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19 22:32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创作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于1903年5月至1905年11月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及《孽海花》并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由一系列独立的人物故事组成。小说结构流畅，大部分故事都是真人真事，描述了不同等级的官员，从捐官的小官典吏一直写到州府长官和督抚大员。他们为了升官发财和政绩，做了许多坏事，是一幅晚清腐朽官场的历史画卷。小说采用“无中心人物、对所有人物'一视同仁'、现实主义表现、讽刺和通俗语言、广而浅的批判、‘同中有异’的人物塑造和独特的谐音运用”等艺术手法，从四个方面批判了清朝末期的官场和社会，分别为封建政治传统的官治恶习、理学思想的扭曲和误用、新旧文化导致的社会矛盾及西方文化的冲击。
《官场现形记》揭露了平常百姓未知的事情，使读者感到震撼和深思，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由此引发轰动的社会影响。《官场现形记》曾先后在20世纪100部优秀小说和20世纪100部优秀文学作品中获得第1名和前10名的优异成绩。1996年，根据小说《官场现形记》改编的20集电视剧《官场现形记》出现在观众视野；《官场现形记》虽然反映了社会现实，但由于太急功近利，牺牲了一些文学作品的艺术规律和价值，限制了小说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官场现形记》反映了社会现实，展示出当日社会反省和责己的态度，成为社会改革的先声，但由于太急功近利，小说从头到尾充满诅咒官场的话，具有浅薄、显露和溢恶等种种短处，牺牲了一些文学作品的艺术规律和价值，限制了小说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
《官场现形记》的主题是“寓意劝惩”，作者的写作态度是“虽不能引之为善，却可以戒其为非”，写作目的是批判严重腐败的官场、内心麻木又冥顽不宁的市民阶层以及处在社会变革中近乎病态的知识分子。李伯元创作的《官场现形记》是在官场黑暗下保持清醒头脑的结果。小说刻画了众多生动鲜明又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上到统治者，下至底层官吏，均贪污腐败、无恶不作。李伯元希望通过《官场现形记》的批判来唤醒人们内心的真善美以及人们几乎泯灭的良知。
李伯元是晚清有名的作家和小说家，他非常擅长撰写八股文，在书画篆刻方面也十分精通。在报业发展方面，李伯元先后编了《指南报》《游戏报》和《世界繁华报》，这些报纸的出版促使李伯元成为中国小报的鼻祖。报纸的内容包含风月之事、揭露黑暗现实的社会新闻和李伯元对腐败官僚的嘲骂，这些事件为李伯元创作《官场现形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清代晚期，国家衰败、政治黑暗，列强致力于瓜分中国，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这时，一批有良知和血性的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并寻求救国的方法。此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开始推崇小说创作，他立志将小说变成展现政治理想和道德教化的工具，李伯元对小说的政治功能十分认同。
1900年，中国发生“庚子国变”，极大冲击了全社会人们的心理。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模仿西法（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修建铁路、兴办实业、进行地方自治等），从此拉开中国社会改革的序幕，这些行动迅速演变为中国进行改革维新的时代潮流。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人们思想活跃，新闻出版业也十分繁荣。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杂志《新小说》，并提出主张“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由此开始中国新小说繁荣的时代。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就是在该时代背景中出现的批判时政之作。
由于《官场现形记》出版后十分畅销，因而导致许多民间书商纷纷将其翻售。后来，书商被作者李伯元告上公堂，此案件曾在《中外日报》上刊载。1904年9月2日前后，李伯元正式开始诉讼《官场现形记》的反盗版案件。在此过程中，朝日洋行因出售翻刻本被责令停售，洋行书商席粹甫被租界会审公堂传讯。1904年11月15日和11月21日，翻刻《官场现形记》的书庄知新社老板弼本氏和经理席粹甫在《中外日报》上反击李伯元。11月21日，《中外日报》发布告白，支援李伯元。1904年11月22日，李伯元同时在《新闻报》、《时报》和《中外日报》上公布诉讼结果：李伯元胜诉，宪判席粹甫先枷三天。李伯元去世后，《官场现形记》再遭盗版，其好友孙菊仙通过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官员的帮助，为李伯元解决了版权纠纷。
陕西同州府朝邑县赵温中举后捐官，他的朋友钱典史在捐官后被派往江西省。江西的代理巡抚何某绰号“荷包”，他的三弟绰号“三荷包”。“荷包”一生爱财，两人因瓜分赃款不均而产生矛盾，由此抖落出许多为了钱财出卖官职和爵位的旧账。“三荷包”则使用卖官所得的钱财，购买了山东胶州知州的官职。“三荷包”到任后，他想尽各种办法奉承山东巡抚。
洋人劝巡抚做生意，这时，候补的州府长官陶子尧立即向巡抚摆谈“整顿商务”的事情。于是，陶子尧被巡抚派往上海市购买机器。陶子尧到了上海市后，遭遇了骗子和烟花女子的捉弄，使自己十分狼狈。最终，幸运的陶子尧因获得山东省试用知府属官周因的帮助而脱离险境。周因获得陶子尧的道谢礼物后，便前往浙江省协助旧日好友浙江巡抚刘中丞办理洋务，期间与文案人员戴大理尔虞我诈。
上司委派胡统领带着周因等人前往严州一带捉拿土匪，官兵们不但不与土匪作战，反而打扰民众，最后每位官兵竟然全部领功受赏。御史上奏章揭发了刘中丞的罪状，于是上级委派两名钦差前往浙江巡查。副钦差傅理堂代理了浙江巡抚，虽然他的外在十分廉洁，背地里却参与卖官赚钱的勾当。
浙江粮道贾筱芝花费六千两银子购买了一个密保的官职，于是升官担任河南省的按察使。贾筱芝的大儿子贾润孙趁着黄河水灾，不仅担任了何工总办，还赚取了十万两银子。于是，贾润孙进入京城谋取官职，因此结识了钱席掌柜黄胖姑、宗室博四爷、书铺掌柜黑白果、做古董生意的刘厚守及试用知府时彼仁。同时，贾润孙还通过太监黑大叔和大学士华中堂等高官谋求官职，却因有人阻止而未能成功入职。
时筱仁与广西提督舒军门、户部王博高、军机徐中堂和江南记名道员余小观等人来往。余小观在南京市候职期间，结识了牙理局的总办余臣、学堂总办孙国英和南京统带防管统领羊紫辰等人，并与他们一起赌博和玩弄烟花女子。羊统领十分好色，他家共有八位姨太太。一位名叫冒得官的船哨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便将他的亲生女儿送给羊统领做第九位姨太太。
身为旗人的湖广总督湍多欢拥有十位姨太太，被称为“总督衙门十美图”。一位属员为了获得官职，便从上海市购买了两位美丽女子送给湍制台。于是，十二位姨太太被湖北人称为“十二金钗”。其中，备受湍制台宠爱的九姨太和十二姨太通过干预卖官获取钱财，经常惹祸的唐二乱子则依靠十二姨太的帮助成为了银元局总办。
湍制台奉旨进京代理直隶总督，湖北巡抚贾世文则担任湖广制台。贾制台表面自夸具备绘画梅花和写字两种绝技，但他实际上根本不擅长，一些不明真相的下属便借这两件事讨好他。贾制台发布政令的时间不固定，生活作息也没有节制。候补知县卫、承宣布政使噶扎腾额和远方表弟萧秃子等官员先后巴结贾制台，并引出许多乱子。
北京派遣代理户部尚书童子良前往湖北清查财政，童钦差十分讨厌洋人，包括带“洋”字的洋烟鸦片及银元等。童钦差离开京城后，竟然在路上捞到了一百万两银子。
安徽候补知府刁迈彭因获得童钦差赏识而被引荐到京城，并谋得“特旨道”一职，被安徽人称为“二抚台”。之后，刁迈彭又代理了芜湖关道一职。刁迈彭上任后，因干涉外路绅张守财的家事而赚取了几十万两银子。后来，刁迈彭奉旨出使外洋。除刁迈彭外，还有许多人与洋人来往。
江南总督文明热衷维新，对洋人十分奉承，却对下属傲慢又暴烈。六合县知县梅仁因讨好洋人而获得了文制台的赞赏；枪炮工厂的总办傅博万因去过外国，回国后又到处炫耀，也深受文制台的赏识。至此，清末官员的不良作风已经严重到无法整顿的地步。
《官场现形记》主要批判了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及堕落、封建政治传统的官治恶习、理学思想的扭曲和误用、新旧文化导致的社会矛盾及西方文化的冲击。除此之外，《官场现形记》还描述了西方文化的益处。
晚清时期的传统社会面临权威支柱逐渐瓦解的境况，政府官员不仅生活腐败、思想道德也开始堕落。一些守旧派仍然坚持传统思想，勉强支撑即将衰落的国家，这样更加体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吏治腐败及官员滥权等弊端。一直以来，历代贪官都有令群众敬畏的“官威”。于是，下级官员或仆人经常带着丑恶的嘴脸，通过巴结官员来“狐假虎威”地欺压百姓。比如，在小说的第三回至第四回，一位知府的门房经常巴结知府的小官，并与典史类官员以“兄弟”相称。有时门房还会欺负在知府唱戏的掌班，如果掌班不能唱好戏，门房就会把掌班送到县里打板子。除了威权统治和阶级制度的欺压外，如果传统的优秀思想被滥用，也会导致社会乱象。比如，在小说的第二十二回里，刚上任的新官贾筱芝通过与其母亲在路途上的多次“演戏”来获得贾筱芝“孝子”的名声，这就滥用了传统社会的孝道主义。
由于中国的封建传统思想对古代官民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致使理学思想被扭曲和误用。比如，在《官场现形记》第六回里，山东抚院表面清廉，私下却贪污受贿，是一位圆滑世故、表里不一的贪官。这一回提示读者清末的优秀思想已被改变，随之而来的是“非正途”的处世行为成为当时渴望成功的官员的“必经之路”。
在封建政体和传统社会濒临瓦解的晚清时期，新时代的文化和思想不断涌现，冲击着人们固守不变的旧文化和旧思想，促使很多人面临不愿旧文化消失又期待新文化出现的冲突与矛盾。在《官场现形记》里，一些官员为了继续保持富裕的状态而反对和阻止维新运动；另一些官员则为了升官发财而支持维新运动，并假冒维新的名头做出钻营和欺骗的可耻行为。新旧文化的出现，不仅混淆了清末社会人们的尊卑观念，也模糊了人们的阶级意识。在《官场现形记》的第一回、第二回、第四回和第五回里，有些仆人居然以下犯上。比如，有的为了赏钱与主人吵架；有的为了金钱欺骗主人；有的公开轻视和批评主人；还有的甚至敲诈主人的钱财。
晚清时期，西方文化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官怕洋人”和“民恨在教”成为当时的特殊现象。在《官场现形记》的第七回，清代官员连夜与下属设宴款待洋人，他们在整个服务过程中表现得小心谨慎、毕恭毕敬。在小说第五十回里，一些教堂教民依靠洋人的势力到处欺压百姓，与百姓产生了激烈的仇恨与冲突。
《官场现形记》是一部通俗的社会小说。小说不仅多角度反映了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中原地区及中国旧社会捐官时期黑暗、腐败及堕落的现状，表达了当时社会反省及责己的态度，还引起了全社会人们的关注和反思，堪称社会改革的先声。比如，小说中一位举人出身的教书者传递给学生“读书能做官，做官能赚钱”的读书观点，而有些人则通过用钱买官走上仕途。
西方文化在带给官民弊端的同时，也改变了一些不良的官场文化。比如，在《官场现形记》的第八回，负责军装机器的买办通过与洋人的交易往来，逐渐改掉了只做表面文章、做事得过且过的不良习惯，养成了做事诚信守时、行动直率、重视合同及精确处事的优秀习惯。
《官场现形记》相比另外三部晚清谴责小说，语言更加犀利，也更加聚焦于官场。整部作品都是为了展现清末官场的全貌，通过描写一些细节部分，表现了“为写官场而写官场”的特点。除此之外，《官场现形记》还具有很多其他鲜明的艺术特征。
《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由一系列独立的以“官场”为主题的中短篇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作者对小说的写法主要来源于《中国古典小说最经典：儒林外史》。在小说中，有的故事具有真实性，并非完全虚构。比如，某一回或者几回里有两个主要人物甲和乙，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故事中又出现了丙和丁，于是丙和丁变成了主角，甲和乙却不再出现。所以，小说的一大特点是无中心人物，被称为“故事不离题，跑人跑不停”。
作者对《官场现形记》的所有人物都一视同仁，里面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比如大官或小官、官员或仆人、跟班或百姓及男人或女人。无论作者对人物的看法是嘲讽、理解还是批判，其描写态度始终保持一致。在小说中，不仅官员的职位等级各不相同，比如知县、司、承宣布政使、巡抚和军机处的中堂，就连官员的计谋、策略、胸怀、韬略、风度、举止、对话和神态也大相径庭。这种写作情况在后来100年的中国小说中十分罕见，直到21世纪初，《第七天》和《炸裂志》等小说才再次出现李伯元式的“无差别批判”小说的人物写法。
《官场现形记》运用了现实主义风格的表现手法，实录性是该风格最重要的特点，也是该小说风靡社会最重要的原因。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真人真事，作者对其中的人物都进行了改名换姓式的改编。
《官场现形记》开创了中原地区讽刺文学的辉煌，其语言轻松。由于小说是在报上连载的，所以内容具有讽刺性、通俗性和商业性的特点。《官场现形记》的讽刺手法顺应了时代主题的要求，其目的是为了唤醒民众，使民众对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一清二楚。由于小说将讽刺手法应用到每一个部分，从而凸显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使人物形象饱满生动。
《官场现形记》对人物进行了最无情、直接的犀利嘲讽，小说夸大了矛盾冲突，形成闹剧式的讽刺效果。《官场现形记》只有官与民两大角色。民作为其中的代表，俯视整个官场，并谴责所有官员。这种态度和视角是小说风靡一时的主要原因。
小说为了增强讽刺效果，使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小说通过描述一个又一个笑点和一个包袱又一个包袱，使情节生动，并产生不断迭起的高潮，带给读者真实的视觉效果和明显的喜剧效果。同时，小说给所有出场人物都取了一个滑稽的绰号，使被贬低的人物成为读者直接取乐的工具。
作者采用“群体攻击”的批判手法，使小说的描述并未停留在某一个具体人物或者事情上，而是彻底清算整个官场。小说批判的人物众多，“既有文官，也有武官；既有汉族官僚，也有满族官僚；既有执政官员，也有监察官员；既有正途出身，也有捐官出身；既有世家子弟，也有乡井市侩”，这些人物展现出了官场的各种丑恶嘴脸。这些人物看似零散，实则盘根错节、关系密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官场体系。《官场现形记》叙述完一位人物的荒诞故事后，立刻转到下一位人物。一个情节结束之后，该情节中的人物几乎不再出现。小说只讲可笑之处，并不反思原因，表现出广而浅的批判特点。
《官场现形记》的重点在于作者对人物采用了同中有异的描写手法。作者塑造了中原地区十一个省内各个品级或文或武的官员，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贪污受贿罪方式。小说的主线是所有官员均具有追求金钱的共同本质，这样的结构填补了读者因情节相似而引起的阅读疲劳，更好地展示出不同章节的侧重点和小说人物不同的个性。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名字不仅是一个称谓，更具有描摹人物、突出主旨的作用。《官场现形记》中使用了大量的谐音命名法，且多为贬义，体现了强烈的斥责用意。这些谐音人名不仅表现了作者对他们强烈的抨击和不满，体现了作者渴望改变社会现状的社会责任感，也象征着人物的性格、外貌和命运等。例如，魏翩仞——为骗人；湍多欢——图多欢；赵温——遭瘟；陶子尧——逃之夭和梅仁——媚洋人等。
《官场现形记》不仅面向整个市民阶层，具备有效反馈读者信息的特点，还揭露了平常百姓未知的事情，使读者感到震撼和深思，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因此，《官场现形记》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官场现形记》以当时的现实生活为写作素材，成为近代文学史的一个重大发展，被称为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官场现形记》出版后，社会上陆续出现以“现形记”和“官场现形记”为书名的创作之风。在“现形记”方面，有《学生现形记》、《家庭现形记》和《和尚现形记》等十多部同名小说。这些小说采用讥讽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了晚清社会的市井生活和世态人情，对于晚清历史的研究具有认识价值；在“官场现形记”方面，社会上出现了《后官场现形记》和《新官场现形记》。根据诸家书目记载，与《新官场现形记》同名的就有四部，分别为心冷血热人及不题撰人的两部；杭州老耘撰写、南武野蛮续编的一部；咏秋樵子撰写的一部。除此之外，还有延陵隐叟撰写的《特别新官场现形记》。
1903年5月，李伯元开始在其主办的《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官场现形记》，从此连载小说作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小报上扎根。《官场现形记》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产物，它观察并启迪“浅人社会”。小说深入中下层社会，号召普通市民关注中国的政治局势，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小说的出版不仅标志着新型通俗社会小说的诞生，为中国制度史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还引起了全社会人们的关注和反思，堪称社会改革的先声。
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鲁迅：“将《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相比，可以说是各有所长。但从广度和深度来看，还是李伯元冠其首。因为他本身的经历，决定了他充满爱国情的反骨。这部作品虽然反映社会现实，但是太过于急功近利，牺牲了一些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规律和价值，限制了小说能够达到的艺术高度。”
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它所写的是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当时是这种制度最腐败、最堕落的时候。这部书从头到尾充满诅咒官场的话，这是当时的一种趋势。谴责小说虽有浅薄、显露和溢恶等种种短处，然而他们却能表示当日社会反省和责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社会改革的先声。”
中国现代文学家、剧作家、批评家、编译家阿英：“《官场现形记》一书虽有许多缺点，但是足够使读者了解晚清的政治以及社会腐败的程度。书中不仅描写了侵略者如何侮辱中国，中国官员又如何逢迎洋人，也表达了造成官吏贪污和人民受害的原因。”
中国现代文学家、社会活动家郑振铎：“《官场现形记》和《儒林外史》一样，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矛盾与黑暗现象，另一方面又拥护封建道德。书中表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人民的生活，描写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以及老百姓如何反抗洋人，说明了真正反抗帝国主义的是老百姓。”
20集电视连续剧《官场现形记》根据清末小说家李伯元的原著小说《官场现形记》改编，于1996年上映。该电视剧由侯克明执导，黄海芹担任编剧，孙敏和牛犇联合主演。电视剧选用了100多名演员参演，是一部讽刺性黑色喜剧。剧情通过一对主仆关系的演变，来揭露封建社会官场的腐败和丑恶。