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4:48
《周作人书信》是青光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周作人。
周作人与鲁迅兄弟二人共同作为文学大家著称于世，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绝不多见。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平和恬淡，清隽幽雅，小品文闲适幽默，古雅遒劲，与鲁迅的风格截然不同。周作人独出心裁采用书信题写成的散文尽收于本书，这里读者将变为熟悉的个人，听作者娓娓道来，与其共同完成"一二知己之交谈"。
小峰兄：
承示拟编书信，此亦无不可，只是怕没有多大意思。此集内容大抵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书，二是信。书即是韩愈以来各文集中所录的那些东西，我说韩愈为的是要表示崇敬正宗，这种文体原是“古已有之”，不过汉魏六朝的如司马迁杨恽陶渊明等作多是情文俱至，不像后代的徒有噪音而少实意也。宋人集外别列尺犊，书之性质乃更明了，大抵书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而尺犊乃非古文，桐城市义法作古文忌用尺犊语，可以证矣。尺犊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但此种本领也只有东坡山谷才能完备，孙内简便已流于修饰，从这里变化下去，到许葭村是很自然的了。大约自尺续刊行以后，作者即未必预定将来石印，或者于无意中难免作意矜持，这样一来便失了天然之趣，也就损伤了尺犊的命根，不大能够生长得好了。风凉话讲了不少，自己到底怎么样呢？这集里所收的书共二十一篇，或者连这篇也可加在里边，那还是普通的书，我相信有些缺点都仍存在，因为预定要发表的，那便同别的发表的文章一样，写时总要矜持一点，结果是不必说而照例该说的话自然逐渐出来，于是假话公话多说一分，即是私话真话少说一分，其名曰书，其实却等于论了。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希望其中能够有三两篇稍微好一点，比较地少点客气，如《乌篷船》，那就很满足了。至于信这一部分，我并不以为比书更有价值，只是比书总更老实点，因为都是随便写的。集中所收共计七十七篇，篇幅很短，总计起来分量不多，可是收集很不容易。寄出的信每年不在少数，但是怎么找得回来，有谁保留这种旧信等人去找呢？幸而友人中有二三好事者还收藏着好些，便去借来选抄，大抵选不到十分之一，计给平伯的信三十五封，给启无的二十五封，废名承代选择，交来十八封，我又删去其一，计十七封。挑选的标准只取其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谬的便行，其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挑选结果仅存此区区，而此区区者又如此无聊，覆阅之后不禁叹息。没有办法。这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这又不是宣言书，别无什么新鲜话可讲。反正只是几封给朋友的信，现在不过附在这集里再给未知的朋友们看看罢了。虽说是附，在这里实在这信的一部分要算是顶好的了，别无好处，总写得比较地诚实点，希望少点丑态。吉田兼好尝说人们活过了四十岁，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行年五十，不免为兼好所河，只是深愿尚不忘记老丑，并不以老丑卖钱耳。但是人苦不自知，望兄将稿通读一过，予以棒喝，则幸甚矣。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作人白。
周作人（1885～1967）光绪十年（甲申）腊月初一（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省绍兴。鲁迅二弟。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常以“雨”与“风”一起构成散文的“基本意象”。
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市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写文章总是要面对着读者的，写日记是给自己看，如果分析自己心理多了，就不适宜拿去发表；写书信呢，是对着了朋友，当然能说些亲切的知己话；写其他文章，心里总想着一大群读者，下笔就不能随便，文章就变得拘谨死板。就如准备印刷的书信，“无意中难免做意矜持，这样一来便失看了天然之趣，也就损伤了尺的命根，不大能够生长得好了。”周作人这书信集的序也是别出心裁，叫做“序信”。他在这里面说“在这里实在这信的一部分要算是顶好的了，别无好处，总写得比较地城市点，希望少点丑态。”实际这里的书信，好多以书信口气所写，实际却是写给自己看的，这样就造就了大名鼎鼎的《苦雨》和《乌蓬船》。这也是周作人在文体上的贡献吧。
喜欢周作人记叙风物人情的篇章，也许这些远离了社会，更具有生命力吧。《山中杂信》“大雨接连下了两天，天气也就颇冷了。般若堂里住着几个和尚们，买了许多香椿干，摊在芦席上晾着，这两天的雨搭补使他不能干燥，反使他更加潮湿。每从玻璃窗望去，看见廊下摊着湿漉漉的深绿的香椿干，总觉得对于这班和尚们心理很是抱歉似的，——虽然下雨并不是我的缘故。”这情景如诗如画，生活情趣极浓，心理又刻画微妙，真是妙到毫巅。“我们厨房的间壁，住着两个卖汽水的人，也时常吵架。掌柜的回家去了，只剩了两个少年的伙计，连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摆摊，始而相骂，终于各执灶上用的铁通条，打仗两次。我听他们叱咤的声音，令我想起《三国志Ⅹ》及《劫后英雄略》等书里所记的英雄战斗或比武时的威势，可是后来战罢，他们两个人一点都不受伤，更是不可思议了。”这仿佛罗兰/罗兰·巴特提倡的“零度感情介入”，冷静叙述议论，却让人忍俊不禁。《济南道中》：“一九零六年我们乘京汉车往北京市应练并处的考试的时候，还在车窗口买到许多东西乱吃，如一个铜子一只的大雅梨，十五个铜子一只的烧鸡之类，后来在什么站买到兔肉，同学有人说这实在是猫，大家都觉得恶心不能再吃，都摔到窗外去了。”这也非常有生活情趣。“船中还有王君的一个三岁的小孩同去，更令我们喜悦。他从宋君手里要蒲桃干吃，每拿几颗例须唱一出歌加以跳舞，他遍手舞足蹈唱‘一二三四’给我们听，交换五六个蒲桃干，可是他后来也觉得麻烦，便提出要求，说‘不唱也给我罢’。”周作人的许多情趣都源自儿童，一是对童年的追怀，比如在老虎桥监狱里写的《儿童杂事诗》；一是对儿童的喜爱，比如对孙子吉仲的爱怜，有张他和孙子穿棉袍蹲地的照片，都是一派天真烂漫。《乌蓬船》：“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象坐电车的那样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来回总要预备一天。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这简直就是一派旧文人情调，也和后来的小资情调一致。这样摇曳多姿的叙述，到了苏童手里就成了先锋派，《1934年的逃亡》：“你们是我的好朋友，我告诉你们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不叫苏童。我有许多父亲遗传的习惯在城市里展开，就象一面白色丧旗插在你们前面。”“你现在去推开我父亲的家门，只会看见父亲还有我的母亲，我的另外六位亲人不在家。他们还在外面像黑鱼一般涉泥流浪。他们还没有抵达那幢木楼房子。”语调故意拖拉得很长，寻求从容优雅。
周作人有“绅士鬼”作怪的一面，把文章要做得有枯山水味；还有“流氓鬼”作怪的一面，把文章做得象匕首，你看他书信里这样激烈的言辞：“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们要切开民族昏聩的痈疽，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疯狂。”这哪里是追求“渐进自然”的苦雨斋老僧呢？简直和冲到街头振臂高呼的学生无异。“意大利经济学家密气耳思著《性的伦理》引有威尼思地方的谚语，云女子应有四种相，即是：街上安详，寺内端庄，家中勤勉，**癫狂。可见男子之永远的女性便只是圣母与淫女的合一。”**指的应为“床上”。周作人在那个时代就提倡这些，着实大胆前卫。
序信里说：“尺牍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句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书中收录与俞平伯通信三十五通，与废名十七通，与沈启无二十五通，信件都很短小，多谈论读书、教授、酬和、交往等生活琐事。如致俞平伯：“但别换一枚（邮票）贴在信面，请寄到时收下可也。春雨如酥，庭中丁香大有抽芽之意矣。”致废名：“张友松君寄来一片，今附去。山中想必风景渐佳，较城中春到应更早也。”信手一笔，情趣全出。致俞平伯：“顾姓《文房小说》中唐庚《文录》云，‘关子东一日寓辟雍，朔风大作，因得句云，夜长何时旦，苦寒不成寐，以问先生云，夜长对苦寒，诗律虽有对，亦似不稳。先生云，正要如此，一似药中要存性也。’觉得此语颇佳”，摘露掌故，谈论做诗，只与同好。又如：“十二月十九日梦，行路见一丐裸体而长一尾如狗，随行强乞，甚厌之，叱之不去，乃呼警察而无应者，有尾之丐则大声为代叫警察，不觉大狼狈而醒。”平伯有《槐屋记梦》，知堂此梦能与之媲美。致沈启无：“下午取《庄子》读之，第一篇《逍遥游》觉得大佳，此种写法真是如关羽舞一百六十斤大刀，可羡而不可效仿者也。”交流心得者也。
浅谈周作人之书信观：所谓尺牍，周作人在《周作人书信·序信》中说：“尺牍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是寥寥数句，或同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发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日记与尺牍》一文中说：“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 “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这里所强调的其实都是一点，即好的尺牍要说真话，不矫揉造作。尺牍一旦有了着意的矜持，或拟定要发表，则不免要打几分折扣，假话、客气话自然会多一些，如此自是损伤了尺牍的命根。
在现代作家中，恐怕是第一个有意提倡尺牍体的作家，生前由他自行编定的书信集就有《周作人书信》，1933年7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周氏晚景凄凉，因为身份特殊，故雨大都不大往来了，新知更是寥寥，除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交给的翻译任务外，鲜与外界联系。1956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从事报业活动的曹聚仁乘在北京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会之机，去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从而成为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朋友，周作人的文章始得以陆续在海外发表。后来曹聚仁又向周作人介绍了鲍耀明，驿寄梅花，鱼传尺素，两人的飞鸿往来给晚景伶仃的老人的生活增添了几分生机、乐趣。周作人给曹、鲍二人所写的书信，或请求帮助、或叙述生活状况、或解答疑问，或论辩驳斥，其通信之勤，所写信之多，实为周氏一生之少见。这些书信后都陆续出版：1971年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了《知堂书信集》，此集以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版《周作人书信》为底本，新增的只有周作人晚年致鲍耀明书信12通，致曹聚仁28通。
1972年5月，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出版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影印了周作人致鲍耀明信100通。次年8月，署名周作人、曹聚仁的《周曹通信集》由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影印出版，内收致曹聚仁信82通，致鲍耀明信111通，《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悉数包含在内。周作人晚年致鲍耀明的全部书信，现已由鲍耀明编定成《周作人晚年书信》，1997年10月，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收录周作人致鲍耀明信396通、鲍耀明致知堂信343通（4通排重）、周作人晚年日记837则。后更名为《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2004年4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社重新印行，补入周作人书信6通、晚年日记7则。此外，由他人编辑出版的周作人书信还有：《知堂书信》，黄开发编，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系从已发表的周作人书信中选编而成；《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张挺，江小蕙笺注，1992年9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周作人早年致江绍原书信110通。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周作人书信大都在上述书中，没有发现或藏在私人手中的一定还有不少，一部分因为其他原因被毁的则只能表示遗憾了，如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刊物《宇宙风》主编陶亢德手头原有周作人书信300多通，惜乎皆毁于抗战兵火。曹聚仁在《知堂回想录·校读小记》（香港特别行政区三育版）中说他的手边存有三百多封周作人书信，日前尚未公布。据以上数字保守推测，周作人一生所写之书信大约有2000通左右，所佚书信只有且俟来者发现了。
在《周作人书信·序信》中，周作人将书信分成两部分，一是书，二是信，所谓书大抵“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苛刻，然周氏之书，同其作文态度一样，老老实实，平和冲淡，温柔敦厚，虽不免有点矜持，但并无“说大话”之病，如《乌蓬船》、《养猪》等等，俱是周氏小品文中的上乘之作，再者这收信人本来就是自己，犯不着故意矜持。所谓信，即是开头周氏所说的尺牍也。
在周作人看来，无论是书是信，好的标准只有一个：不能客气矜持，虚张声势，假意作态。至于不拟发表的私书——亦即尺牍则要显出作者的个性。在选编《周作人书信》一书之尺牍时，周作人说：“挑选的标准只取其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其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从周作人写给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的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种种爱好，谈文、搜书、聚宴、饮酒、赏花、制笺、写字、撰联等等，素雅悠闲，情趣盎然，是典型的旧氏文人的审美观。只是“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让人不免稍稍遗憾，不然可进一步窥视周氏之真性情也，因为这些信要发表，自然会有所剔汰，可能是牵涉他人隐私不便透露，或着意隐藏某些性格，亦未可知。相较而言，周作人晚年致曹聚仁、鲍耀明信真的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是故能放言述之，或叙生活之窘迫，或藏否人物，显示了周作人性格中更为真实的一面。如他对鲁迅、许广平、郭沫若、丰子恺等人的评价，平心而论，大抵还算客观，至少在那个凡事一个声音说话的年代，不合主流媒体节拍，敢于异见独行，则殊为难能可贵耳。
1965年6月9日，周作人在致鲍耀明信中说：“‘久振’得兄胡兰成君的议论，甚幸。在‘胜利’以后已久不见了，现知在东京，很是有意思的事。”周氏晚年致曹、鲍二君信中常雌黄人物，大抵以贬为主，惟独对胡兰成称之为“君”，着实耐人寻味，胡系汪伪政权《中华日报》主笔，周曾出任汪伪政权华北教育督办、常务委员的要职，事隔二十年仍念念不忘“胡兰成君”，盖其晚年仍引胡兰成为同道中人乎？“胜利”二字加上引号，不知是强调还是反讽？按理此处“胜利”指抗战胜利当是无疑，如此说来，周作人的政治态度确实有点暧昧不明了。
周作人一向对自己的行为取“不辩解主义”，但却在其晚年书信中，对自己出任伪职作了不辩解之辩解，“关于督办的事情，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却有费力气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可是我也并不后悔，不但是后悔无济于事，而且现在这十多年来，得以安静译书，也是我以未曾有过的境遇。”（《徐讦［右为“于”字］书》）写这些信时，老人已是八旬高龄，这些信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文过饰非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姑且作个善意的猜测吧。
为提倡尺牍文，周作人先后写了《日记和尺牍》、《关于尺牍》、《再谈尺牍》、《周作人书信·序信》等文章，引用了一些好的尺牍，说明了尺牍文的重要，在《日记和尺牍》中周作人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喜欢尺牍，盖尺牍文比其他文“更真实更天然”也：“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都觉得有点做作，因此反动的喜看别人的日记尺牍，感到很多愉快。”尺牍要真实、自然、不做作，这是周作人一再反复强调的，到了他选编《周作人书信》时，周作人的尺牍观完全形成，在此书《序信》中：周作人将书信一分为二，书是书，信是信，即尺牍也，此其一。二，约略梳理出书和信的发展脉络，给出优劣的评定标准。书的发展轨迹是从司马迁、杨恽、陶渊明以至韩愈，再到后来收进集内，至宋而单列集外，书的演变大体形成、地位完全确立，书的好坏的判断标准是“情文俱至”；而尺牍这一路发展下来则是由东坡山谷而孙内简许葭村了。后来周作人的思想又有所发展，在孙内简、许葭村之间加上了卢柳南、方秋崖、赵清旷、王稚登、吴从先，至此则“前后联成一气”了。（《夜读抄·五老小简》）
周作人不但大力提倡尺牍文，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书信，而且还收藏了不少尺牍，单行的有：
一、《塞鸿尺牍》，明，沈炼，一册
二、《质园尺牍》，清，商宝意，二卷
三、《秋水轩长尺牍》，清，许葭村，二卷，续一卷
四、《未斋尺牍》，清，龚联辉，四卷
五、《世守拙斋尺牍》，清，范镜川，四卷
六、《五老小简》，明人编，二卷
七、《尺牍奇赏》，明，陈仁锡编，十四卷
至于列入集内的尺牍，那就更多了，在我们所知的周氏文章中提到的就有徐渭、王季重、张岱等等，挂一漏万，无法缕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