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3-25 20:25
《宋书》是南梁史学家、文学家沈约等人奉诏撰写的一部官修纪传体断代史著，为“二十四史”之一。
《宋书》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记录了自司马德宗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迄刘准昇明三年（公元479年）刘宋王朝的兴衰史。今本个别传文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萧赜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春，沈约奉命修撰《宋书》，在何承天、徐曰仁等人所著宋史旧本基础上补充修订成书。纪传部分修成于南齐永明六年（公元488年），各志修成于隆昌元年（公元494年）之后。
《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疏、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是研究刘宋时期的基本史料。《宋书》流传至今，现存的主要版本有：宋元明三朝递修本、明北监本、毛氏毛晋本、清北监本、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百纳本以及中华书局校勘本。中国近代语言学家、古文献学家余嘉锡称赞《宋书》志是“史家之良规”。
东晋南北朝时期，在萧衍的支持下，门阀士族拥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特权，彼此门第相夸，把持官位，并且通过兼并土地，广泛收罗“荫户”，人民备受剥削和压迫。东晋末年，北府兵后期将领宋武帝平定了桓玄叛乱以及孙恩、卢循发动的民变，攻灭了南燕和后秦。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迫使司马德文禅让退位，建立南梁政权宋王朝（史学界也称刘宋），改元永初，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刘宋王朝建立之初，疆域西至汉中市，东至黄河，与北魏政权夹河相对，后期疆域退缩至淮河、秦岭，与同时期统一北方的北魏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刘宋王朝时期，同类史事的隶书还有裴子野《宋略》二十卷、孙严《宋书》六十五卷、王琰《宋春秋》二十卷、鲍衡卿《宋春秋》二十卷、王智深《宋纪》三十卷。但在后世流传过程中均已亡佚，记述刘宋时期的史书，现今较为完整的仅有沈约《宋书》。同时《宋书》也有部分散佚，其佚失部分，为后人用李延寿所撰《南史》等补足。
沈约（公元441—513年），字休文，南朝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出身于江东门阀士族，且有家学渊源。少年时期“笃志好学，昼夜不倦”，乃至博通书籍。沈约先后在宋、齐、梁三朝做官，宋朝时为尚书度支郎；齐代时为五兵尚书、国子祭酒，曾参与检校四部图书；南梁时封建昌候，官至尚书左仆射、尚书令、领中书令，为南梁学术思想交流中的活跃人物。著有《晋书》一百二十卷、《宋书》一百卷、《齐纪》二十卷、《梁纪》十四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四声谱》等。现存比较完整的仅有《宋书》一百卷和文集九卷。
刘义隆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由尚书载丞何承天开始修撰宋朝国史，他草立纪传，编写了天文志和律历志。继何承天后，史学家裴松之奉命继续修撰工作，但未及撰述遂病故。此后奉朝请山谦之又奉刘骏之命撰述《宋书》，不久山谦之病故，由南台御史苏宝生续写诸传。苏晋仁认为“今本《宋书》中的《文帝本纪》和元嘉诸臣传是出自山、苏二人之手”。大明六年（公元462年），时任著作郎的徐爰和助手丘巨源根据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司马德宗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下讫刘准昇明三年（公元479年）。另据《南齐书·丘巨源传》记载，今本《宋书》的《孝武帝本纪》和明朝以前诸臣传都出自徐、丘之手，成为沈约编撰《宋书》的主要蓝本。不久徐爰被刘彧刘斥退，修撰工作随之停止。
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春，时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的沈约奉命修撰宋书。他依据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旧作补充修订，于永明六年（公元488年）二月，不到一年时间完成《本纪》和《列传》七十卷。沈约在当时的奏文中说“所撰诸志，须成续上”，八志三十卷至南梁初期陆续补成。《宋书》的最后定稿于齐萧鸾称帝（公元494年）以后或萧衍即位（公元502年）之后。
《宋书》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现存记载了自司马德宗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迄刘准昇明三年（公元479年）刘宋王朝的兴衰史。是刘宋王朝完整的纪传体断代史。今本个别传文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根据何承天、徐曰仁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公元488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公元494年）之后。
《宋书·本纪》共十卷，武帝本纪占三卷，其余皆一帝一卷。载录了从刘彻宋武帝至顺帝刘期间，包括刘辩、文帝、孝武帝、刘子业、刘庄、刘昱共八位帝王时期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
《宋书·志》分为八类，共三十卷，包括《律历志》三卷、《礼志》五卷、《乐志》四卷、《天文志》四卷、《符瑞志》三卷、《五行志》五卷、《州郡志》四卷、《百官志》两卷。“八志”之首为一篇《志序》，文字不多，概述“志”的源流、《宋书》“志”的缘起。沈约认为，如司马彪《续汉书》中《礼乐志》《郊祀志》《祭祀志》《礼仪志》《舆服志》等所载之事，皆属“礼”的内容，遂一并归入《礼志》；《宋书》不设《刑法志》《食货志》，是由于前人已详载，故只随流派别，附之纪传；同时认为“天道茫昧，难以数推”，存在天人感应，故首创《符瑞志》，列举从远古到刘宋的诸多神怪荒诞之事。在各志中，沈约将符瑞志改称鸾鸟为神鸟，以避齐明帝萧鸾的讳；律历志改“顺”作“从”字，为避萧衍父亲萧顺之的讳；乐志称邹衍为鄒羡，是避梁武帝萧衍的讳。各志中的叙述，记载了不少诏、奏疏和古代乐曲、歌词等珍贵资料，并且经常溯及到魏晋，可以弥补《三国志》等书的缺陷。
《宋书·列传》共六十卷，包括《后妃列传》一卷、《大臣列传》四十二卷、《宗室列传》一卷、诸王《列传》六卷、《孝义列传》一卷、《良吏列传》一卷、《隐逸列传》一卷、《恩幸列传》一卷、《索虏列传》一卷、《鲜卑吐谷浑列传》一卷、《蛮夷列传》一卷、《氐胡列传》一卷、《二凶列传》一卷、《自序》一卷。设置上除以族计、国计的《索虏》《鲜卑吐谷浑》《蛮夷》《氏胡》等列传外，标明传主姓名的 230余人，加上附传和夹带叙述的人物，总数近500人。
《宋书》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载录了诸多奏疏、书札和文章，反映出刘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科学发展等部分实际情况。《宋书·武帝纪》三卷载有《侨人归土断疏》《禁淫祠疏》《兴学校疏》等诏令、策文、奏疏、符檄三十余篇，反映出晋末宋初的历史状况和刘宋初创基业的过程，以及古代封建统治者在钱币改铸中对民间资产的盘剥、南梁初期农村的两极化发展、刘宋时期农民起义事件经过，为后世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矛盾的重要材料。《宋书·符瑞志》首次在正史记载祥瑞超自然现象，跳出断代之范畴，为后世研究刘宋以前的祥瑞观念以及祥瑞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宋书·律历志》收录的景初质全文、元嘉历以及大明历全文，反映出刘宋时期的自然科学水平。《宋书·乐志》保存了较多汉魏乐府诗篇，例述了“自皇帝至于三代”，“及秦焚典籍”，一 直到刘宋朝廷历代的音乐掌故和历史，其中包括统治阶级关于歌舞的各项措施等。《宋书·州郡志》则详细记述了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和各州郡户口数，是一篇反映人口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文献，为研究当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宋书》没有设置《食货志》《刑法志》《艺文志》，是其不足之处。
两晋时期，门阀制盛行、崇尚谱牒学。出自沈氏南方大族的沈约在齐梁时期奉敕修史，其《宋书·自序》中讲述了沈氏家族源流及其重要历史人物沈林子、沈田子的事迹，所撰的《宋书》即带有颂扬豪门士族、维护门阀制度的时代和阶级的特点。《宋书》的《列传》中，门阀士族人物传约占据半数，王、谢两家门阀士族入传约30人，刘姓皇族入传亦占有多数。同时，书中还设有《恩传》，现代学者朱绍侯认为作者沈约的目的可能是要贬低寒人出身而握实权的政治人物，而实际上反映了皇帝对门阀土族的疑虑。另外，《二凶传》则反映了刘氏皇族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的一面；《孝义传》反映了刘宋时期用封建伦理道德的“孝义”思想维护其政权的特殊政治形势。
《宋书·列传》用大量篇幅为地主阶级、高门士族立传，对出身寒微者则是附笔带过，且门阀世族的传中也多是充满溢美之词，诸如《张敷传》的“性整贵，风韵甚高。……少有盛名”、《谢景仁传》的“性矜严整洁”、《谢述传》“莅官清约，私无宅舍”、《蔡廓传》的“年位并轻，而为时流所推重”、《王昙首传》的“有识局智度”、《王敬弘传》的“少有清尚”等。这种家传、佳传的写作方法，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宋书》之后，《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都采用了家传的编写方法。《宋书》所设《列传》反应出其表面形式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而其实质是士族与皇权共治的门阀政治的时代特点，是后世研究当时门阀政治的形成和发展、门阀观念的影响等内容的重要资料。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评价“其于诸臣之效忠于宋，谋讨萧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其党于道成而为之助力者，转谓之起义。”
《宋书》纪传抄录的相关人物文章，多数为诏册章表奏疏，使用了不同于过去隶书的带叙法。在记叙传主事迹时，根据需要，插入相关人物的生平介绍，然后再接着记叙传主。此种笔法客观上令不少六朝一次文献得以保留，在叙事方面力求备尽，虚实相生，且直笔与曲笔交替使用。如卷七十二《建安王休仁传》中记明帝赐死休仁后，先照录皇帝追罪休仁之诏、有司奉命为帝王开解而加罪休仁之奏、明帝借以下台阶的答诏，而后谈及明帝于心不安，传出又照录其向群臣再次声明赐死休仁原因的公开长信。《宋书》中纪传和史论关系密切，将具体的事例和语境相结合，人物对话保留颇多语言原生形态，有较高的语料价值。《宋书》受到六朝历代史传文学写人叙事的影响，并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写人叙事重视以言语、动作等诸细节，较为准确地表现各人物典型特质的侧面或事件，更加关注人物和特殊环境的关系。
《宋书》在运用“互见法”的基础上，在结构上注重对话的再现。如《柳元景传》《颜师伯传》《臧焘传》《邓琬传》等，在形式结构上，为读者指出了某些复杂事件的焦点人物所在，其表达方式，为后世史传写作提供了范例。另外，《宋书·乐志》以记载大量汉晋汉乐府的特点，比较多地引起后代研究者的关注，在相关研究中将其作为诗歌及音乐文体，淡化史志本身的文学性；修结构上由第一卷通论领起，后三卷相关文献按“社会、音乐、史”三重观照视角，经综合编排所形成，对历史学和文学均产生了一定影响，强调了乐府诗歌及音乐的历史地位。《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
《宋书》在史学界的总体评价褒贬不一。唐朝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史通·书志篇》中则评价“《宋书》多妄”，批评《宋书》存在失实，同时又认为“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也肯定了其史学价值。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史劄记》中评价“盖《宋书》本过于繁冗”，认为其载录繁简失当。中国近代语言学家、古文献学家余嘉锡称赞《宋书》志是“史家之良规”。现代学者朱绍侯在《沈约\u003c宋书\u003e述评》一文中则认为“它虽不能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但比《后汉书》《三国志》并不逊色，在南梁四书中应属上乘”。
《宋书》在宋、元、明、清和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都有整理和校勘本。现存《宋书》的祖本，是赵祯嘉祐年间至宋徽宗政和年间，由国子监组织校勘和监印的，称为宋监本；赵构绍兴年间，四川省转运使、刻书家井度（字宪孟）又以嘉本为蓝本，在四川眉刊刻了“眉山七史本”，又称蜀大字本。
根据《校广义·版本篇》转引《书林清话》记载，元代《宋书》由信州路儒学在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 刊刻，在宋监本的基础上刊刻信州路儒学刊本；明朝时期将集中保存于金陵国子监的宋代的官刻书版进行补刻印行，即为宋、元、明三朝递修本，简称“三朝本” 。明万历年间，南京国子监在信州路学本的基础上校刻了南监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又以万历南监本为底本，刊刻了万历北监本；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毛晋以宋本为底本，仿刻完成汲古阁本；
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依据万历南监本进行校考，重修《二十一 史》，简称清代北监本。清朝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武英殿修书处又以清代北监本为主，参考南监本，刊刻《钦定二十四史》，简称“殿本”。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金陵书局以汲古阁本为底本刊刻了金陵书局本。
中华民国时期，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以元大德本为底本，校刊了百衲本；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拼页影印《二十五史》，简称“开明本”。1955-1956年台北市 《二十五史》编印馆影印南京绍兴中江南重刊北宋监本，简称“仁寿本”。1975 年，中华书局又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完成了点校本。198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又依据殿本出版了《二十五史》影印本。
《宋书》在两宋时期的研究主要有叶适《习学记言》、洪迈《容斋随笔－》等。到了清代，乾嘉考据学派对《宋书》的研究有所发展，主要有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钱大听的《二十二史考异》以 及郝煞行的《晋宋书故》、《宋琐语》、《补宋书刑法志》、《补宋书食货志》等。同时，成孺所著《宋书州郡志校勘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也有关于《宋书》的论述。
近现代时期，多有学者对《宋书》的从不同角度著有论述。1949年之前，发表研究《宋书》的论述有孙彪《宋书考论》、孙鼎宣《宋书考论序》、钱宝琮《百本宋书律志校勘记》、柳定生《沈约与宋书》、辛菊田《宋书纂修始末考》、罗振玉《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姚薇元《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房传北人姓名考证》、杨宁敬补、谭其骧复校《宋州郡志校勘记校补》等。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的《宋书札记》部分、丁福林的《宋书校议》、钱志熙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与永明文学革新—兼论沈约的文学发展道路》、郝润华的《论六朝时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陈虎《\u003c宋书\u003e副词研究》、林璐《\u003c宋书\u003e量词研究》、徐国萍《\u003c宋书\u003e介词研究》、余让尧《\u003c宋书\u003e词语札记》、王尔阳《\u003c宋书\u003e文学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