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4:15
刘（1910-1993年），男，汉族，安徽巢县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他在教育领域工作六十余年，专注于中国古代经济史、土地制度史及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刘毓璜曾任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并有专著《先秦诸子初探》等作品，其中《先秦诸子初探》一书获得江苏省1984-1987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刘先生安徽巢湖人。其祖父刘原道，清同治年间拔贡，曾投李鸿章属下帮办洋务，晚年居家养静。1915年，刘先生五岁时，祖父亲自为他启蒙，诵《三字经》《四字经》，懂得“经书暇日， 子史须通”，六七岁开始背读《四书》《五经》，后来还试着撇号《纲鉴易知录》，到十岁上，连《楚辞》《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都读过了，祖父很有信心，居然还希望这个聪慧好学的长房长孙向“八股试帖”努力。
刘先生父亲刘晦九，十五岁中秀才，号称“神童”；清末转向新学，主攻文科，旨在教育救国；毕业于国立两江高等师范，20年代初应聘执教于北京女子师范，是巢县走出的第一个大学教师。刘晦九回乡办教育，志在造福桑梓，为国育才，不到半年办起“上海七宝明强小学”。其后又恢复扩建原“巢县中学堂”，更名“巢县县立初级中学”。因父亲回乡，刘毓璜先生得以跨出家塾门槛， 转入新的学习环境。
小学毕业，父亲把他送到芜湖市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主学英语。其后转入一所私人办的工业学院预科，主学物理化学。1926年冬，北伐军路过巢湖市，宣传革命。祖父反感革命，不许他再出外上学，令在家里读古书。刘先生花了两年阅读整理了家里藏书楼所有图书。父亲告诉他，现在时局变了，只要是个年轻人， 就得出去走走， 学点新东西，跟上形势。又暗里鼓励他抓紧时间复习外文和数学， 准备考大学。
1929年冬，刘先生背着祖父到南京市“安徽公学”插班备考，第二年暑假考上中央大学中文系。因祖父坚决反对，断绝经济来源，只好同时在小学教书，半工半读。
1934年秋，大学毕业的刘先生来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任助研，兼管图书室。 据史料记载，一种说法是他1935年在天津南开工作期间就秘密加入党组织，后来回到家乡巢湖后因为服从家庭会议的决定，放弃了所有的政治身份，承担起照顾大家庭的责任；另一种说法是1939年2月他在湘西国立八中工作时秘密加入党组织。
刘先生根据家庭会议的决定，辞去了南开大学的职务，回到巢湖县中任教导主任。当时巢湖县中校长陈灌芜长期在上海养病，学校工作全权委托刘先生负责。刘先生等人根据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需要，对学校工作做出了四大改革：一、废除中国国民党的“纪念周”，改成自由学术讲座，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二、废除公民课，改为生活座谈，根据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杂志》宣传抗日民主思想，宣传爱国七君子；三、编写墙报《晓光》周刊，由刘毓璜、贾明序和进步学生徐马旁负责，积极宣传抗日思想；四、跟地方民众教育馆合作抄录新闻，并编成简讯再油印散发给群众。此外，刘先生（一说是陈其五）还亲自以《革命人生观》为题对全校学生进行演讲，演讲内容丰富生动，充满爱国热情，在年轻学生的心中播下了抗日的种子。在刘先生的领导下，当时巢中的抗日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蓄意挑衅，大举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局势日趋紧张。国共两党经过多次谈判，达成协议，实行第二次合作，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全国上下掀起了抗日热潮。当时章乃器在安徽成立了安徽省抗敌民众动员会，并委任刘毓璜担任巢县抗敌民众动员会主任。冯玉祥将军的侄儿马忍言（冯宏谦）也回到家乡巢县元山，准备接任巢县县长，进行抗日斗争。冯将军的侄孙冯文也在巢含边界黄山市地域组建了巢县抗日游击挺进队。“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由于敌强我弱，苦战三个月后上海市沦陷，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西撤重庆市，安徽逼近抗日前线。为了应对随时可能过江的入侵日寇，刘先生在10月下旬成立了巢县战时青年服务团，有2980名青年和学生参加。巢县战时青年服务团成立后，在刘先生的带领下多次到含山县接运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并把巢城胡家祠堂改作简易医院，安置和治疗轻伤者，重伤者则及时转运到巢城郊区较大的姚庙岗医院。此外该团青年还运用歌咏、戏剧、漫画和标语、口号等方式开展抗日宣传和慰问伤员活动。这些活动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对于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8年4月下旬，继南京市、芜湖市等地沦陷后，日寇已渡过长江，江北巢湖各县形势危急，日军每天派出大批飞机进行轰炸，无辜民众死伤无数。此时中国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发出动员令，号召全省各地机关、学校、工厂和难民向西南诸省大后方迁移。1938年4月29日即巢城沦陷前一日，刘先生响应国民政府“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号召，将巢县战时青年服务团改组为精干的巢县青年工作团，简称“巢青”，刘毓璜自任团长。全团有团员80多人，多为年龄十四五岁的学生，他们决定远赴长沙市投奔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巢县籍老乡张治中将军。这么多人长距离迁移，给养费用是一个大问题。刘先生当时考虑了三个方案：一是与巢县桂系部队驻军171师政训处的中共地下党员联系，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至少可以以支持“巢青”抗日爱国行动的名义从部队调剂一些大米，然后变卖成银两随身携带；二是刘先生家中经济富裕，他父亲思想开明，他的行动得到了其父的大力支持，资助他们五百块银元；三是“巢青”团员都是思想进步的青年骨干，他们途中每到一个大中城市，都可停留数日，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同时也可以得到当地百姓的经济援助。5月8日，“巢青”在刘毓璜先生的带领下正式踏上了远赴武汉市、长沙市的路途。行前，巢县县政府发给他们几支步枪，以备途中自卫，每个团员左臂上都佩戴了印有“巢青”二字的臂章，途中行进要求队列整齐，纪律严明。一路上“巢青”积极开展抗日爱国宣传，四处张贴抗日标语。刘先生还组织学生收集和整理抗日歌曲，编写话剧，在临时搭起来的舞台上演出，怒斥敌寇的强盗行径，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沿途有时白天遇到日寇飞机轰炸，他们就改为夜间行军，有时需要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刘先生和学生一样脚穿草鞋，同甘共苦。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巢青”从巢南槐林出发，途径庐江县、桐城市、天柱山、太湖县、宿松县、黄梅县、阳新县，直至贺胜桥，由此乘粤汉铁路火车到达湖南长沙。当时从安徽各地迁往湖南省的青年学生很多，仅巢湖市就有300多人，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是巢县人，他看到从家乡巢县来的青年学生流离失所，露宿街头，内心很难受，因而竭力协助在湘西苗族、土家族聚居地区筹办国立安徽第一中学（后改名国立八中），其本部在所里镇（今吉首市）。“巢青”到达长沙市后即被安排到国立八中本部报到，刘先生也被安排在该部任文史教员。值得一提的是，刘先生在长沙期间还专门去拜见了中共代表徐特立先生。在刘先生的人生经历中，他似乎一直与中共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不过这一次比较好理解，因为一年多前他的三个胞弟结伴奔赴延安市，他希望从徐老那里得到弟弟们的消息。
刘先生从巢县带出来的80多个“巢青”团员到达长沙后被分别推荐进入位于湖南乾城县所里镇的国立八中高、初中和师范分部读书，重新走上了求学之路，刘先生也被聘任为高二部国文教员，后担任高一部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区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集聚区接壤，丘陵多山，山峦叠嶂，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刘先生在国立八中执教期间，在完成教学任务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原“巢青”的一些青年学生在校内外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教群众唱一些解放区流行的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和《救国军歌》等。有时他们还在街头演独幕剧，在学校的节日晚会上演多幕剧，演出剧目有夏衍的《一年间》和《魔窟》、田汉的《江汉渔歌》、上海市进步文艺人士集体创作的《放下你的鞭子》和《三江好》以及刘先生自己创作的《小梅之恋》等。这些宣传材料据说大多是当时他在延安的弟弟们寄给他的。
由于刘先生经常在社会上组织抗日宣传演出活动，因而在永绥（今花垣县）结识了中共湘西工委成员李谊之同志。当时李谊之是沅陵县行署公报股科员，兼任“抗敌流动话剧队”队长。刘先生与李谊之经常往来联系，关系密切，感情融洽，在政治上相互了解和信任。1939年2月，李谊之来永绥秘密介绍刘毓璜入党，并经中国湘西工委批准。不久，原“巢青”团员，国立八中高二部学生翟贵勋和张礼孝（他们都是巢县初中的毕业生）也由李谊之和刘毓璜秘密介绍入党。经中共湘西工委书记梁春阳批准，1939年4月中旬中共永绥支部秘密成立了（后经湖南省民政厅认定，当年的中共永绥支部为中共花垣县第一届县委），刘毓璜任党支部书记，翟贵勋任党小组组长。他们以“读书会”的名义在吉首市的乾城、永绥一代进行反侵略战争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尽管“读书会”活动隐蔽，成员严格保密，但刘先生仍然遭到中国国民党CC派中共检查委员、国立八中校长邵华的怀疑和软禁。事情的起因是1939年3月中旬到5月份，湘西国立八中高二部和初二部的学生因学校伙食太差而闹起了学潮，刘先生在这次学潮中是支持学生的，但限于当时历史条件，他不能公开对学潮进行组织和领导，因为中共湘西工委书记梁春阳再三嘱咐他不能暴露身份。校方后来在处理学潮事件时，认为刘毓璜是高二部学潮的幕后指挥者，邵华校长下令将他软禁在国立八中所里本部长达半年之久。在长达半年的软禁中，邵华虽然拿不出任何证据，但仍然坚持长期软禁刘毓璜。
1940年，刘毓璜先生被调往四川江津国立九中担任高中历史课教员。
抗日胜利后，先生返回巢湖市，1947年任教于芜湖师范学校。1949年4月底芜湖解放，1950年，先生受聘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直至离休。
先生1993年8月24日下午逝世，终年83岁。
有专著《先秦诸子初探》，论文有《试论农村公社的过渡性质与中国农村的发展》《有关周代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汉唐间的封建庄园制度》《从我国古史传说看氏族公社到奴隶制国家的过渡》《有关李冰和都江堰的几个问题》。《先秦诸子初探》一书获江苏省1984一1987 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刘毓璜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其父刘晦九15岁就与其弟刘述曾同科考中秀才，后毕业于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刘晦九一生育有四子，受其进步思想的影响，四个儿子不仅学有所成，而且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长子刘毓璜学识渊博，精通文史哲，终生从事教育事业，勤耕不辍，桃李满天下。次子陈其五（后改名陈其五）1934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5年当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后改名为清华学生救国会），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三子刘毓1935年秋考入天津市南开区大学经济系，并于当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南开读书期间吕振羽贾明庸（后来改名为秦雨屏，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等领导过天津“一二九”运动，1942年5月，侵华日军对太行山地区大扫荡，他随八路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转移。在左权县反扫荡战斗中，他在十字岭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四子刘毓琳于1935年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他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抗战爆发后，他随二哥陈其五奔赴延安市，因在武汉码头与哥哥失散，途中转去昆明市，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读书，并加入中共地下党。解放后他改名为刘钢，在上海教育学院担任党委副书记兼教务长。
恩师刘毓璜先生.南京大学.2024-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