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2:26
“八千麻袋”事件是指1921年-1929年期间，清代内阁八千麻袋档案整个转辗、拍卖、散失的事件。1921年春，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故将大部分档案分装八千麻袋，计15万斤，以4000银元卖给北京同增纸店造纸。清朝遗老罗振玉以高价购得部分档案。1924年，罗振玉因财力不支，将档案以16000银元转卖给前清驻日公使李盛铎，1929年李盛铎又将这部分档案以18000银元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得归公。
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财政艰窘，政府各部门自筹款维持。已有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就把所存的清代大内档案作为废纸，以银洋4000元拍卖给了西单同懋增纸店，用这些钱来维持教育部运营。这些档案重约15万斤，装满八千麻袋。
纸店搜拣了一部分档案出售，大部分渍水后用芦席捆扎，准备运到唐山、定兴县去作“还魂纸”。
清朝遗老罗振玉得知这一消息，以12000大洋购回这些档案，并对其中部分档案进行整理，但已损失两万斤约数十万件。1924年，因财力不支，罗氏将档案以16000大洋转卖给前清驻日公使李盛铎，1929年李盛铎又将这部分档案以18000大洋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得归公。
这就是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所谓“大内档案”，是指存放在故宫内阁大库的档案。清代内阁，在雍、乾之前，为国家庶政中枢，雍、乾之后，虽军政大权旁落军机处，但仍为清帝承宣谕旨、进呈题奏、举行典礼及收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机关。其所属内阁大库是朱祐樘时修建的，清朝继续延用。库内的档案材料十分庞杂，有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以及其他文件，还有清初由沈阳市移来的旧档、部分明末档案，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珍贵资料。清时就被人们视为秘藏之物，甚至“九卿、翰林有终生不得窥其一字者”。王国维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大库由于年久失修，渗漏严重，内务府决定修缮。议工期间，值八国联军入侵，事遂停顿，一拖十年。1909年（宣统元年），有一个库房塌了一个角，其他库房也很危险，必须马上修缮，库内几百万件档案被搬了出来。一部分年代近一点的档案移至文华殿，另一部分被认为年代久远，没什么大用处的，准备焚毁。
这事被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知道了，罗当时为清朝学部参事。一天，他赴内阁办事，见库垣中档案文籍如山。顺手取来一束，打开一看，是关于督漕的奏摺，又打开一份，是一份征金川的奏摺，都是颇有价值的。他赶紧请张之洞奏准罢毁。张当时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他就委派罗振玉处理这批档案。罗将其中一部分主要是历科殿试卷收藏于学部后楼，其他档案装成了八千麻袋，移到清王朝所称太学的国子监敬一亭里。
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政府在1912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就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内阁档案是它的基本藏品。后来，博物馆筹备处迁到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里，并有一部分堆在端门的门洞里。
这些麻袋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们将里面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当时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胡玉缙，曾经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他深怕这些麻袋缺多了，更怕着火，所以忙到教育部请示如何处理这批档案。
教育部专管这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司长叫夏曾佑，是位历史学家，熟于“中国历史”。他知道，中国的一切事，是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办”，那就舆论沸腾，所以他主张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就这样，在“办”与“不办”之间，拖拖拉拉，“麻袋们”安稳地躺了好几年。
1918年，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开始整理这批麻袋。鲁迅说，当时之所以要着手清理是因为有人“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麻袋中也确有宋版书，傅增湘是有名的藏书家，他在《藏园群书题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余于戊午（一九一八）长教部时，发敬一亭所庋内阁红本麻袋，拣出宋残本数册，命储之历史博物馆中。其散落于厂市者，李椒微收到数册，余亦收得二册。”宋版书当时的价格已是一页一两黄金了。
奉这位傅总长的指派，时任教育部事的鲁迅和另外一人，搬了二十麻袋到教育部。回来后，他们俩就奉命在其中寻宝。随后又搬了若干袋。搜拣过程中，教育部官员们经常在故纸堆中来往，有时将桌上拣出的东西拿走，送还时，往往比先前少一点。有的则边检查边塞到洋裤袋里。以后又清理了几次，反正不少人来“顺手牵羊”。一些工役们也手持长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之类的东西。
“麻袋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接着就开始一次次被倒卖。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财政艰窘，政府各部门自筹款维持。已有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就把这批麻袋作为废纸，称了称，大约15万斤，以银洋4000元拍卖给了西单同懋增纸店。纸店搜拣了一部分档案出售，大部分准备运到唐山、定兴县去作“还魂纸”。
深知这批档案价值的罗振玉当时在外地，有事来京，见市肆上有高丽国王贡物表，识为内库档案之物。他打听到这批档案的下落，以两倍的价钱，把这批档案买了下来，并准备了书库储存它们。罗振玉从中淘出一些珍贵秘稿史册，择其珍件汇刊成《大库史料目录》六编，《清太祖实录稿》三种。
此时的北洋政府财政状况比前几年稍好一些了，看到档案中颇有油水，又欲从罗手中购回这批档案。清史馆也想要，海外也在窥伺。罗振玉均不允，1924年，罗将它倒卖给了上文中提到的李椒微，即前驻日公使、曾任民初新参议院议长、又是大收藏家的李盛铎。价格是1.6万元，分量约12万斤。
李盛铎又在里面淘了一次，捞出了不少珍奇东西，并将其中6万件给了溥仪。但他也没有力量把所有麻袋都检视一遍。1928年李盛铎又以1.8万元转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时的档案约10万斤，搬来倒去，十分杂乱，完整的约五分之一。历史语言研究所又从中选择、编辑出版了《史料丛刊》和40册明清史料。抗战前夕，该所将部分档案携至南京市，几经周折，又迁到台湾。剩下的大约5万斤，约1700麻袋，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财产，仍存放在午门楼上。这1700个麻袋一直躺到新中国成立。这批“吃之不得、弃之可惜”的“宝贝”也让新中国有关部门和专家无奈了好几年。直到1958年，国家档案局成立3年多了，认为不能再让麻袋们睡大觉了。由于事关重大，国家档案局于当年3月份给国务院写了报告。几天以后，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批示，同意清理。
大规模的清理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清理从3月12日开始。承担清理任务的是档案局的全体共青团员，他们提出利用业余时间，奋战百日完成任务。为了保存资料，记录在案，清理过程拍成了电影。
清理工作十分艰苦。这批麻袋堆在午门楼上快30年了，积满了灰尘。“呼啦”打开一袋，灰尘扑面，连呼吸都困难。不少档案已霉烂成团，发出一股股腐臭的味道，而且还掺杂着破布烂草、烟盒、席片，这都是当年一块儿扫进麻袋的。当然也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如明崇祯年间的科抄、行稿，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的修改稿残档。这次清理得到了齐燕铭、吴晗、王冶秋、吕振羽、翦伯赞等专家学者的肯定。为了避免造成损失，专家们建议再复查一次。
第二次清理用了三个多月，参加的人员更多，有国家档案局的干部，全国档案学习班的学员，北京艺术学院的学生，还有北京市22中、23中、31中、43中的高中学生。
这次清理更加细致，对那些零片、碎片、残件都没有放过。最后，把清除的残件进行了分类，装成三百多袋（完整的不到十袋），其中以吴三桂的题稿和郑成功抗清的敕谕最有价值，其余的有1300多麻袋都为废品。
1958年9月25日，国家档案局给国务院写了清查报告，并提出具体的处理建议，拟将三百余袋有价值的进行整理，大部分废品予以销毁。国务院领导同志当天即作了指示：“同意照办。原销毁的1358袋中，如果学校、研究机关有愿意拿走一部分作为标本的可以赠送。”
至此，这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终于完结了。这批整理成卷的档案，存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
作者: 宋桥（北京）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4-02-05 14:47:57
1909年(宣统元年)，为整修内阁大库，朝廷决定将所存大批档案移出库外等待焚毁。时任学部尚书的张之洞受命筹建京师图书馆，受张之委派，学部参事罗振玉赴大库检取有关书籍。由于罗氏擅长研究金石，多年致力于收集甲骨档案和研究甲骨文字，颇有学术造诣，所以当他发现内阁大库档案中有不少颇具历史价值，动了“恻隐”之心，不忍档案遭焚毁之命运，于是随即呈请张之洞上奏朝廷罢焚，并建议改由学部代为保管。
1921年，教育部、历史博物馆以经济拮据、经费紧张为由，将存放于故宫端门门洞内的大部分档案(约15万斤)，装了八千麻袋，视为废纸，以4000银元的出售价卖给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以作重新造纸的原料。翌年2月，罗振玉获悉纸店出售部分档案，甚感惊讶与痛心。当他作了一番调查，了解事情经过后，随即以三倍于原出售价4000银元的12000银元买回这批档案。他专门雇用十多人对这些档案进行整理，从中发现满、蒙文的辽、金、元事例的秘稿史册，内容涉及“边务战事”的明代题本稿，清代开国要略，清代皇帝的朱谕批折，以及同朝鲜、琉球王国、安南等的题表档案等，颇有历史价值。
八千麻袋事件的发生，顿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舆论鼎沸，北洋政府一度成了千夫所指、众矢之的。据说，当时他们亦曾想从罗振玉处再购回这批档案，但遭罗氏制药严词拒绝。然而，1924年，罗振玉却又如法炮制，将大部分档案以16000银元的出售价，转卖于另一清朝遗老李盛铎。
因缘际会，罗振玉两次抢救大内档案，不管其目的如何，这保护档案本身这一点来说，是有功的。
所谓“大内档案”〔2〕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子庙里塞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3〕，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啕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似的。前几年，我也曾见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的一个是金梁，登在《东方杂志》〔4〕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5〕，随时发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论档案的售出》，蒋彝潜〔6〕先生做的。
我觉得他们的议论都不大确。金梁，本是杭州市的驻防旗人，早先主张排汉的，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呢，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于意云何”了。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三明治〔7〕，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因为sentimental〔8〕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你想，他要将这卖给日本人，肯说这不是宝贝的么？
那么，这不是好东西么？不好，怎么你也要买，我也要买呢？我想，这是谁也要发的质问。
答曰：唯唯，否否。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况且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个垃圾箱，里面都是住户所弃的无用的东西，但我看见早上总有几个背着竹篮的人，从那里面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检了什么东西去了，还有用。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不信，虽然在民国。
“大内档案”也者，据深通“国朝”〔9〕掌故的罗遗老说，是他的“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的。但到他的“国朝”退位，民国元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它们已经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北京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确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其时孔子庙里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是胡玉缙〔10〕先生。“筹备处”云者，即里面并无“历史博物”的意思。
我却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们发生了一点关系，眼见它们的升沉隐显。可气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后来看见外面的议论说得天花乱坠起来，也颇想做几句记事，叙出我所目睹的情节。可是胆子小，因为牵涉着的阔人很有几个，没有敢动笔。这是我的“世故”，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广州市的一种期刊上说我只打叭儿狗，不骂军阀。殊不知我正因为骂了叭儿狗，这才有逃出北京的运命。泛骂军阀，谁来管呢？军阀是不看杂志的，就靠叭儿狗嗅，候补叭儿狗吠。阿，说下去又不好了，赶快带住。
现在是寓在南方，大约不妨说几句了，这些事情，将来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说。但我对于有关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将罗马字来替代。既非欧化，也不是“隐恶扬善”，只不过“远害全身”。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为自己在南方，他们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觑他们。他们是突然会在你眼前阔起来的，真是神奇得很。这时候，恐怕就会死得连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稳当，最好是不说。但我现在来“折衷”，既非不说，而不尽说，而代以罗马字，——
如果这样还不妥，那么，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灵！
却说这些麻袋们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长胡玉缙先生担忧，日夜提防工役们放火。为什么呢？这事谈起来可有些繁复了。弄些所谓“国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书院〔11〕的高材生，不但深研旧学，并且博识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代武英殿里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将内容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
专管这一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然而司长是夏曾佑〔12〕先生。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这两位熟于掌故的“要办”和“不办”的老先生，从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说说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于是麻袋们又安稳地躺了十来年。
这回是F先生〔13〕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有一天，他就发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14〕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但太多了，倒觉得不希奇。还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满半汉，只有几个是也特别的，但满眼都是了，也觉得讨厌。殿试〔15〕卷是一本也没有；另有几箱，原在教育部，不过都是二三甲的卷子，听说名次高一点的在清代便已被人偷去了，何况乎状元。至于宋版书呢，有是有的，或则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也有清初的黄榜，也有实录〔16〕的稿本。朝鲜的贺正表，我记得也发见过一张。
我们后来又看了两天，麻袋的数目，记不清楚了，但奇怪，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17〕，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18〕，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19〕，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检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约是几叶宋版书作怪罢，F总长要大举整理了，另派了部员几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内。其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已经迁在午门，处长早换了YT〔20〕；麻袋们便在午门上被整理。YT是一个旗人，京腔说得极漂亮，文字从来不谈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变成考古家了，对于此道津津有味。后来还珍藏着一本宋版的什么《司马法》〔21〕，可惜缺了角，但已经都用古色纸补了起来。
那时的整理法我不大记得了，要之，是分为“保存”和“放弃”，即“有用”和“无用”的两部分。从此几十个部员，即天天在尘埃和破纸中出没，渐渐完工——出没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后来给北京大学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余的仍藏博物馆。不要的呢，当时是散放在午门的门楼上。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
不，据“高等做官教科书”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员几十人办理，虽说倘有后患，即应由他们负责，和总长无干。但究竟还只一部，外面说起话来，指摘的还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总长无干了。
于是办公事，请各部都派员会同再行检查。这宗公事是灵的，不到两星期，各部都派来了，从两个至四个，其中很多的是新从外洋回来的留学生，还穿着崭新的洋服。于是济济跄跄，又在灰土和废纸之间钻来钻去。但是，说也奇怪，好几个崭新的留学生又都忽然变了考古家了，将破烂的纸张，绢片，塞到洋裤袋里——但这是传闻之词，我没有目睹。
这一种仪式既经举行，即倘有后患，各部都该负责，不能超然物外，说风凉话了。从此午门楼上的空气，便再没有先前一般紧张，只见一大群破纸寂寞地铺在地面上，时有一二工役，手执长木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和别的他们所要的东西。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
不。F总长是深通“高等做官学”的，他知道万不可烧，一烧必至于变成宝贝，正如人们一死，讣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况且他的主义本来并不在避火，所以他便不管了，接着，他也就“下野”了。
这些废纸从此便又没有人再提起，直到历史博物馆自行卖掉之后，才又掀起了一阵神秘的风波。
我的话实在也未免有些煞风景，近乎说，这残余的废纸里，已没有什么宝贝似的。那么，外面惊心动魄的什么唐画呀，蜀石经〔22〕呀，宋版书呀，何从而来的呢？我想，这也是别人必发的质问。
我想，那是这样的。残余的破纸里，大约总不免有所谓东西留遗，但未必会有蜀刻和宋版，因为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索的。现在好东西的层出不穷者，一，是因为阔人先前陆续偷去的东西，本不敢示人，现在却得了可以发表的机会；二，是许多假造的古董，都挂了出于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还有，蒋先生以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来败去总得糟蹋得很多。”那可也不然的。从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战争，图书馆从未遭过损失。只当袁世凯称帝时，曾经几乎遭一个皇室中人攘夺，然而幸免了。它的厄运，是在好书被有权者用相似的本子来掉换，年深月久，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了。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一九二七，一二，二四。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2〕“大内档案”指清朝存放于内阁大库内的诏令、奏章、朱谕、则例、外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他文件。内容庞杂，是有关清朝的原始资料。
〔3〕罗振玉 参看本卷第389页注〔7〕。辛亥革命以后，他曾在文章中咒骂武昌起义为“盗起湖北”，又自称“不忍见国门”；但他后来寓居天津市，仍往来京津，常到故宫“朝见”废帝溥仪，并与一般遗老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复辟的阴谋活动。一九二二年春，历史博物馆将大内档案残余卖给北京同懋增纸店，售价四千元；其后又由罗振玉以一万二千元买得。一九二七年九月，罗振玉又将它卖给日本人松崎。
〔4〕金梁 字息侯，驻防杭州的汉军旗人。清光绪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奉天新民府知府。民国后是坚持复辟的顽固分子。这里是指他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四号（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一文。《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
〔5〕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区，号观堂，海宁市人，近代学者。著有《宋元戏曲史》、《观堂集林》、《人间词话》等。他一生和罗振玉的关系密切，在罗的影响下，受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征召，任所谓清宫“南书房行走”；后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杀。
〔6〕蒋彝潜 事迹不详。他的《论档案的售出》一文，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
〔8〕Sentimental 英语：感伤的。按蒋彝潜的文章中充满“追悼”、“痛哭”、“去了！东渡！——一部清代全史！”等语句。
〔9〕“国朝”封建时代臣民称本朝为“国朝”，这里是指清朝。
〔10〕胡玉缙（1859—1940）字绥之，江苏吴县人。清末曾任学部员外郎、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著有《许庼学林》等书。
〔11〕南菁书院 在江苏江阴县城内，清光绪十年（1884）江苏学政黄体芳创立，以经史词章教授学生，主讲者有黄以周、缪荃孙等人。曾刻有《南菁书院丛书》、《南菁讲舍文集》等。
〔12〕夏曾佑（1865—1924）字穗卿，浙江杭县（今余杭区）人。
光绪进士。他在清末与谭嗣同、梁启超等提倡新学，参加维新运动。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五年七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他所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从上古起到隋朝止，共二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列为该馆编印的《大学丛书》之一。
〔13〕F先生 指傅增湘（1872—1949），字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家。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书。
〔14〕G主事 不详。
〔15〕殿试 又叫廷试，皇帝主持的考试。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录取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16〕实录 封建王朝中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大事记，由当时的史臣奉旨编写。因材料较丰富，常为后来修史的人所采用。
〔17〕Y次长 指袁希涛（1866—1930），字观澜，宝山区人。
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九年间先后两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
〔18〕C参事 指蒋维乔，学竹庄，江苏武进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
〔19〕“念兹在兹”语见《尚书·大禹谟》。念念不忘的意思。
〔20〕YT 指彦德，字明允，满洲正黄旗人，曾任清朝学部总务司郎中、京师学务局长。他在这“大内档案”中得到蜀石经《穀梁传》九四○余字。（罗振玉亦得《谷梁传》七十余字，后来两人都卖给庐江县刘体干；刘于一九二六年曾影印《孟蜀石经》八册。）
〔21〕《司马法》 古代兵书名，共三卷，旧题齐田穰苴撰，但实为战国时齐威王诸臣辑古代司马（掌管军政、军赋的官）兵法而成；其中曾附及田穰苴用兵的方法，所以称为《司马穰苴兵法》，后来《隋书·经籍志》等就以为是他所撰。
〔22〕蜀石经 五代十国时后蜀皇帝孟昶命宰相毋昭裔楷书《易》、《诗》、《书》、三《礼》、三《传》、《论》、《孟》等十一经，刻石列于成都学宫。
这种石刻经文的拓本，后世称为蜀石经。因为它是历代石经中唯一附有注文的一种，错字也比较少，所以为后来研究经学的人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