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1:17
袍哥是清代中后期至中华民国以四川省等中国西南地区为主要活动区域的一种帮会组织及其成员的统称，具体说就是哥老会在四川、云南省、贵州省等西南地区的俗称，古名“汉留”“汉流”，民间又称“嗨皮”。袍哥与青帮、洪门为旧中国三大民间帮会组织。
袍哥起源于爱新觉罗·旻宁年间，在经历兴起、鼎盛、滑坡、衰亡四个阶段后于新中国成立后灭亡。
清朝初年至清朝末年袍哥形成并有了初步发展，这一时期袍哥从“反清复明”“兴汉灭满”转变到参加清末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辛亥革命至军政府统治时期这是袍哥的鼎盛阶段，不仅渗入到了军阀部队中，还占据了统治地位；防区制时期至抗日战争时期袍哥走向了下坡路，为中国国民党所控制和利用；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袍哥逐渐迎来了它的衰亡，国民党弃之如敝，共产党镇压打击，新中国成立后便彻底解散了。
在巴蜀地区的近代社会生活中，袍哥是一个牵涉面极广的社会组织，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袍哥形成了其组织特点和结构，演变出许多分支。各不同的分支、派别和帮别称为“山堂”，山堂内等级分明，而山堂之间则相互照应，将保护和接待同党见为当然，将哥老会成员之间形成一个较严密的自我保护网。除此之外袍哥组织内部帮规严密，谁违犯规则即按律惩治，也因此有了这样一句黑话：“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
袍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其势力已经渗透到清代与中华民国四川省社会的各个领域，与四川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四川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过重大的影响。其中袍哥文化作为巴蜀近现代重要文化影响着巴蜀民众日常生活，并成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川的哥老会，又称汉留，俗称袍哥，发源于四川。关于袍哥名称的来源也有不同说法。有一种是指根据《诗经》中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而来，“袍”与“胞”同义，即视异姓兄弟亦如同胞，意指入会便是兄弟，当同甘共苦。还有一种说法指根据《三国演义》中而来，说在关羽降曹后还是常穿着旧袍，他说：“旧袍是我大哥刘备赐的，受了丞相的新袍，不敢忘我大哥的旧袍。”第三种说法，就是来自于“刨哥”，“刨哥” 又源于“刨皮闹”。所谓“刨皮闹”“刨皮”“光棍”“皮”等，都是袍哥成员的自称。
同样，“汉留”这一名称的来源也有不同的说法，一是得名于《三国演义》中关羽在曹营留旧袍之故事。间指入会者誓不事清（朝），奉汉反清廷之心；二是创自郑成功说，相传哥老会是清代郑成功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洪门”的一个分支，约在康熙帝、雍正、乾隆（1662—1795）年间，随湖广、闽、粤、赣移民传入四川省。“会合贤能郑成功，文武全才兴汉留。据守台湾省称将领，部众勇武抗清兵。天下英雄风云会，金台山堂首创立。军中誓盟结仁义，同心协力把汉留。”
袍哥组织诞生于反清的秘密结社，这一组织出现时，清朝政府就下令追查其发源地，根据当时许多地方官的奏报一致认为“哥老会之起，始于四川，流于贵州省，渐及湖南省，以及东南各省”。袍哥一词最初出现在清代爱新觉罗·旻宁年间（1821—1850），具体年代则有道光十二年（1832）和道光二十八年（1848）诸说。哥老会究竟最早出现于何时，至今尚无可靠的历史记载。
但据学者欧阳恩良考证，早在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一年（1841），作为哥老会别名的 ‘袍哥’即已在四川省噜中出现。它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得到大规模的发展。袍哥的扩散期，正是四川农村经济加速破产，城乡社会极度动荡，民间秘密会党与秘密教门广泛融合的年代。李蓝起义和太平军入川，更使得袍哥飞速壮大，所谓“洪杨变乱，禁令已驰，而忠山哥全省”。
为此，咸丰初年曾国藩创办湘军时，所拟营规已明令：“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咸丰十年（1860）左宗棠招募楚军时，也将严禁军营结拜哥老会列为“行军五禁”。同治五年（1866）五月八日左宗棠在奏折中说：“近年江楚之间，游勇成群，往往血会盟，结拜哥老会，又号江湖会。”日本人平山周也认为：“同治平定粤匪之后，湘勇撤营，穷于衣食之途，从而组织各团体，于是哥老会始盛。”四川省的政治中心成都市，此时也遍布袍哥。
袍哥的历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袍哥的兴起（清朝初年至清朝末年）、袍哥的鼎盛（辛亥革命至军政府统治时期）、袍哥的滑坡（防区制时期至抗日战争）、袍哥的衰亡（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
“啯噜”是四川人对于游民盗窃团伙的俗称，是以清代入川移民中的未能安家垦地的游民为主要成员形成的武装团伙。川江上的穷苦水手、纤夫加入啯噜以后，由于受到当局的查拿，便沿川江顺流而下，来到湖北、湖南省、贵州省等省。由于与沿途各地秘密结社组织的接触，逐渐从移民的武装集团演化为哥老会，在四川省的被称为“袍哥”。
啯噜在乾隆初年已有较大影响。如乾隆八年（1743），四川巡抚纪山奏称：“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省、陕西省、广东省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 ‘啯噜子’。”
至清朝末年，随着帝国主义在四川疯狂地进行侵略掠夺，政府对四川人民无止境地残酷盘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四川袍哥从“反清复明”“兴汉灭满”发展到参加清末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此外随着晚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蜂拥而至，在中国城乡各地纷纷建立教堂，并以此为据点，发展教徒，广泛活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特权阶层。传教士想改变中国礼俗，反对敬神、祀天，两种政治、历史与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权力系统在相同的地域存在，必然会产生冲突。由于这些冲突的存在，引起群众反感，轰轰烈烈的反对外国教会特权的斗争逐步发展起来，其中四川袍哥便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革命政党，提出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并且频繁地进行武装起义，于是各地同盟会支部、分会更重视开展会党的工作。“早在清光绪年间，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开始在四川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下，革命党人十分注重联系会党袍哥，对其中较为正派且有号召力者进行宣传教育，策动他们参加革命。四川同盟会四川同盟会会员为了武装起义，把联合袍哥作为重要工作。熊克武认为：“四川帮会势很大，散布的地区也广，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他们联合袍哥，吸收袍哥参加同盟会和同盟会会员参加袍哥组织三管齐下同时进行，成功吸收了川南著名袍哥首领佘英和川东北孝义会首领李绍伊、张百祥加入同盟会，这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911年清政府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列强，将原定由商办的川粤汉铁路，名义上收归国有，实际上再次转交列强承办。但铁路由中国人自办的反帝爱国思潮已深入人心，清政府的举动，遭到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加之先前铁路国有所征集的股款不能全部换回，于是掀起了这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它加速了武昌起义的准备，为同盟会领导四川武装大起义创造了条件。在保路运动中，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联络袍哥组织，通过袍哥动员群众参加保路斗争。同时袍哥也借机取得了公开或半公开合法活动的机会。总而言之，在辛亥革命中，同盟会发动哥老会力量，四川同志军以袍哥为主要力量进行了保路运动和光复运动。而袍哥在对革命做出贡献时，也无处不在地渗入政界、军界，以致出现上述“有匪皆兵，无兵不匪”的现象。
辛亥革命后四川省袍哥居功自大，称霸一方。在1915年，袁世凯复辟以后，四川袍哥积极参加了反袁护国运动，其势力也趁机再次扩张。当时，袍哥首领张达山高举护国大旗，自任川西护国军司令，发动讨袁战争。在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中，四川的将领刘存厚、熊克武等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在斗争中增强了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滋长了政治野心。他们企图利用在护国战争中得到的声威，在四川建立新的独裁统治，从而变成了四川的军阀。
在这一时期袍哥的势力发展到了鼎盛，不仅渗入到了军阀部队中，还占据了统治地位。据邓锡侯部95军的记载，袍哥公开在全军合法存在，仅军直及126师袍哥成分约占90%，673团5连114人中袍哥有90人，全军7个团长，袍哥大爷即有6人。
护国战争后到中国抗日战争前夕，四川省长期处于军阀割据与混战之中。四川军阀防区割据，形成防区割据，即“防区制”，军阀凭借武装，霸占一定的地盘，在割据地区掌管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形成军阀、官僚、地主的统治。这一时期内，军阀头子，几乎都是袍哥的舵把子，袍哥土匪成了各军阀争相罗致的对象。袍哥势力与军阀相结合，得到了新的发展，并且在总体上开始蜕化变质，变成了地方军阀的附庸。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市，各地帮会势力相继进入四川省，打破了袍哥一统四川天下的局面，同时又刺激了四川袍哥的进一步发展，与青帮、洪帮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中国国民党加强了对四川哥老会的控制和利用，以此对付地方实力派和进步力量，先后炮制成立所谓的“人民动员委员会”等组织，妄图领导控制全国的帮会。同时，蒋介石又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除派特务密切控制外，还随时企图杀一做百，使袍哥更加顺从他。国民政府为了社会安定，先后于民国25年（1936）、27年（1938）两次下令解散袍哥组织，四川省政府亦发出了《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条例》和《惩治哥老会实施规章》。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华族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共从民族大义出发，努力争取帮会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7月15日中共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哥老会联合和友善的态度。为彻底解除哥老会成员的后顾之忧，中共中央在《宣言》发出的第二天（7月16日），又发表了《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我们对于哥老会的策略是在争取哥老会。”在以上政策的指引下，中共对哥老会的统战工作迅速展开，哥老会变成了政治化的组织，为中共影响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扩大做出了贡献。
四川袍哥在解放战争中已经走到了末期，其行为已到了十分专横的地步，逐渐失去民心。从中国国民党来看，其自身尚且难保，当然不会顾及这一支临时招安的袍哥队伍；从共产党方面来讲，袍哥毕竟是旧社会的象征，要使新政权得到拥护和保持稳定，那么就必须要取缔这一非法组织。
尽管四川袍哥发展到后期为抗战和新中国成立做过一些贡献，但不可忽视的是有相当部分袍哥依旧作恶多端。袍哥的发迹史要归结于做了许多危害社会的事，杀人越货、贩毒走私并由此迅速发家致富。而且袍哥的人员大都来源于市井流民或者混混，本质上就是社会的毒瘤。从袍哥总人数上来说，他们就占四川民众的70%～80%之多，他们解决事情一般都是依据会规和义气，没有基本的社会规则和道理可讲。四川的政治经济等层面几乎也被袍哥势力所覆盖，由此带来的恶性循环是极其严重的。
毛泽东曾说过，处置袍哥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对待袍哥的态度，就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其无法处置这一批人，也解决不了这个中国的困难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等三个文件的通知》等多个文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匪运动，镇压了一大批袍哥大首领、匪首、恶霸、特务，并处决了一批首恶分子。四川省各地纷纷取缔袍哥帮会组织，袍哥在新中国人民政府的镇压和打击之下土崩瓦解，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了。
参加哥老会的人多为下层群众，其组织规定参加人必须是“身家清白，己事明了”，江湖上的惊（看相算命）、平摊子内外科医生）、飘（写诗条子、一字破）、猜（赌博单双红宝）、风（见风使舵取人钱财）、火（炼丹提汞）、爵（以显宦骗人钱财）、耀（伪充官职骗财）、僧、道、吏、卒、戏（梨园人物）、解（卖武技杂耍）、幻（变戏法）、听（说评书、相声）等江湖人物也能入会。他们“或作侦探，破彼方之秘密，或司传达，使各方之联络，或任调查，明各方之消息，均于汉留有绝大补益”。这批人在反洋教和反清斗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哥老会中也包含士绅、地主，“初由不法匪类结党横行，续而绅富相率效尤，亦各立会名，以图自保”。有的“绅粮”则“名为借此保家，实则广通声气，以自豪察”。以至川省有“一绅、二粮、三袍哥”的说法。
到清后期，哥老会还卷入了不少知识界的成员，如灌县崇义镇的“舱把子”张捷先即是小学校长，他与郫县新场总舱把张达三同称“房谋杜断”，都是保路同志军首领。江津留日东斌学校学生王稚峨是“县中哥老会掌旗大爷”。
甚至哥老会势力已经渗入清兵之中，王阁运《湘军志》称：“哥老会者，本起四川省，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者。”左宗棠也承认，“鲍超籍隶四川，而流寓湖南省最久，所部多悍卒，川楚哥老会匪亦杂厕其间”。左宗棠所部有“蜀军十营官弃勇丁，无一不系会匪。全军哨弃见营主，营主竭统带，皆莫不以大哥呼之，而未闻有称大人者，此蜀产之（深）根固蒂也”。哥老会成员背景复杂，“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秀才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遥之徒，莫不有之。”如此广泛的社会人脉也为它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袍哥的名片叫“公片”和“宝札”。公片是木刻楷书字体，每个有一寸见方大小。“××堂（社或公）”三字，印（黑色）于约四寸宽、六寸长的红色片子上（叫面光）。片子背面盖有小型长方右边印章，叫背靠，如有：“同抚汉族，福造必昌”八个字排成二列古篆字。宝札用一尺二寸宽、八寸高的白纸石印，外有边子。左边印“××山”“××水”，右边印“××香”“××堂”的山水香堂，中印“汉留”规章制度、五伦八德，后面填上恩、承、保、引的姓名和本人出身简历，祖宗三代都要身家清楚、己事明白。所谓的“天穿地漏”“夹灰卷口”，就不能纳入组织，由引进拜兄考查负责。还要填上排把位置，填发年、月、日，并在年、月上盖公口印章图记。
另有一种无字白片，并在右上角或右下角用香烧一小洞，插一匹公鸡毛，叫“鸡毛加火炭文书”。这是刀案的表示。上角插鸡毛表示为拜兄复仇，下角插鸡毛表示为兄弟伙复仇。任何一个公口凡遇上这类人和事，都要立即给路费，并派人护送到后一个码头，交涉清楚；否则出了事，这个公口就成卖客了。这是不能假冒的，虽无公片宝札，也必须由原始码头派人执公片护送前来，一站交接一站护送下去。
片子只有大、三、五上三排执事才有资格使用，六排以下无使用片子的资格。新入社的，要在圣堂举行仪式前，用大红纸书写恩拜兄（大哥）、承行拜兄（三哥）、保举拜兄（五哥）、引进拜兄（不拘排把都可以）的名字，由红旗大管事按规定仪式进行，登上龙簿才算正式成员。
有执友公片宝札和三大宪字样的才是真资格的袍哥弟兄，没有全堂证件的大多是跑浑滩的龙背上（山上、绿林）的兄弟伙，因不能公开公口，以防发案后连累码头，但他们有一定且极为复杂的隐语，同时要经得起码头上执事的盘问（清下脚），行话叫作“有宝献宝，无宝受考”。对答不上就是冒牌，轻则走不脱、清底细、查来路，重则视为清兵探子，遭黑传（杀死）。
袍哥即四川省哥老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组织特点和结构，演变出许多分支如：江湖会和孝义会，江湖会出现于前，孝义会产生于后。四川哥老会成员分为清水袍哥（清水皮）和浑水袍哥（浑水皮）即“有正业”和“无正业”两种，有的是以人会为护符，而有的是以人会为生计。“清水皮者，树党结盟，自雄乡里，专尚交游，不事劫掠；浑水皮则良菱不齐，大率藏垢纳污，敢于触法犯禁”。但据有的史料称，哥老会还有“西会、成会、四义会、大义会、少英会等名目，各有码头，各有公口名片、大小图章”。这可能又是江湖会和孝义会的各种分支。四川哥老会又分为“仁、义、礼、智、信”五堂，仁字辈最大称太爷，信字辈最小。
四川袍哥接收新成员加入称为开香堂。申请加入袍哥组织的人，必须要有“引、保、承、恩”四大拜兄认可的手续，才能举行开香堂的仪式。仪式开始时，先由总舵把子向关羽等神像叩头，然后由其他舵把子依排行叩头，再由执事大哥坐在当中由大、二三五哥依排行坐，其他兄弟站立两旁，红旗管事宣布仪式开始后，要做五堂法事。
第一是访山，介绍历代讲义气如三国瓦岗军水浒人物的英雄事迹。第二是团江，用袍哥黑话介绍五排以上的袍哥彼此认识。第三是过口宰长冠即鸡公煲给新入会者滴血。第四是宣誓，参加人要当众发誓谓兄弟如有三心二意，违规乱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第五是出山，仪式结束。仪式一般在奉神献会的重大场合举行开山堂，由全公口执事大哥拈香拜把。
新入会者向五排以上的拜兄一一行叩拜礼表示谢恩，然后由恩拜兄赏赐排座。在排位方面，一般新进人员均称幺大。如果有权有势有地位的可特殊一步登上大爷或三爷排位。这种情况叫上山插柳，否则叫插柳上山。会后还要照例给四大拜兄送礼酬谢，同时向公口缴纳神底大片入会金，再由跑红片的管事通告本码头各公口，经过仁义礼智信各堂口人的认可后，这样才是真正的袍哥成员。
袍哥组织是以封建宗法社会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四维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信条，它所维护的道德行为是封建的道德行为，维持的社会秩序是封建的社会秩序。孙中山曾经改“八德”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民国以后袍哥的道德信条，但袍哥只是承认这为“外八字”。所以民国成立以后，袍哥的信条有“内八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和“外八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四川袍哥采用“内八堂”“外八堂”制度，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内八堂”是哥老会公口的领导核心，主持开山堂、做方首、发会票等重大的会务。大公口按常例可设十二位大爷，分别担任：香长：堂口最高负责人，即山主。总座：又称舵把子、龙头，是日常事务负责人。正印：又称副舵把子，副龙头，协办堂口事务。座堂：为内八堂首席执事，掌人事升迁。盟证：堂口盟誓的监察者。陪堂：掌堂口经济。元堂：掌堂口的印章、印信。执堂：管堂口内部事务。副堂：管交际、迎宾。礼堂：管司仪。刑堂：管执法。新一：协办堂口临时指派的事务，递补以上正职的空缺，亦称“通城幺满”。以上除香长、盟证、总座、正印外，其余八部，分掌八堂事务。其职位由总座提名，通过香长任命。“外八堂”是由内八堂领导下的组织机构，它有十个序列，称为十牌（也叫“十排”、“十步”）。但因为袍哥避忌四牌、七牌，故实际上只有八排。
行一，牌把大爷。分山主或社长。升到这一步，称为“出山”。当大爷的要入会时间长，从“幺大”一步一步升上去。如果有功，也可以越级上升。还有一种有权有势的人，或是捐了大钱的人，虽然是初入会，却可以马上当大爷，这叫做“一步升天”。大爷是以资格而论，在一个公口内，有多少定多少，不受数目限制。
行二，圣贤二爷。设一人，推选品端学粹、谨言慎行的人担任。有时分管提调，有时仅为受人尊敬的闲散位置，他唯一的职务是在开会时敬神，由关羽传承而来。
行三，燕桓侯三爷，管钱粮、人事，故内部称为“当家”。上承舵把子旨意，下督率管事办理事务。设二人，推选恩威并具、品学兼优的担任。
行五，即管事，有承行、执行、红旗、黑旗、迎宾等各类管事，分掌承上启下、执法讯问、办理交际、调处纷争等职。是公口的关键性人物，上辅拜兄，下管拜弟，内管开山设堂、人事调迁、功过赏罚，外管迎宾赴会、访友、解决纠纷、协调地方关系等。故有“内事不明问当家，外事不明问管事”之说。
行六，称巡风、护律，又叫蓝旗，负责侦察放哨及资格审查，还负责掌握书册、香规、仪注，帮助管事办理会中事务。
行八，称纪纲，负责纪律检查。会中有触犯纪律的，经拜兄弟认为应受刑罚的，由其执行。
行九，称挂牌，栽培新进，提升调补，登记会内兄弟排名。上四牌挂金牌，下四牌挂银牌，受处分的挂黑牌。
行十，称营门，率领大小老幺充当护卫执事，听候指派差遣，负责传达。
这是正规大山堂的组织结构。民国年间，袍哥开设的小山堂，许多都没有这样的结构，而是将香长、总座、行一集中为一人，俗称“龙头大爷”或“龙头舵爷”，将盟证、礼堂、行二集中为一人，陪堂、行三集中为一人。其余内堂的人员几乎不设。
单刀会：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纪念武圣人关羽单刀过江去孙吴赴会的英雄事迹。各公口都在五月十三日举行大会或在五月中旬选定一日举行，以示敬仰和追念。
中元会，又称为盂兰会：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或七月中旬选定一日举行，系悼念死亡的袍哥兄弟。举行时，在关公像下侧面悬挂亡牌，其牌系用绫子裱湖着色，比较精致，中为宝顶形，左右为飞檐飘带。宝顶下有4个墨笔楷书字“慎终追远”，下为死者姓名，仪式简单而隆重。
团年会：每年农历腊月初一至二十日之间，任选一日举行。又称吃团年饭，实际是一年的总结会。除“开香堂”外，当家钱粮报告财务收支情况，并列单逐笔公布。红旗管事报告新进人数、顺社人数、死亡人数，以及提升调出、功过奖惩、明年执事人员等名单，张贴红榜，并请舵把子总结全年兴革事宜。
袍哥为了维护内部的团结，统一成员的行为方式，保障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协调各山堂的行动，订立了严格的帮规、帮纪。其中惩戒条例被称作“黑十条”全文为：
遇有袍哥严重违纪，要开“执法堂”，当着关羽举行“神明裁判”。最重者处极刑，受刑人自铺红毡，袒露上身，于红毡中间，不能怯死，叫做“袍哥做得受得”、“光棍法，自绑自杀”。其刑称为“三刀六个眼”，即由执法官对犯事者的心、腹、小腹连刺三刀，死后用红毡裹尸掩埋，叫做“人死仇散，不失义气”。也有“挖坑自跳”进行埋，或令其自杀（袍哥话叫“自己找点点”）。
袍哥是由当时下层社会的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和游民组成的社会组织，虽然有危害社会的消极方面，如聚众打架斗殴、抢劫夺财、绑架勒索、走私贩毒等，但是，也具有某些积极方面，如平时在成员之间施行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往往进行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清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为帮会、教门所发动和领导。帮会在反抗外国侵略方面也做出过贡献，尤其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洪门和袍哥等帮会曾经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袍哥是封建社会演变下的历史产物，具有两重性：一是在宣扬教义、讲究伦理纲常、敬老尊贤、抑强扶弱和维护社会风气等方面曾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袍哥也是社会上的一股恶势力。其成员复杂，好坏难分，处理人和事不是公正廉明。二是义利互存，甚至见利忘义。有的人以袍哥兄弟为基础，作为上升的政治资本；有的人利用拜兄的权势地位，对兄弟伙进行无休止的盘剥，如请会、做生、孩子满月、为父母做寿、为祖宗超度、修房造屋、搬迁等敛财名目繁多；有的人为“讲面子”“争码头”而聚众斗殴，演出许多人间悲剧，破坏社会治安秩序。袍哥既要顾及江湖义气，又需要大量的经费开支，于是就不惜一切进行各种非法活动。如聚赌抽头、贩卖烟土、包揽词讼、专收贿赂、暗通土匪、买卖枪支等。范绍增回忆：“过去在四川省省内，无论是县城或场镇，到处赌场林立，有的甚至在一个很小的场镇上，开设几个赌场，都是大爷们搞起来的。”尤其民国后期，国大选举时，袍哥四处控制选场，武力操纵选举，互相火并，危害地方。凡社会上一些作奸犯科之事，大多有袍哥染指其间。因此，它又时常为反革命的野心家与军阀官僚所利用、收买，而成为反革命的工具。
袍哥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被铲除，但是这种文化基因已经渗透到四川（包括重庆市）一代代人的血液之中，一旦社会秩序逐渐失去控制，这种袍哥文化又会卷土重来，在社会上广泛兴起。特别是袍哥的那些帮规对于后来的各个时期的黑社会组织都有较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四川袍哥的发展历史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也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袍哥文化即是一种涵盖面大流传广的民间地域性亚文化体系，它既是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因素的复合体，也是游民意识、帮会文化、江湖文化、土匪文化各文化因素的杂。袍哥文化存在于巴蜀近现代社会，与巴蜀文化相互交融，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袍哥作为巴蜀江湖帮派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为躲避清代官府的打击，而做出的不得已的生存选择与生存策略，形成隐秘、复杂、规范、严密的江湖帮派组织，这催生了复杂、严密、成熟的袍哥文化。
四川哥老会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传会制度、结盟礼仪、隐语暗号和特有帮会信仰及习俗，它是巴蜀民俗中的一种特殊类型，是“江湖社会”之亚文化的体现。其中隐语和暗号便是其中极具特色的习俗之一。
辛亥革命前，袍哥活动尚处于秘密状态，为了防止奸细的混入，使会内的活动不被外人知道，在彼此联系时，有一套内部交流的规矩，包括手势、隐语等。隐语和暗号在袍界被称为“海底”或“江湖切口”。在开展活动的时侯，如遇有陌生人，就要先问对方的山、水、香、堂，身家底细，在清问对答中多用袍哥隐语加以试探，就叫"盘海底”。
袍哥的隐语行话是江湖切口的一种，俗称“内盘话”“展言子”。隐语行话是一种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特定语符体系，而不是一般的语言。这种群体的隐语行话所掩盖的内容，既是其秘密，又正是该群体内部的主导文化所在，可以增强凝聚力。虽然1949年解放后，袍哥被解散，但其隐语并未随之消失，反而作为袍哥的语言文化遗产，留存于四川民众的平常生活中，直至今日。比如。人们把“受伤”称作“带彩”，“出手”称作“出马"，“坐牢”称作“进书房"等，都是袍哥隐语的遗存。
袍哥最常用的暗号就是“茶碗阵”。茶碗阵是袍哥之间非语言交际方式的秘密语，四川哥老会公口多设在茶馆里，摆茶碗阵就成为袍哥之间的一种联络方式。这种习俗与中国古代“斗茶”之风有关。四川哥老会的茶碗阵与外地三合会或天地会的茶碗阵不同之处，在于四川在茶桌上大多不放茶壶只摆茶碗。袍哥相遇，不必问询，只看摆放茶碗的式样，便可知来人的用意了。外地来的袍哥要拜码头，先在茶馆找个位置坐下，两腿平放，不能翘“二郎腿”。堂官来倒茶时，客人接过茶碗以右手姆指置茶杯边，食指置杯底，向倒茶人相迎；而以左手做成“三把半香”之形，直伸三指尖附茶杯，所谓“洪门出手不离三”，袍界一看便知其为自家人。手拿茶碗时，切忌把手掌复盖在碗口上，这在江湖上叫做“封口”，是很不恭敬的表示。按规矩接过茶碗后，即有当地袍哥管事前来，同样倒一碗茶，两个茶碗相对放置，名为“仁义阵”，也叫“双龙阵”。
袍哥文化作为一种江湖帮会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经过巴蜀民众的吸收、扬弃与转化，逐渐升华为袍哥文化精神。袍哥文化精神是袍哥的性格特征与精神特质，以及袍哥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正面积极反映，在其发展过程中，袍哥文化与巴蜀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特征，以及巴蜀民众的世俗生活、民风、民情相融汇相交融，形成一种带巴蜀地域特色的文化精神特质，成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袍哥文化精神不仅仅存在于巴蜀近现代社会，它已经成为一种带巴蜀地域特色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着巴蜀民众的思维方式、心理、性格与气质。
袍哥文化精神主要显示为如下特征：首先，独立、随性、自由是袍哥文化精神的重要特征，这些精神特征即是袍哥文化作为江湖文化的重要精神；其次，是侠义、豪爽，巴蜀袍哥带有江湖侠客扶危济困的侠义行为特征；再次， 江湖义气与兄弟义气，该精神特征与袍哥文化遵循刘关张桃园异姓兄弟义气，可以说这是袍哥文化精神特征的最重要表现。
袍哥器物文化、袍哥制度文化、袍哥礼仪文化、袍哥语言文化，可以说是袍哥标志性文化，使得袍哥文化成为可视听文化，这些常成为后世袍哥题材影视剧等表现袍哥文化的重要元素，也是文学创作表现袍哥文化的重要元素。
有关袍哥题材的巴蜀电视剧《傻儿传奇》《红粉舵爷》等就塑造了重情重义、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清水袍哥以及为非作歹的浑水袍哥。以四川袍哥范绍增为原型的电视剧《傻儿传奇》塑造了一位侠肝义胆的清水袍哥：大竹县青龙镇的方绍魁，人称方哈儿。而电视剧《红粉舵爷》则塑造了一个让三合县百姓切齿的恶霸——浑水袍哥李山虎，他毫不遵循袍哥的伦理观、价值观，他借与三合县县长有“拜把子”的交情，肆意妄为，残害妇女成性。巴蜀影视剧瞩目巴蜀本土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广度与深度都有重要挖掘，而袍哥题材的巴蜀影视剧即是对巴蜀文化的广度与深度的进一步开掘，而注目于巴蜀近现代社会民间江湖亚文化袍哥文化。该类影视剧无论在袍哥题材的选择、袍哥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袍哥伦理观价值观的表达，都充分展示了盛行于巴蜀近现代社会的袍哥文化。
袍哥文化作为巴蜀近现代重要文化影响着巴蜀民众日常生活，并成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袍哥文化精神更成为集体无意识，影响着巴蜀一般民众的心理与人格特征，也影响巴蜀现当代作家及其心理与人格特征，并反映在巴蜀现当代文学中。受袍哥文化影响巴蜀现代作家写下了诸多作品如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长篇小说，以及不少中短篇小说《好人家》《天要亮了》等，袍哥语汇不时穿插其间；沙汀的《丁跛公》《在其香居茶馆里》《替身》《巡官》《还乡记》《淘金 记》沙汀营构的袍哥王国可看出巴蜀袍哥民间政治的邪恶与丑陋，这是民国巴蜀的独特存在，也是沙汀现代文学江湖地域书写的独特表现。 不同于李人、沙汀的袍哥书写，阳翰笙写出 了巴蜀袍哥富革命性的一面。阳翰笙的剧作《草莽英雄》既是以袍哥参加保路运动为素材创作而成，极具浓厚的袍哥文化色彩。
冷开泰（1889—1950），仁寿县观音寺人，其父亲是弃农经商者，做丝业经纪。冷开泰10多岁时，由人指引到双流簇桥场王少安丝行做学徒。他平时嗜赌好玩，不务正业，常偷窃丝行中的生丝货物，被察觉后，远逃家乡，迈开了混迹江湖的第一步。在当巡防军期间他得到成都新巷子袍哥罗大爷器重，受罗栽培，加入袍哥当个小老幺，后伙同绰号“老圈”的著名匪首彭氏三兄弟，龙泉驿区的曾德荣，简阳市的段乘舟等开始了土匪生涯。1921年，32岁的冷开泰因倒卖军火惊动政府，还搞出人命，便逃到上海市。到上海后，冷开泰如鱼得水，受到青帮头目杜月笙、黄金荣等大亨的宴请，他乘机吹嘘自己在四川袍哥中的声望。并得到了汉口洪门帮的帮主杨庆山的垂青。从此，冷开泰便成了长江沿岸赫赫有名的地头蛇。
冷开泰的政治野心也不小，1946年春天，在成都成立袍哥组织“汉华社”；1947年竞选立法委员；1949年参加“游干班”等等。1949年，蒋介石下令在成都举办“游击干部培训班”，准备反共打游击。冷开泰乘机将各县袍哥集中培训。每天下课后，很多骨干分子都集中在东胜街冷开泰家喝酒，也有喝血酒、拜把子的。成都市解放后，他又暗中谋划各地暴乱，参与制造了震惊成都的龙潭寺惨案。人民政府给冷开泰立功的机会，让他写信劝阻暴乱，但是被冷开泰拒绝了。最终他的罪行被揭露后，遭到了惩罚，于1950年11月10日以反革命罪被成都市人民法庭在人民公园公审后处决。
范绍增（1894—1977），绰号“范哈儿”“大老造”，四川省大竹县清河乡人。自幼不喜读书，常到茶馆“听书”，对江湖豪侠劫富济贫心向往之。13岁就加入袍哥，终日在外游荡，和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陈兰亭结为拜把兄弟。1911年大竹县、柏林镇一带袍哥首领，同盟会会员张作林聚众而起，范绍增随之摇旗呐喊，随机应变，受到张的赏识，收为袍哥小兄弟，并介绍加入同盟会。1913年，张作林参加“癸丑反袁”失败，被迫率部上山，在渠、竹、达边界一带抢劫财物，购枪支，扩充实力，范则为张当总管事。1916年，范绍增随张参加反袁护国战争。张在邻水县一带活动时，被亲袁川军袭杀，范率部继续反袁。1918年4月，受川滇黔靖国联军援川陕第2路军总司令颜得基收编，任模范营营长。1923年3月杨森回川，范绍增受杨收编，任第4师第8旅旅长。此后转而投靠刘湘，任第4师师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范请缨杀敌，只身赶到上海前线，任第11兵团副司令。1938年初，范绍增因支持川康整军和揭发刘、韩勾结有功，被蒋介石委任为第88军军长，自募兵员抗日。1939年初，范绍增率88军出川。1942年5月28日，范绍增率部击毙日军第15师团长酒井中将；5月29日，率部击伤日军40师团的少将旅团长河野。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对打内战已无兴趣，遂去上海市，参加民盟、民革等组织领导的民主活动。他在沪凭帮会及川军旧部关系，成立“益社”，自任理事长。1948年3月，中国国民党召开“国大”，范绍增被选为国大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范绍增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解放军四野50军高参，河南省体委副主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南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1977年3月5日，范绍增在郑州去世，终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