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11 23:13
约翰·穆勒（英语：John Stuart Mill，全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又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是19世纪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
1806年5月20日，约翰·穆勒出生于伦敦郊区，其父詹姆斯·穆勒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自幼在父亲严格教导下成才，一生并未到学校受正规教育。在1809年到1819年，即穆勒三岁到十三岁期间，他居家阅读了大量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文学戏剧作品，系统学习了逻辑学、数学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知识，在帮助父亲校样《印度史》的过程中，穆勒也学到了许多关于印度的知识。1820年，穆勒十四岁时赴法国旅居研学一年。1823年，穆勒到英国东印度公司上班直到公司撤销，共工作35年，期间发表了诸多经典著作。1866年2月，约翰·穆勒进入议院成为一名议员。1873年5月8日，穆勒感染流行病于法国阿维农去世，长眠在圣维兰公墓，享年67岁。
穆勒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方面都有所建树，其自由主义思想、功利主义思想、女权主义思想在理论界具有重要地位，影响范围颇广。穆勒的主要著作有《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自由》《代议制政府》《功利主义》等。穆勒还是将妇女投票权问题带到议会讨论的第一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妇女参政促进会的创办人之一。除此之外， 穆勒因生活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转化的时期，其思想体现出明显的折衷与调和特征，被卡尔·马克思认为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且围绕其关于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观点也存在不少理论争议。
约翰·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1773—1836年）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据显著地位。穆勒一生并未到学校受正规教育，在父亲的亲自教导下成才，在三岁到八岁期间，穆勒主要是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和算术，并读了大量希腊和拉丁文的文学及戏剧作品。在这期间，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十一岁时，穆勒帮助父亲校样《印度史》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关于印度的知识。十二岁时，他系统地学习了逻辑学，为日后写政论文章打下基础。同时，他读了柏拉图最重要的几篇对话，包括《理想国》《高尔吉亚》和《普罗泰戈拉》，懂得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在八岁到十二岁的这几年里，他学习了大量数学，包括代数、锥形曲线和微分学等等，十三岁那年，他还学习了政治经济学。
1820年，穆勒十四岁时，杰里米·边沁的弟弟塞缪尔·边沁爵士一家正侨居法国，穆勒的父亲决定让儿子到塞缪尔家住一段时间，除了体验生活，在法国也可以学到在英国无法学到的东西。在法国时，塞缪尔为穆勒请来数位私人教师，分别教他法语、音乐和钢琴，也让他学习了剑术、骑马和交谊舞。此外，他们还和他一起练习拳击，参加聚会，到郊外野餐等，穆勒逐步适应了走出书斋的生活。穆勒在法国一直住到第二年七月，这一年的法国生活对他的人生发展意义重大，为考察和走入社会做了必要准备。
1823年，穆勒十七岁时开始到英国东印度公司上班直到公司撤销，共工作了三十五年。这一时期，穆勒较为富有，属于英国当时收入最高的百分之十的群体。他在那里的工作也颇为轻松，学习和写作并不会因这份工作而大受影响。穆勒在东印度公司的工作经历对他了解政治运作、行政事务有很大帮助，使得穆勒的著作体现出对现实政治的清晰了解，区别于学院中纯学者的想象。穆勒这一时期的写作主要是对父辈思想的阐发，此时作品都发表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而且穆勒还对杰里米·边沁《司法证据的理性》一书进行整理与编辑，从中学到了许多相关知识并极大提高了自身的写作能力。
1826年，穆勒二十岁时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自幼以来高强度的学习和过于单调的生活使穆勒负担过重，难以继续在其中感到满足。穆勒的精神危机一开始表现为快乐感的丧失与无意义、无价值感。他所受的那种重理性、轻感情的教育正是导致他精神危机的重要原因。他的教育告诉他人类的幸福是他人生的目的和幸福的源泉，但却未给予他追求人类幸福的欲望和情感。帮他走出精神危机的转机是偶然阅读马蒙泰尔的回忆录所带来的。在《穆勒自传》中，他自己写道，“书中描述的生动的场景和挚情深深感动了我，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从这一刹那起我的思想负担有所减轻。那种自以为所有感情已经死去的那种思想上的压迫感消失了。”
1851年，穆勒与妻子哈丽特·泰勒结婚，在此之前二人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穆勒在24岁时第一次见到哈丽特·泰勒，那时她已结婚4年并有2个孩子，二人在哈丽特的丈夫病逝两年后正式走到一起，但婚后一起生活了7年哈丽特就病故了。哈丽特是在法国度假时去世的，她被葬在法国阿维农的圣维兰公墓，她去世之后，穆勒在她的墓地附近买下一栋房子，每年到此度过很多时间，最后他也在那栋房子里去世。穆勒与她之间存有大量书信，她与穆勒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相知、相通。
穆勒大量著作在其婚后期间写成，如《论自由》《代议制政府》《功利主义》等。穆勒与哈丽特在道德上、思想上志同道合，在穆勒的创作生涯中，哈丽特为其提供了一些观点与灵感，穆勒对哈丽特的评价也颇高，指出“她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在实际生活中的辨别力和洞察力会使她身于人类杰出的统治者之列。她的才智都服务于我此生所见到的最高尚和最平衡的道德品格。”
1865年3月，穆勒收到了一封来自威斯敏斯特选区选民的来信，问他是否愿意在即将来临的议会大选中做他们的议员候选人。他决定先提出自己同意竞选的不合习惯做法的条件。如果选民接受这些条件，作为其社区的一员，他则有义务接受提名，成为他们的议员候选人。在当选之前，穆勒的影响在知识界已相当大，许多知识分子都是他的忠实信奉者，后来穆勒入选的议会于1866年2月开幕，在此后的3年中，穆勒全身心地投入了议会的工作。作为议员的穆勒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事业，发挥了一个哲人在政治活动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后来，尽管穆勒在议会中尽心尽职，甚至有突出的成就，但未能连任，在1868年的选举中落选。
1871年6月，穆勒好友格罗特去世，葬礼之后，他对贝恩说，“不久我也会那样躺下，但却有一个很不同的仪式。”他那时已感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1873年4月30日，穆勒写给法布尔一封信，约定他们一起到法布尔住处不远的郊外采集标本，二人于5月3日如约会合。5月4日，穆勒开始发烧，医生说穆勒感染了丹毒，这是当时在阿维尼翁一带的一种流行病，但在没有抗菌素的时代是致命的病症。当医生告诉穆勒生命已无望时，穆勒很平静，5月8日，穆勒去世，享年67岁。穆勒去世后与哈丽特合葬，一起长眠在圣维兰公墓。
穆勒的哲学思想源于英国传统的经验哲学，但在哲学上与培根、约翰·洛克异趋，他是受贝克菜主观唯心主义和大卫·休谟不可知论的影响，属于唯心主义感觉论。洛克、贝克莱、休谟经验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是逐步取消认识对象的客观性，把认识对象与认识起点感觉相混同或停留在认识起点感觉上，逐步取消自发起作用的思维能动性，逐步否定思维能动作用所创造的实体。穆勒的直觉信仰实质上是洛克的内省经验，洛克认为人心中的内省经验是知识的来源之一，这一主观唯心论倾向被贝克莱利用并发展成“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一主观唯心论命题又被穆勒发展成“物是感觉的恒久可能性”。穆勒的归纳同他的物质观同出一源，其认识论实质是唯心经验论。作为逻辑学家的穆勒，还沿袭了培根的归纳逻辑并有所发展，但他排斥演绎逻辑，认为归纳逻辑是认识事物的唯一方法。
1828年5月，穆勒与亨利·德·圣西门的追随者戴希塔尔初次见面，开始接触圣西门思想，二人终身保持联系。圣西门学派关于历史进步的自然顺序、特别是其将历史划分为有机的（organic）和批判的（critical）时期的观点对穆勒的思想影响较大。圣西门主义认为，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必然从有机时期走向其批判的时期，再被一个新的制度所代替，人类社会最终会达到一种永久的有机时期。由此，资本主义制度终会被一个更好的社会所代替。穆勒此时正生活在一个批判的时期，他认为圣西门派对自由主义的许多批评是正确的。正是亨利·德·圣西门思想使他认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因而不再把私有制和财产继承权看作天经地义和永恒不变的事实。但穆勒对圣西门思想的吸收仍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进行的，他欣赏圣西门派的价值理想，但不认为圣西门的理想社会有可行性和有效性，尽管他始终阅读圣西门派的著作、关注其运动进展，但始终不加入圣西门学派运动。
浪漫主义哲学帮助穆勒走出了精神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亚当·斯密明确个人幸福以关爱他人为前提。浪漫主义思潮盛行十八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和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可划分为文学和哲学两类，文学的浪漫主义运动贬低理性而推崇情感和想象力。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席勒、柯勒律治和沃兹沃思为其代表人物，认为内在的情感才是人生真正的向导。哲学的浪漫主义运动则强调理性的历史性和其与情感的联系。洪堡、费西特、谢林和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为其主要代表，他们重新认识理性的性质，人的理性既受来自内心的感情的影响又受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的浪漫主义运动和哲学的浪漫主义运动都强调内在世界的发展和对美的追求，反对将个人看作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实体，主张将个人以及社会制度放到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查和评价。此外，浪漫主义思想家对抽象与普遍人性的否认，也在穆勒的头脑中留下了清楚的痕迹。这致使他在后来批评了其父的普遍人性论，坚持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穆勒自由思想包括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个性自由与人类幸福，自由理论与社会限度等。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是穆勒自由原则的首要应用，按照他的自由原则，只要个人行为不损害他人利益，社会无权干涉，人们的思想和对其意见的表达基本上属于无害于他人的东西的范围，所以社会不应该压制不同思想和意见。穆勒分别讨论了少数人意见或许是真理、少数人意见是谬误、多数人意见与少数人意见分别拥有真理的三种情况，来说明思想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关于个性自由与人类幸福的思想。穆勒认为，在并非主要涉及他人的事情上，应当予以自由发展的空间，个体应当拥有自我主张和自我表达的权力。每一个个体所追求的，应该是能力和教育的独特性，这也就要求自由和情境的多样化，产生出个体的力量和多样的差异。个性的自由发展是人类幸福的一个基本要素，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条件。若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个人自由能在最大限度内得以实现，人们的个性能得以最大限度的发展，在那个社会中人们就是最幸福的，那个社会就是最发达的。
关于自由理论与社会限度的思想。穆勒自由学说的主题是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于个人的权力的范围和限度，致力于建立一个划分个人权力和社会干涉之适当限度的普遍原则。尽管穆勒认为他的自由原则具有普遍性，但其应用是有范围限制的，此原则既不适用于未成年人和其他需要别人照顾的人，也不适用于仍不具备民主条件的社会，除了这样的限制，自由原则普遍适用。在这一原则适用的范围之内，对它的恰当使用取决于无害于他人与有害于他人行为的正确区分。
与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相比，穆勒围绕着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核心，论证了更高等的快乐和更低等的快乐的划分，主张功利主义的思维活动能够产生一种更好的环境，这个环境有利于利他主义和个体的心智、情感、身体的发展以及福利。为此，穆勒也区分幸福和“单纯的满足”。在穆勒那里，单纯的满足是一种动物的状态和那些被限制为只能享受更低等快乐的人们的状态，真正的功利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得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幸福，而不是尽可能的满足。穆勒讨论了功利原则和正义原则的关系，说明了二者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并论证了功利原则高于正义原则。他承认人们的确有自然的正义情感，但这并不证明正义一定是行为的最高标准。
穆勒功利主义最核心的思想是个人、社会组织都应以增加全社会的幸福总量为行为准则。穆勒认为，在正常环境下长大的人是可以获得作为幸福之必要条件的道德和智力发展的，个人在道德上和智力上的发展是其幸福的必要条件，也必然促进社会发展和公众的利益。通过高尚品格的普遍培养，功利主义的目的才能得以实现。穆勒的功利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得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幸福，而不是尽可能的满足。人生的终极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免除痛苦，并且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尽可能多地享受快乐，而其他一切值得欲求的事物（无论我们是从我们自己的善出发还是从他人的善出发），则都与这个终极的目的有关。穆勒指出，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私自利，幸福需要在安宁和兴奋之间保持平衡，而自私自利把安宁和兴奋都从我们这里剥夺了。
穆勒是早期女权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他认为社会与制度造成女性的屈从地位，主张对妇女开放公共领域以改变两性地位的不平等。穆勒的女权主义思想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反映工业革命后妇女受压迫的社会现实，是时代的进步。穆勒认为，男女平等问题是关乎全社会幸福的一个根本问题，妇女解放对两性和社会的发展有益，妇女解放的程度反映了其文明、进步和繁荣的水平，公正原则与功利原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穆勒还提出，法律上的不公平关系，造成婚姻关系就像是主人和奴隶。穆勒运用其政治哲学中“契约”概念来比喻婚姻关系，认为婚姻关系也是一种契约，在这个契约中订约者必须自己同意，并且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共同的生活方式。而且，穆勒认为女性能与男性一样理性地思考，只要女性、男性受到相同的教育，男女两性只是性别方面的差别，除此之外，其他方面没有显著地差别。另一方面，穆勒认为，赋予女性与男性在接受学校教育、寻找工作、参政议政等方面同等的机会与权利具有极大的生活效益，即实现男女平等，可以实现社会上大多人的幸福生活，即所谓的“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穆勒的女权主义思想建立在其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基础之上的。
在穆勒生活的时代，心理学尚未完全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心理学多半还被视作一种可借以进行形而上学探讨的内省方法。穆勒则极力主张把心理学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这一科学一旦建立起来，将成为“道德、政治以及教育科学与技艺的不可或缺的科学基础”。穆勒这里所列举的需要以心理学为其提供理论基础的全是像道德、政治、教育等这样一些应用科学，却没有提到任何一门别的理论科学。
穆勒认为，心理学实现科学化的途径是将物理科学的公认方法应用到心理学研究当中。他在《逻辑学体系》中指出，心理学必须以生理学为基础，但又不能归结为生理学。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就是接续的齐一性，亦即这样一些规律（无论是初始的还是派生的）根据这些规律，一个心理状态随着另一心理状态出现，一个心理状态由另一个心理状态引起，或者至少由另一个心理状态引起而跟随着出现。”
另外，穆勒关于心理学研究主题的规定以及关于心理化学的设想，使他的心理学理论有这样的结构：一方面必须弄清心理联想律的实质及其在由简单观念产生复杂观念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便解释心理现象发生的实际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复杂观念不单纯是简单观念相加之和，所以不能由简单观念的性质推知复杂观念的性质，而必须借助新的实验和观察去研究复杂观念本身。
穆勒的逻辑学既是关于真理的逻辑（logic of truth），也是关于经验的逻辑（logic of experience），而不是只讲演绎的形式逻辑。在他看来，只讲演绎的逻辑得不出新知识，所以他的逻辑学必须将归纳与演绎统一起来。他的逻辑学也需使用三段论，但它不是关于三段论的，而仅仅以它为手段。他的逻辑学包括两组规则：（1）演绎规则，和（2）归纳规则。前者早就存在，后者需被发现。后者是发现和证明一般命题的规则。
穆勒的科学方法就是这种将归纳和演绎统为一体的推理方法，即新演绎推理。他认为科学推理或新演绎推理包括了三个步骤：直接的归纳、演绎三段论、证实，也就是用归纳得到第一原则或演绎的大前提，然后用三段论演绎地推出结论，最后用经验或已知的经验规律对所推出的结论加以验证。由于他强调推理的前提是由归纳而来的概括，且验证是由经验来验证，所以推理是从个别到个别。对穆勒来说，由归纳而得出的一般规律是由因果律统治的。用归纳对事物的解释基本上就是用因果律进行解释。科学知识就是关于现象间因果关系的知识。一般社会之学的方法应是历史的方法或“反向演绎法”。与以最基本原则为推理第一前提的普通的演绎法正相反，反向演绎法以最基本原则作为验证标准。它这种方法可归结为：对历史进行观察，从对历史的观察的归纳中得出一些一般性结论，最后用人性原则对这些一般性结论进行验证。
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如何同其成员的自律、平等和自由相一致。他所寻求的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而是最能带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经济。穆勒认为，由于产业发展受制于资本，不能断定产业总会达到资本所设置的界限。当产业发展尚未达到资本所设定的界限时，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措施，诸如引进更多的劳动力，使之接近这一界限。政府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法促进产业的发展。政府可以创造资本，比如可以征收税赋并将其用于生产性劳动。此外，资本来源于储蓄，资本是节省的产物，但是节省的结果是为满足消费。节省使社会以及个人富有，而花费则使社会以及个人贫穷，用于维护和促进生产性劳动的花费使社会以及个人富有，而用于享乐的花费则使社会以及个人贫困。
穆勒的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生产和分配的科学，研究财富的性质，以及它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包括直接和间接地使人类状况变得繁荣或相反的一切原因的作用。它不考虑全面的人性，而只抽出人性中追求财富的欲望而加以考虑，即讨论在求财的动机下，人会如何行为，政治经济学主要考虑因的结果。穆勒接受了“追求最大财富”的经济人前提——即在研究经济活动中，设定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自私的，求富的动机为其经济活动的直接原因，但他强调这只是假设，不是已证实的事实。而且，穆勒政治经济学主要讨论的阶级关系不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关系，而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而且，穆勒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将他们所发现的经济规律看作永恒不变的、超时空的普遍规律，穆勒则强调经济规律的历史性、条件性。
《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写于1843年，是一本关于知识论和科学方法的著作。内容上以经验论反对先验论，主张一切知识都源于经验、归纳是演绎的基础。穆勒所指的经验主要是指观察和实验，而观察不光是指对外在事物的观察，也包括对人对自身心理活动的观察。书中所说的知识包括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的知识。穆勒认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它们也是知识的对象，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的科学是可能的。穆勒将这样的科学叫做“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道德科学基本上等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概论中历史研究的总合，关于道德科学的章节也是《逻辑学体系》一书最具特色、最重要的部分。
《逻辑学体系》全书共分六卷。前五卷论述逻辑学与认识论的专业术语较多，为第六卷所铺垫。第一卷解释了逻辑学的基本术语，诸如“名称”“命题”“定义”等。第二卷重点讨论演绎推理及其与归纳的关系，论证了演绎推理的经验基础。第三卷主要论述了归纳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其中包括了对自然齐一律、因果律的讨论。第四卷讲归纳的操作，即观察、描述、抽象、命名、分类等。第五卷讲推理中的错误。第六卷，也就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将经验的归纳方法推广到对人类社会和行为的研究，论证社会科学的可能性。
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哲学）完成于1848年，共分五卷。第一卷为“论生产”，第二卷为“论分配”，第三卷为“论交换”，第四卷为“论社会进步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第五卷为“论政府的影响”。在前三卷中，穆勒主要阐发了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出《政治经济学原理》抽象理论部分是李嘉图理论的推演，说明了其政治经济学与李嘉图理论的密切联系。第四卷和第五卷则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具体社会中的应用，正是这两卷集中地体现了穆勒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穆勒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创新和涉及领域都反映在第四和第五卷之中。关于何为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生产和分配的科学。即是说，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的性质，以及它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包括直接和间接地使人类状况变得繁荣或相反的一切原因的作用。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只考虑了人的求财欲望、其结论只能是抽象的、具假设性的，在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时，要考虑人类的实际状况（多因的作用），注重政治经济学的应用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重要特色。在方法论上，穆勒仍在原则上同意大卫·李嘉图的演绎为主，但他认为在应用演绎的结果时需注意到社会历史条件，应将经济学的结论看作有历史局限性的经验规律。
《论自由》（On Liberty）是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于1859年发表，旨在阐明社会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适当范围或社会干预个人自由的适当限度。该书首先论述了思想与讨论的自由。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是穆勒自由原则的首要应用，按照自由原则，只要个人行为不损害他人利益，社会无权干涉。人们的思想和对其意见的表达基本上属于无害于他人的东西的范围，所以社会不应该压制不同思想和意见。其次，论述幸福要素之个性自由，穆勒在这一篇章讨论的个性的重要性，穆勒认为个性的自由发展是人类幸福的一个基本要素，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条件。虽然行动之自由（甚至言论之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即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但人们的大量行为都是在可允许的自由范围之内的。
再次，论社会对个人行使权力之限制这一篇章主要讨论的是法律和舆论的限度，其主要内容其实在前文论言论思想自由的部分已经作出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这章应该是对此进行了深化。最后，论自由原则之应用，尽管穆勒认为他的自由原则具有普遍性，但其应用是有范围限制的。此原则既不适用于未成年人和其他需要别人照顾的人，也不适用于仍不具备民主条件的社会。除了这样的限制，自由原则普遍适用。在这一原则适用的范围之内，对它的恰当使用取决于无害于他人与有害于他人行为的正确区分。
在《论自由》发表两年后，穆勒于1861年发表了《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此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府理论，至今仍是研究民主政体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关于什么是判断政府形式好坏的标准的问题，穆勒认为首先要知道政府的恰当功能何在。第一，政府的恰当功能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社会状态下，政府之恰当功能也是不同的。在较落后的社会，其政府的适当权限就比在较先进的社会广泛得多。第二，政府的特征不会被充分估计到，如果人们只限于考察其在合法权限之内的作用。虽然一个政府的好处会限于其法定范围之内，但其坏处却会大大超出这个范围。人类所能遭受的各种苦难和各种程度的苦难都可能来自政府。所以，考察政府时需从社会利益的总合去看。不过这样做要求我们对社会利益先有所分类。
关于社会利益的分类，迄今只是分为“秩序”与“进步”。但这种分类不科学也不正确。关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代议制才能生存呢的问题，穆勒认为要将前面提到的一种政体要在一个社会生存需满足的三个条件应用于此，穆勒对实行代议制的必要条件作了以下概述。第一，人民必须愿意接受它。第二，人民必须愿意并能够做为代议制的生存所必要的事情。第三，人民必须愿意并能够履行代议制加给他们的义务和职能。如果公众对政治和公共事物的兴趣达不到形成公共舆论的程度，议会政治就变成了政客谋私利的工具。
《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发表于1862年，是哲学史上经典著作之一。《功利主义》一书在坚持功利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边沁等功利主义者先辈的思想作了修正和发展。在《功利主义》的第一章，穆勒论述了在伦理学中建立第一原则的重要性，在科学上具体的真理先于一般理论，但在道德哲学上则相反。在科学上第一原则是对具体的发现加以反思而得到的最终结果，而在对道德探讨中，必须首先知道行为目的和规则这一类基本概念。在《功利主义》的第二章中，穆勒将个人幸福的前提条件做了清楚的论述，并与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人在生存基本条件方面没有问题但却感不到幸福，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这个人极为自私——除了他自己，不关心任何人；第二，这个人缺少精神修养，因而不能从知识和大自然中得到乐趣。《功利主义》的最后一章讨论了功利原则和正义原则的关系，说明了二者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并论证了功利原则高于正义原则。总之，正义的标准基于功利。穆勒强调，他绝不想否认正义在道德中的重要性，只是否认不以功利为基础的正义。对穆勒来说，人们的正义观念和情感是他们接受功利主义的最大障碍，。
穆勒作为古典自由主义学家，其自由主义思想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穆勒界定了自由边界与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其中个人自由及个人自由原则的运用为文明间的冲突提供了解决方案，对于当今个体道德修养的提高以及此后道德活动的开展具有良好指导作用。穆勒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思想，对于当代个人自由、多元社会文化发展、全能政府改造等方面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同时，也为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中提高公民思想意识、处理好权利与义务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维度，还对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启发作用，尤其是能为规范公权力的实施、完善立法等问题提供借鉴。穆勒不仅为后世提供了对自由概念的深入解读，还在多个层面上揭示了个人与社会之间权利界限的复杂性，让人们意识到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需要时刻关注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以上观点对于自由主义思潮及其相关实践具有重要影响。
穆勒建立的庞大的政治经济理论体系，是在前人观点的“综合”与“折衷”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更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理论体系，处于承前启后的显著地位。他的经济思想对古典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转型过渡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穆勒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构建起从社会幸福理解现实社会的新的理论境界，有助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社会幸福的实现途径。而且，穆勒作为英国19世纪中叶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其政治经济学思想有助于改造现存分配制度，使国家通过立法来逐步削减不劳而获的收入。穆勒的关于分配制度、社会救济等方面的思想有助于加强经济效益与公平分配的统一考虑，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上注重让更多人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穆勒将自由主义女权理论运用到英国女权实践活动中，为女性地位的提高而四处奔走，成为了妇女参政活动的先导。在人类议会历史上，穆勒是将妇女投票权问题带到议会讨论的第一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妇女参政促进会的创办人之一。穆勒从理论与实践方面为男女平等，女性参政，女性教育与就业权进行申辩与奔走，他既是十九世纪妇女参政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当时女权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对妇女权利进行了系统地论证和阐述。穆勒从社会进步需要出发提出“女权”问题，主张从法律上维护“女权”，赋予妇女选举权和参政权，还主张公平公正对待男女两性，要以平等原则代替从属原则。穆勒反对男女之间的从属关系，不承认性别的法定从属原则，提出应该是两性平等的原则。
在《穆勒自传》中，穆勒回忆起童年的朗读法，是他当时十分头痛的事情。“就文字而言，我现在完全能轻松地通读柏拉图和德摩斯梯尼的著作，父亲不再要我逐句解释，只要我高声朗读给他听，并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可是他对朗读法特别挑剔（他本人朗读得非常出色），这使我朗读成为十分头痛的工作。在他要求我做的全部功课中，可以说没有一项我经常做得这样差劲的，也可以说没有一件事象这样不断地惹他生气。他对朗读艺术的原则极为重视，尤其注意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如声调的抑扬变化，即朗读法作家所说的“变调”（它一方面与发音有关，另一方面与表情有关）。父亲还根据句子的逻辑分析，把朗读归纳出几条规律。他逼着我牢记这些规律，每逢违反，就要遭到严厉谴责。即使在那时我已注意到（但不敢对他说），虽然每当我读错时他就责备我，告诉我本来应该怎样读，可是他自己从来不亲自示范，让我知道应该怎样读才对。”
在某次选举的演讲会上，正当穆勒解释他的政治信仰时，有人将一个标语牌举进会场，上面写着穆勒在《对议会改革的想法》中的话：“下等阶级，虽然是惯常撒谎的人，为撒谎感到羞愧。”人们问穆勒他是否写了那样的话。穆勒清楚地回答道：“我写了。”会场上先是短暂的鸦雀无声，接着是全体向他致意，人们拍手，吹口哨，喝彩，跺脚。会后他们的领头人对穆勒说：“工人阶级不想不被告知他们的缺点，他们想要的是朋友，而不是奉承者。”劳动者们对他的诚实的欣赏，深深打动了穆勒。穆勒认为它是不寻常得非写下不可的对坦诚之益处的证明。他指出，“很显然，劳工阶级已习惯于期待那些寻求他们的支持的人的雄辩和回避，以至于当他们没有听到那些，而是直截了当的、与他们的意见可能非常不合的表达时，他们没有感到被冒犯，而是马上断定这样的人可以被信任。”投票在7月12日举行。尽管穆勒总共在竞选期间只参加了两次集会，他所得的选票超过保守的托利党候选人700张，因而同自由党的另一候选人一起在这次选举中获胜，成为新议员。
关于经济学明显的否证以及对其检验的困难而产生的经验主义和经济学之间的冲突，后人称之为“穆勒”问题。穆勒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通过内省心理学或通过对像收益递减律这样的技术性主张的实验检验，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将得到很好的经验证明。在穆勒看来，M理论的经验确证是间接的、演绎的，它们的确证派生自其前提的确证。“特定经验”的归纳法因为原因的多重性而不能运用。因为在不破坏经济学的“独立性”和不把经济学纳入一般社会科学行列情况下，不存在使大量的原因性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所以这种不精确性是经济学作为独特学科的不可避免的特征，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仅仅是一门有关“趋势”的科学。
“穆勒问题”在经济学方法论史中影响深远，实际上，后来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都是围绕“穆勒问题”展开的。一方面，众多经济学方法论家为穆勒的方法论观点辩护。19世纪后期大多数重要的经济学方法论家，包括凯尔恩斯和约翰·内维尔·凯因斯，都为穆勒的解决办法辩护。直到20世纪30年代，穆勒的观点并未受到根本挑战，在莱昂内尔·罗宾斯的著作中还具有穆勒观点的表达。另一方面，有许多对穆勒方案提出挑战的观点。在穆勒观点占统治地位的20世纪30年代前，对穆勒观点的挑战主要来自非主流经济学著作。l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和20世纪美国制度学派都坚持理论应该更为直接运用于特定的历史情境，而且应该通过这些运用更为直接地被检验。
20世纪40年代，随着一般理智气候的变化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大多数经济学方法论著作不再接受穆勒观点，不承认经济学是由演绎法证明的独立的、不严格的科学。弗拉瑟（LesleyFraser）的《经济思想和语言》（1937）、特伦斯·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设》（1938）和考夫曼（FelixKaufmann）《社会科学的方法》（1944）代表了方法论的这种发展方向。20世纪50年代后，许多经济学方法论家和科学哲学家试图以新的方式解决“穆勒问题”。米尔顿·弗里德曼只承认M理论“在预测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现象方面的成功”这个唯一重要的检验，而不考虑假定的现实性问题，他实际上试图消解“穆勒问题”。波普尔提出“证伪主义方法论”来解决科学理论包括经济理论的确证问题。而拉卡托斯则提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来解决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后来，新的语言哲学观、新的科学哲学观、后现代主义思潮、结构主义、解释学和女权主义等也开始向经济学方法论思考渗透，多元论的方法论思考趋势遂逐步形成。
19世纪哲学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的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家、民主社会主义者哈罗德·J.拉斯基指出，“在最后估量中，没有人能怀疑，穆勒提高了与他同时一代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同代人中没有其他人能做到的。他不息地注意最根本的问题；他经常使这些问题讲得明白易懂且饶有兴味。……凡是他论述的主题，无不把它解释透彻。很少有人对他们自己的要求比他更严格，没有人在追求正义中比他更热情。当然他也有一定的缺点，例如，与让-雅克·卢梭相比，他感情的火焰似乎幽暗柔弱。但是卢梭对人们内心有感染力的地方，正是穆勒提高人们的心灵的地方。他把理智的明灯擎得和任何人一般高，但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灯火燃烧得比别人明亮。”
美国学者约翰·菲茨帕特里克指出，在穆勒所生活的年代，密尔的《论自由》被奉为自由主义的“圣经”，他本人也因而进入了自由主义理论大师的行列。称穆勒可以被视为19世纪和当代自由主义者之间提供了一条通路的人，他的《功利主义》被视作为公共利益申辩的经典之作。
我的学习过程使我相信：所有精神的和道德的感情和性质，不管是好是坏，都是与外界联想的结果；我们爱一种事物，恨另一种事物，我们对一种行为和意图感到喜悦，对另一种感到痛苦，是由 于我们对那些事物有喜悦或痛苦的观念，是出于教育或经历的效 果。——《穆勒自传》
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追求我们自身之善的自由，只要我们没有企图剥夺别人的这种自由，也不去阻止他们追求自由的努力。 ——《论自由》
我已经说过，个性与发展乃是同一回事，唯有培养个性才造就出或才能够造就先进的人类。 ——《论自由》
劳动既可以是体力劳动也可以是脑力劳动，或者使用更为便于理解的语言，可以将这种区分表述为，既可以是肌体方面的劳动也可以 是精神方面的劳动。此概念不仅仅包括一个人为从事某项具体的工作所消耗的脑力或者体力，或者二者本身，还包括与其相联系的所有的不愉悦感、所有的身体上的不舒适感或者精神上的烦恼。——《政治经济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