禅为核心。继承六祖法脉的有 “五家七宗”：仰宗、临济宗、曹洞宗、门宗、法眼宗、黄龙派与杨岐派。
创立南宗禅之后，在不同的地域和教义下，进行着持续的发展产生出新的禅派。以“禅教合一”为主题的何炯将禅融入《华严经》创建华严禅，后峨眉山僧众将大行普贤菩萨精神与禅修实践相结合发展为普贤禅；以“平常心是道”为主旨的马祖道一创立了洪州禅；以“静坐观空”为主张的曹洞宗宏智正觉创立默照禅；以“参话头”创立看话禅的是临济宗大慧宗。
净土宗也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倡导念佛三昧的禅定修行法，以称名念佛为内因，以接引佛愿力为外缘，以求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宗最早始于东晋的竺法旷（327年-402年）和慧远（334年-416年）。净土宗的主要依据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净土的念佛三昧法门，追求心性层面的禅定，强调通过念佛法门集中心意，观想出佛的形象，进入《无量寿经》中描述的状态——“诸佛如来是法身界，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
密教是佛教中秘密教的略称，《大智度论》中提到：“佛教有两种：一秘密，一现示。”印度初期佛教经典，尤其是巴利语律藏中所传的密咒和仪轨，被称为杂密。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教义和实践的，被称为纯密。密教认为禅定乐是四大乐之一，重视内心禅观的修行，其佛像中也常见禅定印。这种禅定修习方法立足于大乘如来藏思想，从身心不二论出发，发展出了一套不同于显教的身心境缘起观。
巫术文化是世界各民族最初的文化形态，流传在西藏的原始苯教便是其中之一。苯教从直觉出发，认为物质世界背后有超自然的主宰者，比如天、神、鬼怪、精灵等。人们为了寻求神灵护佑，会进行祭祀和祈祷。巫师和祭神们以虔诚的心态举行仪式，践行斋戒和苦行，服用特制药物以求与神灵交通。一些带来超常体验的幻觉、瑜伽、气功，甚至是禅定状态，就在这种原始巫术中诞生了。后来，在佛教的影响下，苯教也发展了自己的禅定修习方法，像是八万四千观察法、四冥想法、八格回法、四十二达饶法等。
佛教中的各个门派，都有讲述禅定内容的书籍，部分罗列如下：
瑜伽起源于古印度，其中包含着合一、结合、连接的意思。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出家之初，就跟着印度的瑜伽行者修习瑜伽，之后苦行六年后，在菩提树下静坐禅定，成为正等正觉的佛陀。从佛陀的成佛经历来看，瑜伽可以为修行打下良好的基础，带来内在的禅定。但是，仅仅有瑜伽修行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加入空性智慧的成分。当代许多瑜伽导师在教导学员时，也会推荐佛教禅定的相关读物进行进阶，像是《圆觉经》《法华经》《楞严经》《瑜伽师地论》等。
宋代时，佛教与道教在修行方法上已经成熟，但儒家还未提出一套完善的修习方式。因此，宋儒吸取了佛教的禅定中的内容，提出通过静坐的方式修养心性。静坐中既有佛教的内容，也暗合了儒家的传统思想。比如，《大学》中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讲得就是通过禅定获得内在的安宁，进而在现实中进行更好的思虑和决策。儒家的静坐相比较与佛教的禅定而言，不再具有“由定生慧”的宗教意味，而多了“居静涵养”的理学旨趣。
一指禅是佛教禅宗思想用语，喻指万法归一。这个词起源于宋代，俱和尚向天龙和尚询问关于佛教的教义，天龙竖起一个手指，之后俱胝和尚大悟。此后，凡有人向俱胝和尚求教佛法，无论问什么，他都会向天龙和尚那样，竖起一个手指。俱胝和尚临死前说：“吾得天龙一指头禅，一生用不尽。”
禅宗的话头与棒喝，具有阻断妄想的功能，棒喝是慕然顿断，话头是方便阻断。人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回答：“庭前柏树子。”从句面意思看，祖师西来意与庭前柏树子之间并无关系，让前来求问的人理路顿断，此时正是“体证当下的大好时机”。又如，人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亦无？”赵州答：“无。”对方又问：“经云‘一起众生皆有佛性’。”赵州却继续说：“狗子无佛性。”这样的问答，让对方理路俱丧，此时正是一念不生时，正是参禅。
修习禅定的要素即：不放逸、正知、正念。佛教禅定必须符合佛法的正见为前导，无佛法正见引导则不是佛教禅定，这也是佛教禅定与佛教外禅定的区别之处。而要获得正见，先需通过研读佛典或听讲师传获得闻慧，在闻慧基础上经过思考产生理解准确的、不动摇的思慧，至此方才算是产生正见，有资格修习禅定。《思惟略要法》中提到，想要从禅法入空，先要修习诸观，洗除心垢，佛言“行者当勤精进，用智定指，洗除心垢；若不如是，不能离法也。”其中，可修习的观法有四无量观、不净观、白骨观、观佛三昧、生身观、法身观、十方诸佛观、观南无阿弥陀佛、诸法实相观、法华三昧观等。
佛家的禅宗思想和禅定相关内容，对道家的丹法道术的发展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比如，在永乐时代修辑的《道藏》一书，便是按照佛教《大藏经》的模式，以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辅（太玄、太平、太清、正一），十二类（本文、神符、玉、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章表）的结构，形成了完整保留中国道家传统文化的典籍。宋代以后的道家仙学、丹道等学派，包含了单修性命与性命双修的修行方法、主张清净专修的丹法、男女合籍的双修法等，在某些方面都吸收了佛教中禅定有关的内容。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一直受到了儒者的反对。直到宋明理学形成之际，在儒学对佛禅学批判的过程中，吸收了佛禅学的部分内容，形成了可以与佛禅学抗衡的新的儒学体系。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张载，曾有出路佛老的经历，通过对佛学的深入了解，他认为对于儒家来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并从自然观的角度对佛禅学的空观思想进行了批判。之后，程朱理学对禅学理论进行了借鉴和吸收，使儒学的哲学化达到了更成熟的形态。不过，此时的儒学过分强调了道德法则对现实心理的外在超越性，并未对道德践履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王守仁结合了前人思想以及南宗禅本心说的内容，让理与心得到了辩证统一。
自唐朝以来，禅学日盛，文人士大夫都乐于参禅悟道，他们创作的诗歌常常包含有禅理。如张说《江中诵经》中的诗句：“实相归悬解，虚心暗在通。澄江明月内，应是色城空。”又如在《赠草堂宗密上人》中，白居易云：“吾师道与佛相应，念念无为法法能。口藏传宣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灯。”
现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分裂性危机，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是人类心灵的不平衡，一种人类内在精神的丧失。佛家般若禅定的修行方法，关注人类心理的完整性与本真性，着力解决自我、自性和主客二分等问题，可以帮助现代人平衡精神世界。
现代医学主要指西医，也就是起源于解剖学和细胞学的西方医学。西医从现代科学分析的研究方法出发，将人看作是生物的实体，这一理论和方法对很多病症效果很好，但也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对很多慢性病而言，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于是，现代医学开始在医疗实践中结合与佛教有关的瑜伽、禅定等方法，进行身心方面的治疗。比如，佛教密乘无上部瑜伽认为心理上的烦恼会导致身体中脉的阻滞，是十种气错乱而生病。《摩诃止观》中将四大不调中的劳累过度、饮食不节、坐禅偏差、业报归结为致病的行为因素，鬼魔二病则为心理因素，外感寒燥热为外在因素。这些佛教修行解脱的观念，对身心医学疗法产生了积极的效用。
气功的主要形式有静坐、盘坐、站桩、闭目沉思等，与禅定一样，追求在寂静中开悟，在虚空中悟道。道家静功的禅定由浅至深，分为松静、动触、快感、虚无四个阶段。在松静阶段，讲究身心中正平和，执中守一，全身进入无为境界；在动触阶段，习练者会产生静脉跳动感，之后周身气血流通顺畅，身体健康状态变好；在快感阶段，习练者会感到身心恬淡、神清气爽；到了虚无阶段，习练者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自我意识消散与道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